故事传播实验的报告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说明
2004年3月14日下午，实验人在4名助手的帮助下，设计实施了一次故事传播（系列再现）的实验，被试38人。为了确保实验不为被试的自觉意识所干扰，实验之前，被试对实验内容和实验目的是毫不知情的。
本文初稿完成以后，实验人将初稿交由所有被试进行评点，目的在于检测本文所提出的诸项推论与被试的真实状态是否有明显出入，借以调整本文的实验分析及推论。因此可以说，本文是一次互动式写作的结果。
以下简单解释本文涉及的两种研究方法，“模型实验”和“合情推理”：
1，实验方法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根据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可将实验方法分成自然观察、实验观察和模型实验观察三种。我们通常所说的田野考察，即是自然观察，这是发生于自然状态下的、不干预自然的一种观察方法。而实验人所进行的，则是“模型实验观察”，也即通过对模拟原型的实验观察来间接研究原型的性质和特点。
“模型化原则是科学认识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没有模型，人们就很难对复杂的客体进行有效的研究。模型实验的功能是首先将对象在思维中简化，然后将实验的实际行为回推到对象中去。人们只要把握了模型，就能根据它和原型的类似来认识原型。模型化有效地将自然状态下的对象转为人工条件下的对象。”（注：刘大椿：《科学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科学实验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化、纯化、以至强化自然过程，以便在人工条件下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规律性，因而科学实验多数都是非自然状态的。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通过人为地干预、控制所研究的对象，能够在有意识地变革自然中，更好地屏蔽干扰，突出地把握自然的某一方面的特质；而通过有效地变换模型，我们又可以能动地让实验更好地呈现出另一方面的特质。实验观察比自然观察更有利于发挥人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揭示隐藏的自然奥秘，它大大扩展了人类经验研究的可能性。
2，科学推理主要区分为论证推理与合情推理。论证推理是必然推理，它为严格的逻辑规则所限制，它本身不允许任何不确定的东西；合情推理则是一种或然推理，“它的标准是不固定的，而且也不可能像论证推理那样确定，以至毫无例外地得到大家的承认。合情推理实际上是由一些猜想所构成的。”（注：刘大椿：《科学哲学》，第241页。）
钟敬文先生所反复强调的“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诸如分类法、分析及综合的方法、比较方法、统计方法、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等等，（注：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28页。）本质上都是合情推理。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首先经过合情推理而获得的。
本文的实验分析即是一种合情推理，它是实验观察基础上做出的统计与心理分析。它们不是必然性的科学论断，而是一种或然性的、有意义的猜想，这些猜想提供给大家的，只是一个讨论平台。
实验：故事的口头、单线传播
一，实验目的：
1，探讨群体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对故事传播的影响。
2，探讨故事传播过程中特定情节的省略与加强。
3，探讨故事传播中的有规则变异与无规则变异特征。
二，实验假设与实验设计：
1，假设故事的共同知识可能在传播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共同知识和一些非共同知识，以观其变异特征。
2，假设通过“合理化”变异，故事内部的人物和细节设置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趋于模式化。因而必须在故事中埋入一些“不合理”的人物和细节设置，以观其模式化趋势。
3，假设被试的性别和知识结构差异会影响故事的传播方式与变异特征。因而实验将按不同性别和不同知识结构区分小组。
三，实验对象（被试）：
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共38人，平均年龄21岁。
每一被试的编号为：“组别＋序号”。
四，实验规则：
1，被试共分为四组，男生一组8人（B组），广府地区女生一组9人（G组），其它地区女生21人任意分为两组（E组、F组）。
2，每组第一个被试将一起听读三个小故事，然后回到各组，开始一对一地进行传播。
3，每位被试听完之后，给3-5分钟温习、重构这三个故事，在接受者温习期间，讲述者不得离开，并要随时回答接受者可能提出的疑问。当讲述者被允许离开后，要把“自己讲述”的故事如实笔录下来。接受者则转变为下一轮的讲述者，把故事转述给下一个被试。讲述者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讲述，但不能离开源故事另讲一个与源故事无关的故事。（注：F6评点：“在实验过程中，上家先是给下家讲述一遍，再把它写到纸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故事已被改装过了。在口述的时候，思维还有点乱，要整理一下才能把故事讲清楚，所以枝枝节节，与故事无关的内容也都会说出来，这对下家记住故事是有影响的。而当用笔写的时候，就会试着把线索理顺一点，而且大家都是中文系，在描写上会更加用心。这个过程中，其实对自己刚讲过的故事也只记住了大致的内容，然后对之进行丰富，所以，写出来的故事与说给人家听的故事是有出入的。我觉得这种实验，最好还是能用录音，这样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一点。”）
4，每位被试要写清姓名、性别、籍贯、故事上家姓名及下家姓名。
五，实验文本（源故事）：
源故事1：容庚先生的口误
这故事是我听邓铣堂（注：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正式发表时，此处用化名（实验时使用了真名）。）老师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长康生来中大，想会见陈寅恪，陈先生托病不见，他就只好提出会见容庚。康生听说容庚收藏了很多文物，就想去他家看看，看着看着，两人就一件文物的真伪问题吵了起来，最后是康生理亏。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后来他们就去了，每到一个地方，容先生都先找到当地宣传部门，客气地说明“是康生同志叫我们到贵党部来报到”。有一次谈完了正事，一个地方官员把他们送出来时，悄悄地对邓铣堂老师说：“刚才这位姓容的老同志把我们称为‘党部’，这是国民党的叫法，我们共产党叫‘宣传部’，要不是你们是康生同志介绍的，这个麻烦就大了。”
后来邓老师把这事告诉容先生，容先生吓坏了。于是他们商定，以后洽谈都让学生出面，容先生不说话。后来又到了另一个省，是同学出面进行洽谈的，一切顺利，最后快出门的时候，一位地方官员对着容先生说：“请问这位老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容先生一下紧张起来，马上站了起来，使劲摆手，说：“没事没事，我到贵党部报个到就行了。”
源故事2：伟哥的功力
有个男人看报纸上说伟哥很好用，就想买一些来试试。那天他正在煮面条，想起要吃一粒伟哥等老婆下班。他刚把伟哥倒出来，就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他走到客厅，刚给老婆把门打开，就听到厨房“嘭”的一声，把他和老婆吓了一大跳，两个人走进厨房一看，只见锅盖被掀翻在地，锅里的面条，一根一根，全都直挺挺地竖起来了。
源故事3：舞蹈学院的练功房
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注：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麻烦，正式发表时，此处用化名（实验时使用了真名）。）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有一段时间，谁都不敢去二号楼的练功房，说那里有鬼。后来来了一批新生，有一个女生比较大胆，发誓要揭开这个秘密。那天晚上，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眼睛都不敢闭一下，为了解乏，她就打开音乐，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把同学们叫来，得意地说：“二号楼里哪里有什么鬼呀？我昨天晚上对着大镜子跳了一晚上的天鹅湖，什么事也没有。”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说：“听说二号楼的电线早就被电工师傅剪掉了，哪里能亮灯呢？”这个女同学不信，带着大家去看，大家打开门，那个女生刚一走进去，就大叫一声：“镜子呢？”原来练功房里根本就没有镜子。
分析：故事传播中的变异特点
推论一，共同知识是故事传承中最稳定的因素。
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理想假定，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推理的逻辑起点。“如果某一信息是所有参与人都知道的，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如果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这一信息，且如此这般直至无穷，那么这一信息便称为共同知识。”（注：［美］艾里克·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王晖、白金辉、吴任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3年，第45页。）但在现实的博弈中，我们设定的共同知识却往往存在盲点。我们把这种非完全状态的共同知识称作“准共同知识”，也即只有极少数人不知道，但别人却以为他们都知道的一种知识。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在源故事1的传播中，作为准共同知识的“容庚”与“陈寅恪”（注：F2在实验中这样介绍容庚：“就是我们系搞古代汉语的那个容庚，谭步云老师的课上经常提到他的。”古代汉语是中文系必修课，因而容庚是中文系学生的共同知识。陈寅恪则更是中山大学师生的共同知识。但总是会有个别学生游离于这些共同知识之外。）在故事的传描中被保持得最为完整。尽管他们在一些中间环节上分别被误作“龙耕”(F1)、“容耕”(F3)、“陈银雀”(G3)，或只被称为“中文系一名颇有名气的古文字学教授”(B1)，但丝毫不影响其它被试对此二人的正确再现。陈寅恪本来是故事中最不重要的角色，但这个名字是被试的准共同知识，因而被顽强地传承着。（注：G9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广东籍学生，知识结构与G组其它学生有所差异，没有角色担当的“陈寅恪”在她这里迅速变异为“李仁教授”。）
与共同知识的稳定性相对，非共同知识的专有名词则很可能在传承中被消解。比如康生，此人从未担任过中宣部长，源故事1故意设置了这出错误，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纠正，说明这一年龄段的被试对于康生不甚了解。同样，邓铣堂虽是中山大学原文学院长、广东文化名人，但已多年不参与本科教学，许多外地学生对他并不了解。因此，作为非共同知识的“康生”和“邓铣堂”，就逐渐在传承过程中被消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G组是广府地区的女生，对本地区文化名人的知闻比其它地区的被试要多一些，“邓铣堂”对于G组被试来说也是一种准共同知识，因而邓铣堂的名字在这一组被保持得最为完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承者之间相近的知识背景有利于故事传播的稳定。（注：G9评点：“这段话我是认同的。我的知识背景与组员不同，对所听故事中的人物毫不了解，没有必要重现他们。另一方面，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故事的真实感大大减少，这或许亦是我改动的动机之一，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感觉，跟虚构的任一名字‘张生’什么的有何区别呢？”）
表1：故事1人物名称在传播中的变异
注释：(11)在G组，邓铣堂作为传话人的角色，早在G5就已被消解，“邓铣堂”这一名称是通过故事入话的方式被传承的，即：“这是关于邓铣堂的老师容庚先生的故事。”(G8)
传统民间文学理论认为，“通称的”人物名称也是相对稳定的传承因子，但是实验一没能验证这一点。如F4给故事3的女主角取了个名字，“有一位女生叫陈丹，外号陈大胆”。“陈大胆”虽然是个通称的姓名，但是只传承了五个环节，终于在F9处被消解。E8给故事2的男主角取了个名字“某村王二”，虽说这也是一个“通称的”人物姓名，但这个名字比之“大胆”更不具备故事功能，因而很快在E9处就被消解了。所以说，像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样的名字可能在某一地区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它们不会在特定故事的传播中得到稳定的保持。
推论二，共同知识是保持相关情节稳定和结构稳定的基础。
在三个故事的传承过程中，故事1变异最大，另两个故事的变异相对稳定得多。
源故事1的展开，基于这样两个知识点：一是“党部”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及错误发生的严重性；二是康生的政治地位。但这两个知识点却不是这一年龄段被试的共同知识。F1完全无法理解“党部”这一词汇的政治含义与错误严重性，所以她无法把握源故事1的情节关键及其意味，在她的复述中，关键性细节很快就变异成这样：“康生听着听着，觉得怎么听怎么别扭，后来，他终于发现哪里听着别扭了，于是，他站起来对与会的人说：‘龙耕先生说的党是国民党，我们共产党应该叫宣传部嘛！’”这个变异后的细节让人无法理解，于是，故事1在F组很快裂成碎片，失去了源故事富有意味的细节，也打散了情节的结构。（注：g3评点：“第一个故事是政治笑话，女生对政治笑话敏感度相对低一点。”G5（香港学生）评点：“我完全不知道‘党部’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及错误的严重性。我以为容庚说‘党部’只是他一时的口误，而不了解其严重性。另外，我更不知道这故事的有趣的地方在于容庚不断地错误讲述‘党部’这两个字。所以，我以为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介绍中大教授的轶事，……看了这个报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个笑话！开始听讲述者讲的时候，我觉得挺乏味的。”）
在故事1保持最为完整的G组，尽管被试能够意识到“党部”的提法是一种政治错误，但她们却不能理解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这一知识的缺失同样导致了情节的变异和淡而无味，如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在这里，“党部”这一严重政治错误所引起的只是受接待的态度的差异，由此折射的是现代青年对于这一口误的错误性质认识的不足。源故事的喜剧效果因此消失殆尽。
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理解的差异，将导致情节的变异，这在B组体现得最为明显。B4对口误的错误性质的理解比较准确：“那位负责人却有点愤怒地说：‘党部那是国民党时期的叫法，现在新中国新社会应该改叫宣传部了。’容庚听了有点害怕，忐忑不安地记住。但再有一次，容庚又到一个地方考古，又再受到当地宣传部的热情接待，他又一次说道：‘谢谢你们党部的热情接待。’听者噩然。”在这里，故事1的中心情节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而下一位被试B5对口误的理解却是轻描淡写的：“以后容老有机会见到了康生，容老很高兴地对康生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康生皱了皱眉说：‘嗯，党部这词不正确哦，现在是新社会了，党部是国民党的用法。’容老没说什么。以后，容老又有机会见了一些领导，但容老还是说：‘谢谢党部对我的关心。’没有改用其它称谓。”在这里，“党部”是个可随个人意愿决定是否改正的称呼，而不是严重的政治失误，这一情节的政治意味在B6处再度减弱，淡到没有了情节特征。于是，从B7开始，这一关键性的细节彻底消失。
源故事2的展开，是基于对伟哥功能的了解。而伟哥的名称及其功能正是被试的共同知识。许多被试都在讲述中对“伟哥”作了心照不宣的阐释。
B7：有一个男人看见电视上的伟哥广告非常好奇。
G2：伟哥推出市面之后，大受欢迎。
G9：前段时间，伟哥（性药）流行得很厉害。
E1：一男人看了伟哥的宣传，十分动心。
F4：众所周知，伟哥是一种壮阳药，是很多男人的福音。
可见，媒体的宣传已经使伟哥及其功能成为一种共同知识。基于这一共同知识，与“伟哥”功能相关的情节与结构也得到稳定。
源故事3的展开，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如果练功房的镜子或电源确实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也就证明了制造幻觉的鬼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对于大三的学生来说，显然也是一种共同知识。另外，“镜子之类是鬼故事惯用的道具，所以当听说第三个故事是个‘鬼故事’时，大家都会牢牢记住‘镜子’、‘电源’这样的因素。”（注：F10评点语。）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共同知识，保证了源故事3在传承中情节、结构的稳定。（注：F6评点：“这与故事1中的人物较多，情节较曲折是有关系的。故事2是个笑话，故事3是个鬼故事，这两种类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其模式已很了解，而且这两个故事涉及的人物少，情节也较为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比较有趣，所以记得比较清楚。而故事1的妙处我们无法领会，只觉得故事情节有点复杂，要记消楚就比较困难。这与民间文学的流传是很相似的。那些有固定模式的，人物较少的，情节吸引人的故事经常被口头传播，成为流行。而那些有关某某学者的趣闻逸事则是被一些文人记住，用笔写下来。”）
由此可见，情节与结构的稳定必须以相关的共同知识为基础，反之，知识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特定知识背景下的故事冲突的遗失。（注：F11评点：“从共同知识的作用也可解释为什么民间故事都采用大众化平常之语言，以日常近事入事了。象故事1般重细节（如党部）的叙事是很难成为广为流传的故事的，而细节的缺失就为民间故事的不断演生提供了空间。”）
推论三，故事边缘的、静态的共同知识具有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
在源故事3中，“李镪的爱人”一句是静态的故事插入语，属于超文本层次，本身并不是情节内容。但由于李镪是中文系学生非常熟悉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的爱人是广东著名的青年舞蹈家，这在被试中是一个共同知识。于是，“李镪的爱人”在G组和F组的传承中都表现了被卷入情节漩涡的倾向。下面以G组为例来说明。
源故事3：这是发生在广州舞蹈学校的一件怪事，就是李镪老师的爱人所在那个学校的事。
G1：这是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所在的广州舞蹈学院的真人真事。
G2：故事发生在李镪老师爱人工作地方，舞蹈学院，是李镪讲给施爱东听的。
G3：李镪老师的爱人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4：李镪老师的老婆开了一间舞蹈学院。
G5：中大教师李镪的妻子是一位舞蹈教师。李镪的妻子经常在一间舞蹈室教学生跳舞。……第二天，那个学生把整夜发生的东西向李镪的妻子报道，李镪的妻子嚇得冷汗直冒，颤抖着双唇说：……
G6：李镪老师的老婆，你都知道又漂亮又年轻，是个舞蹈演员。李镪老婆工作的地方有一间练舞室经常闹鬼故。他老婆有一个学生不相信，……第二天告诉李镪老师的老婆，这练舞室很正常，根本都无鬼。李镪老师的老婆就很惊奇：……
（G6之后的被试基本沿袭了G6的讲述，从略）
很显然，“李镪的爱人”从故事边缘的静止状态逐渐被卷入了情节漩涡，变成一个动态的故事角色。
一般来说，共同知识往往是知识共享者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话题，传承者具有把兴趣点突出和放大的倾向。心理学家认为，“有时突出是通过将事实上静止的物体说成活动的物体而实现的。因此，在地铁场景的画面中，显然是停在一个地铁站的火车，却常常被描述成开动的火车。这种突出当前的动态并把静止目标描述成动态形式，是一条众所周知吸引人注意力法则的例子。……运动的物体有潜在的危险性、希望性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重要时刻。……描述成动态的物体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因而容易保留下来并传播下去。”（注：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赋予人物以动态的特征，也即赋予了人物以角色的功能。在源故事中，李镪的爱人是叙述中的人物，却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不具有角色的功能，她被逐渐卷入情节漩涡的过程，也是不断加大她的角色功能的过程。所以说，传播者所关心和感兴趣的人物，其角色功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
推论四，人物的设置趋向于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对立模式。
故事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在故事中，人物的设置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角色功能：也即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能够构成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越强，人物的角色功能也就越突出。在实验中我们看到，不能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人物，比较容易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撤并。
在源故事1中具有这样一些构成矛盾冲突的人物对：求见者（康生）／拒见者（陈寅恪）；文物鉴定者（康生）／文物收藏者（容庚）；授信者（康生）／持信者（容庚）；犯错者（容庚）／识错者（地方官员），这些人物对在四个小组的故事传播中都比较稳定。所不同的是邓铣堂这一角色，邓在源故事1中担当了介于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传话角色，不具备与其它人物构成直接矛盾冲突的功能，因而在全部四个小组的传播过程中，这一传话者的角色都被消解了，情节转换成了犯错者与识错者之间的直接冲突，而不是通过传话人这样一个角色来制造间接冲突：
G8：容先生来到博物馆时，他不想一开始就动用这层关系，所以就说：“我是党部的人。”奇怪！怎料无人理他，迫于无奈，他只有拿出康生的介绍信。博物馆的人一看见这份介绍信，态度完全变好了，并说：“为什么不一早拿出来呢？我们以为你是国民党的人。”
E8：下一次容老逛古董店时，也真的出示领导的条子给店员，于是店员问容老：“您是哪个单位的啊？”容老一听傻了，原来他是国民党党部的人，现在时局变了，该怎么说呢？他含糊应了一句：“我党部！”店员就马上纠正：“哦，不应该再说‘党部’了，应该说‘宣传部’！”容老向来性子直，自己不是宣传部竟被说成宣传部，不理！以后逛古董店时，无论人家问什么，他只回答：“我党部！”
邓迪斯在针对结构主义的评述中说到，不仅神话是由组成对立和企图消除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且所有的民间传说形式都是这样组成的，“丹麦民俗学者埃克赛尔·奥尔瑞克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所著的一篇题为《对比的法则》的文章中明确地把民俗学类型中相对立的重要概念作为他的史诗定律。这一论点说明对立的形式在谜语结构和谚语结构中与在神话结构中将是同等重要的。对立的形式在其它类型中同样显著。”（注：［美］阿伦·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吴绵译。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45页。）正是这种对立，使得故事各要素成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注：列维—斯特劳斯在《对神话作结构的分析》中还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所谓“三项组合”的结构方式，该组合形式没有在实验的文本中得到体现，本文不予讨论。）
推论五，源故事中不合理的细节（注：此处所指的“不合理的细节”主要指生活故事中的不大合符生活逻辑的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将不断寻求合理化。
源故事2中故意设置了一个不太合理的细节：“听到老婆开门的声音，他一紧张，就把伟哥丢到锅里边了。”一紧张就扔锅里，这不是一个合乎常规的动作，所以在故事2的传播中，伟哥如何被扔进锅里的细节成了变异最多的一个细节：
B5：门铃响了，他不小心把瓶子弄翻了，伟哥药片掉到锅里。
B6：因为药装在他口袋里不方便，所以他就放在一边，当他向面里加佐料时，不小心把药倒进面里。（注：B6评点：“B5的讲述是‘一不小心，扔进锅里’，我认为此原因‘不小心’不符合逻辑性，于是就合理化的讲述为错倒进去的。”）
B7：这时老婆回家了，惊慌之下男人将伟哥粉末当成盐倒入锅中。
E2：当时妻子正在煮面，他们就在客厅聊这种药，后来可能搞错了，妻子把这个药放到了面锅里，可能当成糖什么的吧？
E3：妻子煮面条，也变得心不在焉的，就随手拿起那包药，把它当成盐放了进去。
E8：晚饭王二妻做菜时发现调料没有了，看到灶台上恰好有包药粉，以为是王二刚买回来的调味品，就径直将药倒进锅里和菜煮。
E9：最后他决定把药放灶台上，妻子做饭时肯定能看到，但后来，妻子看到了，却误以为是调味料，随手丢进菜里一起煮。
F4：妻子提早下了班，他顿时慌了神，伟哥怎么办？决不能让妻子小丽看见，怎么办？情急之下，把伟哥全部倒进了锅。
F12：他正准备吃药，突然听到背后妻子的声音：“还没吃饭啊？在煮什么呢？”他一个慌张，赶忙把药丢进锅里，“哦，没，没吃什么，在煮面条。”
上述诸例，大家都在试图为“为何扔进锅里”寻求一个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任何一个故事讲述者的讲述，对于他的下家来说，都是一个源故事。源故事中那些不为被试所属社会群体所认可的表现形式，总会在其后的传播中逐渐趋于合理化。
B6是个有较强创作冲动的故事讲述者，三个故事到了他手上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异。他把故事3中不怕鬼的女主角换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韩正亮”，（注：B6评点：“我认为女生是比较胆小的，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书本中都很少出现女性去捉鬼的，因此我把女性改为一个胆大的男性，我觉得这样故事才比较合理。”）这样一改，一个大男人对着镜子舞蹈了一夜的形象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B7迅速对这一不合常理的细节进行了修正：“该君坚信世上无鬼，于是在一间房子里又叫又跳看是否能把鬼引出来，房子里正好放着一面镜子，该君对着镜子跳了一夜。”他把“跳舞”改成了“又叫又跳”，使之更符合男性的行为。
B8把这个大男人的形象勾画得更加男性化：“该男生独自一人潜进了教学楼，进了一间教室坐下。心想我就在这里等，就不信你不出来。等呀等，等到半夜，他耐不住了，妈的这鬼咋地还不出来哩？可能是需要来点什么刺激吧。于是，该男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这该死的鬼你怎么还不出来有本事出来啊老子倒要跟你见识见识！……’就这么喊，可是鬼还是没出来。忽然这男生又看见黑板旁挂着一面镜子，就更加来气了：‘妈的什么鬼你还不山来？老子有了面镜子难道还会怕你？’鬼还是一直没有出现。最后，这男生累了，终于睡着了。”（注：B8评点：“我在传播过程中认为，人物的某些行为应符合他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性格特征，故事才会引人入胜。但在源故事中，人物是没有性格描述的，所以我加了一些情节，使这个人物的某些性格像我的特点。”）
合理化(rationlisation)是一种重复再现的过程，巴特莱特认为“其过程表明了一种需要，实际上每位受过教育的观察者都可感觉到这一需要，即一则故事应当有一个一般的情景。开始时，不存在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呈现的每则故事，必须联结成整体，而且，若有可能，也应当考虑到它的细节必须与其他东西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特殊的，而且可能是孤立的细节，立即被转换成更熟悉的特征。”（注：［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7、112页。）也就是说，被试的接受和再现不会是一种单纯的按原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用自己更熟悉更容易理解和记忆的方式对原始材料进行适当的加工。
推论六，源故事的灵敏初条件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混沌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1963年，气象学家Lorenz的论文《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发风暴？》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指的是某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在运行中引起输出端的巨大差异，正如蝴蝶的扰动能够引发风暴一样。科学家们把这一现象戏称为蝴蝶效应，把引发扰动的初始条件称为“灵敏初条件”。
蝴蝶效应表现在故事的传播中，源故事中任何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都可能成为传播中的灵敏初条件，（注：“初始条件并非系统被构造之初存在的条件。它们经常是一个试验或计算开始时的条件，也可以是研究者兴趣所在的任一时段开始时的条件。所以某人用的初始条件可能是另一人的中间条件乃至最终条件。”（［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刘式达等译，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年，第7页））它们在运动过程中会逐渐被放大，终会导致运动轨道的巨大偏差，以至于这种偏差改变了整个情节和结构。在实验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传播过程对源故事的微弱偏差，导致了巨大的情节差异，最终演变成另一个故事。试以源故事1在B组的变异为例。
源故事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就主动给容庚开了几张介绍信，让容庚带着几个弟子到全国去免费考察各地的文物现状。
B1：康生为了表示自己有气量，随后就给教授开了份介绍信，让教授带着学生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免费考古研究工作。
B2：康生学力不及容庚，自知理亏，但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开了一张介绍信供容庚全国免费考古。
B3：康生对考古是懂一些的，人又自负，所以就想压压容庚，于是他就签了张条子，对容庚说：“凭这张条子你可以免费到全国考古。”
B4：两人谈得很合拍，于是康生临走之前给容庚批了一条考古通行证，凭借那张字条容庚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免费地受到当地负责机关的热情款待。
B5：康生对考古知识有一点了解，所以他和容老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由于康生是在上午到容老家的，聊到中午，两人的肚子叽哩咕噜叫起来。容老亲自下厨杀鸡款待康生，席间，康生说：“容老师，有个问题我不明白，您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容老说：“应该先有鸡。”康生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地。康生临走时写了一张纸条给容老，说以后到各处观光凭这条可以畅行无阻。（注：B5评点：“我加上这些细节主要是想充实故事，同时增强故事的趣味性。”）
B6：容庚先生非常好客，为康生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正吃饭间，容先生让康生发表一下对自己特意做的鸡的看法，康生沉思了一下说：“容先生，你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容先生微微一笑说：“先有鸡吧！”康生那天吃过饭之后决定回北京，为了对容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临走时送给容先生一张写着不知何物的纸条，并说：“容先生，您无论到哪里，只要拿出这张纸条，他们都会款待你的。”
B7：正好容先生夫人不在家，于是容先生便亲自做饭招待。饭桌上康生请教容先生一个问题：“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容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说：“应该先有鸡吧？”康生没有说话，只是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容先生，告诉他今后无论去哪里，凭着这张字条便可免费接受招待。容先生后来果然凭字条到各地都能享受免费招待。
B8：到了容庚家，礼节过后，寒喧几句，看到容庚老婆不在家，康生就先发话了：“听说容老您古文字方面很厉害，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容庚说你就问吧。康生就问：“这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容庚很奇怪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于是想了一会儿就说；“那还用问，肯定是先有鸡啦！”此时，康生很郑重地拿出一张纸条，说：“先生，听了您的话，我深受教导。这样吧，为了感谢您，我送你这个玩意儿，以后您拿着它，走遍全国各地，吃饭都不要您的钱。”康生走后，容庚大喜。果真拿着小纸条跑遍全国，吃喝无阻。日久天长，容庚越发奇怪。终于有一天，容庚又碰到了康生，于是就问：“康生啊你那张纸上写了什么，这么神奇？”此时康生哈哈大笑起来：“先生，我那纸上写的只是蝌蚪文而已。”
在B组的传播过程中，原来围绕“口误”而展开的故事，变成了神奇纸条神奇功能的故事。这种变异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几点推论不同，这种故事变异的混沌状态及其变异的随机方向，是我们实验之前根本无法预料的。
在有关混沌现象的科学实验中，一种变化过程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临界点，也即发生突变的关键性环节。在临界点上，一个微小的扰动可能迅速被放大成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在故事的传播中，每一个传播者同时都可能是一个创作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传播的环节都同时是一个可能临界点。在上述故事的传播中，B5就由可能临界点转化成了实际临界点，他为“神奇纸条”的获得虚构了一个“热情款待”的细节，这一情节迅速被后面的被试演绎成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
事物间的相互依赖性是蝴蝶效应产生的前提之一。由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一个微小细节的改变有可能在因果关系链中不断传送放大，最后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一般来说，事物间的相互依存度越高，发生蝴蝶效应的可能性越大，因为较高的依存度使得一方的误差往往会对其他各方造成连锁反应，进而被逐步扩大，形成难以预测的结局。上述B4在传播中把康生开介绍信的理由由“为了表示大度”改成“谈得很合拍”，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但正是这个小扰动，引发了B5对“合拍”的铺陈，（注：B5评点：“我当时就是想把我上家讲述的故事合理化。”）并改变了整个故事。又比如我们在推论五中提到的案例，源故事3“跳舞”的细节是依赖于“女生”而构筑的，B6只是把女主角换成了一个大男人，但这一改变却引发了故事人物的行为的巨大改变。
混沌现象的不可预知性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线性因素的介入而引发的。以不可预测性为特征的非线性因素的介入，扰乱了原有线性系统内部的正常秩序，事物间可确定的关系被不可确定所替代，使得由初始条件误差引起的一系列后发事件发生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从而产生不可测度的多样性后果。上例B5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一种完全不可预测的非线性干扰，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预知的系统外部信息的一次输入。
进一步推论可以认为：越是封闭的知识圈、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重越大、来自系统外部的信息量越少，故事就越稳定。反之，越是开放的知识群、个体掌握的信息量越大、传播者知识结构中共同知识所占的比例越小，蝴蝶效应的实际临界点就越多，故事也就越不稳定。
推论七，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分组实验的过程，男生B组（8人）只用了大约1小时就结束了，而女生组所花的时间却多得多，G组（9人）相对较快，约1.7小时，F组（12人）与E组（9人）同时结束，约2小时。
在对不同性别传播群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性别差异在故事传插中的不同特征。男性传播者更注重情节发展的内在冲突，不注重细节保持，如B6很随意就把故事2的男主角叫做“温剑明”，把故事3的主角叫做“韩正亮”，这是B6上下两家被试的名字。而女性传播者更注重细节和专用名称的保持，如G7评点说，“为何这个名字（指邓铣堂）在我们组保持得如此地完整呢？因为很多上家在向下家讲故事时，会对出现的人物名称作一简单介绍（例如身份、职位，甚至名字的写法）。”
如表2，专用名词在B组的变异速度相对于女生各组，要迅速得多。
表2：故事3专用名词在传播中的变异
注释：(27)F7评点：“我个人认为此处对故事发展不起作用，所以有意消解之。”
从实验文本看，男性传播者有更强的创作欲望，他们对故事的加工力度要比女性传播者大，（注：E8评点：“我觉得不是女性本身没有创造冲动，而是女性似乎不敢大胆打碎故事本身再重构，不敢的心理压制了原创的欲望。”F12评点：“女生相对比较细心，一般倾向于把故事原貌及细节保留下来，对名称比较敏感，的确会精确地追问一些人名、地名。” ）因而源故事在B组的变异速度也比其它各组要快得多。我们知道，传播者对故事的加工和再创作是引起故事传播蝴蝶效应的主要原因，因而对于男性传播者来说，故事传播过程的混沌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
相反，女性传播者更不倾向于对故事进行再创作，她们更注重对源故事的原貌保持。（注：g1评点：“因为男生往往大大咧咧，在记不住的情况下只有进行新的创造，而女生比较细心，当各种细节塞满头脑的时候，她们也懒得去再创造，如实记录下来就行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比如F2在故事1的讲述中这样说：“这是一个关于‘口误’的故事。但是F1忘记了很多，只记得几个片断，所以我也只有几个片断能告诉你。”F6也说：“这个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许多具体的细节都已经丢失了，因此这个故事是不太完整的。……故事到此中断，不知结局如何。”（注：F6评点：“这是我写的。可能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听话吧。明白这是在做实验，担心加入太多自己的创造会对其他听故事的人造成误导，所以宁可把故事讲得支离破碎也不想加入太多原来没有的东西。男生想把故事讲得生动好玩，而女生则是想按照实验的规则完成任务。……但如果现在不是在做实验，而是只是跟同学在闲聊，那我会对故事进行改造。而男生显然轻松一点，所以出现许多开玩笑的细节。”）但在男生组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故事1自从被B5撕碎开始，一再被随后的传播者加工和修改，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情节。
结语
传统民间文学研究多关注故事传播的自然状态，进行现象分析，但是，对自然状态的现象研究必然存在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
以故事学界备受推崇的历史地理学派为例。当我们在共时的或历时的文本间寻找证据以说明同型故事的传播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基于这样两个前提：一，现有的故事文本都是传播、变异的中间环节；二，所有问型故事都是“同源”（甚至“单线”）演变的结果。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能说明自然状态下的互不相识的不同讲述者之间的每一则口述文本都存在这样一种先后发生的线性传播关系；而且，“同源”本身也不是一则先验的传播“原理”，而只是一项基于部分故事传播现象而作出的合情推论。也就是说，作为逻辑前提的文本间的传播关系以及“同源”理论本身，尚未显示足够有力的证据以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一条“定律”被使用。因此，历史地理学派的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
相对于历史地理学派的臆想前提，实验所产生的传播关系，是一种现实关系，是无须借助理论证明的客观存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合情推论，首先在逻辑前提，也即数据资料及其数据间传播关系的客观性上得到了保证。
实验的方法是一种最基础、最简捷的实证方法，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按我们确实知道的去演进”（注：［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所必须的理论支持。从这点上看，实验方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我们确实知道”的第一桶金。因此可以认为，实验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产生推论；有了推论，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得到了验证，我们就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有了确实知道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据以“演进”。当然，这样的进化路线本身也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实际的理论进化远不是这样简单，它必定是包含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实验的推论，提供了“否定”的对象和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实验分析，讨论故事传播中的变异特征。本文所据实验最大的不足是实验文本和被试数量的不足，另外，被试的知识结构也过于单一。每一种实验误差都有可能干扰推论的正确性，本文在接受被试评点的时候，意见分歧最大的是推论七“不同性别的传播者在故事碎片的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许多女性被试都对这一推论提出质疑，而现有的实验数据却明显地支持了这一推论。推论的正确与否很难在自然状态下求证，比较可行的求证办法是更多实验文本和更多被试基础上的更多的实验。
本文借助了一些心理学理论来分析实验结果，这些分析同样是建立在把这些心理学理论当作“定律”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一旦心理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些理论的错误，本文对实验推论的心理学解析也将随之瓦解。但是，实验数据以及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合情推理、实验方法及其方法论意义却不会因为心理学理论的褪色而丧失其价值。
所以说，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论证一种理论或观点，而是希望能够借助实验，为故事研究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一些可供“否定”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