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蔡元培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间，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1〕。
蔡元培时代是北京大学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期。正如吴玉章所说：“蔡先生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罗致进步人士为北大教授，如我党出色人物李大钊同志及主张白话文、大倡文学革命的胡适等，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作用，一时新思潮勃兴，学术思想为之大变，尤其是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于一般人士、特别是青年脑筋中，使中国苦闷而没有出路的革命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命，获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冲破旧桎梏而创造新文学、新文化的勇气，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就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没。”〔2〕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蔡元培亲自主持校务阶段；二、蔡元培首次居校长之名阶段；三、北京大学动乱阶段；四、蔡元培再次居校长之名阶段。分述于下。
一、蔡元培亲自主持校务阶段（上）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范源廉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3〕。他遂于10月2日离欧归国，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4〕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会。至于教员，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没有高尚娱乐， 大多在校外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 这就是1916年以前北大的腐败校风。
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5〕。
为贯彻这一方针，首先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6〕。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 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蔡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7〕。
除上述数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顾孟余、陈大齐、杨荫庆、钱秣陵、杨昌济等教授，也热心于哲学、英文、德文诸门的改革。理科的夏元瑮、王星拱、秦汾、陈世璋、罗惠侨、钟观光、丁绪贤、李毅士、何尚平、张大椿、何杰等，都是饱学之士。法科方面，虽尚无人讲授比较法之类的课程，但已有马寅初、高一涵、张慰慈、陈启修、黄右昌、郑寿仁、程振钧、王彦祖、黄国聪等专任的教授。他们绝大多数，都年在三十岁左右。其中，胡适、刘文典、刘半农、杨丙辰年仅二十七岁，宋春舫年仅二十六岁，朱家骅年仅二十五岁，最小的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徐宝璜，他既是经济学及新闻学的教授，又是校长室秘书。蔡先生就是以这批学贯中西、品德高洁、朝气蓬勃的英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
蔡先生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8 〕在兼容并包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例如辜鸿铭，留学欧洲多年，辛亥革命后，仍留蓄长辫，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腊语文，于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仍请他讲授《英诗》。又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刘于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蔡先生还不拘一格选拔与培养人才，二十四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和梁同龄的毛泽东，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到北京襄办留法勤工俭学，亟需就业，蔡先生就通知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派毛为图书馆助理员，使毛得以博览北大藏书，“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9〕。
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按约解聘。一个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但有合同为凭，他的无理要求全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Cartwright）等被黜退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亲自到校，要求续聘，亦遭拒绝。
其次是改革北大学制。北大原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先生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法、医、农、工、商等科分别成为独立的大学之新规定，对北大各科做如下的整顿：（一）扩充文、理两科——北大文科原有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现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现增设地质学一门。（二）工科并入北洋大学——今后北大预科毕业生愿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三）商科并入法科——原有商科，仅授普通商业课程，现改为商业学门，移属法科；俟该学门学生毕业，即行停办。（四）法科准备独立——蔡先生原想把法科分出去，与国立北京法专合并，另组一所独立的法科大学，因多人反对未果。直至五四前后，北大仍有文、理、法三科。（五）改组预科——旧北大预科学长异常跋扈，成半独立状态，所设课程，与本科重复。此次彻底改组，取消原来的预科学长，而将预科分别直属于文、理、法三科，由三科学长分管所属的预科，其主要课程，亦由本科教员兼授，使预科与本科的课程紧密地衔接起来。
其次是改革北大的领导体制，初步实行教授治校。蔡先生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在民元教育总长任内手订的《大学令》中，即有“大学设评议会”的规定，但未能切实施行。此次出长北大，重新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学生风纪”等重要事项，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付诸执行。评议会组成人员为：（甲）校长，（乙）各科学长，（丙）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1917年的评议员十九人：蔡元培（校长），陈独秀（文科学长），夏元瑮（理科学长），王建祖（法科学长），温宗禹（工科学长），胡适、章士钊（文本科选出），沈尹默、周思敬（文预科选出），秦汾、俞同奎（理本科选出），张大椿、胡濬济（理预科选出），陶孟和、黄振声（法本科选出），朱锡龄、韩述祖（法预科选出），孙瑞林、陈世璋（工本科选出）。〔10〕评议会对各种议案的审核和讨论，都是实事求是而不讲情面的，一经决议，蔡先生带头服从，绝不以校长权势凌驾于集体决定之上。
1917年12月8日，北大评议会通过《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 规定：各门的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该部本科、预科的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均为会员。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二年。各教授会有讨论、决议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教授法之良否；（乙）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各教授会有参与讨论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乙）本部应用图书及仪器之添置。”〔11〕从这年年底起，各学科教授会先后成立，分别选出马寅初、周家彦、康宝忠、贺之才、何杰等为经济、商业、法律、政治、史学、哲学、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诸学门教授会的主任。
1917年11月16日，北大公布《研究所通则》，随后公布《研究所总章》，规定以各门教员分别组织国文、英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经济九个研究所，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定。本科毕业生、高年级学生以及他校本科毕业生均得为研究员。各研究员自择论题，经审定后，自行研究，由教员指示参考书及研究方法。所得结果，于一年内写出论文，经各该研究所全体教员审核接受者，发给研究所成绩证书。各研究所教员，应提出问题，共同研究，其成果或交《月刊》发表，或另印专书。当时，北大研究所的设备虽尚简陋，但那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大学研究所，具有首创的意义。
《研究所总章》第20条规定：“各研究所合出月刊一种，……定名为《北京大学月刊》。”议定每年1—6月、10—12月，月出一册，暑期中之7、8月停刊，9月出临时增刊一册，共十册， 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总编辑；其“临时增刊”，则由蔡校长主编。该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1月出版， 蔡先生在《发刊词》中阐明编印此刊三要点：“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研究所总章》还提到，教员的研究结果，除发表于《月刊》外，另出专书。蔡先生极力鼓励北大教员多出成果，多写专书。他为许多著作撰写序文，并为作者接洽出版处所。截至1919年初，北大教员所出的书，已有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崔适的《论语足征记》，黄节的《诗学》，钱玄同的《文字学音论》，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陈怀的《清史要略》，黄右昌的《罗马法》，周家彦的《公司条例》等数十种。这些书，有的是北大出版部刊出，有的是商务印书馆、新潮社等处印行。其中，如胡适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徐宝璜所写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等，都是“破天荒”之作，在当时学术界，曾发生颇大的影响。
1917年11月15日，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蔡先生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议决：通过，交北大试办。提案的大意是：学生修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每周授一时，全年为一单位），不拘年限。预科须修满四十单位，其中四分之三为必修科，四分之一为选科，选科由各预科主任指导。本科须修满八十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学生入校时，应择定教授一人为导师。这一选科制，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迅即被全国各大学采用，并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12〕。
蔡先生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除正式学生外，还招收一定数额的旁听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1919年修正旁听生章程规定：“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他们“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志愿书，……审查合格后，应缴纳全年学费[每单位二元]，领取旁听证”。当时京、津以及各省知识青年来北大旁听者甚多，他们利用北大教室及图书馆攻读，并参加北大各种社团活动。除正式旁听生外，还有不少未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教室里面坐满了，他们就在窗下或门口听。这些正式的与“溜”进来的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在学术上、文艺上卓有成就的人才。
蔡先生大力推动各种社团的组设，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为了鼓励研究学问的兴趣，他推动学生组织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数理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雄辩会等；为了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扬自动精神，他推动学生组设消费公社、学生银行、阅书报社、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编印《新潮》、《国民》等杂志；为了提倡正当娱乐，以代替不正当的消遣，他推动学生组织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技击会、健身会、静坐会、西山旅行队等。以校役夜班为例， 1918年4月14日，午后1时，北大全体校役二百三十余人，身着长衣， 胸前带花一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行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蔡先生到会演说，指出夜班对校役的益处：一是有益于现在的工作，二是有益于他种职业的预备。该夜班开设修身、国文、算术、理科四门必修课，并任选英、法、德语及世界语中的一种外国语。校役夜班教员七十余人，全由北大本科学生义务担任。他们不仅认真讲授，还发起募捐，为校役购置课本。
为了砥砺全校师生的道德修养，蔡先生发起组织进德会。他在所撰《旨趣书》中，慨叹当时风气日下，道德沦丧，欲在二千人社会的北大试行挽救。进德会会员定为：（一）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二）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三）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旨趣书》最后指出：加入该会，（一）可以绳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该会于1918年5月28日成立，入会者已有468人，计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按人数比例，分别选出评议员共25人，纠察员共50人。此后校内、外申请入会者续有增加。当时中、外各报刊均有评介，视为有注意的价值。而在北大校内，对大部分师生的风尚，确曾有过良好的影响。
蔡先生以言传身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矫正腐朽的校风。旧北大沿袭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衙门形式，校长、舍监、主任等视校役如奴隶。蔡先生到校后，“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从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旧北大“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官府。蔡先生当即出一布告：“此后学生对于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1917年11月16日起，他又创刊《北京大学日刊》，传布校中各种措施的讯息。学生有建议时，他也把“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13〕蔡先生就是想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其时，有一个因犯规被开除的学生，蔡先生没有抛开不管，而是一直关注这个学生的情况，多次约其到自己的办公室谆谆劝导，在他热情关怀与不倦的教诲下，这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青年，终于被他感化而力求上进。〔14〕这件事曾传诵一时。
蔡先生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要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该杂志迁京后，由陈和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轮流主编。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刘文典、杨昌济、陈大齐、张慰慈、鲁迅等经常撰稿，蔡先生的论文和演说词也常在该杂志发表。他们竭力宣传民主、自由，提倡科学，反对专制，反对尊孔复古，提倡白话文，推行文学革命。随后，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编印《新潮》月刊，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这两个刊物的言论，迅即引起封建统治阶层及守旧势力的记恨，安福系的北京《公言报》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新申报》、《神州日报》等不断刊载攻击北大、诋毁蔡先生和新派教授的文字。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进行干涉，并拟向国会提出弹劾。〔15〕
当时，反对北大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是自称“清室举人”、“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的林琴南。从1919年2月起， 他先后在《新申报》发表《荆生》及《妖梦》两篇文言小说，对蔡先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及北京大学进行影射和辱骂。3月18日， 他又在《公言报》正式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一）“覆孔孟，铲伦常”，（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痛责蔡先生“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蔡先生看到林函的当天，立即撰发《答林琴南君函》，针对林函中指责的两点，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有据、有利、有节，一一详加反驳，并郑重宣告：继续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
蔡先生义正词严的答辩，林琴南于3月24日《再答蔡鹤卿书》中，不得不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餍心遂欲，畅遂无言。”但作为封建文化卫道者，最后，他还是无可奈何地发出“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犬不吠而后已”的几声哀鸣。
经过蔡先生的大力改革，《新青年》、《新潮》等的积极鼓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遍及海内外。北大学生以及全国学生的思想大为解放，民族意识大为增强，爱国热情日益高涨，这就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举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和平会议，和会不仅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决定由日本接管战败的德国原在我山东省全部权益。徐世昌总统府的外交委员会虽决定拒绝签订，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这一丧权辱国的和约山东条款上签字。这一噩耗被外交委员长汪大燮得知，急忙赶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住宅商议，蔡立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知此事。于是，北京各大专学生原定5月7日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提前于五月四日爆发。〔16〕
五四那天，北京各大专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到赵家楼，焚烧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最后有三十二名殿后学生被军警逮捕。各校学生全体罢课抗议，山东籍国会议员及外交界耆宿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纷纷要求释放，商会拟罢市声援，各大专校长坚请保释，蔡先生愿以自己一人为学生抵罪。〔17〕在种种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安福系操纵的北洋政府力图拔去蔡先生这个眼中钉，阴谋改派那个顽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马其昶接任北大校长，并以严办游行被捕学生来对蔡进行威胁。为“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蔡先生被迫于5月9日离京赴津，旋即南下，留下启事，宣告已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安福系迫使蔡先生离职的卑劣行径，不仅使北大师生及北京学界群情愤激，而且引起全国各地学生极大关切，他们认为蔡先生的去留是关系中华文明命运的重大问题，坚决要求挽留，并把“挽留蔡校长”作为向北洋政府提出的六大政治要求之一，〔18〕同“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斗争紧密交织，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恳劝之下，蔡先生打消辞意，9月12日，由杭州回到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二、蔡元培亲自主持校务阶段（下）
蔡先生回校复职后，迅即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制。1919年12月3日， 评议会通过北大《内部组织试行章程》，〔19〕摘述如下：
（一）校长。“由大总统任命。”（蔡元培）
（二）校长办公室。“设秘书一人，办理校长函件往来事务。”（先后由徐宝璜、谭熙鸿、李大钊担任）
（三）评议会。除原有职权外，修正案中，加列“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之聘任与辞退”，均须经评议会议决。评议会组成人员，改为（甲）校长，（乙）教授互选之评议员，额数以教授全数五分之一为准，任期一年，得再被选。1919年秋，北大本国教授87人，其中有6 人因游学外国或采集标本未到校。此时在校者81人，应互选16人。10月25日投票选举，依得票数当选为评议员者：胡适、蒋梦麟、俞同奎、马寅初、陶孟和、马叙伦、陈大齐、张大椿、沈尹默、温宗禹、何育杰、朱希祖、贺之才、马裕藻、黄振声、朱锡龄。
（四）行政会议。“以各常设[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组织之，校长为当然议长”，教务长、总务长为当然会员。依据评议会的决议，“推行全校大政”。
（五）行政委员会。“由校长从教员中指派，……每委员会人数自五人至九人。设委员长一人，以教授为限，各委员任期一年。”常设行政委员会有：1.组织委员会。“调查及策划大学内部之组织。”（委员蒋梦麟[长]、黄右昌等。以1919年冬为例，下同）2.预算委员会。“编制大学预算。”（陶孟和[长]、徐宝璜等）3.审计委员会。“审查用途及改良簿记。”（马寅初[长]、郑寿仁等）4.聘任委员会。全体“会员以教授为限”，审查各方面推荐之教职员的资格。（俞同奎[长]、宋春舫等）5.入学考试委员会。“办理入学试验事务。”（马寅初[长]、钱秣陵等）6.图书委员会。“谋图书馆之扩张。”（顾孟余[长]、李大钊等）7.仪器委员会。“谋仪器室之扩张。”（王兼善[长]、陈世璋等。）8.庶务委员会。“谋校舍之扩张，斋务杂务之进步。”（马叙伦[长]、罗惠侨等）9.出版委员会。审查图书及出版部工作。（胡适[长]、钱玄同等）10.学生自治委员会。 “谋学生自治能力的发展。”（沈士远[长]、俞同奎、加学生代表）11.新生指导委员会。“新生入校时为顾问。”（朱锡龄[长]、周象贤等）
（六）教务会议，（七）教务处，（八）教务长，（九）各学系，（十）各学系主任，（十一）各学系教授会，将在下面“废科立系”中详述。
（十二）总务处。（十三）总务长。“总务处管理全校之事务，设总务长一人”，“以教授为限”。（蒋梦麟）
（十四）总务委员（各部主任）。总务处下设注册部（主任郑寿仁），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仪器部（主任陈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后增设财务部（主任徐宝璜）。总务长与各总务委员组织总务会议，共商事务的进行。
蔡先生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制，就是要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彻底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官僚衙门作风。顾孟余说得对：“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任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20〕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废科立系，打破文、理、法的学科界限。对此，蔡先生曾一再阐述他的主张：
“从理论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分。……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当它涉及政治地理学时，又可归入法科。……还有自然哲学这个专门名词，它可以归入理科，又由于它的玄学理论，可以归入文科。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
“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一所……只有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理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他的教育将受到机械论的支配，……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文科学生因为回避复杂的事物，……厌恶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这样，他们还没有掌握哲学的一般概念，就失去了基础，抓不住周围事物的本质，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观念。因此，我们决心打破存在于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学习的学生之间的障碍。”〔21〕
此次公布的《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即将文、理、法三科之名正式除去，而设立下列各学系：
组一：数学系 物理学系 （天文学系）〔22〕
组二：化学系 地质学系 （生物学系）
组三：哲学系 （心理学系） （教育学系）
组四：中国文学系 英国文学系 法国文学系 德国文学系 （俄国文学系）
组五：史学系 经济学系 政治学系 法律学系
各学系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各该系的教授互选，任期二年。各个学系的主任合组教务会议，讨论全校学术的大计。1921—1922年选出的各学系教授会主任为：数学：冯祖荀。物理：颜任光。化学：陈世璋。地质：何杰。哲学：陶孟和。中国文学：马裕藻。英国文学：胡适。法国文学：李景忠。德国文学：杨丙辰。史学：朱希祖。经济学：顾孟余。政治学：陈启修。法律学：何基鸿。
教务处设教务长一人，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互选，任期一年，主持全校学术行政。历任教务长者，有马寅初、陶孟和、顾孟余、胡适。
五四运动后，蔡先生陆续新聘一批教授，如陈衡哲、林语堂、徐志摩、唐钺、朱经农、吴虞、张竞生、马衡、徐炳昶、单不厂、张凤举、李泰棻、杨栋林、刘毓盘、杨芳、李四光、王烈、王绍瀛、丁燮林、李书华、颜任光、任鸿隽、李麟玉、程瀛章、沈溯明、胡壮猷、王尚济、谭熙鸿、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何基鸿、皮宗石、余文灿、周龙光、余天休等。加上原有的本国教授近90人，再加上在其他机关、学校任职而在北大兼课的本国讲师（当时北大规定，兼课者一律聘为讲师，不称教授），如鲁迅、王宠惠、罗文幹、蒋百里、黄郛、张君励、何炳松、郑天锡、王景岐、陈介、王荫泰、韦以黻、周象贤、王国维、罗振玉、朱鹤翔、沈步洲、张福运、陈映璜、姚憾、汤尔和、张孝栘、、胡文耀、屠孝实、谢冰、黄人望、沈颐、谢霖、许季上、贝寿同、包玉英、戴济、丁绍伋、王启常等7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麇集于沙滩红楼。无怪乎青年心目中，那时的北京大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蔡先生对北大教员出国进修、藉以提高学术水平，异常重视。夏元瑮、陶孟和、蒋梦麟赴欧美各国考察，刘半农、朱家骅赴法、德完成博士学位，陈启修、李大钊赴俄国讲学，陈大齐、宋春舫、杨荫庆、程演生、何基鸿、徐悲鸿等赴欧，孙瑞林赴美，胡濬济、沈尹默赴日进修或考察，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北大毕业生出国留学，蔡先生更是极力鼓励。除接受穆藕初的捐款选送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等五人赴美研究外，山东、江西、河南、浙江等省公费留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考选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以及其他游学途径，蔡先生无不尽力相助。他们学成归国，不少人曾为母校服务。周炳琳、江绍原、姚从吾、陈剑翛、黄建中、赵迺抟、冯友兰、傅斯年、孙云铸、李宪之等，都在北大充任过教授。
为了更好地吸取世界最新科学成果，蔡先生对于杰出的外国专家，礼聘之惟恐不及。欧美著名学者罗素（B.A.W.Russell）、 杜威（JohnDewey）、班乐卫（Paul Painlevè）、杜里舒（H.A.E.Driesch）等相继来北大并巡回全国各地讲学，大大浓厚了当时的学术空气。北大并授予班乐卫、杜威等人荣誉博士学位，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对于现代科学大师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更是多方设法， 洽定其来华讲学，只因爱因斯坦疏忽误解，两过上海而未能践约，使蔡先生遗憾不置。〔23〕
蔡先生觉得原来的研究所“各系分设，……散漫一点”，遂提出评议会讨论，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进行改组。预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因经费与人力限制，先办国学门，聘沈兼士为主任。该学门曾出版《国学季刊》、《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及歌谣、考古等丛书，并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国学的人才，如郑天挺、容庚、冯沅君、商承祚、罗庸、魏建功、张煦等，都是这一时期国学门的研究生。
1920年2月17日，江苏女学生王兰申请入学，因考期已过， 蔡先生准她入校旁听，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陆续被准许入学旁听的，尚有杨寿璧、邓春兰、赵懋芸、赵懋华、韩恂华、程勤若、奚浈及查晓园。〔24〕是年暑期招考新生，北大就正式录取女学生。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禁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创举。
早在1917年初就任北大校长时，蔡先生就宣告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旧北大没有专作购书的费用。此时，每年列有购书预算，规定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蔡先生到美国考察时，曾向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的华侨报告北大扩充图书馆的计划，吁请海外侨胞慨予捐助；并由北大留美同学分组美东、美西募捐委员会，深入华侨家庭及商号劝募，收到相当数额的书款。蔡先生还募到世界最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该馆全部藏书卡片〔25〕，共八百六十余万张，运送来华，供北大师生及全国学者检索。
蔡先生说：“为研究学问计，最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加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器标本。”根据仪器委员会的决议，蔡先生特聘颜任光为物理系仪器主任，李麟玉为化学系仪器主任，李四光为地质系仪器主任，谭熙鸿为生物系仪器主任。至综理全校的仪器部主任，则指定李麟玉兼领。他们积极整理，竭力扩充。以地质系为例，经李四光筹划，迅即建立矿物学实习室、岩石学实习室、古生物学实习室各二间，图画室、标本刨制室、模型制造室各一间。
在蔡先生支持下，年过半百的钟观光，不顾体弱， 不避艰危， 自1918年初起，深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的崇山峻岭，勘查我国植物的分布，跋涉五载，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标本及资料。1924年起，他创建北大植物标本室，埋头整理三年多，整理出八千多种植物标本，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条件，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先生指出：“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为了锻炼学生的体魄，增进其军事常识，北大组织学生军，将全校学生编为六个军，每军分三队，每队分三排，每排二十人。每周训练3小时，第1—8周为各个教练期， 教练柔软体操及游戏体操10小时，军操14小时；第9—20周，为成排及成连教练期， 柔软体操6小时，军操30小时。蔡先生还聘请蒋百里和黄郛来校讲课。 黄郛所讲《军制学》，分为战争、国保、兵制、陆海军威力等二十章，每次讲1小时。
北大教务会议通过的《体操规则》，规定“预科学生不愿习兵操者，应一律学习体操，每周3时”。其项目，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 团体游戏、架梁体操、足球、网球、篮球、技击、射术、滑冰（冬季）、舞蹈等。
1921年秋季学期，蔡先生为北大哲学系讲授《美学》课程，已撰三份讲稿：（一）《美学讲稿》，阐述美学的定义。（二）《美学的趋向》，分主义、方法两节。（三）《美学的对象》，分对象的范围、调和、比例三节。只“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26〕。
为了改进原由学生组织的美育社团，北大评议会决定改组原有画法研究会及书法研究社为校办的造形美术研究会，由蔡校长兼会长，钱稻孙负责主持，增聘导师，开设课程。1922年12月17日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该会展出山水、花卉、鸟兽、绣画、油画、钢笔画、铅笔画、书法、篆刻等二百二十八件，皆出自导师陈衡恪、吴法鼎、胡佩衡、盛博宣、刘子厚等及诸会员之手。
北大评议会复通过《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将原由学生组织的音乐研究会改为正式的教学机构，向全国各地招生，设（一）本科，分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及独唱，不定年限。（二）师范科，养成中小学音乐教员，修业二年至四年。（三）选科，任选唱歌或各种琴及吹、奏乐器。由蔡校长兼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刘天华、杨仲子、唐赵丽莲、郑颖孙、易韦斋、嘉祉等任导师。该所于1922年10月初开办。
北大原有各种社团经过改组、改选（原有会员及职员多因毕业离校，须增收新会员，改选新职员），绝大多数继续存在。五四运动后，新的社团又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如教育研究会，史学会，佛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戏剧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英文演说会，速记学会，化学会，地质研究会，政治研究会，经济学会，法律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素学说研究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爱智学会，新知编译社，家庭研究社，以及学生会、学生会主办的平民学校、教职员会，尚有各科毕业同学会、各省同乡会、某校（中学）同学会，等等，纷纷组设，活动频繁，使北大课外生活丰富多采。对此，重庆《新华日报》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跑到文科大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待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27〕
1920年冬，蔡先生被派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先到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及英国，访问了巴黎、苏黎世、鲁文、柏林、维也纳、罗马、伦敦等二十五所大学。6月1日，到达美国，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西雅图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城市，访问哥伦比亚、芝加哥、柏克莱加利福尼亚等十二所大学。在欧美期间，法国政府授予荣光宝星，法国里昂大学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8月6日，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他除了递交《教育独立议》的论文外，还提出两项提案：（一）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28〕（二）举行太平洋各国运动会议。
蔡先生在北京期间，除了主持北大校内的行政，对于校外各种教育事业，也积极参与协助。例如，他就任北大校长后，迅即与北京各国立大专校长合组校务讨论会，共同提出大学改制的方案。五四运动期间，与各校校长合力营救被捕的学生；接着又合力营救因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而被捕的学生。他如，各校进口图书仪器请免关税，向北洋政府催索拖欠经费，请将部定每学年分三学期改为分两学期，以及为“唤起国人研究学术之兴趣”而联合举办“学术讲演会”，等等，都是由蔡先生领衔带头，共同采取一致行动的。
又如，蔡先生兼任中法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以及孔德学校的校长，法文专修馆馆长，兼任里昂中法大学中方董事长，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席校董，东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的校董，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中国科学社董事，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兼任欧美同学全国总会会长，北京欧美同学会主任干事，等等，对它们的工作，他都尽力帮助。
这一时期，蔡先生还应各学校、各团体之邀，在北京，并前往天津、保定、上海、长沙、新加坡等地发表专题讲演，如《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岐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义务与权利》、《以美育代宗教说》等。1917年5月， 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所讲体智德三育及思想自由而由周恩来笔录的两篇演说词，〔29〕以及1920年10月他在长沙所讲《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美术的价值》而由毛泽东笔录的两篇演说词，〔30〕都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宝藏中极为珍贵的文献。
1922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为图推倒王宠惠内阁，向总统黎元洪告密，说王的阁员、财政总长罗文幹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贪污受贿，黎即令军警逮捕罗，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检察厅宣布罗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罗无罪释放。由于新的内阁阁员须经众、参两院投票通过，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讨好吴景濂等以换取同意任命票，竟在国务会议上提出罗案应再行侦查，又将罗逮捕下狱。罗是北大兼课讲师，蔡先生1920年赴欧美考察时，又与罗同行，深知罗的操守；而对彭允彝以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干出蹂躏人权以献媚军阀政客的勾当，极端鄙视和愤慨。1月17日，提请辞去北大校长， 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痛切地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次日晨，即离京赴津，旋转往上海。北大师生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坚持驱逐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斗争达数月之久，北洋政府未敢批准蔡先生的辞职。但是，从这时起，他也未再回到北大亲自主持日常的校务。
三、蔡元培首次居校长之名阶段
蔡先生到上海后，即准备赴欧，从事学术研究。北大评议会遂做出决议：北大校长仍需蔡先生担任，离校期间，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代理。12月27日，复由北京教育部正式发布部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未回校以前，派蒋梦麟代理校长。”〔31〕
蔡先生于1923年7月10日在苏州与周养浩女士结婚。〔32〕7月20日，偕周夫人及长女威廉、三子柏龄乘“波楚斯”轮离沪，8月27 日船抵马赛，28日，经巴黎，到比京布鲁塞尔居住。
蔡先生在复北大评议会函中曾说：他“出京后，本决计脱离本校，故径……启程来欧，拟以两年，专研美学。……不意……辞职之举，未能实现，而职务由蒋君代理，俾培得援‘任职五年以上出洋’研究之成例，仍居其名。培初意既承本校如此优待，势不宜置教育公务于不顾，故于本校委赴德国参与康德纪念会，……赴里昂……交涉中法大学……代理校长诸问题，均不敢不黾勉从事，然坐是而第一年研究之时间，全被占去”。
早在倡办里昂中法大学时，北大评议会即通过决议：“请蔡校长……代表本校襄助筹款及一切进行事宜。”1921年1月， 法国政府将里昂圣底勒兵营捐作该大学校舍。同年5月， 蔡先生（代表中方）与里昂大学校长儒班（Joubin，代表法方）签订创办该大学的合约。随即在上海、北京、广州招生一百三十余人，由吴稚晖率领赴法，于10月10日开学上课。吴任中方校长，莱宾（Lepine）任法方校长。并设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即该大学董事会，推蔡先生为中方董事长， 推赫里欧（Herriot，历任法国国务总理）为法方董事长。〔33〕
蔡先生到布鲁塞尔不久，里昂中法大学秘书长曾仲鸣及全校学生先后来函，为该校代理校长及设置学监问题，请蔡先生向法方校董商洽。翌年2月，该大学董事会召开会议， 蔡先生与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欧乐（F.V.A.Aulard）教授一同由巴黎前往里昂，主持会议。10月间，再往该校，与师生共商改进校务的办法。
1924年2月2日，蔡先生由比京移居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是代表北大与北大发起并主持的“退款兴学会”、以及北京教育部，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及活动。4月上半月，到伦敦， 呼吁英国朝野退还庚子赔款；4月下旬，赴德国哥尼斯堡， 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5月间，在斯特拉斯堡， 协助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的举办；8月初，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出席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8月中至9月初，前往荷兰的海牙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出席第二十一届国际亚美利加大会。
例如，应杨荫庆、陈剑翛、黄建中等人主持的“留英学界退款兴学会 ”之请，蔡先生由法到英，访晤牛津大学校长沙尔特（M.Salder）、剑桥大学中文系主任柴理斯（Giles）、著名作家及学者韦尔斯（H.G.Wills）、尤蒂兹（E.Utitz）以及哈奈（E.Harney）等十几位具有影响的英国国会议员，阐述将退还的英庚款全部用于中国教育的主张，他们均表同情，愿予帮助。
蔡先生在英国发表了一篇《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并通过伦敦《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观察家报》等重要报刊传播他关于英退庚款只用于中国教育而不作他用的意见。在英国人所组“中国学会”请他讲演《中国教育之发展》晚餐会上，他强调应当把英退庚款首先用于“创设一所大规模的研究院”，作为中英友谊的纪念。
这年9、10月间，国内爆发直奉战争，直系冯玉祥发动政变， 囚禁贿选总统曹锟，请孙中山北上。北大师生来电，促请回国。蔡先生复函北大评议会，告以头“一年研究时间全被占去”。“若此时辍业而归，……不特自问难安，而亦无以副本校特别优待之盛意。”愿“继续留欧完成学业”，俾“稍有所得，以副研究之名”〔34〕。
11月15日，蔡先生偕夫人周养浩由法赴德。21日，蔡夫妇同到汉堡大学，报名注册入学。此时，蔡先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民族学的研究。
但是，1925年突发若干事件，不得不挤些时间去参与。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蔡先生除撰发唁电、挽联及祭文外，并于4月12 日赶到伦敦，在英国各界华人追悼会上致悼词，号召国人师法“孙先生的精神”。法国里昂的中法人士也举行追悼会，他未能专程前往，特撰《孙逸仙先生传略》一文，寄请里昂中法大学秘书刘厚代为宣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北大师生组织沪案后援会，致电蔡先生，谓“沪汉事件，英、日诬我排外及赤化，亟须辩证”。蔡先生除复电建议速告“外交当局责成驻外各公使分别交涉”外，特撰《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篇论文，详述此次风潮的远因及近因，应由日本及英国完全负责。然后，针对列强在五卅惨案中的三种误会，用摆事实，讲道理，具体地具有说服力地进行分析和辩解。此文译为英、法、德各种文字，分送欧洲各国的报纸、杂志发表。
1925年7月20日—28日， 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第二次大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蔡先生为代表出席，虽未能专程前往，但撰有论文《中国教育之历史与现状》一篇及提案两件，交陈剑翛携往宣读。
蔡先生还应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之请，撰著《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以北京大学为例证，实际是他改革北大的总结。北大所设科系的演变，“教授治校制”的实行等，均有较详的叙述。
蔡先生在欧洲期间，曾为北大师生及其他人士的著述撰写序文，如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撰序，为北大教授张竞生所译《卢骚忏悔录》撰序，为北大教授刘半农所编《敦煌缀琐》撰序，为北大毕业生许德珩所译《社会学方法论》撰序，为周太玄所撰《人的研究》撰序，为褚民谊所撰《兔阴期变论》撰序，为商务印书馆的《哲学辞典》撰序，为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的《目录》撰序，为巴黎美展中国馆的《目录》撰序，以及为北大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题词等。
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为例，略谓：国学门研究所“三年以来，……搜集、整理、发表，均有可观的成绩。我们虽然自己不满意之点还是很多，……若能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将来学术上之贡献，一定可以增进”〔35〕。
蔡先生对北大校内学术研究工作异常关注。1925年秋，一再致函蒋梦麟，告以“俄京科学院各种印刷品，多关于回纥、蒙古、吐火罗、突厥之研究。现在俄政府正与我国修睦，……且加拉罕正在俄京，可请助力，请乘此机会，索取该科学院出版物全份”。“陈寅恪君曾开示……目录，原函奉上”，“请兄即日进行”。
蔡先生对东西文化交流，随时不忘推动。1923年10月10日，应比利时沙洛瓦劳工大学之请，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长篇讲演，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进化的程序加以对比，末了推论：再加若干年功夫，“欧洲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1926年1月2日，蔡先生偕周夫人离欧归国，2月3日，到达上海。鉴于北方政局较出国前更为混乱，暂留江浙，未即返回北大复职。
是年3月18日，北京各校学生及各界群众三万余人， 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以及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段祺瑞命令军警以枪弹、大刀、铁棍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死四十余人，伤一百余人。其中，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时称“三一八惨案”。
蔡先生得蒋梦麟电告后，立即复电，云：“学生死伤，同深怆悼，请代慰伤者，望联合各校要求惩凶。”
同年6月28日，蔡先生致电北洋政府，请辞北大校长之职。 这是经过半年的观察，北方局势，绝无改善可能，而军阀政客正准备攫取北大。此电发出后，“全校惶骇”，北大评议会及全体教职员以及国立九校校长群起要求留蔡，坚决表示：北大校长，“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36〕。北京教育总长任可澄不得不一再来电挽劝，北大教职员代表钟观光、谭熙鸿到杭州面述全校切望打消辞意，恳切说明“先生即或因病不能即来，本会（评议会）同人亦决不能任令先生与学校脱离关系。因此等时期，先生不能返校，尚不过使校务进行，暂时略受影响；先生之去职，直可使学校生存根本发生危险。……先生之坚决言去，实速其死，先生之感痛将更何如！”〔37〕在全校情深意挚劝挽下，蔡先生无法坚辞。因而他所居北大校长之名，直到1927年8月6日奉系军阀将北京国立各校合并为一所“京师大学校”时，始无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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