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8-0072-07
一 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之议的提出及议决
1926年7月6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随着北伐战事由南向北推进，革命势力由南部延伸至中部，革命重心也由珠江流域推移到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指挥中枢的国民政府是否随军北进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1926年8月2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军事进展迅速，政治党务亟待讨论为由，召集在湘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湖南湖北两省执行委员董用威、罗琢章、缪斌、詹大悲、邱维震、熊亨翰、李荣植、邓演达、陈公博、王基永、夏曦、蒋兆骧、易礼容、郭亮、李汉俊等，在湖南省党部举行特别联席会议，讨论了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党务诸重大问题。在会上，委员们在讨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政治及党务问题时，首次有人提出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的动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案可请中央决定”的决议。[1]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动议的最早记载。
随着北伐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地推进，华中重镇武汉为北伐军占领指日可待。9月4日，张静江在广州政治会议上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后的对策。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孙科、鲍罗廷等负责起草联席会议议事日程。9月14日，方案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谈话会，“中央政府迁移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2](p319)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3]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武汉克复后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4]围绕迁都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主张立即迁移与暂缓迁移两派。以孙科为首的一批人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他们认为，首先，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看，两湖已为北伐军占领，革命势力已由南方推进到华中，而且还将继续向北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不断发展的政局中，武汉无疑将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如迁至中部，指挥比较可以便利”[5]。而中央仍留在广州，实有鞭长莫及之慨，应急迁都武汉，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次，从两湖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北伐军占领了两湖并向江西进军，工农运动也发展起来了，但新占之区并不巩固，特别是武汉人民仍然恐慌，各种谣言不一而足。若国民政府立即迁都武汉，既可以就近指导一切，也可以安定人心，使谣言不攻自破，稳定两湖地区的形势，是为一举几得。其三，从广东的情况看，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通过两党的共同努力，南方的军阀势力已经被消灭，广东的民众运动已有相当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相当巩固，成为革命向前推进的后方，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北迁没有后顾之忧，不致影响广东的进一步巩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孙科等人赞成国民政府立即北迁武汉。
吴玉章等人则主张暂缓迁都武汉。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吴玉章与国民党左派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针对孙科等人的观点提出暂缓迁都的三点理由：第一，武汉虽然收复，但地势易受敌人包围，尤其是怕敌人的经济封锁，因武汉是内陆腹地城市，敌人如果切断主要交通线，就只有束手待毙。而广州是一个海口城市，可以与外面往来，即使帝国主义封锁香港，还有其他出海口，不怕敌人封锁。第二，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两湖克复未久，人心不定，局势不稳，各种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不宜即行迁都武汉。而且江西战事未了，胜负未决，贸然迁都，实无把握，因此“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5]。第三，至于广东的形势并非主张立即迁都派所说的那样乐观。他们认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来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基础，但并不很巩固。除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得比较好以外，农民的多数尚未组织起来，战斗力并不强，广大农民不仅没有掌握农村政权，而且还在成批地被地主武装所屠杀。自北伐出师后，在中山、广宁、花县、普宁等县均发生过屠杀农民的惨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此情况尚且如此，如中央北迁后，广东的右派势力更可恣意妄为，后方情形实在堪忧。不能因为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新基地而失掉广东，到头来武汉也不能巩固。而且，一个国家的首都是不能随便迁移的，更不能受前方军事将领的摆布，“政治之根据地……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再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可以在武汉设置一个高级的中央代表机关就近指导而不必兴师动众去迁都。会议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2](p650)
这次会议由于“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6]，徐谦的议案报告、谭延闿关于国民政府发展的说明，也陈述了国民政府继续暂驻广州的理由。因此，10月16日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5]
此次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虽然以表决的形式暂时否定了国民政府北迁的动议，但并未说服主张政府北迁的人，而且北伐军内的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及国民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随着战事的推进，也都倾向将政府北迁武汉。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击溃孙传芳后，两湖与江西连成一片，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在蒋介石提出中央党部迁移武昌之议后，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蒋介石的要求，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昌，并于近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7](p136)为了给迁都创造条件，会议还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以加强领导力量。11月16日，以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等组成的迁都调查委员会先期赴武汉准备一切，为政府北迁铺路。23日，主张迁都的邓演达、张发奎衔蒋介石之命从武昌飞抵广州，敦促中央迅速北迁。11月2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11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自12月1日起广州国民政府停止接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工作人员分批陆续前往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迁都通电谓：“党政府为适应环境，实行迁鄂。决七日迁移，准半月内可到武昌办事。”[8](p539)继宋庆龄、徐谦等第一批于11月16日离开广州后，其余分三批于此后赓续离穗北上。
二 蒋介石的建议及其动机问题
蒋介石作为北伐的总司令，提出迁都武汉有一个过程。长沙特别联席会议后，蒋介石并未向广东国民政府提出立即迁都武汉，而是提请政府常务委员来鄂主政。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后，蒋介石于9月9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提出：“汉阳汉口既克，而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嵎，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并建议谭延闿先来武汉主持中枢。[9](p677)同一天，蒋再致电张静江：“政府常务委员至少要来武汉三人执行职权，并请顾孟余、鲍罗廷同志等亦速来汉。闻俄同志胡定康已来粤，可否请其来此也。”[10](p55～56)同月14日，蒋又致电张静江催促：“函悉铁先生赴苏进行军事亦可，惟行营苦无政治帮手，不胜苦楚。弟将于一二日内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常务委员速来数人进行一切为要，黄埔学生铁先生可派也。”[10](p56)两天后蒋致电鲍罗廷，询问胡定康是否在广州，“如在能速来汉指导党务政治，尤为盼却”[10](p56)。为加强对新占之区湖北的指导，16日，经蒋介石提议筹设的湖北临时政治会议成立，蒋自兼主席。18日，蒋介石致电广州中央报告湖北政情，担心他离开武汉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9](p692)。25日，蒋再致电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闿，催促“徐顾二同志，均须速行到汉”[9](p703)。
蒋介石迭电广州催促国民政府速派要员来鄂主持一切的请求，并未立即得到广州的回应。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省区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蒋介石理应参加会议，但因江西前线战事正酣，没有与会，对大会于16日讨论做出“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一无所知。10月21日，谭延闿致电蒋介石，告诉他：“政府迁移须战事结束始可实行，先须巩固革命策源，使广东基础稳固，党部与省政府确能负责。”[11](p373)一直主张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大员赴鄂主政的蒋介石，得知这一决定后即于次日（10月22日）两电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闿，以指导并发展湖北党务为由，提出“中央党部迁鄂”之议。他在电报中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自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如何？请裁核为祷！”在致张、谭并转鲍罗廷的电报中亦提出：“政治人才大缺乏，更不宜分散各处，广东偏于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设广州亦可也。”[9](p754)可见，蒋介石尊重联席会议的决定，对国民政府迁鄂并不特别执意，而是更关心国民党党务在新占领区的发展。
对蒋介石的这一提议，广州是如何答复的，因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而无从得知。而蒋介石也因戎马倥偬，没有再电询问。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汉，并于近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蒋介石对这一决议表示欢迎。11月14日，他在南昌答谢古应芬代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劳军的致辞中说：“现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已议决迁移到武昌，这是我们总理生平所希望的，现在总算能够达到了。但总理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南京，第二个是在武昌。现在南京虽然没有打下，武昌已为我们占领，总理主张第一个目的虽未达到，而第二个目的则已实现了。党部、政府既已议决，仍请早日迁移，这是我们所最希望的。”[9](p792)
11月19日，蒋再次致电广州张静江、谭延闿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中非有所私。且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以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9](p800)同日，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12]11月21日，他在南昌向外国新闻记者表示：“中国京城当在武汉。”[13](p167)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14](p189)
蒋介石提议政府要员赴鄂主政或主张中央北迁，其动机在于：一是因为他看到随着北伐军由南向北推进，作为两湖战场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的势力也随之膨胀，不仅占有两湖地盘，负责湖北军事，并在他入赣期间代理湖北临时政务会议主席，其军事实力由湘至鄂也大为扩张。他感到唐的力量增长将成一方诸侯，深恐其不受节制，欲以国民政府派员组织政治委员会以限制唐生智。这从9月18日他向广州报告湖北政情的电文中可窥一斑。二是为削弱广东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势力”。中共在广东的力量比较强，工农运动基础雄厚。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人和排挤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的独裁活动引起国民党左派、广州民众，甚至是国民革命军官兵的不满。从1926年7月起，国民党一些省市党部纷纷电请“汪精卫销假视事”，希望汪回国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迎汪复职”呼声日炽，就是在他的根据地黄埔军校也发出了这种呼声。“从前线以至后方均弥漫着很浓的反蒋迎汪空气”[15]，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唯恐汪精卫回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曾于9月派胡公冕到上海找陈独秀，请中共“勿赞成汪回”，理由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23](p325)在武汉即将成为革命中心时，把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中倾向于汪的部分要员调来武汉，就能分散南方流行的迎汪复职力量，阻止政敌汪精卫复出。同时，他认为，共产党在广东势力不断增长，也影响政府的决策导向，这样做也可以使“共产势力”“失所凭借，易于取缔”[16](p3)。另外，武汉是新占之区，左派力量及共产党组织均不及广东强大，部分要人来汉，则便于施加影响，增强自己的力量。三是谋国民党党务在新占领区之发展。北伐战争开始后，正如后来的《党务宣传要点》所说：“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17](p336)蒋介石虽为军事统帅，但对党务状况是了解的，深感军事上的胜利还要通过发展党组织的力量来加以巩固。而新占之区党组织的基础薄弱，亟需大力发展以图巩固，这也是他在致广州的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另外，蒋介石倡议国民党要人先行赴汉及赞成政府北迁的另一个冠冕堂皇理由，就是实现中山先生将政治中心北移的遗愿。孙中山一直怀着一统中国的宏愿，在广州开国民党“一大”时，他曾表示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召开。可惜壮志未酬，抱憾而逝。这一愿望的实现留给了后继者。在国民党“二大”上，不少领导人都表示要继承中山先生遗志，实现中山先生未竟之业，争取“三大”能在北京举行。蒋介石以中山先生遗志继承者自居，综合考量当时的情形，提出国民政府北迁也在情理之中。
由上可知，蒋介石提出由先遣要人赴汉到赞成迁都，既有个人私心，也有扩大国民党党务、巩固北伐成果的成分，当然也有限制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力量的考虑。
三 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
广州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提出选派要人赴鄂主持一切的建议，没有立即回应与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态度有关。早在8月17日维经斯基同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会谈时表示，将在武昌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但“占领武昌后不应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相反，应当承认和服从在广州已有的国民政府”[18](p399)。9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占领武昌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18](p474)9月15日，鲍罗廷收到蒋介石建议他与“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的电报后回电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可见，随着北伐的推进，共产国际代表已在考虑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联想到蒋介石过去在广州时的作为，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建议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的立场也直接影响中共对迁都的态度。吴玉章本来是主张国民党政府北迁武汉的，并为此进行过积极活动。但由于中共中央接受鲍罗廷的看法而反对迁都，吴玉章也就改变了立场。9月中旬，方案委员会讨论迁都问题后，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计划，目的在于“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2](p348～349)。9月20日发表的党内通知指出：“中派召集此次大会的用意，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欲迁移中央政府，抬高党的权威（照现时党、军、政三权集中于总司令手的局面，此种办法即是所以抬高蒋之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中共还认为：“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鉴于这种情况，中共明确提出：“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2](p320)在其后发表的9月份《中央局报告》中，仍坚持“国民政府不可迁移武汉，仍当在广州”[2](p337)。
为阻止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中共中央做了许多工作。中共中央得知即将于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已将迁都问题列入讨论日程后，遂指示各地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一方面要求务必多推选出赞助汪精卫复职的各省、市左派代表参加会议，派吴玉章到上海“运动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顾孟余自荐做“运动北方左派代表出席”的工作；[2](p321)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地方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电请展期至双十节开会”，以使各地代表尽可能赴会。很显然，中共是想通过合法途径阻止或延缓国民政府北迁。经过中共的努力，“到会代表大多数是左派分子”。在此次会议上，吴玉章等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左派协商，取得一致意见。10月16日，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发展案》时，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最终通过了“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
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迁都决定后，中共一方面坚持反对国民政府北迁的立场，对鲍罗廷、加伦赞成国民政府北迁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感到国民政府北迁已难阻止，便力图对迁都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进行补救。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迁都之举系蒋介石阻止汪精卫回国之策，若政府与中央党部迁移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2](p444)。如前所述，鲍罗廷对蒋介石提议派国民政府要人赴鄂并不赞同，但不久就改变了态度。10月30日，他接到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的报告说，由于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造成唐生智在武汉大权独揽的局面，铁罗尼因此建议“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14](p186)。同时，张国焘也致函中共中央，说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来”。[19]这样，鲍罗廷便改变原来的立场，还撰写了一篇国民政府必须迁移的文章。[2](p471)②对此，中共中央认为鲍罗廷“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是“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的情况下提出的，是“又做了一件大错”事。若对鲍罗廷的“这种错误而危险的见解不加以痛切的纠正，其所产生的恶影响将至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进行”。[2](p471,473)同时，北伐军事总顾问加伦也于11月22日致信特同志，不赞同其反对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批评加伦“在蒋处工作久了，已经为环境所蒙蔽，完全是站在蒋方面说，好象是蒋自己说话。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革命全局上打算，勿专为蒋打算”。并敦促他“快快改变你的根本见解”[2](p551)。
中共中央反对国民政府北迁的态度，也影响到湖北、广东两区中共党组织的立场。11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后，中共湖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迁都武汉是蒋介石的主张，应表反对。他们的看法是：“国民政府太无力量，如即刻迁到武汉，第一即是表现其软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进蒋、唐的冲突；第三是与北方太近，难以应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张静江等跑到武汉，一定使湘鄂赣三省政治发生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顶好是不迁来。”[10](p59)中共粤区领导也担心，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将对广东的工作造成不利局面，“如前方有何困难，迁去后反不利于推进革命运动，当然还是留在广东巩固所谓革命基础也。”[2](p648～649)
在1926年12月5日形成的《中央局报告（10、11月份）》中认为，国民政府迁往武昌之事是“非常不妥”的。其理由在于：“第一是湖北左派群众的基础还非常薄弱，不能影响政府。国民政府移武昌后的政策必较粤更右。第二是这个迁移的计划很明显的是中派想一方使汪难回，一方借以抑制唐生智。若不在事前将汪，蒋，唐三人的关系弄好，马上就把政府迁去，会因此引起严重的纠纷。第三是所有左派领袖均离广东，让民众组织直接与李济深军事力量冲突而无转圜余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迁移将得不着湖北反失去了广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得十分谨慎，万一无法阻止，亦须有尽力防止弊害。”该报告提出了四条预防措施：一是请汪精卫速回，并使蒋承认汪回主持党及政府工作之必要，这不仅可以巩固左派势力，防止政府右倾，并且可以缓和各将领间的矛盾；二是在国民政府迁移前尽力发展民众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势力，对右倾势力予以打击，以减少政府迁移后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处理好蒋、唐之间的关系；四是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权力。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四件事如果都有了办法，国民政府当然可以迁移到武昌”[2](p500～501)。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移武昌成为事实后，中共中央才改变立场支持武汉临时联席会议。[20](p4)③
四 结论
第一，关于迁都之议提出的时间问题。过去有几种说法：一是“武汉已下，国民政府有一迁移问题”[4]；二是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即有迁武昌之说”[2](p500)。三是曾宪林认为，“早在1926年9月上旬，北伐军攻下汉阳、汉口时起，就开始有人议论要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21]。姚金果等认为是蒋介石9月9日提出的。[22](p304)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上述说法均不准确，迁都之议是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举行的特别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第二，关于蒋介石与迁都之议的问题。许多论者均以1926年9月9日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的电报为证，说蒋介石提出了迁都之议，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以此为据说，“蒋介石是迁都武汉的提议人之一”[23](p100)。姚金果等认为：“最先提出迁都的是蒋介石。1926年9月初，北伐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9月9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迁都武汉的建议。之后，蒋介石又数电广州，催促决定迁都事宜。”[22](p304)何虎生也以上述电报为证，认为蒋介石主张迁都武汉。[24](p18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也说蒋介石“建议请国民政府迅移武汉”[25](p1101)。黄修荣、刘继增、史全生等亦持此论，[26]虽未说明蒋介石提出迁都的时间，但认为192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其用意主要是贯彻蒋介石提出的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主张”[27](p141)，等等。
以上诸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言之凿凿，称蒋介石于1926年9月间提出了迁都问题。然而，我们考诸蒋介石9月给广州张静江、谭延闿及其他人的电报，均未提出“迁都”文字。1926年9月15日，鲍罗廷收到蒋电报后在致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及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的电报中说：“我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他建议一些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去汉口。他也请我立即去那里。”[18](p495)可见，蒋给鲍的电报中亦未使用“迁都”提法。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于10月16日做出“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议后，蒋介石于10月22日给张静江、谭延闿的电报明确提出的是“中央党部移鄂”之议。正是考虑到蒋介石的提议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广州方面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才行”为由[2](p650)，做出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定。派遣几位政府要人到武汉主政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认为蒋介石在9月份提出迁都之议是缺少根据的。
说蒋介石在9月9日发出的电报中提出迁都之议可能源于鲍罗廷，并引起中共中央的共鸣。1926年9月15日，鲍罗廷在致加拉罕、陈独秀、维经斯基的电报中，就把蒋介石邀请他去汉口理解成蒋要把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18](p495)9月20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发表题为《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也认为，召集中委及各地省部联席会议是中派的主张，其用意“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欲迁移中央政府”[2](319)。其实，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的意见，都只是对蒋介石提议的动机的推测与“观察”，后来却成为蒋提出迁都的证据。
第三，中共中央对迁都之议的立场，从上述第三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既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的态度有关，又有自己的自主性。在初期主要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而在鲍罗廷及加伦改变立场后，即使在联共（布）中央11月11日提出“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18](p624)的建议后，中共仍坚持原来的立场。因此，在迁都问题上，“早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正式迁都决定前，中共中央也改变了态度，支持迁都武汉”[28](p568)似不成立。
收稿日期 2008-02-10
注释：
①关于在长沙举行的此次联席会议，国民党党史及各方面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均鲜有记载，除《黄埔日刊》外，长沙《大公报》1926年8月23日对会议只有简短报道，但对中央政府迁至武汉之决议未作记载，全文为：“昨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湖北湖南两省党部执行委员等，在该党部西楼大厅开特别联席会议，讨论攻下武汉以前之党务、经济、财政、外交等问题与促进两湖党务进行方案，并攻下武汉后之湖北省政问题。到会者中央有陈公博等，湖北有罗琢章等，湖南有熊亨翰等。公同研究至3小时之久，始行散会。”
②有论者认为，鲍罗廷对迁都态度的转变与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的决定有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11月11日的决定指出：“鉴于有必要依靠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尽快成立华中的行政机构，认为现在在占领浙江和南昌的时候，可以不反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至汉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页）从时间来看，显然是错误的。
③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中共中央对之表示赞成，认为：“国民政府及K.M.T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1927年1月8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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