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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到今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由于承认物质利益的存在，使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发挥；由于战略目标的感召，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由于多种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使创造财富的资源充分涌流；由于国际竞争的挤压，使中国走向世界，充满活力。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推动中国发展模式运行的动力体系。
一、物质利益的驱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历程，是什么力量如此神奇，能够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使之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承认和释放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合法有效的需求。因此可以说，物质利益驱动，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
物质利益是人与社会的连接纽带。任何社会要想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以承认和维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合理合法的追求为前提。对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们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离开了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也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动机是由人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需要所引起的。人的需要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既有生理需要，又有心理需要；既有个体需要，又有群体需要。其中，对物质利益的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恩格斯也曾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忽视的事实，即人们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2]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认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都与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有关。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甚至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剥削阶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对经济利益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做了科学地阐述。他说：“使人民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变迁的行动”，不是别的，正是这些人民群众、这些民族以及这些阶级的“经济利益”。[4]由此可知，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内在动因。因此，什么时候重视了物质生产和人们物质利益的追求，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生产力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社会就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相反，什么时候忽视了物质生产和人们物质利益的追求，就会抑制人们的创造力，生产力发展就会缓慢，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落。
前苏联，他们曾经试验过一切被认为是最好的计划方法，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却使这个国家千百万人没有足够的食品，冬天缺少取暖的设施。在世界市场上，除少数航天和军工产品外，很少有前苏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产品。加之其他政治原因，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解体。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人民所亲身经历过的。这种体制之所以被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它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合法追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都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这虽然没有绝对地否定物质利益的存在，但是它所体现的是全体国民物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否定了任何分散的、独立的个人利益，也否定了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使个人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配置资源。这种权力的分配方式使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关系平均化，只重视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和企业的生产经营业绩、职工的利益和职工的劳动成果不挂钩。所以，经济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发展的最终结果是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最终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各项改革，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改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部分，革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弊端，从关心人的物质利益入手，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重发挥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首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产品供应的短缺状况大大缓解，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责任制的核心是责权利相结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6]在这三者中，利是动因，也是人们活动的目的所在。个人从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履行好职责；当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迸发出新的热情和干劲。这样，千百万利益主体、经济主体的努力，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7]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又会反过来激发人的积极性，使人们利用一切条件去发展生产，去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是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由政府垄断了企业几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使其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的状态。针对这一状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正是因为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是以中央政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是使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进行的改革。因此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而且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力地调动了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为了进一步推进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制改革。承包制的出发点是想通过赋予全体职工或高层管理人员部分企业产权或剩余索取权的办法，来激发国有企业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其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承包制推行伊始，向企业做了大幅度的让利，确实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这为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权改革，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再次是物质利益对个体的牵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影响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抱着“不怕不公、只愁不均”的思想，宁愿共同挨饿，也不愿他人比我强、比我多，造成能人不能，多劳不得，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生产力水平始终上不去。如果维持现状，要想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要想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为了鼓励能人创业、鼓励能人发展经济、鼓励能人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在这种承认物质利益的差别效应，承认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存在竞争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能人，引路人和探索者，他们通过合法经营，勤劳致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的确立和实施，使劳动之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分配问题的实质就是物质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割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从而明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地位，即是对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具体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没有否认知识、资源、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作用；明确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这就使资金、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享有了按各自贡献大小进行物质利益追求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二、战略目标的感召
战略目标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战略对象的发展方向和所追求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结果。任何国家要实现民富国强，都必须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现代化是指通过工业化的基本途径，将整个经济社会转移到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纵观中国的历史，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与世界文明演进的潮流擦肩而过。工业革命使一些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而我们不仅错失了这次近代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而且从鸦片战争开始逐渐沦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当时的仁人志士深切感受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必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没有成功地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最终扫清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障碍。
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使经济社会活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于，它不仅仅是使经济社会活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能够从中不断共同受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赶超就是中国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美好的蓝图——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8]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三个现代化。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9]这离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只差小小的一步。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他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0]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完整地提了出来。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地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重申。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1]“四个现代化”目标正式公之于世是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布：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从1966年开始到1980年以前，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全面实现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再用二十年的时间，即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2]这样，“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就传播开来，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和工作重心的偏离，这个“两步走”的四个现代化进程没有如期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思考和规划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用“小康”一词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催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实际上，古代所说的小康社会，只不过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的向往。而由于邓小平的倡导，“小康”这个概念被赋予了新型的时代内容。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同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针对大平正芳的疑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3]
关于小康的含义，邓小平后来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实际上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到2000年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为八年时间，即从1982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为十年时间，即从1991年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按不变价格翻两番，人民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小康”这一中国人民体会自己生活的亲近朴实的说法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无疑激发了亿万人民的极大热情。
小康水平达到后，下一步目标是什么？邓小平继续思考“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战略构想。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全面阐述了到21世纪中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4]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由此，“三步走”战略成为我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和五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成为鼓舞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战略目标。
这个战略在实践中又得到了丰富和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第二步目标和第三步目标之间增加了建党100周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五大根据世纪之交我国现代化战略实施的实际情况，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个十年，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温饱”、“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些富有中国特色和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把现代化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能够生动、科学地认识和切身感受到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然而这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三步走”虽然走完了两步(只花了二十年时间)，但是还不到现代化建设三分之二的路程。完成第三步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时间跨度大，任务繁重，有必要在此划出一段时间，确定一个便于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和动员人民的新的阶段性目标。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指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个现代化所凸显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直接追求的是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政治权益和文化享受。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制定出了有步骤分阶段循序发展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它就像人的灵魂一般，始终牵引着中国人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心无旁物、义无反顾地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
三、多种经济的竞争
中国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让创造财富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财富的资源充分涌流，就在于我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平台，提出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一个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的并存与竞争，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后做出的正确选择。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了以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三纯，经济管理模式上的完全计划经济，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政治路线上的阶级斗争为纲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观。这种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一味拔高生产关系的做法导致了中国70年代经济的崩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全党特别是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进行探索。邓小平先从反面阐述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6]“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7]通过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逐渐从中得出越来越清晰的答案。他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8]1985年前后，邓小平多次用社会主义原则来反映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1986年9月，他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0]到1992年初“南巡”讲话中，他明确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由此可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都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实现的目标。
其次，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自然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衡量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先进，不在于所有制本身的性质是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这种所有制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在某一个社会制度下，所有制结构的具体形式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生产关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采取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把它合法起来。”[22]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的特点。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我国既有实行公有制的一定基础，又不能搞清一色的公有制，必须使所有制具有多样性特点，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形式。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资本主义与私有制等同起来，视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异物；认为所有制有高低好坏之分，全民所有制视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集体所有制要不断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公有制的范围越大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到1978年之前，这种单一的所有制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束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才逐步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依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利改税、责任承包制、股份制、公司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和探索，同时鼓励支持个体、私营、“三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再次，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样，不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反，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通过市场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从而实现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要求不同利益主体、所有者的存在，而不问这些主体是自然人、法人还是社会组织、国家。或者说，投资主体、产权主体、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3]通过竞争，形成优胜劣汰机制，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实现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而竞争机制这一作用的发挥又是以投资主体、产权主体、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为客观经济条件的。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使之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开始全面纠正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弊端。党的十五大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变革中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的互补与竞争，既可以保证我国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又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互补性，共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可以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仅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优势，这种优势不单指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关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它的投入大、生产周期长、具有规模经济等特征，使得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愿意干或干不了，但这些行业又是非公有制企业自身发展所必需的一些基础产业，所以由国家来提供就可以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节约大量成本。同时，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也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发展，也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排忧解难。有资料显示，1997-1999年间，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平均每年下岗职工1600万人，这期间平均每年新就业的人口中有700万人被非国有企业吸纳。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资料，2000年、2001年私营企业共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06.99万人和58.61万人，其中有20.93万和9.69万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正是由于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共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大厦的根基。
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竞争性，也促进了各自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通过相互竞争、合作，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局面，激活了市场的竞争机制，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竞争对手。这既对公有制经济企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加强管理等形成压力，又有助于公有制经济克服僵死的经营机制和作风，适应市场需求，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上“公平竞争”，既营造了生机勃勃的局面，又有助于克服非公有制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在较为均衡的条件下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四、国际竞争的挤压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并存，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和竞争。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必然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各个国家何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个国家必须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认真分析解决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也不例外。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也正是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对我国的发展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外部压力，使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积极应对这些压力，努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正是国际竞争的挤压，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开始在政治上孤立我国，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冻结，试图搞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因此，赶超英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就成为我国当时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因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发展重工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能顶住外部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维护了人民民主政权和经济上的独立。
同样是这一在新中国经济起步阶段曾取得重大成功的发展战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内在的一些矛盾暴露出来，并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工业建设，在资源配置上需要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相应地排斥了市场机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较高的积累率与较低的消费水平并存，制约了经济的更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原本“一五”计划完成前后是我国进行这一战略转变的有利时机，党的“八大”也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不但“八大”的决策没有执行，原有的战略没有转变，反而向极端的方向发展，致使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损失。
就在我们自我封闭、自我陶醉，大搞特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外部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计算机、自动化、化工、航天、机械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日本走出战后的阴影，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就连我们身边的亚洲“四小龙”，也借着市场经济的强劲东风迅速崛起。我们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环顾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越感自身的落后和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如何落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面对着国际竞争的压力，我们必须进行清醒的反思，理性的分析。终于，在对比中我们找到了造成差距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整个80年代，中国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党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开始重新思考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城市的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逐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整个80年代，当西方国家被“滞胀”、经济缓慢增长所困扰的时候，我国却因为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而成为这个时代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个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太平。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两极格局瓦解。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制裁，这使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该怎么办？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4]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潮流。进入到9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全球市场，进而使各国必须突破本国市场狭小的限制，通过参与世界市场竞争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发展主动权的丧失而陷入经济、社会危机的危险；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加剧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工具，其结果只会加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面对经济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同样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采取了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国内发展方面，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调整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推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运用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内对外开放的地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提高外资利用质量，与跨国公司建立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多边和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发展与周边各国的经贸关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是这些措施的付诸实施，使我国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实现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对接互补，实现了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中国加入了WTO组织，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接，而且更高程度地实现了国际竞争的国内化。中国的崛起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诚惶诚恐，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发达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其霸权地位的影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他们一方面希望占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威胁论”孤立、排斥中国，采取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面对这种国际形势，中国对外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决不称霸，强调中国的发展将会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致力于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对内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自主创新之路、新型工业化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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