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史学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流派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0；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0460（2000）03—0074—08
自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这的确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促使历史学家孜孜不倦进行研究的问题。美国史学家对本国历史进行独立的专业性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之前，美国史学是英国史学的翻版，而且研究历史的学者大多是非历史出身，他们大多是出于兴趣对美国史进行研究的，这些业余史学家普遍把美国看成是英国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分支，是欧洲历史在新大陆的沿续。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历史研究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发展。此后一百年美国史学的发展成长既以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为前提，同时又构成了这些变化的一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否定——肯定——肯定之否定——再肯定”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解释不仅表现了他们对于过去美国的认识，而且更反映出了他们是如何认识现在的美国。本文择其大端，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流派的演进进行概要论述。
一、进步学派——冲突史观解释美国
进步学派是以两分法的冲突史观解释美国历史，其史学的基本原则是：美国历史就是一个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民主制度与贵族寡头制、平等权利与特权之间不断斗争的过程。进步学派史学家认为，无论“冲突”以何种形式、在何种领域出现，历史总是在冲突和斗争中前进的。这一史学流派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雄史坛近半个世纪，其中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其鼎盛时期。
进步学派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源的。19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突飞猛进，美国社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美国的改革运动——进步运动。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进步运动相互作用之下，美国的社会科学有了飞跃性发展。
19世纪末，美国史学领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非专业史学家让位于专业史学家，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由美国大学培养的专业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主要供职于研究机构和大学，以研究历史和培养专业史学人才为专职。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研究历史不再只是一种业余消遣，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
新一代的专业历史学家出现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新旧变迁的时代，他们亲身体验了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种种进步和痛苦，目睹了下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作为专业历史学家，他们不再像业余贵族史学家一样依赖家产悠闲度日，而是受雇于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依靠固定薪金维持生活。这使得他们同其他所有被雇佣阶级一样，被置于金融统治阶级的经济控制之下，产生了同样的不稳定和被利用感。非特权的社会地位促使专业史学家向往社会进步，积极鼓吹社会改革运动。丰富多样的社会背景和经历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角度观察美国的过去，他们开始强调历史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实用性。这一史学思潮同社会上以进步主义为旗帜的改革运动相吻合，因而以进步学派著称于史。进步学派的理论灵魂詹姆斯·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中阐明了该派的基本观点：（一）历史不应该只是那种英雄传记或帝王家谱式的叙述，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扩大到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二）用多元化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三）用进化论的眼光来考察历史的变化；（四）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注：苏格：《美国史学纵横》，载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主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参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新历史：反映现代史学观点的论文》（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纽约1912年版，特别是第23—24、107—131、124—137页。）进步学派主张史学研究科学化，强调史学应注重研究和表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历史研究对象应从个体转向群体，从事件转向制度，史家不仅要了解少数历史伟人的业绩，还要考察广大社会成员的活动，并通过研究历史来服务于当今，要使历史成为实行政治变革与改良的思想武器。
正是这种炽烈的历史现实感促使进步史学家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性，期待用历史研究发现当代社会问题的根源。由于社会现实中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尖锐冲突，进步史家很自然地把农业阶级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置于美国历史的轴心，并重新以经济和地域利益集团的分野改写美国历史。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进步学派中的边疆学派和经济学派。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是边疆学派的始祖，他是对美国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特纳认为：“历史是包容社会所有组成部分的社会撰记。”[1]（P72）他的边疆假说的基本思想是用经济和社会演进的程式阐述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步。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论文几乎包括了他关于美国历史的主要看法，描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中的重大作用，被誉为美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里程碑，也奠定了他的边疆学说的基础。特纳在这篇论文中一反同代史学家所宣扬的美国文化源于欧洲的“生源说”，认为美国历史中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荒原地带是美国历史的特点，并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作用。正是西部的荒原生活使欧洲移民将欧洲文明衍生为美国独特的文明和美国人民独特的性格。西部产生了美国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精神和制度。而西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则推动了美国历史的发展。
进步学派的另一重要分支是经济学派，经济学派史学家采用经济解释方法分析美国历史。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并运用经济观点加以分析。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查尔斯·比尔德把农业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他强调指出：“农业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从华盛顿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未间断。”[2]（P29）比尔德还认为，独立战争的主角是商人而不是人民，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他写道：“自从投票成为一种群众支持手段以来，在美国通过投票选举革命的委员会和代表来支持革命的成年男子从未超过三分之一。”[3]（P278）比尔德最重要的著作是发表于1913 年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在这部书中，比尔德运用具体的经济材料研究1787年宪法创始人的社会立场，从他们的社会立场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差异分析美国宪法这一政治和法律文件的起源。他指出尽管他们在经济上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但都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进步学派另一重要史学家弗农·帕林顿着重研究美国历史上两种思想的冲突，并且强调经济利益对思想的决定作用。他的代表作是1927年开始出版的《美国思想的主流》。在这部书中，帕林顿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论述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的美国历史，关于美国革命，帕林顿认为，要求自治的公众愿望很早就在美洲发展起来了，当公开的敌对使这种愿望的潜在含义明朗化的时候，它就很快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共和主义的目的。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帕林顿所谓的公众愿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帕林顿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是殖民地商业阶级同英国的冲突，而且也是殖民地内部商业和农业的冲突。因此，殖民地不仅要从伦敦的控制下，而且要从守旧的殖民地社会名流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这种离心倾向在1765年以前就已存在，革命就是顺应这种倾向，必然要发生的事情。[4]（P180）
进步学派的产生与美国的进步运动密切相关，进步学派的发展繁荣也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比尔德说过：“论辩式的史学潮流总是产生于社会冲突的时代。”[1]（P167 ）这一论断恰好阐明了进步学派在进步时代迅速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因由。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工运四起，革命不断，资本主义出现危机。20年代末的大萧条更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少弊病和矛盾。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进步学派是在新的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写作历史的，他们力图用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来解释美国史，用史学为社会改革运动开宗明义。他们坚信以民众为主体的民主势力终将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将“伟大的多数”，而非“几个伟人”置于历史的中心。由于“伟大的多数”的力量不是来自其显要的政治地位，而是来自于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社会和经济活动而产生。为此，进步史学家们十分强调研究“社会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和经济利益对政治的影响，明确提出了下层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经济对政治的重大影响。
然而，进步社会史学未能在50年代之后仍然保持活力。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尽管在综合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却没有提出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主题。他们把美国历史过程的每一现象均纳入“人民对抗企业家”的宏观理论中，将复杂的社会演变进程过分简单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则较少涉及，而是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再加上50年代美国现实社会和文化环境出现了变化，这一切促成了进步史学的衰落。代之而占据史坛的是利益一致学派。
二、利益一致学派——和谐史观阐释历史
利益一致学派，又被称为新保守学派或和谐学派，是以和谐史观解释美国历史，认为美国社会发展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学派的学者开始对进步学派的观点进行全面反驳。他们否认美国历史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分化，否认下层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强调美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和谐。随着二战后国际上冷战气氛的出现，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影响大增。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利益一致学派的观点逐渐在美国史学界居于统治地位，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达十几年，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二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使得一些美国人感到有必要重新肯定美国的传统与价值。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猖獗而日趋反动，美国的主要社会思潮由进步转向保守。在所谓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挑战面前，美国史学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完全忽视美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竭力否认美国社会存在着对立阶级的斗争，强调用无冲突的“利益一致论”来阐述和改写美国历史。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在1950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主席报告中公开宣称：“我们需要的是用纯粹保守主义观点写成的美国历史。”[5]因此，到40年代和50年代初， 历史学家用一种保守的“和谐论”取代了进步史学家的社会批判主义。他们开始用“一致”和“持续”等词句重新改写美国历史，在他们的著作中，美国民众的联合一致性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1948年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出版了《美国的政治传统》一书，美国史学界一般将此看成是利益一致学派诞生的标志。霍夫斯塔特在此书中说：研究了美国国家的思想意识后，更加确信必须重新探讨以往的那些强调社会一致的传统观念。而这种观念现在已被经济学派的冲突论淹没了，必须使它重见天日。[6]（P144）在1974 年出版的《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霍夫斯塔特认为，美国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如私有制、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则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而且美国历史上的斗争往往包含着斗争各方的共性与历史的一贯性。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是利益一致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其1953年出版的名著《美国政治的精髓》中，布尔斯廷概括了利益一致学派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这一新保守思潮崛起的原因。在书中，布尔斯廷不仅否认美国革命时期殖民地存在着社会冲突，而且他还把独立战争描绘成一场“保守的抗议运动”，因为，布尔斯廷认为，殖民地人民是在为维护传统权利和英国宪法给予他们的自由而斗争。英国政府在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之后违反了自己国家的宪法，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因而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殖民地的爱国者在进行革命的时候也是在捍卫英国古老的传统和宪法。所以，美国革命是一次“宪政主义的胜利”。[7]（P144）这一观点为50 年代一些研究各个殖民地革命时期情况的保守派学者进一步论证，他们认为在革命后传统的政治领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革命不过是一场比较深刻的教育活动。总之，利益一致论史学家在其著作中所力求论述的逻辑就是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的关系是和谐的，殖民地内部的关系也是和谐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结果是维持并继续了这种和谐。因此，美国革命不是场革命，它具有深刻的保守性。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美国人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处于和谐状态之中。其后布尔斯廷又相继完成一系列名作，其中《美国人：殖民地历程》（1958）、《美国人：建国历程》（1965）、《美国人：民主历程》（1973）分获班克罗夫特奖、帕克曼奖与普利策奖。这一套著作把美国历史的各个情节全部按照和谐、延续的观点重新予以解释。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坛几乎是利益一致学派的一统天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学派的不足与缺陷日益显露。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动荡使美国人重新认识到他们社会中的贫困和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这些促使知识分子重新考虑美国的历史。甚至霍夫斯塔特也在1968年承认，站在利益一致论的立场上来写历史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一，这样的写法不能把美国革命中的激进方面的情况真实反映出来；第二，如果遵循这种理论就根本不能解释内战及与之相联系的诸问题；最后，它强迫史学家否认美国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6]于是， 美国史坛逐渐出现了“新左派”、“新思想史学派”和“新社科史学派”等试图重新解释美国历史的众多学派，美国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形成各派争鸣的局面。
三、新左派史学——自下而上重写历史
新左派史学家在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上提出了新的设想：即通过分析社会底层来研究美国历史，“自下而上”地重写美国历史。
新左派产生于60年代初，60年代兴起的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反越战抗议活动，以及遍及各大学校园的学生文化反叛浪潮促使知识界重新认识美国社会、文化和传统。在二战前大萧条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学者多数都参与了各种反政府政策、反传统、反保守观念的社会运动。像当年的进步学者一样，他们再次感受到探讨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产生了在历史上寻求当代社会矛盾根源的强烈愿望。突出代表新一代知识分子情感的是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年轻史学家。他们反对保守观念的束缚，对利益一致论史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认为利益一致学派关于美国历史“和谐一致”的观点之所以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注意到“和谐”的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新左派史学家认为利益一致学派至少有三点是难以接受的：第一，一味盲目地歌颂美国的历程，这种保守的史学研究只是符合贵族阶级对社会统治的需要；第二，这些保守的史学家把持了东部名牌大学，唯我独是，以学阀的态度排斥不同观点；第三，利益一致学派仅仅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没能提供一个对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有用的过去”。[8]
新左派史家代表斯道顿·林德在其《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渊源》一书中提出：“今天的激进主义所具有的特征鲜明的观念拥有悠久和辉煌的历史，熟悉这段历史会有助于加强用于明天斗争的武器。”[9 ]在将历史服务于现实的实用史观引导下，新左派史学家迫切感到有必要在历史上找出医治今天社会弊端的途径，民众抗议的力量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与进步学派前辈不同，新左派学者更强调下层人民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认为美国出现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现有制度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进步学派则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改良来加以解决。在方法和观点上，新左派是要求彻底变革的“激进派”，进步学派是要求改革的“自由派”。所以新左派在其著述中不像进步史家那样坚信社会会自然走向进步，而是强调对社会发动剧烈改造的必要。这些新认识促使新左派史家发出了“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呼吁。他们提倡“从社会下层而非上层，从默默无闻者的立场而非声名显赫者的立场描述过去社会”的新方法。“默默无闻的大众”之所以重要并不仅因为他们是人口的多数，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社会机制变革”的主导力量。进步学派虽然为从整体观察历史而将下层民众置于历史研究视野之内，但却未有意识地扭转传统的自上而下观察历史的史观。与此相比，新左派史家则为了发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有意识地明确扭转了传统史观，从下层民众的角度观察整个历史。
新左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杰西·莱米什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还在从对少数人的考察中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观点产生谬误，而且有时使我们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初期的历史曾被看成是协调一致和无阶级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它的缘故。”[10]莱米什在其重要论文《自下而上地观察美国革命》中首先分析批判史学领域里“杰出人物决定论”思想。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还在从对身居要职的少数人考察中得出关于整个社会的结论。这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观点产生谬误，而且有时使我们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初期的历史曾被看成是协调一致和无阶级的时期，部分地就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它的缘故。”他认为，在北美殖民地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协调一致，事实上，独立战争前，在北美殖民地移民中，上层和下层人物对待英国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区别，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是慢慢地被迫走向革命的，而且还力图向外界证明，他们不是“无理取闹”的反叛者。莱米什认为，以往的美国历史学家对于普通群众的事情非常迟钝，如果能够从他们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察革命，那么就会发现，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性质和伟大阶级冲突的特点。他认为，贫民、特别是水手，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空白点，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莱米什要求重新正确评价美国独立战争。他说：“美国革命可以从那种认为所有人都是生为平等的，有理智的，既然他们思考和推理，就能够从创造自己历史的观点出发很好地重新加以考察。”[10]因此，他认为，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从普通群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察美国革命，那么就会发现，革命具有更为激进的性质和阶级冲突的特点。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战后美国进步史学的新思潮。
新左派史学在60年代刚出现时，大有破竹之势。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和美国社会一些矛盾的暂时缓解，新左派的势头逐渐减弱。
四、新社会史学——多元化研究
新社会史学注重向来不为传统史学家所注意的种族和社会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并从这一立场对美国历史进行多元化解释。
从60年代起，激烈的社会动荡——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学生反战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新观念，为美国学术界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各学科的交叉发展和相互渗透日趋频繁，历史学家开始广泛地运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计量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手段等进行历史研究。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开拓了新的领域，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社会史学随之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学派，从而使美国史学在研究内容、领域、方法和材料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首先，新社会史学家不再将社会史视为历史研究中一个以对象划分的专题分支，而是将其当作从社会观点出发的历史，它包容了所有历史学的专题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是一种“以社会集团，尤其是社会经济集团为中心的历史写作方法。”它研究的范围决不限于传统上称之为“社会”方面的问题，不排除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活动。其次，在内容和主题上，新社会史学研究从传统的领袖人物传记、政治体制、思想史和外交史转为对普通社会群体的研究，尤其注重对那些被传统史学忽视或无视的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亚裔美国人和妇女等的历史。重要的是，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美国）历史知识的一种简单补充，而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重新定义。”[11]第三，新社会史家的研究取向由个别的历史事件转向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现象，强调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应是社会史的主要研究目标。第四，新社会史学在研究领域比传统史学更为宽广，分类更为精细，出现了许多新的专门领域，如黑人史、拉丁裔美国人史、印第安人史、亚裔美国人史等。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又有更进一步的分类，如黑人史中，又分为奴隶制下的黑人史、黑人妇女史、黑人文化史、黑人思想史等。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从传统的选举权运动扩展到家庭史、移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边疆妇女、战争时期的妇女问题，以及妇女权力历史等方面。劳工史也从过去的工会研究的单一方向扩展到奴隶制劳力的比较研究、工人在工厂的生活、工人与美国制度的关系、非产业工人的历史、少数民族劳工的经历等。第五，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新社会史学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中借用了不少研究分析方法，并启用了口述史、统计史学、文化与考古研究等其他研究形式。在史料方面，除了继续使用传统的史料（如政府档案、报纸、手稿和历史文献等），研究者也大量发掘和使用其他的材料，如种植园的记录、少数民族历史和妇女人物（包括那些并不著名的人物）留下的文字和非文字资料、黑人团体的会议文件、地方报纸和各州的档案、工会活动记录、历史小说、地方教会的手册、监狱记录和人口统计资料等。最后，新社会史广泛运用了计量方法，使得史学分析更趋于精确和数量化，同时也给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
新社会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斯蒂文·西恩斯特罗姆。西恩斯特罗姆于1964年出版了《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的社会流动情况》。他用计量方法分析了马萨诸塞州纽贝里港诸如人口登记册等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得出结论，即美国社会在工业化时期，蓝领、白领阶级变动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继该书之后，一批学者对美国社会阶级变动、城市人口变动、少数民族、移民等诸方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西恩斯特罗姆又于1973年出版了《另一些波士顿人：美国都市的贫穷与进步》。该书以波士顿为例，分析了近一个世纪来美国城市化的情况，该书荣获班克罗夫特奖。
新社会史在拓展史学领域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上推动了史学的革命性发展，带来了美国史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其研究成果揭示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美国人的不同历史经验，不同群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努力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独立，学会使用美国政治机制和理论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他们的历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历史的内容，也推翻了新保守学派“和谐主导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旧史观。但时至今日，新社会史学仍远未成熟，还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其一是新社会史无力准确概括复杂多样的社会发展演变的主脉，新社会史学家只是描述了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对社会从一种结构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缺乏综合的理论解释。其二是史学研究的“零散化”问题。新社会史分类过多过细，历史学家难以准确把握本领域或本专业的研究现状，把握整个美国史研究的主线困难更大。缺乏综合导致社会史学看起来“不过是一群互不相关的实体……只在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关心注意的基础上松散地揉在一块。”[9]其三是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新史学由于注重种族、民族、性别和群体的历史，带有一定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在向旧史学挑战的同时，过分强调和注重群体价值，忽视甚至否定其与美国史主流的联系。其四是在研究方法上，新社会史过分地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模式，脱离了史学处理具体问题的本质特征。运用计量方法也有类似不足。一些史家发展到为计量而使用计量方法，只选取那些能够用来进行计量分析的题材和材料进行研究，从而更使新社会史难以对历史做出整体综合的分析论证。
因此，新社会史虽然代表了美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远非臻于完善。然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目前美国史学发展趋势：一是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史学研究中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传统理论取向受到猛烈冲击，以社会大众和大众文化为主体的新理论取向逐步得到确立和加强；二是新的价值取向开辟了历史学的视野，扩大了历史学的范畴，历史专业分化的趋向加强，各种史学新分支纷纷出现，导致了对美国史的多元化阐释；三是研究方法由简单因果论的历史叙述转变为多因素的综合分析论证。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一百年间美国史研究发展的主要脉络，同时也可以看出美国史学在本世纪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美国社会近百年的历史而行的，学术流派的兴衰是与历史潮流的沉浮变迁相关联的，同时各流派间的争论也推动和促进了美国史学研究（限于篇幅本文未对新思想史学派、新社科史诸派进行论述）。随着二战后美国政治文化逐渐走向平民化和多元化，美国史学也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走向多元化。各种流派的先后出现、并存与互补极大地丰富了对美国史的研究与认识，从而也形成了当今美国史坛多元、多极的局面。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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