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维对海德格尔“地方”思想的一次学术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哈维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6-0029-07
修订日期：2013-06-10
1 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及其影响
对于地理学者而言，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值得关注。他是20世纪西方现象学运动核心人物之一[1]，而他对于“空间”问题几乎抱有终生的探究兴趣，并留下了一些重要著述。
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在其早期思想中，空间问题只是在论述存在问题时以次要角色出现。例如，在《存在与时间》这本代表其早期思想的奠基之作中，他提出了“存在论差异”问题，即“存在者”不等于“存在”，而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二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都遗忘了存在，只关心存在者或把存在等同于存在者[3]。这一时期的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来指称“人”这样一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3]——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即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的“去远”与“定向”的性质，而物理空间——作为一种“存在者”——的可测量特征都是从去远与定向这两种此在的空间性所抽象衍生出来的[3]。
在其后期思想中，空间问题的重要性更显重要。此时的海德格尔已觉察到“此在”概念中还残留的主体哲学成分，于是主动“转向”或说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尚未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体哲学影响的那些古希腊思想并采用一种围绕语源及其演变的分析方式，着力开辟一条新的思想道路[4]。他对“空间”概念源始含义的理解也就有所变化。以这一时期的著名文章《筑·居·思》为例，他从追溯“筑造”(bauen)一词在古德语中的语源出发，提出其原本包含“让……居住”的含义。现实中的筑造活动，实际上是生产出了一个个的位置(ort)，而人在日常所经历的那些空间就是因为人在这些位置的居住而被给予、被展开。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几何学的三维延伸度乃至解析几何的那种代数关系的多样化的“空间”概念，都不能涵盖或取代上述基于位置、建筑物的居住层次上的空间经验，反过来说，都是这种直观的空间经验的不断抽象[5]。对海德格尔而言，理解“空间”成为理解“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路径”：人与空间的关系无非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居住”[6]；人首先能居住，才能去筑造，但这种居住并不是简单的屋中的居住，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征[6]。
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空间转向”中，海德格尔对于空间问题的阐释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远不能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代表人物相提并论。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已经远远超出本文所能承载的分量，此处只略加评述，以引出后文的主题。海德格尔的影响在欧陆哲学界以外的扩散如此缓慢，除了其思想和文字本身的艰深甚至让德国读者也感到费力[1]之外，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他那离弃传统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决绝姿态[7]。尤其其后期所采用的诗化的写作风格，往往使读者沉浸于吉光片羽般的哲思格言，而难以把捉其思想主线。这一点也使得以分析哲学为主流、重视语言逻辑的英美哲学界感觉特别难以接受，从而阻碍了他的作品和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此外，海德格尔在纳粹德国时期曾短暂受聘为弗赖堡大学校长，这一段与希特勒政府合作的不光彩经历，让他一度备受争议。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人生抉择的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他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本身的研究，这恐怕也是导致他的很多思想——自然也就包括有关空间的思想——长期未能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
一些阐释者对这位思想家及其充满传奇色彩和政治意蕴的命运表现出浓厚兴趣，倾向于从其经典著作中去挖掘那些可以揭示其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行为的各种思想根源①。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军人物大卫·哈维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中，第一次论及海德格尔，同样延续了上述思路，他用了近4页篇幅来探讨海德格尔何以从对于时空的审美判断出发，使自己扎根于各种古典的价值观(尤其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明的价值观)，因此对强烈的民族主义抱有同情，最终认同纳粹反动的现代主义及其所强调的神话力量(血统与国土、种族与祖国、命运与地域)[8]。“时空”在此以“空间特性与身份的崩溃、表面上不受控制的时间过程加速”的表述方式出现[8]，哈维认为这就是导致海德格尔不堪烦扰并转向寻找古典主义的原因。然而，面对大量已经译为英文的海德格尔作品，以及其他作者的相关研究著作，哈维在整个4页篇幅的论述中仅仅只用到了其中的两本：一本是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9]，哈维引用了半句原文来指出海德格尔“表明了在‘形成’的瞬间中‘存在’的永恒”②；另一本是马克·布利茨(Mark Blitz)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政治哲学的可能性》[10]，哈维直接引用了其中两段论述材料。显然，后者才是哈维实际所倚重的参考资料，这也使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与布利茨类似的判断。
客观地看，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工具来批判性地思考社会政治问题的学者，哈维有选择地去考察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政治经历，例如在大量相关著作中偏偏选择了一本重点挖掘存在哲学与政治哲学之可能关联的著作，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说《后现代的状况》只是哈维以其特有方式来关注海德格尔的一个起点，那么在4年后，他在约翰·伯德主编的《绘制未来地图：地方文化、全球变化》一书中发表《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11]这篇文章时，已经将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视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单元，并将之置于可同他自己的精神导师马克思的理论展开对话的重要位置。1996年，在出版新著《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时，哈维也收入了这篇文章，列为全书第十一章[12]。在我看来，此时的哈维，不仅是将其“有选择地考察”的特有方式发挥到了极致，还很明显地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了海德格尔有关空间——特别是有关“地方”——的思想。本文后面的篇幅，就将采用一种文本解构的阅读方式，来详细考察哈维对海德格尔的学术建构。
2 哈维对海德格尔“地方”思想的建构
《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这篇文章的思路非常清晰，哈维是要与以往主要的有关“地方”的思想对话，指出各种思想观点可能的不足，并进而推出自己的有关“地方是社会建构的”思想。为此，他依次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海德格尔的作为存在(being)场所(locale)的地方、作为环境特色场所的地方、作为集体记忆地点的地方、场所精神(Genius Loci)、作为社群场所的地方等。在他看来，“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地方是社会建构，并且必须这样来解读和理解”[12]。既然这一点毫无疑义，那么剩下来唯一有趣的问题就是“地方是由何种社会过程构造的”[12]。哈维认为既有的观点都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在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加以对照分析之后，他才郑重其事地用文章第十小节的标题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会空间实践建构诸地方(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 through Socio-spatial Practices)”。
这一次，哈维没有像在《后现代的状况》中那样先入为主地描画一个褊狭的、激进的、应受批判的海德格尔形象，他甚至给予海德格尔一种贯穿全文的对话主线的地位。为什么海德格尔如此重要？答案或可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一些重要学者产生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吸收借鉴了现象学传统的人[12]，例如建筑学家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和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当哈维讨论后面这些人的观点时，相当于间接地与海德格尔展开对话。第二，哈维发现了海德格尔不能被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在漫长的现代性历史视角下，海德格尔的思想竟然可以与马克思的思想共同构成彼此包含而不互相排斥的对立面[12]：
对马克思来说，潜在的压迫、误解和剥削是在空间上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纯粹以地方为本的政治学的后果。对海德格尔来说，以地方为本的居住经验的现象学现实主义只是从那个世界得到的暂时的喘息。马克思认为，拜物教中的经验充分真实却又是表面的和误认的；而海德格尔则将同样的商品交换和技术理性世界看作必须受到批判的日常生活之非本真性根源。这种对难题根源的共同定义(尽管马克思明确定义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而海德格尔则明确定义它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为重建对地方的深刻理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但是哈维显然对这样一种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辩证统一”感到不安，于是在文章的第四小节末尾，出现了这样一句如此纠缠回绕的话：“在海德格尔的论证中，却是存在着值得仔细探讨的充分可信性(enough credibility)，即使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就其最初形式(original guise)来说，存在着拒绝它的充分理由(strong grounds)”[12]。那么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似乎直到文章结束，哈维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一般情形下，可以表达出作者的足够谨慎，但是“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哈维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海德格尔的一些重要思想。
哈维在文章第四小节来专门探讨海德格尔，在开端部分连续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三段原文。可以认为，这是哈维挑选出来并作为他所谓的海德格尔之“地方建构”思想的代表性引文。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也有必要将三段文字按照哈维文中引用的顺序，依次引用过来：
引文一[6]：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不过，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也可能离我们最远。在路程上十分疏远的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近。……一切都被冲入这种千篇一律的无距离状态之中，都搅在一起了。……这个令人惊恐者是什么呢？它以万物如何在场的方式自行显示并且自行遮蔽，也即以这样的方式：尽管有种种对距离的克服，存在者的切近却仍然杳无影踪。
引文二[13]：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
引文三[6]：在那里③，使天、地、神、人纯—地进入物中的迫切能力把这座房屋安置起来了。它把院落安排在朝南避风的山坡上，在牧场之间靠近水源的地方。它给院落一个宽阔的伸展的木板屋顶，这个屋顶以适当的倾斜度足以承荷冬日积雪的重压，并且深深地下伸，保护着房屋使之免受漫漫冬夜的狂风的损害。它没有忘记公用桌子后面的圣坛，它在房屋里为摇篮和棺材——在那里被叫做死亡之树——留出了地方，并且因此为同一屋顶下的老老少少预先勾勒了他们的时代进程的特征。筑造了这个农家院落的是一种手工艺，这种手工艺本身起源于栖居，依然需要用它作为物的器械和框架。
哈维经由重排引文而实现重建语义的手法，在此表现得再明白不过。被引用的这三段文字，实际上分别依次来自于三篇不同的文章：《物》、《诗人何为？》、《筑·居·思》。三篇文章均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并同时被收录于海德格尔的文集《诗·语言·思》。该书1971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哈维的引用都是来自于这个英文版。而他具体上是用怎样的思路来连接这三段引文的？笼统地说，这是一种类似“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简单思路。第一段，时空压缩带来不稳定的生活感受，人们产生对于身份丧失的担心，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海德格尔所发现的问题。需要留意的是，哈维提到“身份”这个词之后，紧接着加上了一个注释：“被理解为与地方的同一”[12]。第二段，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空间关系变化？哈维认为，海德格尔将之归咎于“商品化和市场交换”，类似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找到。这就是对问题的分析。第三段，海德格尔给出了怎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那就是回到“栖居”，即重新学会“筑造”，重新构筑人的根基(rootedness)、人的根基持存性(autochthony)，就像两百年前那座能够聚集天、地、神、人的位于黑森林中的小木屋一样。哈维的推论是，“问题就在于恢复可生存的家园，在其中建立充满意义的根基。地方建构应该就是恢复根基、恢复居的艺术。”[12]至此，问题得以解决。
不过，联系到前面提及的紧接在“身份”一词之后的那个注释，不难发现，除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明线，另有一条暗线：这就是将海德格尔的有关论述牵引到哈维自己所特别关心的“地方”这个概念上来，由此他就能挖掘出海德格尔对于“地方建构”的关心，因为地方建构就是恢复根基、恢复“居”，消除无家可归的感觉。而哈维接下来继续指出，海德格尔提供的这种地方建构之社会过程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雷尔夫所总结的“(地方)藉以在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中通过反复遭遇和复杂联系而得以建造”的那种方式[14]，它暗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个问题[12]。按照哈维给出的引用顺序，或许的确可以展开一条重新认识海德格尔三篇文章内在逻辑的启发性线索。然而，这样做是否能够令人充分相信：海德格尔确实在关心并且强调“地方建构”的意义？用更简单的提问方式说，海德格尔的“地方”思想是否就是一种“地方建构”的思想？这一点值得进一步认真分析，因为显然它才是哈维所真正重视并引以为批判海德格尔的一个基点。
3 对哈维之建构的解构
所有对他人的“建构”行为的解构，实际上是另一种“建构”行为，并因此而承受着曲解误读或过度阐释的风险。为了避免所做出的判断失之于草率，接下来我将更全面地考察海德格尔被引的三段文字所在原文中的上下文，做更谨慎的分析。在进入这种分析之前，要先交代一下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趋向。如前文所说，“二战”后他已经放弃了其前期哲学中以“此在”为核心概念来建立基础存在论并进而探讨一般存在论的理路，转而开启一条基于语言来思考存在的道路。其中最令人着迷也令人费解的，就是他提出了“天、地、神、人”这样一个阐释“居”之所在的四重整体(das Geviert)。这是他对“存在”现象的全新理解，《物》与《筑·居·思》都细致地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刻画过这个四重整体。因为这两篇作品原本是用于不同场合的演讲稿，所以二者的部分文字存在一些重复。不过在这些文章中，乃至在记录其后期思想的绝大多数文章中，海德格尔依然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存在”，这一关心并没有随着其思想转向而连同“此在”等前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被一起放弃。
引文一没有直接引用连续的原文段落，三处省略号显示了引用者对内容和语义的选择重构。有两个方面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来看被哈维所省略的内容。第一处省略，原文是海德格尔对于现实生活中物理意义的切近(N
he)的详细描述；第二处省略，原文是对于切近与疏远这两个相关现象的追问；第三处省略，原文是用原子弹爆炸为例，简单回应作者自己提出来的如下问题：“难道把一切都推入无距离状态，不比把一切都搞得支离破碎更可怕吗？”。其次来看在引文之后的原文，海德格尔用“切近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们如何才能经验到它的本质呢？”[6]为过渡，开始阐述如何去发现切近，并水到渠成地引入“物”这样一个在切近中为人们所感知的存在者，也就是这篇文章真正要探讨的对象。可见，经过哈维的省略与恰到好处的截断，他的引文就能够造成一种顺畅而敏锐的语感，让读到这段话的人首先对时空压缩所带来的人的惊恐、人的不安留下深刻印象。与这种引用方式相呼应，哈维在接下来的评述段落中，接连使用了几个含义密切相关的词：terror(恐怖、恐惧)、fear(担心)、threatened(受威胁)。这就加强了引文所要达到的效果。然而，显然它已经偏离了海德格尔在《物》这篇原文中谈及切近、谈及时空压缩的本义：它们只是正式提出问题前的引子而已。《物》的主旨，是以对壶的分析为例，指出人们往往执着于对象化的物，即物的长宽高、颜色、材质等等，而未能领会本质的“物性”，也就是说遗忘了物自身的存在。很明显，海德格尔为文之目的仍然是探讨存在。顺带指出，哈维在这段引文后做出的“‘时空压缩’的恐怖感觉便产生了对身份丧失的担心”这一评论，在整个引文中实在难以找出任何证据。
引文二来自于《诗人何为？》的中间段落。引用方式是如此常规，所引用的文字本身的确也像哈维所言，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非常接近。但是，这段文字的引用方式真的就中规中矩吗？要看出它所存在的问题，需要先仔细阅读《诗人何为？》这篇文章。它以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作分析为例，指出在贫困时期(即存在被普遍遗忘的年代)，诗人依然可以比一般人有所作为，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坚持思考，以思想来开放出各种可能性。引文二以“技术领域的对象”为起始，而“技术”一词的确在这篇文章中频频出现。里克尔恰好是一位在思考着的诗人，他看到了那些“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显露”于自己面前并遮蔽存在的东西，其中当然包括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一切：原料、机器、原子物理学、极权国家、世界乃至人自身[13]。这里要注意的是：遮蔽存在的并非只有技术，思考着的诗人也并非只能看到技术的后果，但海德格尔的确主要是围绕技术现象来展露他对于存在被遗忘的忧虑。在这里，哈维使用了一种类似“偷换主题”的建构手法，他先以“海德格尔承认，空间关系的变化是商品化和市场交换的产物，并且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非常接近的观点”这句话带出引文，紧接着又以一种似乎不得其解的语气在紧跟引文之后的段落中写道：“然而，海德格尔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他把注意力从世界市场那里收回，转而设法去揭示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类生存之真理。”[12]如果了解《诗人何为？》一文的内容，并且留意到海德格尔在文中大量有关批判技术和呼唤存在的文字，就很容易明白所谓的“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把注意力从世界市场那里收回”，对于整个学术生涯都以存在问题为兴趣焦点的海德格尔来说，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做法。他的兴趣根本不在彼处，甚至可能从来不曾想过要去专门分析“商品化和市场交换”——而这恰恰是哈维所深感兴趣的话题。
引文三的手法相对而言最为直接，哈维此时几乎不加掩饰地要从海德格尔那里拉扯出“地方建构”思想来。在有关黑森林小屋的描述中，他准确地抓取了“居”这个核心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简单、直白，特别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引起人们对于“家”的联想。哈维写道：“……狭义的无家可归的感觉可能仅仅通过建造居所就能得到缓解，但还是存在着更深的无家可归的危机，这可以在现代世界中观察到；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根基、他们与故土的联系。”他进一步引用来自于海德格尔的一篇纪念讲话[15]中的文字：“任何本真的艺术品的繁荣都取决于它在本土中的根基。‘我们是植物——无论我们是否乐于承认这一点——必须具有源自大地的根，以便在以太中开花和结果。’”因此，“地方建构就应该(should be)是根基的恢复、居的艺术的恢复”[12]。然而，手法愈直接，所可能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愈明显。我想从两个方面来佐证这一判断。
第一个方面直接与引文三有关，海德格尔为什么会描述这样一座“黑森林小屋”，而哈维应用这一描述的用意又何在？在《筑·居·思》原文中，下面这段话就紧跟在对黑森林小屋的描述之后：“惟当我们能够栖居时，我们才能筑造。指出黑森林里的一座农家院落，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回归到这座院落的筑造，而不如说，我们是要用一种曾在的栖居来阐明栖居如何能够筑造。”[6]海德格尔讲得非常明白，他并不是要号召或指望人们在这个“令人忧虑的年代里”去恢复根基、恢复居的艺术，更丝毫谈不上将之定义为或表述为“地方建构”。哈维自己其实也看得非常明白，如他在文章的第八小节就提到，海德格尔“承认回到由黑森林小屋组成的世界是不可能的”[12]。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何在这里表现出视而不见，依然要勉力去编排一种引向“地方构建”的语义倾向。
第二方面与跟在引文三之后的“我们是植物……”这段补充引文有关，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这段引文事实上来自于诗人赫贝尔(Johann Peter Hebel)，但从行文规范来看，哈维并未交待其真正来源。在那篇纪念讲话中，海德格尔以赫贝尔的这段话为引子，连续采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并问道(We grow thoughtful/more thoughtful and ask)”的句式，刨根问底地揭示了“二战”之后人类所面临的在住所和精神上双重的无家可归状态、依赖于计划和计算的生活方式、缺乏沉思的日常生活、受制于以原子能利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及其不可预知的未来等诸多问题。他进而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个体的人也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自觉摒弃“计算式思维”(calculation thinking)而转向“沉思之思”(meditative thinking)，从而做到“对于物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 towards things)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openness to mystery)④。在纪念讲话的最后，他又一次引用了赫贝尔的这段文字，但提醒经历过时代巨变的人们，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它加以重新理解。所谓“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它加以重新理解”，源于对人之存在的期待：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可以让我们在技术世界中得以立足并不受其害，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的根基持存性，甚至有机会去捕获那原有的并迅速消失的新形态的根基持存性[15]。可见，当海德格尔复述赫贝尔这段话时，他所希望暗示的，更应该指向其后期哲学的四重整体，即天(“以太”)、地、神(神秘之物、神圣之物)、人(终有一死者的“泰然”的居住)的聚集。至此也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写作主旨并不在于探讨哈维所谓的无根基的艺术“被还原为对它先前自身的无意义的拙劣模仿”[12]之类问题，并且“源自大地的根”这样的表述，在那篇纪念讲话中也只是一种直接借自赫贝尔的比喻，因此“大地”不能像哈维那样将之直接理解为“地方”。从对四重整体的分析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地”，乃是因人之“居”才得以出场，所以真正根基性的、前提性的应该是“居”这种存在方式，而不是先有一个现成存在着的、确切而具体的“地方”。由此可以推论出，“居”的恢复所需要的，正是人在“沉思之思”中赢获的那种“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的存在。但是，哈维在这里再次采用了一种偷换概念、模糊处理的方式，通过将“居”的恢复等同于“地方建构”，在将海德格尔的“居”之思加以对象化、具体化的同时，刻意拔高了“地方”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性。
一番解构式的考察分析之后，我的基本观点是，哈维在三段引文中所指向的核心内容，即时空压缩及其带来的恐怖与不安、商品化与市场交换、恢复根基和恢复居的艺术，在海德格尔那三篇从不同角度深刻探讨“存在”主题的原文中，都只是辅助性或细枝末节的部分，甚至源于哈维自己的牵强附会和明显误读。从海德格尔的原文来看，他并未明确提出过所谓“地方建构”的思想，而仅有的可能与“地方建构”相关的暗示，也止步于呼吁人通过“沉思之思”而获得一种“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的存在。这种存在方式，不但局限于个体的“人”，而且局限于抽象的“思”，对于海德格尔的其他一些批评者来说，这才恰恰是其思想的真正弱点所在：它本质上是一种浪漫化的分析，所关心的是人对于地方的认同感，并未顾及人的现实存在所可能受到的来自于历史与社会的强烈影响⑤。基于上述分析，应该可以看出：哈维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倾向于忽略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将海德格尔有关“恢复居的艺术”所隐含的人的非对象化的、非具体化的存在方式，一厢情愿地建构为面向实践的、指向具体地方的所谓“地方建构”的思想。
4 更多的解构
在哈维这篇文章的第九小节，他要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一个总结[12]：
除了直接感性和沉思的经验世界，海德格尔完全拒绝任何意义的道德责任。他拒绝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来研究商品的、货币的、技术的和生产的世界。他把自己的视野限定在非常狭小的经验世界，以此来追问物之经验的先天和内在的性质。他坚持居之经验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地方和环境的特异性。这样，他否定了将早餐摆放到他的餐桌上的那些过程的相关性，强调现代生活之本真共同体的丧失、根的丧失和居的丧失。前者是总的否定行为，而后者则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
难题在于，这样一种情感很容易使人屈从于那样一种解释和政治学，它既是排他性的又是褊狭的，是沉思的而非行动的，是社群主义的，甚至是强烈民族主义的(因此海德格尔重视纳粹主义)。
这里给出了一个在哈维眼里作为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全身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语义鲜明且重复使用的动词：(完全)拒绝、拒绝、限定、坚持、否定、强调、重视。但我想明确指出，首先，作为存在哲学家的海德格尔的任务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哈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否选择“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来研究商品的、货币的、技术的和生产的世界”，出自其学术理路和学术志趣；其次，海德格尔并不狭隘，他的理论具有一种开放的多样性，他所致力的“存在”研究，无论是前期的基础存在论，还是后期的语言存在论，都承认人作为特殊存在者的本质就是“去存在”，即总作为其可能性来存在[3]。我还想指出，晚年的海德格尔是如此关心语言，他明确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16]，因此需要从语源上去详细考证每一个概念的初始含义及其演变。这就比哈维看得更远、走得更远，同时更具反思性与批判性。不难发现，哈维所使用的学术语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学习与吸收，当然也来源于与那些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曲解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各种思想长期交锋的学术实践。换言之，哈维自己所使用的学术语言本身也具有一种高度的社会建构特征。很可惜，哈维自己并未表现出对这一事实的清晰认识。当他颇具创造性和启发性地指出了“地方”作为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实在的同时，却忽视了“地方”这一概念乃至诸多相关概念也都是一种建构式的、有待反思的学术语言。
还可以看到，虽然并不算很明显，但是哈维毕竟没有放弃早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就形成的对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密切关注，而他在这里透露出的批判立场依然鲜明。不过，仅从海德格尔对于“居之经验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地方和环境的特异性”的坚持——甚至这样一种对于海德格尔思想倾向和情感的判断本身也有待仔细审查——就推断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乃至“因此……重视纳粹主义”，这也违背了哈维自己所推崇的从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问题的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这样一种跳跃性的、缺乏可信理据的推断，当然可能有利于哈维推出自己的观点，但却更有可能因其作为影响力深远的学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而将海德格尔置于一个被人文地理学界误读的尴尬境地。
5 结语
至此，我已经揭示了哈维对所谓海德格尔的“地方建构”思想进行学术建构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多种方法，包括重排引文、重组素材、偷换主题、“视而不见”、模糊处理等等。不算冒昧地说，对于海德格尔及其思想的研究，哈维所走出的这一步并不值得称道。套用其文中的一句话：“给予其他地方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是媒体最恶毒的杀戮形式之一”[12]，那么可以说，“给予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一个固定不变的错误形象是学者最糟糕的破坏形式之一”。如果不去澄清哈维其文对于海德格尔及其空间与地方的思想的随意发挥与刻意建构，将会严重阻碍海德格尔及其思想所能给予人文地理学相关研究的启示与激活，也无益于对“地方”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地理学核心概念展开有意义的学术探讨。为了公正地对待海德格尔乃至其他哲学家——特别是现象学家——所提供的充满沉思色彩的空间思想，在着手进行任何的应用与批判之前，人文地理学者都须将尊重原著、尽量避免误读作为必要前提。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批人本主义地理学家也曾经对现象学产生过浓厚兴趣，尽管未能掀起一场钻研和应用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热潮。不过，现象学在当时仅仅是被简要地提到，后来则很少出现在地理学的著作中[17]，而像段义孚和爱德华·雷尔夫这样曾介绍过海德格尔的开路者，也没有把重心放在其空间思想上，而是如同一般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做的那样，将目光投向其最具创造性贡献的“存在论”思想以及他的老师胡塞尔所精辟提炼的“意向性”等现象学核心思想，甚至不加分辨地将海德格尔视作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而这一身份原本是海德格尔曾经明确否认过的：他指出自己所关注的“存在”与存在主义真正代表人物萨特所关注的哲学主题毫不相干[16]。总体来看，在人文地理学界，迄今可能只有约翰·皮克尔斯充分意识到了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的真正重要性。他大量阅读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发现人文主义的和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在鼓励研究者对现象学的意向性思想进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解释，因此首先需要把现象学的研究从这样一种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散漫的解释中拯救出来[18]。依循海德格尔的空间思想，皮克尔斯指出“地方和空间都是源自基本的空间性”，从而建议去寻找一种对人文空间性的一般结构特征的本体论的、存在论的理解，因为人文空间性是理解地方与空间的前提条件，这才有可能最终将地理学建设为一门关注人的空间性的人文科学[18]。
本文的局限在于：作为一位有着独立精神、批判精神的地理学家，哈维的地方、空间思想本身也十分丰富，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已有大量评述，而本文的探讨仅仅从他的一篇论文出发来展开，只是以“商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还算不上对哈维的“思想本体”的分析与回应。如果想更准确地理解哈维对海德格尔或其他思想家的地方、空间思想的评价、批判、吸收或改造，则有必要全面回顾哈维的所有重要著述，清晰地把握其思想的“横”(当时的学术语境与社会语境)、“纵”(其自身思想演进脉络)特征。此外，人文地理学的问题指向、理论诉求、思考方式，与哲学包括作为一种方法的现象学哲学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不能对后者进行简单化用。特别是，“空间转向”以后的人文地理学所强调的是“社会空间”，要讲清楚这种社会政治内涵的空间与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所论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空间”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概念可比性的问题。
致谢：感谢匿名评审人为此文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并提供重要的参考文献。
①已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如：巴姆巴赫C.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M].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②英文版译作：Over against becoming being is permanence；国内熊伟和王庆节将其译作：在在与形成的对比中就是停留。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1。
③即下文将提到的一座黑森林小屋。
④其中“releasement towards things”、“openness to mystery”、“autochthhony”参考了戴晖的译法，见：海德格尔M.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30-1241。
⑤台湾学者王应棠对此有较为全面的评述，涉及西蒙(D.Seamon)、穆格劳尔(R.Mugerauer)、哈维、皮特(R.Peet)等学者的观点。见：王应棠.栖居与空间：海德格尔空间思想的转折[J].地理学报(台湾)，2009，55：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