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沃土 情系山乡——何申小说的审美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乡论文,沃土论文,情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的小说家似乎都在逃离现实，或沉迷于历史的积尘污垢中寻奇猎艳，或陶醉于艺术的迷宫中闭门造车。何申却心无旁鹜，沉于燕山深处，热切关注农村的改革进程和农民的命运，思考和探索在变革生活中的民族心理和历史意识，在独特的审美视域中开拓出别具特色的“农村干部系列小说”，给九十年代的文学景观添加了一方塞外风景，给疲软失态的文坛带来活气和惊喜。
塞外的山风暴雪澡雪了何申的文心，炯亮了他的慧眼。他深刻的审视了农村改革的阵痛、徘徊和艰难发展的走势，精细的描绘了从普通农民到县级领导的群象和集体心态，构成了农村干部系列小说的整一性。平凡的人生世相，平实的选材建构，平易的叙事风格，平淡的语意氛围形成了何申小说独特的美学世界。
平凡与崇高共现：浑金璞玉式的农村干部群像
何申是一个自觉的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二十多年前他由海河之滨下乡到塞北山区时，就为他今日的创作奠下了基石。多年与农民相依为命的生活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形成了他的审美理想。
何申经历了一个由普通农民到县级领导的人生历程，所以从普通农民到县级干部都成为他的审美对象，并重点塑造了乡镇干部的群体形象，他一方面专注描绘这些个体生命的本色和原状，表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热望和追求，苦闷和忧虑，艰辛和无奈，写出他们庸常人生的生存本相、生存困顿；另一方面，他又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力图在人物独特的命运，丰富内心世界的展示中融注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从村民代表（《奔小康的王老祥》）、村民组长（《村民组长》）、村长（《村长》）到乡镇干部（《乡镇干部》）、《乡干部老秦》、《穷乡》、《梨花湾的女人》、《年前年后》）、县级干部（《穷县》、《文化馆长葛大弦》《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地区干部（《信访办主任》、《翠柳湾》、《燕河之秋》等，都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同时作者又把他们放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上去度量、衡定，便有了宽泛的社会意义和美学力量。
在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何申似乎疏离摒弃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不加任何矫饰的从生活中打捞上来活脱脱的人和事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与读者没有间隔。何申对他们不溢美、不掩恶、不粉饰、不丑化，在“美丑并举”中裸露他们的崇高和平庸，在瑕玉互见中坦示他们的内心和外形。何申既歌颂赞美他们在改革开放奔小康过程中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尽心竭力的奉献精神；也暴露了他们的粗鄙性和世欲心。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和常人心态，也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才干。在这种尽职为公和顾己有私矛盾统一关系中凸现他们美、亮、活的性格。
在这些人物身上有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善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美德，也有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形成的开拓进取、刚柔相济、灵活善变的品质。如村长郝运来（《村长》）机灵善变、聪明诡滑，凭着小聪明和鬼点子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悖于常规常理。但他做事正派公道、锐意求新图变，深受村民的爱戴和拥护。这种形象显然不同于过去那些大公无私、正派刚直的农村干部的惯常形象。镇长郑金香（《梨花湾的女人》）是集传统美德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女性干部，在她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她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与重压之中，却能坚韧不拔地执着前行。在她的身上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新一代女性的品格。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她善良娴淑、仁义孝顺，使前后两个家庭和谐一体；在日常工作中，她廉洁奉公、开拓进取，使乡领导干部们摆脱私心杂念，形成合力；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她刚直公正、一身正气，敢与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势力做斗争。她性格鲜明，内涵丰富，时代气息浓烈，是一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新时期的女性形象。
何申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农村干部的普通生活和常人心态。他们也时常被无法消除的缺陷和弱点所困扰，也有着常人的欲望和需求，但他们平凡却不平庸。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尽责。在他们身上闪现着实实在在的生活热情，朴素而又诚挚的情感之光。如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年后》）在过年时仍不忘乡事，上下奔波，左右周旋，费尽心思为乡里跑小流域项目。大年夜他仍惦记着乡里乡亲，去医院给他们送饺子。当然，他也为自己回城找人送礼，为个人俗事烦恼忧心。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信访办主任》）整天处于诘问、刁难和责骂之中。他面对沙老太的死缠硬泡，杨光复的刁蛮奸诈，王大鞭子欺瞒蒙混，以及上级的责问和命令，他默默地承受，全心全意地为百姓排忧解难，并深入基层，走访查询，用自己的钱给沙老太治病，满足她生前的最大愿望。但有时也用些小手段推诿和搪塞，逃避责难。又如乡干部老秦（《乡干部老秦》）干工作雷厉风行，处理事务主持正义，为人嫉恶如仇又富有同情心，但他却骂人打人，缺乏民主作风。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在县里资深有威信，善于处理调解县委一班人的关系，为年轻干部出谋划策，带病坚持工作，但处理问题却显得圆熟有余而原则性不强。虽然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却有着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奉献意识，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是党和人民发生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支撑社会主义四化伟业的基石。
当然，何申在精心塑造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的同时，也毫不隐诲地暴露他们的毛病和缺陷，甚至是某种劣根性，并予以恢谐的调侃和善意的讽刺。如村民组长黄禄（《村民组长》）比一般农民有见识，提前承包果树园先富了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村民的嫉妒和忌恨，并聚众闹事让他交权。他这才下心思为村民们干几件正事以求稳住局面，保护既得利益。又如村支书杨光复（《信访办主任》）也曾为村民们吃苦受累，办了些实事。市里、县里把他树为典型。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实行家长制，在村里一手遮天，谋私图利，把挣钱的副业和工厂低价包给亲友，侵占耕地为自家修坟茔，打击报复反对他的人，并拉拢贿赂各级领导。当调查组到村时，他极力讨好，但一旦形势不利于他时，便蛮横粗野并纠人械斗，一副典型的农村新地主的形象。应该说，中国的农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们忠厚而又狡诈，朴实而又精明，勤劳而又懒惰，倔强而又顺从，懦弱而又蛮横。这一方面来自世代因袭遗传的劣根性，另一方面来自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异化。他们的精神追求总是与历史惰性纠结，他们的审美理想总是和社会陋习并存。这些农村干部虽然经过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但并未彻底抹去小农意识的胎记，一旦环境适宜便会萌发滋生小农个体经济的思想。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何申是怀着对农村干部的深厚感情和对他们命运的热切关注来表现他们朴素自然的生活，尽心竭力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这些人物个性突出，鲜亮活脱，是有着深刻社会价值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完满而富有生气的性格整体。无疑，他们当属我国新时期现阶段文学画廊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同情与感伤相依：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
何申热恋他生活过的山乡，眷顾他周围的同事老乡。当他用审美的形式表现这一切时，便透溢出热切关注之情和深沉冷峻的忧思。他深刻地揭示出农村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奋斗和迷惘，希望和烦恼，以及他们背负的历史和现实的重任；真实地描绘出村民们生存状态，欲望和追求，以及造成他们人性扭曲和遭轻慢的种种社会因素。这种对农民和农村干部的尊敬、同情、忧伤是他艺术创造的组成部分，也使他的创作目的得到充分的伸展和有利的表现。
在何申所塑造的农村干部群像中，既表现了他们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也写出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难处、困楚和艰辛。应该说，现在农村干部的工作是很不好干的。现在的农民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在政治形势下的顺从和忍耐，也缺少了那种在闭塞环境下形成的善良和淳朴。他们大都处于一种追求幸福不可得保持善良本性不可能的尴尬的生存状况。所以他们敢用各种手段对付他们的父母官。而上级领导又习惯于用数字和指标硬性地规定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限。这样，这些身在基层的农村干部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又要顾怜手下的百姓，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他们在困境中修炼自身行为，在挤压中变换工作方式，甚至委屈求全，殚精竭虑。何申对他们这种工作环境表示了极大的怜爱与同情。他说：“我遇见的贫困乡村的干部们……他们虽然不能及时得到工资，但还干得很起劲。据说乡镇干部大多是‘一头沉’，家里有地有猪有菜，不必月月到日子交工资袋，但长此以往我在敬佩之余，还是替他们发愁”（《穷当益坚》）。就是在县一级单位的领导，也要为百姓的生计而发愁，也要实实在在地干些留口碑的业绩。对此，何申也深有感触：“一般说来，县级领导多半是从乡镇干上来的，公仆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个别人意识差点儿，大面儿上他也过得去。特别是县政府，几年一换，没有百姓的好口碑，前程也不好办”（《放松一下写生活》）。正因为何申对农村干部们充满理解和同情，所以他笔下的农村干部群体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都能被读者认同、接受，甚至是喜欢。如小屯乡乡长陈宝明（《穷乡》）尽心竭力要使全乡脱贫致富，可诸多现实问题使他一筹莫展。他默默地忍受，执拗地苦做，奋力地拼争。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年后》）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穷山乡中任职，难得年前年后有点儿闲逸，却为全乡规划立项费尽心思，也为自己的私事忧心伤神。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升迁无望却图不了清闲，处心积虑地调和一班人的关系，平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信访办主任孙正明（《信访办主任》）整天疲于奔命地工作，既要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又要下去调查实际情况，还要在层层关系网中突围，以寻出一些温暖和亮色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何申也专注于描写尚未摆脱贫困的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他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切和一种对人世艰辛的伤感。他写出了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写出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民思想的异化，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他的小说无疑给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撩逗下，发家致富这个在农民心底压抑多年的欲望被彻底的发泄出来。发财的梦想过去只能折服于农民的潜意识中，现在却堂而皇之的占据了农民心灵的殿堂，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走向。金钱的诱惑甚至使他们不择手段，见利忘义。村民黄福（《村民组长》）偷割电线，兰子（同上）用下流手段要挟供销社李主任收购红果，王大鞭子（《信访办主任》）用红圆珠笔油冒充血迹诈骗钱财。即使是象村民组长黄禄、村支书杨光复也是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取利，率先富起来。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物质生活的进化和精神文明退化的矛盾，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中国的农民有很强的劣根性，虽经多次“割尾巴”，却不能穷根究底。他们“不患寡患不均”，吃大户、分田到户、吃大锅饭的陋习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黄禄富起来之后，他所在组的村民都嫉恨他，对他冷嘲热讽，甚至亲哥哥黄福也对他白眼相看。吕老五家的还拔掉他的果树为己所用。这使我们看到在引导农民走出贫穷后，如何疗救他们病态的心理也是个现实的社会问题。
何申对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辛和无奈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感伤。实现小康是时下农村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这与农民的生活境况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何申不无忧虑地慨叹：“现在大家都在夸富……数字上的脱贫和富足是很容易办得到的，真正落到实处是要花费大气力的”（《穷当益坚》）。他“不合时宜”地写出了《穷乡》、《穷县》，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受到社会的好评。对此，他不无揶揄地说：“这两篇作品根本没有原型，千万别对号。有读者给我写信说你写的跟我们那儿一模一样。那可不对，是你们那儿跟我写的一样”（《放松一下写生活》）尤其是在《奔小康的王老祥》中生动地表现了村民王老祥奔小康的真实状况。山沟里的王老祥，正在想方设法奔小康时，突然接到县法院给全村村民的传票。村民们被这突如奇来的官司弄的不知所措。于是他和村民张菊子作为代表去县城应诉。他在县城里两次被人敲诈，又因张菊子想留在城里打工，便耍了个手腕，带着张菊子和新买的大车零件回到村里，这时才想起忘了打官司的事。众人问时，他告诉村民官司打赢了，但法院判村民败诉的判决书却下来了。原来是十年前村里欠银行的款却硬栽到簸箕沟十户村民的头上。面对法院的判决和村民的质问，王老祥无奈，只得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和新做的大车交出去抵押赔款。但他并不灰心，又带张菊子去县城打官司。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却道出了农民背轭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负担和实现小康的艰难。现在的农民看似富了一些，但摊派到头上的杂税数不胜数，有时甚至还被敲诈勒索，使得农民始终处于惶惑无奈艰辛苦求的生活处境之中。
何申对时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有着深度的体验。他怀着强列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感同深受地描述，抒发他的同情、忧虑和伤感，并和农民、农村干部们共同承受着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磨难，承担着历史赋予的重任，表现了一个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他创作的生命之本和生活之源。
平实与深邃并存：具有独特意味的美学世界
何申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选择了自己得心应手的题材内容，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段，充分表达自己的人生见解和审美体验，使他的作品表现鲜明的审美特征。他的创作似乎不讲究什么技巧，传统的白描手法、幽默质朴的语言、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但这种“无法之法”却创造了一个简单平实却丰富深邃的美学世界。他把读者的审美注意从形式感上拉离，而直接切入内容美的范畴。用正在发生的故事给人一种亲近和新奇。“他追求对社会和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何申的雄心》，见《人民文学》1995年6期卷首语）， 并“忠实生活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别林斯基语）。这样，他的小说与读者没有间离和隔膜，而有一种令人置身其内、情融于理的审美拉力。
应该说，何申并不完全恪守传统的写实手法。他在描述事物客观形态的同时，更加注意对人物的复杂感情和内在世界矛盾冲突的开掘，并在客观叙述中融进情绪色彩，加强了作品感情力量。《穷乡》、《穷县》、《年前年后》描写了农村干部在改革开放脱贫致富过程中的难处和痛楚，《奔小康的王老祥》）、《村民组长》则描写了农民自主意识和审美理想的觉醒。这样小说的风格在质朴自然的同时也增加了几分凝重和忧郁。王老祥（《奔小康的王老祥》为了村民的利益主动去县城应诉对质。面对败诉的判决书，他用钱物抵押，又二次进城打官司。这充分表现出了今日的农民已经走出死做苦受、唯命是从的落后的不觉悟的生存状态，自主意识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迅速地萌醒和增强。黄禄（《村民组长》）对工作惯于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敷衍了事平息民怨的做法。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和转化，他终于意识到，只有众人富了才能过安稳日子。这种思想意识的悟觉和变化，既拓宽和深化了人的内心世界，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性。
何申极善于通过生活的一些细节和人物传神的小动作展现人物的性格，透视人物的灵魂。如黄禄（《村民组长》）发现盗窃电线的人是他哥哥黄福时，便让其连夜把电线挂上，他再找人修理搪塞过去。这种小农式的狡猾显示了当前农村干部“护短”的狭隘意识。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得知县委米书记与黄小兰的桃色新闻被曝光，县委大院闹得沸沸扬扬，争权压势者跃跃欲试时，他先是对小兰的对象大黑连哄带吓，然后严令知“内情”的几位女同志“保密”，又向米书记指明说出真相的利害，最后他编造了纯属“误会”的证据，才把风波止息下去。他这一连串的缺乏原则的小动作，表现了一位资深的县委干部的“大局观”处理问题的圆熟和老练。这些形象传神的小动作充分的显示了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起到了“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
何申的小说很少有客观的景物描写，他善于把内情与外景紧密融合，造成一种诗意的氛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村民组长》中这样写到：“黄禄感到很疲乏，他仰起头，透过蒙蒙的烟雾，看到茫茫天幕上刚刚出现的一颗星星，是那么显眼，又是那么孤独，没有其他的星星与他作伴，他似乎在盼着群星快快地来临……黄禄忽然出现一股少有的大悟。”这显然是通篇的点睛之笔，这说明了黄禄思想的启悟升华，也昭示了只有“共同富裕”才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唯一道路。
何申的小说地域色彩浓烈，是山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善于把人物的活动历程与山乡的背景形式紧密融合，把现代人的思想流变与山区古朴的风土人情交相叠印，把恢谐幽默的语言与鲜明的当代生活合为一体，使作品在地域囿限中透示出鲜亮的时代色彩，流溢出丰富的社会意义。
当然，何申的小说仍需破。生活的稔熟和老练并不意味着内容的深厚，对村民干部的钟情 和偏爱掩饰了对其劣根和陋习的批判，一些善意的夸张也有编造的印痕。我们期待着他写出代表一个时代的史诗性的作品。
1995年7月24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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