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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3)05-0060-06
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地区与城乡差距拉大、利益结构固化、社会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如何在弥合社会裂隙中凝聚改革共识、在推动变革中重建社会认同？“共享”便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共享的时代要求
经济发展、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如今，众多初始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认识这些变化是制定改革战略的前提。一个变化是，社会主流阶层已实现初步小康，追求“共享”成为普遍诉求。之前人们不满于财富的“寡”而急于摆脱贫困，因而接受了高污染等换来生活水平的改善；在走过了短缺经济时代之后，“不均”越来越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在利益分化之上社会的分化日益显著、冲突不断加剧，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意义世界受到剧烈冲击，人们也就越来越难以共享意义与价值，社会与文化认同出现裂隙。这种分化和对立首先以个体的主观感受表现出来，但是一旦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则会形成客观的“物质力量”。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八大报告6次提到了“共享”的概念：“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等。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巩固社会团结的基础需要“共享”，这成为新阶段深化改革的一个着力点。
共享作为一种分配方式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作为一种价值观则是一种美德。在远古氏族社会和传统乡土社会，共享都是一个普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的不同，其中之一是：“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的财产。”[1]“共享”在“共同体”中是通行的理念和规则，人们不仅共享食物、共同生产而且共享价值观和感情；基于血缘之上的家庭等都基于共享之上而形成凝聚力。从共同体进入“社会”之后，商品交换构筑了新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2]。其中的规则是：“谁拥有和享受的东西，他的拥有和享受就排斥所有其他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3]从此，“共享”的制度和理念被“独占”、“剥夺”、“竞争”所取代。在中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体现了共享的价值观。家族内的共享是分配资源的规则，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塑造了个人服从和服务于群体利益的总体倾向。不过从现实看，维护权力统治和等级秩序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只是维护拥有权力的一方的利益。总之，自从进入以私有制、国家等为标志的“文明社会”之后，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冰冷甚至残酷的占有、剥夺，两极分化、权力垄断等成为普遍现象。基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私本能形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而现代社会的分裂与对抗更使“分享”成为乌托邦。从现实主义立场看，逐利仍是人的普遍本性，在激烈的竞争中对资源与权力的争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
二、共享的阻力
回答“共享何以可能”可以从反面考察：为何不能共享？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资本、权力与观念这三个关键变量塑造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因而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资本、市场对社会的渗透构筑了现代社会运行的机制，其基本逻辑是竞争、独占而非共享。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分化，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的出现，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剥夺而攫取财富，又通过相应的政治制度来维系和巩固这种秩序。亚当·斯密揭示出，资本主义基于市场分工之上形成了竞争机制，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财富的分化。马克思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夺机制。波兰尼提出，人类的经济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到社会之中的。现代经济出现了一次转折，市场以其强大的力量力图“脱嵌”，斩断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都变成商品，由此形成“市场社会”。[4]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强大驱动下，人的私欲、占有欲、支配欲得到空前的释放，市场的竞争法则渗透和改造了社会关系，人与人成为竞争的对立面。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各种资本得以快速壮大并深刻塑造了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渗透与支配作用不断凸显。随着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的集中和机会不公平，社会分化不断加深，利益冲突日渐加重，共享也就遇到巨大阻力。
其次，政治权力对资源的垄断抑制了社会的创造力。统治者借助于国家权力维系经济上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强化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分化。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与鲁宾逊提出，制度是导致国家繁荣或贫困、成功或失败的基本原因，他们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与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包容性制度通过保持财产权、开放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机会、激发人的创业冲动使“创造性破坏”得以可能并导致创新的勃发，由此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攫取性制度建立在精英阶层对其他阶层财富的榨取之上，他们通过垄断权力和资源等维护了统治精英的利益，但却抑制了社会的创业冲动，“创造性破坏”被遏制，创新也就难以出现，由此导致经济的凋敝乃至国家的失败。其中，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连，包容性或攫取性的经济制度都依赖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保护与巩固，政治制度则反过来强化了相应的经济制度，由此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循环。[5]他们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转型的结果，但是由于政治上依然停留于传统的攫取性制度，因此其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虽然这种推论并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性，但也警示人们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近年来人们认识到，精英阶层通过对资源的垄断而占有大量财富，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化，尤其限制了私人资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发展，最终抑制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当下中国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原因根源于分配背后的体制，暴富阶层的出现得益于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由此造成的利益格局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惯性力量。
再次，在上述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支配下形成的价值观强化了对立与分化，而非共享的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再现，观念扎根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私有、独占等观念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而出现的，权力观念也随着国家的出现与政治权力的膨胀而不断强化。现代社会，资本和权力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支配了社会生活，对于金钱与权力的崇拜也成为一种主导价值观，共享的价值观也便淡出了。从现实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和瓦解了传统价值观体系，商品社会的交换法则与权力支配一切的现实逻辑则塑造了金钱至上与权力至上的价值观，追求和占有更多财富和权力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推动了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这是对传统片面忽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本位的一种纠正，有着积极的解放意义；但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甚至将之与他人及社会的发展对立起来，则会带来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新的紧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资本的肆虐、权力的滥用、价值观的混乱等形成了一种分化、独占而非共享的社会机制。市场竞争的法则是激发占有而非鼓励共享，人的本性使其不会主动出让已经到手的财富与权力。面对这重重阻力，如何实现共享？
三、以共享理解社会主义
不能共享源于多重因素，让共享成为可能就需要从系统层面进行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攫取”的特征，让所有人而非只有精英阶层拥有发展的机会则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实现更高程度的、更具实质意义的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基础，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和行动，社会主义便以“共享”为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从起点上说，让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让人人共享受教育、工作和发展的机会，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过程上来说，让人们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从结果上说，让人们共享繁荣和进步带来的福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在。鉴于存在上述阻碍共享的几个因素，社会主义要实现共享就需要在这几个方面作出探索。
首先，节制资本，在机会与财富共享中实现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如何既保持效率又实现共享是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马克思曾分析19世纪的西欧一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6]当代中国也苦于生产的不发展，因而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财富的涌现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也为更高层次的共享创造了条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要坚持公平、实现共享，这其中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支持的一面。经济的繁荣来自于民众创造力的培育与释放，共享不应理解为平均主义，而应理解为以更好的机制推动更高水平上的竞争与创新。同时，共享也可以带来更高水平的繁荣，公平会推动效率、过度不公平则会降低效率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阿里、庄巨忠将共享式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及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7]全球化时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越来越成为现实的要求，共享式增长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发展观念，追求共同繁荣、共享发展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之相对的是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一部分群体、阶层被边缘化，这表现在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等各个方面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与能力。推动共享式增长、创造共享价值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的原则，这就要求转变发展模式，节制资本，避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渗透和支配带来的两极分化，在平衡社会各种利益中实现共享。社会的团结不仅建立在物质交换基础上，更要超越市场的逐利法则而彰显美德的力量；同时，推动共享也可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促进市场经济更好地发展。
其次，约束权力，在权力共享中推动公民参与并奠定社会稳定之基。社会生活为政治所左右，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及其分配和运作。在非民主社会中，权力被少数统治阶层所垄断并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让社会各个阶层分享权力、共同参与政治，民主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让人民拥有、参与并行使政治权力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关键问题，一个核心思想则是让民众共享权力。李普塞特主张以权力共享来面对社会与政治的分裂，提出了协合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思想。诺丽斯研究了促进民主巩固的制度后发现，那些能够引导在不同族群和意识形态对手中分享政治权力的制度被证明最能促进民主的实践，对于正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最适宜采用权力共享机制(power-sharing mechanism)。[8]共享意味着打破垄断、消除压迫，在政治决策过程向多重群体开放，各种利益群体都能够参与决策和实施，在参与中寻求共识、增进共同利益。“共同治理”(co-governance)便是一个具体体现，这是国际社会治理的新潮流，也是民主实践的新探索。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决策，共同治理具体体现于开放与包容的决策。经合组织等致力于推动各国治理创新，一个方向是决策向公众开放，在积极的参与行动中确立决策的多主体地位，这便是民主治理。权力的共享意味着赋权(empowerment)于人民，赋权也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从国际社会治理与发展的经验看，通过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等共享权力激发民众参与合作治理，成为民主发展的新形态，如巴西榆港市的参与式预算，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去中心的发展计划行动等。怀特等将此总结为“赋权的参与式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nt governance)。[9]通过开放权力、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在审议与协商中求得共识，在合作中形成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参与式民主治理的理念与做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权力共享可以通过决策环节的共同参与而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利益，从而在机会和财富等分配的关键环节上促进和保障共享。同时，权力共享不仅可以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更可以增进社会团结，因为它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主体身份，提供了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空间，使孤立的个体走出自我狭隘的世界而融入到公共生活中，进而确立和强化对群体的认同。从长远看，权力共享可以在化解社会冲突中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社会的秩序与稳定需要公平，不公则是导致千百年来社会冲突和动荡的根源。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基础不是暴力、剥夺，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公平、共同发展才是更牢固的基础，共享便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好支撑。对于中国来说，首要的是约束和限制权力，避免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侵蚀，这是实现共享的直接途径。
再次，重构价值，在价值观共享中构筑社会团结之魂。社会团结不仅依赖于社会利益的均衡，更取决于人内心的文化与价值认同，让人们团结起来、增强“我们”认同感的基础是共享价值。文化的本质是共享价值与意义，人类在文化的创造、传播、交流中分享共同的意义、价值、目标，进而形成集体认同与集体行动，维系了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因此，共享构成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精神与心灵纽带。威廉斯认为，文化的本质包含了共享，“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是通过发现共同意义以及共同的沟通手段而实现的。……它强调的是共享的过程”[10]。价值观不像财富或权力可以被分割、独占，它的基本存在方式就是在群体中被“共享”，不会因共享而引发冲突而是在共享中变得更有凝聚力。追求归属感是人的基本需求，价值观向人们提供了评判标准和行动规范，人们在共享价值观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属。例如，人们在胜利的狂欢中共享“国家的荣誉”，共享强化了人的认同和安全感，从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这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站在人类福祉的立场上提出的理念，至今有着强大的思想魅力。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共享生命家园成为普遍诉求，这也是对阶级、国家、种族、文化冲突的一种克服。今天，中国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需要重塑文化价值观，在共享价值观过程中形成政治和文化认同。
最后，创新知识，在知识共享中确立机会平等的起点。机会的不平等是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共享机会是促进社会公平的现实途径。[11]其中，共享知识、保障每个人的受教育机会，是从起点上确立共享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因为创新既是个人的行为，也是集体互动合作的产物，集体学习与合作是创新的关键要素。知识、信息、思想的共享可以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让人们走出封闭而进入开放的系统中，在相互学习的互动中促成创新。共享也是一个“动词”，是在互动中交换思想、共同经验的过程，是创造新知、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共享知识中形成了集体共同接纳、认可和拥有的知识、规范、准则、价值，这不仅塑造了一个集体或共同体的知识水平和行动能力，而且培育了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让一切知识资源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一种思想都能自由生长，让每一种声音都能得以传递，在共享知识与思想中可以激发灵感、减少隔阂与误解、形成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对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一个最突出的影响是知识、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现实。图书、知识、教育曾经被垄断为少数人拥有，如今，知识和信息的共享通过互联网成为可能，教育与知识的普及成为趋势，这必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政治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重新认识和建构共享也是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的过程。
四、培育社会共享机制
“共享”不只是关于公平分配的价值选择问题，也是社会运行方式的问题。现实社会的原则是竞争、分化、对立，让共享从道德召唤转化为现实的逻辑。实现“共享”需要克服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和人性的局限，从社会运行的系统再造中构筑“共享”的机制。
培育共享机制是制度创新过程。共享首先表现为结果上的财富共享，但它不只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变迁遵循内在的规律，实现共享需要认识社会的运行逻辑，揭示社会共享的内在运行机理。事实证明，以劫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路线和破坏法制的“打黑”方式实现共享只能是南辕北辙；同样，仅仅靠道德宣传也不足以达到目的。从根本上还需要在认识和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共享机制，如常修泽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论”，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一个以共建共享为本质要求的现代发展体系”。[12]共享既是目标与结果，也是手段与过程。从“治标”层面上，共享意味着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制度、降低贫富分化程度、使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也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满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与合法性基础；从“治本”层面上，建立社会共享机制意味着寻找和克服将社会发展引向封闭、僵化、失去活力、缺乏创新的“攫取性制度”，建构开放、富有活力和激发创新的“包容性制度”。建构社会共享机制、推动包容性增长、建设包容性制度既是应对尖锐社会矛盾的策略，更是探索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制度选择，是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践行社会主义的道义基础。建设共享机制需要培育和唤起人们心性中拥有的“共享”等美德，更需要在认识社会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制度与机制，这是彰显人性共享美德的基础所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享价值观则会进一步强化社会相应的制度与机制，由此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反馈回路。显然，建设社会共享机制触及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从确立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视角反思现实，从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原点出发，以共享作为制度合理性的基本依据，通过构建社会共享机制来超越人性的局限而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和实现共享。
面对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尤其是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建立共享机制必然面对各种阻力，那么从哪里寻找变革的动力？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冲突加剧，这构成一种现实的压力，对执政合法性产生了冲击。巩固执政基础需要直面民众诉求并逐步打破对权力的垄断，让一切机会更多地向社会与民众开放，在合作博弈中寻求共同利益谋求共识。显然，追求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所有阶层共同的需求和根本利益所在，追求这一根本利益是谋求共识的基础。社会各个阶层存在利益的冲突，也存在共同的利益，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在一条船上”，从长远和根本利益上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当社会分化达到一定阈值、社会冲突突破系统稳定的临界点时，社会将陷入实质性的“断裂”而导致衰退、动荡和失序，所有阶层的利益都会受到威胁，这便是零和博弈的结局。[13]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已经接近于临界点，孕育着某种程度的危机。这时，精英阶层与大众需要充分认识彼此利益相关的事实，寻找减弱分化、在共享中实现稳定与繁荣的新道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公平、共同发展而非暴力、剥夺则是更具合理性的基础，共享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稳定与和谐，分享快乐、幸福、美善等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
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之上，一个共识是社会各界在互动合作中避免零和博弈、创造共享价值。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其目标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享。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常常带来污染、破坏资源等负外部性，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一种伦理约束。波特等认为，这种外在的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价值原则思考，创造共享价值则是一个新思路。共享价值不是“分享”企业创造出来的价值，后者是一种再分配手段；它是面对社会需求追求扩大经济与社会总价值，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改善企业所在社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因此，创造共享价值聚焦在找出社会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关系并扩展这种关系。价值共享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最小成本求得最大效果。[14]从创造共享价值这一视角出发，增进公共福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要求避免零和博弈而追求共赢、实现共享。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整个发展过程，在各个阶层、各个国家、各个地域、各个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创造共享价值来实现共享是一个新思维。政府、社会、企业、公民之间等都存在矛盾，在现代市场制度和权力体系下得以强化。化解矛盾、避免冲突需要从起点上寻求新的解决路径，从“分蛋糕”到“做大蛋糕”是一个思路的转变，创造更大的价值是积极的策略。从消极意义上寻找和克服那些妨碍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创新的阻力，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而增进社会价值，这也是实现共享的有效途径。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民主是建立社会共享机制的关键选择。从手段上说，民主可以激发公民作为共同体平等成员的主体意识，通过公民参与养成并维护某种共享的价值。“正如无数政治体系的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民主制度设想并不断完善一种公民的共享感觉，即一种共同传承感，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和一种共同命运。评价各种民主制度安排的标准之一，是它们有助于促进这种共同体感觉的程度。”[15]从目的上看，理想的共同体是民主的共同体，民主构成其核心理念、精神和制度基础；它是“人民的”、“为了人民的”、“人民自己参与建构”的共同体；它秉持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在民众的自我创造中发展和完善。在这里，共享与民主有着本质性的关联，民主本质上要求共享权力、共享机会、共享财富，同时民主通过对权力和资本的约束而从制度上克服社会分化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为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梦”体现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理想、价值和行动，其基础应该是全体民众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有自我发展的机会。只有让共享的理念得到普遍支持并成为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在制度改革中建设合理有效的社会共享机制，才能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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