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普遍关怀——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点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理念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在20世纪，当高歌凯进的工业社会带着满目疮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时候，文明却用它的“双刃剑”为人类挖掘着坟墓，使得人们难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甚至带来了人的本性的根深蒂固的异化。与这种异化相伴随，人类发出了“还我本性”的呼唤，在世纪末的时刻，提出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导引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其实质意蕴就是对人的普遍关怀，或如马克思所言，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做的工作即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点探讨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交叉点上，如何还人本性，给人普遍关怀的问题，使马克思的伟大设想成为现实。
1 人的普遍关怀：当代社会架构的客观必然
当今社会被人们普遍誉为正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叉点上，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是机器大工业，而后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是信息驾驭。因此，人们也把后现代性社会称为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在现代性的工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物化，使得机器和人的协作生产惊人成功，社会的三个基本构元即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指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根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工业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是中轴原理，由于它的存在，不仅使社会基本构元发生了根本的转换，使现代性被瓦解，而且也使后现代性成为现实。于是，不仅出现了人的异化，而且也出现了超越异化的呼唤和机制上的探求，人的普遍关怀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工业社会，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文化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变化。这三个方面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步解体，这三个方面也日趋分裂[1]， 出现了如哈贝马斯所讲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危机并非产生于环境的偶然变化，而是由结构上固有的‘系统规则’所造成的，是由于这些规则互相冲突无法从组织层次上结合起来所造成的”。[2] 社会系统规则之间强烈的冲撞绝不是偶然的，也不表现为随机性，而是有着内在的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使得中轴原理在三个社会基本构元之间不协调，难以在社会整体层面达到一致。这必然产生所谓合法化危机，且这种危机带有国际性和全球性。总体来看，工业社会的合法化危机体现为传统社会中某些重要的社会平衡的破坏。
首先，合法化危机体现为生物圈中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破坏。如果说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可以被看作是技术精湛地使用能源来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那么，工业社会已经有效地解决了它的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在工业发达国家，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以一种无计划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制度化了，以致于不存在自觉地控制这一发展的选择自由。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生产的不断增长，使得人类面临两大物质局限。其一是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和食物以及无法再生产的有限资源的供应；其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某些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如放射性副产品、二氧化碳、余热等）的能力。从目前所能测定的增长的绝对限度来看，人类面临的这两大物质局限的前景是非常可怕的。假如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同能源消耗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所有转变成有用的经济能源的自然能源最终都作为热量释放出来，那么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最终必将导致全球性的升温。也就是说，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人类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剧，终有一天会达到生物学上的环境能力的极限。事实上，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不能不说是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惩罚。
其次，合法化危机体现为人类自身平衡的极大破坏。社会学家们习惯于把社会系统的环境分为三个部分，即外部自然或者说非人类环境资源、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社会系统、内部自然或者说社会自身。在现代性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占用了外部自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占用了内部自然。由于系统力量的增加，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和内部自然的一体化也随之加强，生产过程榨取自然资源，并且把所释放的能量转化为使用价值。社会化过程则把系统的成员转变成能发挥作用的主体。人一呱呱落地就受制于这一过程，并且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无法摆脱的。这种内部自然的一体化，对人本身所产生的直接的破坏结果就是人性的丧失。如果说，人之区别于其他生灵的本质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潜在能力，那么，处于人类学平衡中的人应该是充满创造性、充分实现自己潜在能力的人。但是，在现代性的氛围中，由于对人的内部自然实行了一体化，人被贬斥为机器的附件，被机器的需求、节奏所统治。人成了彻底的消费者，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拥有和使用更多的东西。人一味地要求被供养，不去劳动，不去创造发明，甚至对进入胃肠的食物也不消化。从而使其成为一件东西，成了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上的齿，而不再是人。他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做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伴随他不感兴趣的人、制造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人的情感被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人造的东西所吸引。喜欢“法律与秩序”胜于生命结构本身。人在获得人性的过程中，其手段和技术反转成人对人自身的奴役，人的关怀不断被异化。
第三、合法化危机体现为国际平衡的破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人们所说的国际平衡的破坏是指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破坏，战争威胁的增加[3]。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 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推进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是人出自对于人自身的关心的需求。然而，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工业社会中，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却使人生活在自我关怀结果的怪圈中。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体现为一部分人为了自我生活的更好而采取牺牲另一部分人生命的对生命的暴力关怀的形式或手段，人性被彻底的泯灭。战后，基于科学技术的日益尖端化，核武器的使用，使得整个世界面临能够多次自我毁灭的危险。这些危机的存在不仅威胁当代人的生存质量，而且威胁后代人的生存方式。
工业社会的这些根本性合法危机，尽管能够从工业文明自身的社会规则中合法地推演出来，并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了彻底的表现。然而，从根本上讲，它是根本不合法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和工业技术的文明，不应成为人的现实的被奴役，而应成为人的本性的逐步的和彻底的解放，是人或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现代性的困境只是表明在文明自身发展的现实境况中，不自觉地设置了人与世界的对立，从而把本应立于自为地位的社会主体贬斥到异化的境地，人成了非人。但是，人的现实存在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适时地创造或重构对象。因此，当人被贬斥、被囚锁到极端的时候，人必然会发出抗争的呐喊，人的关怀必然会如同人的抗争一样，在人类的心灵和思想深处滋生，并借助人的社会活动过程得以表现。现代性所引发的人的本性的异化必然导致人的普遍关怀，而人的普遍关怀及其关怀的策略正是走出工业文明困境的必然步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在本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引起整个世界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现代性工业文明危机的理性反思，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更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怀结果。人并非象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样，只是政治的动物，而是文化的动物。因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一直在追求人的自我解放、自由、较高的生活质量。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对人的不同需求层次的关怀，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论述的那样。人的无限的创造都是对人所作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关怀，从而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
2 人的普遍关怀：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意蕴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怀疑论思想家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阿基米德点，是一切哲学思潮、一切科学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认识自我是人最终实现关怀自身的前提。苏格拉底把人看作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够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总是生活在“理想世界”，向着“可能性”行进。人类向着理想世界的可能性行进，既是满足人各种需求和动机的结果，又是推动人及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因。在这期间，人类不断解决、提高了生存的手段，扩展了生存的途径。实践的发展、丰富，使得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呵护自身的能力不断提高。而这有赖于人不断总结实践，反思行为的理性成果的发展。
在本世纪初期，整个世界的科技水平仍欠发达，人的基本行为仍出于对生命的维系。因此，当时的许多管理理论都把人看成是为了获得一定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如：泰罗的刺激性计件工资报酬制度、美国管理学家、机械工程师亨利·甘特的“计件奖励工资制”等。虽然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主张就人和机器而言，至少要象对待无生命的机器那样重视对于有生命的人的福利。但是，人仍然被作为一种异化了的存在物——机器而存在。人们更多地强调生产过程、组织控制中的科学性、精密性、纪律性。不是人在使用机器，而是机器在使用人。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的霍桑实验，使人们认识到，仅仅把人看成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的“经济人”是错误的。人作为复杂社会的成员，金钱并非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他们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形成的动力，对人的积极性影响更大。因此，人应该被作为“社会人”来对待。在70年代形成的权变理论，则把人看成是“复杂人”。认为人是怀着不同需要加入组织的。由于不同的需要动机，不同的人对管理方式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期间于1954年由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认识与理解需要、美的需要）理论不仅得到普遍的认可，而且在社会各领域均得到广泛的应用。应当指出，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人，其需要层次、行为动机是复杂的，这是由社会的多元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的。换句话说，虽然马斯洛的理论就大多数人和大多数人类行为而言是成立的，但是，这种顺序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富有创造力，具有强烈事业心的人来讲，满足美的需要意味着满足一种更基本的需要。由于价值观的驱使、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状况等方面的影响，其最基本的需要层次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可以说，在20世纪，人类基于对自身的关怀，提出并最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但是，当我们今天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仅仅把人看成“经济人”或“社会人”，不仅不能最终实现人类关怀，而只能使人陷入自己行为的“黑洞”。
十九世纪以来，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其他一系列关于进化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人们在对外部世界进行重新感知和认识的过程中发现，只有运动和变迁是唯一的现实。对此人们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思考，认识到现实基础的非理性与表面现象的理性并行相悖。在马克思看来，交换过程之下，便是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在弗洛伊德看来，在自我严格的束缚之下便是受直觉驱使的无限的无意识；而在帕雷托看来，在逻辑形式之下只有非理性情感与情绪的残余物。基于感觉层次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变化的现实主义，确立了人们赖以判断自我感觉和经验的生动而崭新的形式。由于人类智力的发展，人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的需要被不断满足，人被看成了自然的主宰，自然则成为匍匐在人脚下的奴仆。人改造自然的成果，使得人在自然面前不仅妄自尊大，而且忘了自我所属。这一现象构成了一种普遍观念的基础，即认为人是能超越自然、不再为自然所限。而且如黑格尔所说，能够在历史的终点达到完全自由的王国。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他知道消极之物——死亡是迟早必至的，但他拒不接受这一事实。在现代人的千年盛世说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无限精神的狂妄自大。因此，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的扩张[4]。这种扩张使得人类成为“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 人类在获得自我生存的同时，忽视了生命联合体中其它生命个体如动物、植物等的生存问题，从而使得人的现实生存受到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人类不得不面对上文所提及的危机。于是，一个共同的声音来自于地球的各个角落——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要求我们对当代人有责任和义务，而且还要对后代人留有足够的生存选择自由。正如布兰特伦夫人所言，当代人的发展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可持续发展理念还要求我们不仅要对人类负责，而且要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负有责任和义务，使它们和人类和睦相处；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昭示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或现实人的生存问题，更要考虑现实人的发展问题。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的普遍解决，也就是说，基于“经济人”层次仅仅是对人的关怀的基础；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的突进所带来的丰富产品，使得人逐步实现了作为社会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人需求的满足是人所实现的对自身普遍关怀的理性升华。随着文明及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人之为人更加成为一个复杂的现实和复杂的客体。这既包括人的是非、美丑、善恶判断标准的多元化、复杂化、系统化，也包括人的发展的现实性与未来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同时还包括人及工具、客体间的关系处理。总之，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最终实现对人的系统、全面、整体关怀的终极目标。根据这个终极目标，社会在对人的普遍关怀方面，既不能像古典管理学派那样，把人作为利益诱使的经济动物，也不能像行为主义者那样，以获得心理满足作为榨取劳动者利润的手段。对人的终极意义上的关怀，是不以某种价值先导为前提的，而是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现实中人的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在对具有本性复杂的人的普遍关怀中，其基本策略导向应以关于复杂系统管理的现代理论为基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对人的关怀方面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3 人的普遍关怀：基于现代性的拓展
在后工业社会的代言人贝尔看来，工业社会是人、材料、市场的协作世界，是等级与官僚体制的组织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人跟物件的待遇没有什么不同。到了后工业社会，其中心是服务，它的模式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工业革命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和理性的技术概念置换资源和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后工业社会则对此不屑一顾。人生活得离自然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少与机器和物品打交道，人不再面对自然，不管它是异己的还是慈善的。社会存在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它不包括自然和物品，主要通过人们的相互意识，而不依赖某种外界现实被人感知，社会日益变成一张意识之网，一种有待实现为社会结构的想象形式。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然而，比起以往，既没有自然，又没有技术，靠什么才能把人彼此联系起来呢？贝尔认为要靠一种“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的新社会发展观。这种新宗教适当保留了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现代人无限制地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这种新宗教在功能上应当成为“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能够具有“将日常经验加以认可和裁判的更高权威”。[5] 贝尔的新宗教发展观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分析，阐述了对人的普遍关怀的实施策略。
另一位对现代性独有所钟的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则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四重危机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反对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作为人类的奋斗目标。他反复强调不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人类的奋斗目标，必须消灭“过渡消费”和“异化消费”，控制科技发展速度，缩小生产规模。因为“异化消费”诱使人们把消费的多少做为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从而使自己受到“商品拜物教”支配，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据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理想社会，即“交往合理化”的社会运作理论。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就是争取建立“合理化社会”。在他看来，“交往行为”主要包括：一、“交往行为”是两个以上的主体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二、它是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并通过这一媒介来协调的，因而语言“是为建立和改善人际关系服务的，是交往的根本手段”；三、它必须以社会规范来作为自己的准则；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在他看来，人是社会的人，不能脱离种种交往关系，而只能生活于“交往行为”的联系之中。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造成“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的合理行为”的功能范围中，使得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同时，由于国家的干预活动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领域，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交往受到经济、政治的种种命令的干预、控制和支配，使得人们不能达到相互谅解与信任。因此，只有使人们的“交往行为”合理化，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消除冲突，使社会关系不受破坏，社会秩序得以维护，最终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进一步解放和不断个性化的机会”。[6] 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基础是相互作用。相互性是“交往行为”的内在结构。这样，哈贝马斯基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立足于后现代视野，对人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对人普遍关怀的实施模式。
基于对人类知识资讯化分析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利奥塔尔则认为，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以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我们正在脱离建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走向新的技术、新的威胁和新的机遇影响下出现的相互联系并以信息为基础的全球社会的经济体制。然而，转变并非没有危险。尽管科学和技术已经使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比预期的有所提高，但是，社会的不公正、政治压力和对技术的不加思考的利用，已经使人类两极分化，使自然退化，并引起全球性的问题。地球变暖、臭氧保护层变薄、森林砍伐和沙漠化的威胁、许多种类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灭绝，空气、水和土壤的严重污染以及食物链受到毒害，使得人类必须更好地理解世界及其转变——它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它将走向何方。[7]对此， 利奥塔尔认为，在这种转换中，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的形成如“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8]。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自我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并不孤立，它处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的关系网中。每一个人都始终处在交流线路的一些“节点”上，尽管他们极其微小。或者更应该说：处在不同性质的陈述经过的一些位置上[9]。因此， 利奥塔尔认为，不仅科学知识应资讯化，人文社会知识也应被资讯化，即一切知识都应资讯化。在知识资讯的社会，人的发展必须基于资讯的手段。利奥塔尔站在资讯社会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从后现代的视野分析了人的生存与现实发展，试图给出对人的持续的普遍关怀的另一种策略。
基于现代性的拓展而提出后现代文化社会人的关怀策略的这些思想，对于科学有效地解决人的现实困境，提示新的社会规范、铸就新的社会发展方略，是有重要启迪作用和意义的。然而，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人的社会存在不应返归于某种神秘的宗教理念，人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于上帝或神，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某种新形式的宗教可能正在倡导人性的宽容；同样，消除过度消费和异化消费，扼制社会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对于缓解人的现实异化和自然的衰退，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也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小孩一同泼掉；关注知识的资讯化，在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走向人的普遍关怀的必然之路。然而，无论知识的资讯还是它的实际运用，都必然以某种价值取舍标准为先导，可这种标准又是什么呢？
后现代社会哲学家们基于现代性的拓展而提出的关怀人的许多后现代战略，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做的批判与分析，是将人不断地推向全新的系统判断的分析，其中，一些重要的观念，构成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关怀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所在。但其固有的内在局限性使得这些策略必然被搁浅于荒原之上，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伟大设想仍然不能实现。尽管问题是复杂的，但并不是没有真正的答案。在我们看来，坚定地毫不怀疑地以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基础，批判地汲取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理论成果，基于现代科学的伟大创造，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旗帜下，定会找到“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有效途径，而这正是理论研究的迫切任务，同样也是现实的社会实践的根本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