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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息周期下，银行试图以量补价，但价跌远超预期，使得以量补价落空；加之在长期贷款的发放上，银行的放贷行为更多受到政府的强行干预，长期风险堪忧。
今年3月，人民币新增贷款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一季度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4.58万亿元，同比多增3.3万亿元，接近去年全年新增贷款4.9万亿元的规模。本轮信贷增长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并持续至今年第一季度，今年4月增速稍微回落。
市场的疑惑在放大：如此大规模的反周期信贷扩张，是否会导致贷款质量下降？本轮信贷大扩张，实为政府与银行携手实施的结果，虽短期风险因人为因素或可控制，但长期风险暴露的程度和广度，则取决于政府在强制性要求银行给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发放贷款中的介入程度。
价跌超预期
细查相关数据，在银行资产规模加速扩张的同时，息差却明显收窄，计提拨备额大幅增加，过去五个季度，银行就是“以量补价”。
在分析量价关系的时候，却发现银行很难真正做到。
2008年末，14家上市银行总体资产34911亿元，同比增长17%，贷款规模同比增长16.9%；整体拨备覆盖率134.4%，较年初上升26%。
为什么提高拨备覆盖率？这是因为，四季度经济出现休克的背景下，大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都出现上升，个别银行的不良率明显反弹。虽然各银行跟年初相比，2008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但这个降幅主要得益于前三个季度，第四季度不良贷款额环比均大幅增加。
今年一季末，14家上市银行总体资产规模达到393840亿元，资产增加额幅度相当于去年全年增加额的50%，可用“井喷”来形容。
与此同时，利息净收入同比下滑10%，拨备前利润下滑4%，净利润同比下滑8.5%。“以量补价”的设想破产。
据申银万国分析，一季度上市银行的整体息差水平较2008年同期收窄约80个基点，较2008年全年收窄约65个基点。这种量升价跌的局面使得银行无法实现以量补价，一季度绝大部分银行的净利息收入是负增长。
考虑到各银行为平滑业绩而减少了对营业成本的计提，申银万国测算认为，实际的净利润下滑幅度应该大于报表披露的-8.5%，而达-15%，几乎翻了一倍。而在净利润普遍下滑的同时，资产的风险却有增无减。
而银监会此前发布的相关数据也不能让人放心。截至今年2月末，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4.5％，较今年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考虑到不良贷款（分子）的形成往往会有较长的滞后性，而贷款总规模（分母）的扩张却在当期即可反映，因此，最保守估计，至少该类数据转而恶化的可能性显著存在。
判别贷款的风险可从总量和流向两个方向切入。
仅就前者而论，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谷底攀爬状况，因此，来自实体经济领域的各类数据尚难与贷款规模形成匹配关系，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这一增速不仅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低于去年第四季度时的水平，而且还创下17年来同比增幅的新低。
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比贷款增速大大超出GDP增速而言，新增贷款流向更值得关注。一个显而易见事实是，近期信贷资金大量投向了由政府主导的大项目，由此导致此前3个月中，国有银行新增贷款中基建类贷款占比逐月攀高，分别达到28％、26％和33％。
短期风险暂无虞
尽管价跌超预期导致以量补价效果不佳，但在短期内，银行的资产质量尚保持平稳。银行因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较低且拨备覆盖率增加，不良贷款风险不会显现。
一季度上市银行呈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双降：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有小幅下降，不良率在1.74%左右，较年初下降约30个基点，拨备覆盖率较年初继续提升，达到140%左右。短期看，上述资产质量的小幅波动在银行可控的范围内，资产全面恶化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管理层已经未雨绸缪，银监会在年初普遍上调银行拨备覆盖率至150%，以行政手段迫使银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先行准备，这至少能保证银行业的资产风险在2009年甚至明年不会集中大规模爆发。
但后续资产的压力依旧。这是因为有大量在去年年末进行展期的贷款到期后，还是会出现一些不良贷款。因此，预计2009年全年不良贷款余额小幅上升、不良率继续下降。
分析银行大量发放的项目贷款和基建贷款等的具体操作方式，同样也能支持银行业短期内不良贷款不会显现的观点。
从贷款类型看，目前项目贷款大部分为一次性还清贷款，即在贷款期限内仅支付利息，期末一次性偿还本金。这使得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巨减，其还款能力的恶化并不一定导致该贷款分类被降低。而且平均贷款期限越长，问题贷款就越难以被及时发现。况且贷款到期后可选择展期，更推迟了问题贷款的发现时间。
虽然目前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有抵押，但抵押贷款的回收率因行业和具体贷款企业的不同还是有差异。除了抵押贷款外，还有部分贷款有担保，但数据显示，抵押或担保都不可靠。主要因为目前抵押物和担保的真实价值往往与其账面价值不符，导致坏账的收回率较低。目前问题贷款的收回率仅约20%～30%，大大低于50%～80%的抵押贷款所要求的回收率。
此外，在本轮信贷扩张的冲动下，即使总行没有降低贷款发放的审查标准，但银行在衡量减值贷款的标准时过于宽泛，这意味着分行一级仍有可能掩饰许多问题贷款。
如果地方政府是贷款担保人，问题会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更不愿把这笔贷款划为问题贷款，当地政府也会出面干涉，并寻找私下的解决办法，这都会把问题贷款的暴露时间向后延迟。
长期风险隐患难除
问题贷款不能无限期拖延，加上长期贷款的风险隐患难以根除，长期风险绝不容忽视。
尽管国内机构对此持乐观态度，如中信证券认为，中国银行资产普遍健康，且经济预测明朗，风险完全可控。目前不需要像美国一样，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但标普、穆迪、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不约而同地预警，认为中国银行业潜在风险大，资产质量展望不容乐观。
惠誉指出，信贷问题可能会经过较长时间才会表现出来，资产质量展望负面。穆迪也将中国银行业展望调为“负面”，认为在2009年或将面临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增加与利润大幅减少的局面。
标普则认为，2009年实体经济下行引起的信用风险增加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而且，如果中国政府过多干预银行的信贷流程和管理标准，会进一步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
标普银行业分析师廖强表示，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引导货币投放无可厚非，目前央行等部门对信贷投放作出的窗口指引也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政府强制要求银行针对企业贷款，则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企业可以容易地获得贷款，并继续扩大财务杠杆，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突出，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坏账；如果政府要求银行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贷款，会导致银行坏账等问题。
这并非危言耸听，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
在一些地方，银行突击放贷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大量出具“安慰函”，而这类变相担保虽然一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长期受困于政企不分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其影响力和作用不言而喻。
“安慰函”的出现是地方政府借信贷扩张之机争夺金融资源的又一形式。根据以往经验，国有银行股改前形成的不良贷款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造成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造成的约占20％。
因此，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寄望于通过银行公司化、商业化改造，对抗地方政府变银行资金为“第二财政”的冲动。
经过前期改革，国有银行在总行层面的利益取向已逐渐趋于规范化和市场化；但由于层级过多，留待填补的缺陷是大量分支机构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承诺为代价，形成与热衷争夺金融资源的地方政府的合谋。
政府干预银行放贷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是正在兴起的中小银行，相比国有银行，中小银行的产权结构和市场地位决定了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因而也更易为后者控制，可从近期中小银行流向政府项目的资金占比中获得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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