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路径论文,效率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经验表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①。持续的资本积累、接续的主导产业，以及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推动工业先行国完成了两个增长阶段的转换，进而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行列。然而，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却发生了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持续成长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战后亚洲四小龙)顺利完成了转型。
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增长(阶段I)，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增长路径的转换，符合发达国家经验事实和长期增长统计规律(袁富华，2012)。
本文基本结论来源于如下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处于高位且大幅波动；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大多数省市开始发生停滞或持续下降，工业化节奏放缓迹象显著。而且，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经济减速，在诸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已经发生；结构服务化、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乏力等现象也在东部地区逐步出现。
我们也观察到，中国高增长阶段Ⅰ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日益凸显：(1)由于区域投资分布不均衡，占全社会资本形成50%的东部地区的投资减速，在不能为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抵消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减速可能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2)由于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拐点将于近几年出现，这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而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的长期存在，则会进一步拉低潜在增长预期；(3)由于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的存在(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当产出的资本弹性由高增长阶段的0.6—0.7转换为0.6之下，或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而导致劳动力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持续拉升时，较低的增长速度将逐步变成事实；(4)由于服务业相对第二次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当这种效率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驱动路径、而须经由创新解决时，潜在增长降低预期也会发生。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的稳速增长阶段Ⅱ会相应产生。本文试图勾勒出两个阶段接续转换的增长路径。
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文献较多，稍早一些的文献，如王小鲁、樊纲(2000)认为2001—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低于7%；林毅夫等(2003)的结论是，2004—2014年为8.5%，2014—2024年为7.1%；近年的文献，如高路易(Kuijs，2009)认为201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7.7%—7.9%，2020年为6.7%；刘世锦与张军扩等(2011)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蔡昉与陆旸(2012)认为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至2011—2015年的7.19%、2016—2020年的6.08%。本文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类似文献中常用的核算框架，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于中国长期增长远景及问题分析。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稳速增长路径转换的分析，是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经济阶段差异和城市化演进事实。然后，我们结合全社会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预期和劳动力供给及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分析，在增长方程框架下得到潜在增长路径的情景。对于潜在增长率，我们的基本结论是：2016年之后，随着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潜在增长率将降到8%之下，但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引入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建立本文分析的一个事实基础；第三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问题和特征进行考察；第四部分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和减速通道的构筑情景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小结。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
欠发达经济增长分析的立足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我们走到了哪里？下一步会走向何方？本部分提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我们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证逻辑，都是围绕这些经验规律和事实展开。
(一)统计现象Ⅰ：长期增长路径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
如果把增长当作一种结构演变过程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呈“钟型”演变路径的结论。以潜在增长率为观测变量，工业化先行国普遍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加速和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减速。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我们把这样的一条长期增长路径概括为“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
上述结论来源于以下认识：相对于工业而言，服务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发达国家公共服务需求在第三产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社会保障、教育等支撑高质量生活的部门，通常具有较低的产出增长速度。尽管如此，正如研究普遍认同的那样，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创新活力，这些日益扩大的部门又是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另一方面，从时间标定看，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减速现象，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如Eichengreen et al.(2011)通过统计分析对减速拐点进行了确认。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长期趋势，结构性减速并不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必然降低。原因是，由于工业份额的占比逐步下降，即使特定时期工业增长率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加速有可能被较低的工业增加值或就业份额所抵消。再者，结构性减速的含义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而不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的下降，在这种意义下，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钟型”路径，与产出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绝对值)的“S型”成长趋势的含义是一致的。
(二)统计现象Ⅱ：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
下面我们提供发达国家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统计事实和发达/欠发达国家横截面的比较分析。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以及发达经济不同增长阶段的对比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劳动或资本要素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会发生变化。即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配所占份额逐渐提高，要素弹性沿着长期增长曲线发生变化。
基于标准增长核算方程，我们可以将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规律描述为：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1-α)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值有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比表明，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资本/产出弹性将逐渐走低，相应劳动/产出弹性逐渐提高。原因是，根据“分配净尽原理”或“欧拉定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要素弹性等于要素份额。
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要素弹性与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相等，这一结论预示着增长历程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与收入向劳动者倾斜之间有着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同时意味着，若把城市化过程看作与工业化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该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可能导致要素弹性参数的变化，因此，弹性参数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密切相关。
库兹涅茨(1989)的研究结果是(表1)，主要工业化先行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普遍历经了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英国在100年的经济发展，把劳动收入份额由1860年代的不到50%，提高到1960年代的70%；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法、美，劳动力收入份额突破60%也都经历比较漫长的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的低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劳动要素份额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资本份额之比的值为0.3∶0.7或0.4∶0.6。
(三)统计现象Ⅲ：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结构失衡
以下，我们将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现代部门发展不平衡和结构均衡演进效率的损失。
1.发达国家符合比较效率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基于我们的前期研究，图1展示了10个工业化国家1970年以来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总体来看，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长期趋势中，工业化国家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的持续转移，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生产率出现递减趋势，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逐渐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是一种潜在趋势。
图1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UNDATA。
图2 拉美6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UNDATA。
2.发展中国家效率低下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图2展示了拉美6国1975—2008年间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路径，且与图1相比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演进着。具体而言，拉美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因此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般在小于1的区域里演化，如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都位于显著小于1的数值区间里。不仅如此，基于联合国数据库(UNDATA)，增长绩效较为显著的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中国、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位于显著小于1的数值区间里。
因此，发达国家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及相应就业和产出比重的上升，遵循了比较效率的经济学原则，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所以该产业就自然地成长。而发展中国家，典型如拉美国家，第三产业是在相对于第二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路径上扩展的。虽然这些国家的服务业份额或许达到了60%—70%，但是经济“服务化”这种路径却是在违背比较效率的条件下演化的。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普遍发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现象，称为“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两个：(1)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问题一旦出现，那么，随着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产出)份额的上升，经济“服务业化”趋势会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第三产业部门，进而削弱整体经济的效率提升空间。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业部门保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是其就业或产出份额的显著减少，对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拉升能力会显著下降。(2)一旦结构演进无效率问题出现，低素质劳动力会大量涌入服务业部门，甚至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出现，此时，服务业部门弱质性问题凸显，进一步削弱该部门效率的提升。一个弱质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能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率低下，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随之产生。拉美国家经济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幅度大起大落与增长乏力的现象，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以上问题。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Ⅰ的问题和阶段Ⅱ的特性
上述三个统计现象，有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正在发生，有的即将发生。统计现象Ⅰ在中国部分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已经出现；统计现象Ⅲ在中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中已经发生；统计现象Ⅱ随着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未来经济阶段中也将逐步变得显著。
(一)“干预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Ⅰ的三个效率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增长是在“干预型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即国有企业对资本资源的掌控，政府对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调控，以及政府对资本、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压低。工业化起飞阶段，“干预型经济”在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有其重要作用，这种力量也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步入成熟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增强，高速粗放式的资本驱动，也相应出现投资效率递减问题。加之经济建设投资的高度动员而导致的居民消费滞后，以及长期重工轻商导致的服务业发展素质低下，整体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和增长严重偏离均衡的不可持续问题也相应发生。我们认为，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资本效率低下，分配效率低下，结构效率低下。
1.资本效率低下与投资驱动方式的不可持续
我们通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ΔGDP)这个指标，来对高速增长阶段I的投资效率问题进行简要分析。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资本密集型行业，如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拉高ICOR，但中国现阶段投资效率下降问题确实存在(张习宁，2012)。
图3 1979—2011年全社会资本形成的ICOR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全社会资本效率不高。全社会资本形成的ICOR状况(图3)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里，中国全社会ICOR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的低ICOR时期，17年间平均为2.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ICOR大幅度上升，1998、1999年达到了5—6的水平，1996—2011年间平均为3.5。相对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现阶段ICOR数值明显较大，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日本，其资本形成的ICOR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
第二、三次产业资本效率较差。其一，第二产业投资的ICOR在2000—2008年间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2009年以来大幅提升，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其二，长期以来，第三产业投资效率比工业更差，其ICOR持续在4.0—6.0的区间里变化。下文的分析将进一步揭示，二、三产业投资效率的这种差异，与服务业部门相对于第二产业部门的低水平劳动生产率恰相对应。这种高投资背后的结构性效率扭曲，是在服务业部门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发生的，如果得不到扭转，全社会投资低效率的问题将进一步强化。
区域资本效率普遍不高。1979—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ICOR的结果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地区ICOR均呈现出了与图3全社会资本形成ICOR相类似的上升过程。其中，西部地区显著较大的ICOR，与大开发战略下基础设施投资的较快增长有关。近10年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基本相同的ICOR，说明较发达地区投资效率并不比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地区好多少，因为东部地区的高ICOR，并不是在创新投资成为普遍经济现象的状况下发生的。
2.分配效率与要素弹性参数特征
中国现阶段增长核算方程参数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在于分配向资本倾斜导致的产出/劳动弹性参数相对较小，产出/资本弹性相对较大。表2提供了中国高增长阶段Ⅰ劳动份额的统计说明，总体而言，中国产出/劳动弹性(1-α)长期以来维持在0.4—0.5的水平，相应资本弹性为0.6左右。我们想表达的一个认识是，随着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结束，在向下一个增长阶段演进中，如果劳动份额不能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自动提升，那么，强制性的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在将国民福利提升的同时，也相应改变长期增长函数的参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增长速度就会因为资本弹性参数的降低，经济经由减速通道进入稳速增长阶段Ⅱ。
3.结构效率低下与服务业部门的被动扩张
与投资驱动增长阶段Ⅰ和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的，是中国结构效率的扭曲。我们基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表3提供了高增长阶段Ⅰ产业劳动生产率偏离均衡路径的景象。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在劳动力资源被资本吸收过程中，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规模越来越大，但两者的效率也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劳动力没按边际收益原则吸收。这个缺口的产生，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吸收了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把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驱赶到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服务业部门，导致该部门的被动扩张和效率长期低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过度服务化及由此导致的低生产率和低增长陷阱问题，Cimoli et al.(2006)、Rada(2007)等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陆梦龙和谢珣(201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这种服务业部门被动扩张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压抑了服务业部门持续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业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通道的阻断，因为服务业的扩张不是工业部门的自然延伸，而是作为工业化驱出的“劣质劳动力”的贮存渠道而勉强存在。
(二)向均衡增长过渡：稳速增长阶段Ⅱ的核心趋势和三个特性
资本驱动的高增长阶段Ⅰ，已经不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迫使中国经济进入以效率提升促进结构进一步升级的经济增长阶段Ⅱ。
我们把这个正在发生的经济时期称为“稳速增长阶段Ⅱ”(张平等，2011)，是因为以效率提高为主要标志的该阶段具有较阶段Ⅰ显著不同的三个特质和内涵：投资减速迫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发生抑制甚至持续拉低经济长期增长；资源向均衡路径配置的要求迫使“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基于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增长平稳减速通道的逐步构筑成为阶段Ⅱ的核心趋势。
鉴于中国区域经济显著的增长差异，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空间结构对相关问题进行观察。其中，人口转型及劳动力区域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适合从全社会总量角度进行观察，因此，为突出分析重点，我们着力于区域和产业结构角度的投资减速问题分析。
1.投资减速通道与“区域依趋势增长”
我们把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结合起来，观察增长阶段Ⅱ的投资减速通道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对“区域依趋势增长”这个概念进行说明。经济高增长阶段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投资、劳动力由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这个集聚过程分化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发展阶段雁字排序：率先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较高阶段的东部地区；在工业化路径上追赶东部的中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工业化活力正被激发的西部地区。从东部往中西部看下去，那么，现阶段东部地区呈现出来的景象，就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未来10年或20年的镜像，未来全社会增长趋势的判断，大致是处于递进过程中的各个地区的加权。判断区域增长阶段及可能发生的趋势减速，有两个结构性标志：
标志1：服务业份额达到50%的临界转换区域
(1)中国结构性减速的真实景象：对于北京、上海经济最发达省市的观察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东部城市北京和上海，在向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减速正在发生。北京和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超过50%，几乎同时进入现代化阶段。不同的是，其后北京服务业份额增加更快，2011年达到76%，上海为58%。图4展示了两个城市全社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增强，资本形成增长速度较工业化时期明显放缓且持续下降。
图4 1979—2011年北京、上海资本形成增长速度(HP滤波)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本形成实际值以1978年为基期的区域GDP减缩指数缩减，2011年为固定资本投资数据。
结构性减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潜在GDP增长速度的明显降低。表4对这种趋势提供了一个估算，目的是揭示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情境中，北京、上海高增长速度表象下面的深层原因。限于行业投资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就近10年的情景进行观察。单纯从统计年鉴数据看，北京市2003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0%这样高的水平上，仍然维持着1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仿佛是个奇迹，因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从未出现过如此惊人的增长，尤其是服务业份额占比极高的城市化阶段。北京的这种增长现象，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日渐高涨的房地产投资的拉动，只有把这层不可持续的增长“面纱”揭开，我们才能触及到真实的增长景象。正如表4所显示的那样，如果除去北京市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其潜在增长的真实水平可能只有7%—8%左右，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时期中国的现实。上海的情况基本类似，所不同的是，相比于北京来说，由房地产投资拉动高增长的短期行为稍弱一些。
标志2：城市化率达到56%的临界转换区域②
(2)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其他省市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对服务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力，这种关联有利于我们观察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和增长趋势。从趋势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50%)到城市化成熟(城市化率70%以上)的过渡阶段。基于本课题组城市化逻辑曲线的前期研究(张平等，2011)，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大约在2016年前后结束，城市化率跃过50%的关键点，而后城市化速度逐步放缓，2030年达到约70%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服务业发展将由增长阶段Ⅰ的工业化推动，转变为增长阶段Ⅱ的城市化集聚效应推动。
对于不同城市化阶段上的服务业结构变化，我们认为综合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分析以及适当的统计计量推断，或许能澄清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化率：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1996—2011年，城市化率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2011—2015年预期将维持这样的速度；根据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2016—2025年，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年均约为1个百分点。第二，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依据城市化逻辑曲线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对2011年之后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约提高0.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中国城市化率与服务业的长期统计关系看，1978—2011年间，城市化率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业增加值上升约0.5个百分点。③对于第二、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
第二个统计结论是依据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城市化率提高1%推动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76%)，预测值也采用了0.76这个系数项。结合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份额比就业份额增加快，这正是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结构效率低下问题的简洁表达形式。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增长阶段Ⅰ发生了显著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效率差异问题，那么，论及未来服务业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看法进行修正。因为第三产业效率低下以及“劳动力驱赶效应”的存在，在长期中是危险的，如果盲目推进城市化，那么，结果不仅是造就一个效率越来越低的服务业部门，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所谓城市化过度及类似于拉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增长缓慢和停滞问题。
因此，对于快速城市化到城市化成熟的增长阶段Ⅱ，注重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扭转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低效率，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增加要求有一个至少不低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速度。这种效率改善的逻辑，意味着长期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速度，至少要跟上城市化速度。
(2.38)(3.36)(6.91)(2.55)
(3)东中西部地区省市进入减速通道的次序
根据前面的分析，2011—2015年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且中短期内服务业效率不能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城市化率增长1%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增加0.5%)，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升约3个百分点，依据2011年各省市服务业份额计，天津、浙江、广东和海南4个省市服务业份额有望达到50%水平。因此，投资减速效应，将在随后的时期里逐渐变得显著(表5提供了服务业份额的变动趋势的比较起始点)。2016—2025年若延续2011—2015年的服务业发展势头，从增长和服务业效率提高两方面考虑，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应该至少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从2011年服务业的份额看，这种情景可以推动全国2/3省市的服务业份额达到50%及以上水平(服务业份额偏低的省份，如河北、广西、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青海、新疆，其比重也可以提高到接近50%的水平)，投资减速通道因此形成。
2.人口转型过程中的要素弹性参数变化
可以粗略地认为，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是伴随经济增长由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迈进过程中的现象。高速增长阶段Ⅰ中发生的高资本积累，源于相应的建设资金动员能力。就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看，强大资金动员能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要素分配向资本的倾斜。在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将要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增长福利函数的改变，即新时期国家分配政策的实施和对于民生改善的强调，对于要素分配格局产生影响，本质上带来产出/资本弹性参数(α)和产出/劳动弹性参数(1-α)的逆转。亦即，要素分配比例变化牵引要素弹性沿长期增长曲线滑动，从而产生资本弹性α≈0.6向预期资本弹性α＜0.6的转换。
依据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倒逼劳动力市场定价机制的调整和工资的上升，进而导致要素分配格局向劳动力的倾斜。对于一个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转型经济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在长期中抑制经济增长，就日本的经验看，这种冲击甚至是巨大的。后面的情景分析将提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资本弹性的趋势估计，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也因此得到进一步说明。
3.“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过程中的TFP
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看法，如Wang & Yao(2001)认为，1979—1998年间中国TFP增长为2.4%；Chow & Li(2002)对中国1978—1998年TFP增长率的估计结果是2.6%；Young(2003)认为，中国1979—1998年间的TFP增长为1.4%；张军、施少华(2003)认为，中国1979—1998年间的TFP增长为2.8%；王中宇(2006)的测算认为，1978—2005年间，中国TFP增长率大多数年份在1.8%—2%左右波动。伍晓鹰(Wu，2011)根据不同的算法得出中国1979—2008年间TFP增长率约为2.7%—4.3%，但2001—2008年间TFP增长率相对1991—2000年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体看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0%—30%左右。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低下，是增长阶段Ⅰ要素驱动的典型特征，暗含了要素收益递减及增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对增长阶段Ⅱ的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要求。因此，从供给角度看，增长阶段Ⅰ的高投资驱动，在增长阶段Ⅱ将被技术进步所逐步替代，投资减速过程中的效率提高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根据麦迪逊(1996)的测算，1913—1950年日本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20%，而1950—1973年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的贡献份额超过了50%。
四、中国潜在增长率测算及情景分析
基于前文阐述，这一部分中，我们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路径提供一个启发性数值模拟。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提供投资变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统计关系，将结构变动分析转换为城市化问题分析；第二步，给出要素弹性参数的数值估计；第三步，在投资趋势和要素弹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长期增长水平估计。
(一)1994—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统计分析
我们设定：资本形成率caprate：为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u：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工业比重inshare：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投资增长率capgrowth：为资本形成增长率；则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计量方程如表6：④
基于模型i和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库，1994—2010年中国31个省市投资率与城市化率回归结果如下：
城市化率的一次项系数为0.52，二次项系数为-0.0046，刻画出投资率随城市化程度提高而发生的“倒U”型趋势。取定各省市第二产业比重均值44%，则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模拟情景是：当城市化率小于56%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上升；当城市化率大于56%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下降。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1%，根据现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状况，2016年后将突破56%的水平，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因而也在模型的预期之中。
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投资增长率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利用1991—2010年31个省市的数据对模型ii进行估计，结果为：⑤
联系模型i和模型ii的估计值，假定随着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发展，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6—2030年间逐步下降到30%，则模型iii估计的资本形成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11%降低到9%。相应地，考虑到资本存量增长率一般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中国1979—2010年资本形成增长率(HP滤波)为资本存量增长率(HP滤波)的1.1倍)，那么，基于模型iii估计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10%降低到8%(图5)。
图5 中国投资率变动趋势
(二)可变要素弹性参数估计
本部分提供了1978—2011年中国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首先来看表7的模型，分为两类：
1.生产函数
。这个函数设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它来考察存在规模报酬效应时弹性参数α(lnK)、β(lnK)的“现实”表现，即不施加任何约束下弹性参数的表现。第二个目的有些特别，主要是观察长期资本积累对于α(lnK)、β(lnK)的影响，这里，要素弹性参数αβ被设置成对数化资本存量lnK的函数。
2.生产函数
。这是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之下的生产函数，要素弹性α(t)、1-α(t)是时变参数。这个模型设置，主要是考察“均衡”路径上要素弹性的表现，以便与存在规模报酬效应的“现实”弹性参数进行对比。同时，我们也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弹性参数的时变趋势，作为未来增长过程中弹性参数变化的一个镜像。
表8是模型估计结果：(1)第一栏是弹性参数α(lnK)、β(lnK)的估计值，不施加参数约束的条件下，30多年来中国资本弹性α(lnK)呈现基本平稳的态势，约在0.8左右；劳动弹性β(lnK)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最近10年的平均值约为0.3。(2)第二栏是弹性参数α(t)、1-α(t)的估计值，在施加报酬不变约束的条件下，弹性逆转现象得以显现。资本弹性α(t)由80年代中期以前的0.7下降至目前的0.5，劳动弹性1-α(t)则由早期的0.3上升至现阶段的0.5。
2011年中国人均GDP是5432美元，根据表9的GDP增长速度预期值以及人口增长速度预期值⑥，我们可以估算出人均GDP水平(以2011年的人均GDP和汇率为基准，人均GDP增长速度取均值)：2015年为7349美元；2020年为9226美元；2030年为15259美元。也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情境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水平，2030年达到1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表9中2016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低，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稳速增长”的原因。
在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的抑制下，为了保持未来增长的稳速，技术进步为长期结构调整政策所关注。当然，表9的数据是从供给角度做出的平滑预期，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入，短期外部冲击有可能间断性地打破这种平滑趋势，所以，短期调控政策也是经济稳定所必须。
五、结论
从供给面看，有三种主要力量主导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型、要素弹性参数的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分配调整力度的加大以及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结束持续三十年的高投资驱动模式。正是立足于这些长期增长因素变化的分析，本文对增长阶段Ⅱ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归纳，结构服务化和减速预期下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要求，迫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转到效率提高方向上来。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自然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这就要求劳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民生改善引致增长福利目标函数的确立。因此，创新要素及经济活力的培育成为重中之重。
1.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强化市场配置的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技术增长率的差异，导致各种产品生产成本变化幅度的差异，并经由相对价格导致部门间的非均衡增长。因此，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和谐运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但目前有部分重要价格却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示。所以，走效率改进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
2.以效率持续提高推动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结构调整和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不是放弃制造业，而是使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提高服务业的贸易水平，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特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并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3.以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措施，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增长的根本目的是国民福利的提高，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以便使人的价值在增长中体现出来，这需要收入分配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落实。同时，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和培育增长的创新潜力。
4.政策上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我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如东部许多城市经济水平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有些中西部地经济水平还很低，他们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相同，结构调整目标与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对处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刺激或创造更多高级生产要素、改善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和维持市场竞争等工作；处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可以引导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加入市场、发展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和鼓励出口等。国家在税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发展朝着效率提升的方向发展。
本文执笔人袁富华、陈昌兵、张平、刘霞辉、陆明涛。参加讨论的人员包括裴长洪、张连城、张自然、郭路、黄志刚、吴延兵、赵志君、仲继垠、张磊、张晓晶、常欣、田新民、汪红驹、汤铎铎、李成、王佳。
注释：
①即以效率持续提高为根本动力的增长阶段。
②请参见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
④模型i采用了陈昌兵(2010)的设定。
⑤运用Gauss GPE软件包，检验可知采取截面随机时间固定效应估计模型ii。
⑥假定2030年人口增长达到峰值，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那么各个时间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11—2015年约0.4%，2016—2020年约0.3%，2021—2030年约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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