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商业周期出(business cycles)也常译为经济周期，这方面的理论已广为熟知。对商业周期的经验研究可追溯到Mitchell(1927)、Mitchell与Burns(1938)及Burns与Mitchell(1946)的经典分析。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周期理论及其经验研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Hodrick与Prescott(1997)的重新考察，发现了与Mitchell近似的结果，在当时计量技术的进步和Lucas理性预期革命的推动下，周期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变化。理论模型方面，微观基础又受到重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逐渐成为主要周期模型框架。在实际商业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Hansen(1985)、Prescott(1986)、Lucas(1987)、Greenwood等(1988)及King等(1988)。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在当时兴起的原因是，它第一次使用数量化的语言来描述经济波动特征，使得模型对于实际经济波动的解释一目了然。这不但决定了波动理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扭转了周期理论经验研究的侧重点，新的研究不再对经典周期研究有兴趣，也不再试图把经济波动理解为有固定的波动周期，或由多个固定周期的组合，而是首先接受现代周期理论的观点，把经济波动理解为多种随机冲击效应经过传播、放大和复合的结果，然后分析经济波动的纯波动特征，即消去了趋势部分的时间序列各阶矩特征。最常用于现代周期问题研究的矩有：各宏观经济总量的标准差，这一时间序列矩被用作对变量波动性或易变性扣(volatility)特征的刻画；各宏观经济总量时间序列的一阶自相关，这一矩特征用于描述变量的粘持性(persistence)；还有各宏观经济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矩表示各变量与总经济活动之间的共动性(comovement)特征。
商业周期的经验分析主要以美国战后经济的时间序列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理论为检测对象。除了上面的几种周期特征分析之外，还有转折点确定、波形处理技术分析、超前和滞后(leading or lagging)因素分析、产出波动的非对称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为宏观总量间的共动性、粘挣性和易变性。
我们发现，实际上成熟起来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分析结论都是对发达工业经济的概括，但商业周期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任何经济都会有波动，也一样存在商业周期的问题。那么，现存的商业周期理论适用于发展中经济吗？中国经济波动特征有自身的独特性吗？中国经济的商业周期特征是什么样的？Lucas(1977)的所有经济都有相似的波动特征的结论对发展中经济也成立吗？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其经济特征会同发达经济相同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的商业周期理论进行研究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因此，本文尝试探讨性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本文计划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探讨适合于中国年度数据特征的滤波算子，国外研究多用季度数据，通常采用的滤波方法必须在经过调整且检验合理后才能用于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分析。二是初步分析中国1952～2001年间经济波动的主要矩特征以及波动图形特征。
二、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分析中国近50年来宏观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性质。首先做简单的经典分析；然后重点做现代流行的矩分析和图形分析。
（一）波动周期与非对称性
经济波动的非对称性，平均下跌期比平均上涨期短。第一次上涨期如果从1952年算起到1958年是6年，下跌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春，不足4年，此后也大体如此。平均周期长度大约为7～8年，这近似于一些早期研究。
（二）现代周期理论特征
商业周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宏观经济总量间的共动性，即宏观经济总量间存在着大体固定的波动规律，要么顺周期，要么反周期，或者非周期关系。这就是说，如果两变量间内在地存在顺周期关系，则它们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不会有非周期或反周期现象。我们希望知道中国经济数据是否有此规律。但限于数据不足，只能做几组有较长记录的总量研究。
1.财政支出与产出关系。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广义商业周期理论都认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总波动有影响。其中，财政政策指标很多，如各种税和物价限制。有时国家财政收入（税收的总和）和财政支出也被用做财政政策指标，那么，它们同总波动存在何种关系呢？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同GDP之间的协动关系，可以看出它们是强顺周期的，中国财政支出的波动幅度随着经济发展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实力增强后，财政支出日趋稳定。但我们希望看到能够证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有推动作用的信息，然而在这方面并没能向我们传递明确的信息。
反映的矩关系显示，财政支出有高于产出的易变性水平，较高的一阶自相关和与产出的共动性特征。从所示结果来看，中国财政支出对GDP没有领先指示，可能的解释为：(1)财政支出不是宏观财政政策的恰当指标；(2)财政政策（至少在过去）没有被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或真正用作调控工具的历史太短，信息反应不明显（我们考虑过做1978年以后的分析，但数据太短，很难做）。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单独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2.总产出与投资关系。最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是投资，产出与投资的关系是重要的现代宏观经济总量关系之一。可以发现如下关系：(1)几种投资都表现出极高的同产出的正相关性。基础建设投资是强顺周期的。(2)领先于总动态，都比总动态早约半个单位期。左端，即k+l期的4种投资与k期产出的相关度分别为0.55、0.78、0.81和0.83；k-1期的4种投资与k期产出的相关度分别为0.46、0.74、0.65、0.65，除建筑安装固定投资两端差不多外，基建投资、设备固定投资和其他固定投资，两端相差很大，主峰值偏左估计约半个年度单位，这与Kydland与Prescott(1982)、Long与Plosser(1983)、Greenwood(1988)等假定或估计的资本安装滞后期为一年（4季）略有偏差。可能原因为：从总体经济投资结构来看，美国为领导型经济，中国属于跟从型经济，相对平均投资周期要短一些。一般性的结论是：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3)易变性高于总产出。几项投资的易变性都大约是产出易变性的3～4倍。这一估计与Kydland和Prescott(1982)、Prescott(1986)的估计基本一致，低于Greenwood等(1988)的估计。(4)都是强顺周期的。建筑安装固定投资、设备固定投资和其他固定投资与产出的同期相关度分别为0.96、0.91和0.92，是所有总量中与产出关系最密切的。换句话说，是对产出影响最直接、最大的因素。基建投资与总产出的同期相关度为0.76，也很高。
3.劳动与产出关系。劳动是对产出贡献最重要的因素。各部门劳动人数同GDP的关系图，虽因数据不足制约样本量，但也反映了这一事实。劳动应是顺周期的，一般的结论是滞后约一季度，但我们的计算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这是令人困惑的。其原因可能有：(1)与年度数据有关，造成信息遗漏；(2)《年鉴》上经济活动人数非恰当就业替代；(3)样本量太小，造成计算误差太大，因而结果失真。结果显示：总的经济中活动人数与经济总动态弱相关；第二、三部门人数与总动态之间是顺周期的，这一点是接近正确的。这可算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不同于国外一般研究结论的。
4.消费与产出关系。一般结论认为消费应与产出高度正相关，我们得到的结果显示消费与当期产出相关度并不高，而与预期经济发展和前几期产出水平有相对较高的相关度。总体来看，消费是标准差最小、最平稳的宏观变量之一，这也是符合理性预期假设下，平滑生命期消费假说的。
King与Rebelo(1999)对美国的研究指出：非耐用品消费几乎完全相似于总消费，说明非耐用消费品占总消费的主要部分；服务消费相对于非耐用品消费有较小的易变性。服务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它们的综合都表现出：强顺周期，低易变性，先与总动态。耐用品消费表现为：强顺周期，高易变性，先于总动态。
消费品的划分对于商业周期问题的分析有重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研究的划分标准有很大区别。例如，把住房建设投入算作消费还是投资？这显然会有很大不同，我们也认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另一问题是，消费有较小的易变性，所以它的不确定性要产生较大的总动态的波动，不可能是直接的，必须依赖某种放大机制，这对仍坚持依靠需求拉动经济思想的观点形成一个挑战。
5.资本与产出关系。资本与产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本文因数据限制，推算的资本数据可能不准，但结果基本一致于一般结论，而且和张军、章元(2003)所估算出的资本的时间序列大体一致，即有较小的标准差，相对稳定，与过去的产出有关。
6.工资与产出的关系。工资与产出的关系在现代商业周期理论中颇受关注，原因是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都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一关系。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的结论是劳动的边际回报应同产出高度正相关；凯恩斯理论认为劳动的边际回报同产出高度负相关。一般国外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弱正相关，本文研究中国经济的结论一致于一般结论：同当期产出弱正相关，同前期产出有较高的正相关度。
三、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家的经济都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贸易、相互联系的金融市场以及技术的扩散而实现。发达经济间多存在近似的共动性关系；发展中经济多以领导型经济为首，存在滞后的共动反应；小经济以大经济为依载体，具有滞后的共动性，周边经济多有共动性反应。
通过对各国横向比较可以看出，美国经济自身粘持性最高，为0.8263。中国经济的粘持性次之，为0.7671，这说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相当强，其他几个国家也在0.7左右。
就波动性（标准差）横向比较发现，美国经济相对平稳，中国次之，法、韩、日波动性较高。
(1)中国与美国。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美国经济波动先于中国一个单位时间，这说明美国经济的领导型特征和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经济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性；美国经济的波动幅度（易变性)渐趋减小，这反映战后美国经济逐渐趋于平稳的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易变性并不平稳，反映出中国经济近年波动加剧，经济风险增加的现实。(2)中国与法、韩、日。这三个国家经济都滞后于中国经济，体现出依赖关系。中国同日本也有相当强的顺周期关系，1978年后，共动关系很强，但矩估计所反映的相关性只有0.4，原因是样本太短，滤波效果不好，估计误差较大。类似的与韩国和法国可能也有此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小于估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波动性更是显著减少。但必须明白，矩估计报告的是长期平均波动性程度，没有趋势性预测力，从中可以看出，近年中国经济波动有加剧之势，值得注意。
四，结论
我们利用有限的经济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50年的商业周期现象，计算了同几个发达经济的关系，做了商业周期分析的有益的实践。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基本上服从一般商业周期特征，但由于特殊的国情造成其1978年前的独特性，即：可能存在个别宏观总量关系不服从一般经济学假定。但1978年后基本验证Lucas(1977)的结论。Lucas所说的所有经济有类似特征，是指各经济中总量关系应是一样的，而并非是指有同样的波动图形，本文前面的分析结论基本上肯定了Lucas的估计，因为我们所得的宏观总量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致于Stock与Watson(1999)就美国所得的结论的。
就中国的商业周期问题的研究来说，本文只是开了个小头，还很不全面，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粘持性的讨论，本文虽做了必要的计算，但并未展开讨论。还有更全面的数据基础上的更多总量关系的讨论等。另外，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我们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我们研究的很不深入，但进一步研究的意义很大，希望同行接着深入研究。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出乎我们的意外，对与错很难说。这些问题都已体现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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