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依旧是沉重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本论文,沉重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剧本，是一剧之本，已是个相当陈旧且沉重的话题了，然而却又不得不直面之。近半年以来，就这个话题，已在不少的报刊上，一些圈内圈外的人士纷纷表示关注，分析结症所在，提出了不少的真知酌见。譬如，剧作家又是北京人艺当家的副院长刘锦云认为，使他最愁的就是剧本。他说：“这是近几年来的最困难的时期。优秀的、可以传世的剧本，我们不敢奢求，退而求其次，就连能够上演的本子实际上也很难找。”（1996年10月28日《北京晚报》）评论家刘平的一篇述评中认为，北京’96话剧舞台的热闹红火之中感觉到了一种一哄而起的浮躁，“概括地说，这种感觉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艺术家的商业性演出的‘炒作’；二是戏剧创作者的浮躁情绪及某些剧本的‘急就章’创作。”“‘急就章’式创作的后果必然是艺术上的粗糙。有的戏虽说凭借一些手段使演出场次不少，但整个创作并没有进入艺术的层面。”（ 1997年4月5日《文艺报》）
我多年来接触过不少的演出团体，我也深有感触。普遍现象是，演出团体寻找不到过硬的本子，“等米下锅”。或者也是“急就章”式的将不甚成熟的剧本推出。再加上演出市场也不景气，还不能算是正常运转，即便是偶尔露出的一线亮色，多数也是戏外因素所为，形成并不理想的运行机制。因而我依旧认为，这种现象的关键之一在于剧本，还是应该抓“之本”的东西，才能治本，使艺术生产纳入正规的轨道，使戏剧文化创立自己真正的、健康的、繁荣的市场。
纵观这一二年的话剧舞台，我认为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首都主要的几家剧院，如上面已提到的刘锦云所言，收到的初有水准的剧本愈来愈少了。我在青艺工作时期，从80年代中期，能收到上百出剧本。打从那个时候以来，就呈每况愈下的势态了。而今，一个剧院每年能收到十来出新创作的本子就相当不错了。这里，影坛上也如此。在北影工作的剧作家苏叔阳也“家事外扬”，前期对记者坦陈说，80年代的北影文学部，一年总要收到三四百个剧本。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年也就几十个剧本，大部分还都是业余作者写的。而其中可谓优秀的电影剧本更是廖廖。这种情况与话剧舞台可以互相印证。同时，从舞台上推出新的生产剧目也不多，同样也能窃视到创作数量减少的结果。近年，一个大剧院每年演出的大型剧目只有二出左右，与应能生产的水准是不甚相称的。可见，大剧院们所面临的“剧本荒”的课题是一样严峻的。
那么，从已经被推上舞台的演出剧目来看，“一剧之本”的剧本是否都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境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也需要从“治本”着手。例如，近期正在演出的一出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叫《找不着北》，讲述老哥俩的一段生活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价值观念，造就了哥俩的差异和不同形象。可以看到剧作者创作的初衷是不错的，也看得到剧作者对周围生活的一腔热情和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然而，细究起来，剧本经不起推敲。虽然，它不是常规的演出团体的演出，有自己特殊的难度。但是从剧本上来看，戏剧情节过分简单、直白，人物色彩也显单薄、苍白等，因而，在舞台上尚欠火候。看得出来，演出者想在二度创作上设法弥补，但颇有“无米之炊”之势，弥补是极其有限的。如那位泥瓦匠的老哥人物，我觉得他的感情脉络显得不够合理和清晰，表演者越投入就越让人感到别扭；又如那位徒弟的角色，把握也不够准确，随意性过强，让人出戏。尽管演出者起用了成熟的老演员乃至人们喜爱的“大腕”。可是终因“之本”之因，我认为不能视为成熟之作，外在的因素、包括流行的包装，并不能带来好运。又例如，前期还有一台演出，剧名《漂亮女人》，起的剧名也是挺惹招人的，演出者也是一些响当当的、有知名度的人物。然而，我觉得同样也没有达到“包装”宣传中的预期效应。名曰“喜剧”，但让观众可笑可喜的地方并不多。当然，写好当代生活的喜剧，其难度会更大些。要将观众逗乐、导入特定的当代生活的喜剧情境，也不是依赖戏外因素所能凑效的。该剧写当代两个女性的命运，视角倒是较新的，毛病却出在对人物命运的把握与定位。其性格、其语言、其动作等，缺乏喜剧的因素。剧作者还没有大胆地“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更谈不上“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那种“妙境”了（李渔语）。因此，“漂亮女人”在舞台上并没有达到“漂亮”的效果。上面例举的两出剧目，我无意作更多的褒贬，我更不否认演出者的勇气和执着，我深有体验要推出这种方式的演出，已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了。我只是想说，提供的本子未达到较为理想的基础，从而使二度创作不能有更大的作为。
不过，这类演出的舞台面貌和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制作人”制作的舞台上，在大剧院“正规军”舞台上也不尽人意，同样能见到因剧本不“达标”而捉襟见肘的窘境。如青艺演出的《关东大集》是部火辣辣、热闹闹的当代生活戏剧。从剧本上去挑毛病的话，其戏剧情节显得散而不聚，人物性格形于外而未动于衷，缺乏内在、有机的扭结和张力，看个热闹而已。又如，目前已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北京人艺演出的《古玩》，应该说在近期的舞台上，已属姣姣者了，包括上座率。假如苛刻地去审视的话，假如本子更为成熟的话，这台演出将会更有自己的历史色彩。该剧讲述历史时空跨度达三十多年的故事，又趋在风云变幻的动荡岁月，要牢牢地抓住人物命运的主调，并准确主动地编织起一幅幅历史画面的缩影，是有相当难度的。年轻的剧作者付出了更大的艺术劳动的汗水是不容置疑的。从演出来看，偶有“走失”、“变调”之感，在拨弄近代历史的音符中，还夹带着一些杂音。譬如，剧中贯穿全剧始终的、已被人格化了的那只鼎，对它的泼墨浓写还不够；对它的“命运”还可以更关注。这样更能搅动起金鹤鑫、隆桂臣等“玩古者”们心灵的波澜。可见，剧本的整体结构中所显露的散淡、游弋等弱点，淡化了理应更可以生动有趣的历史世俗景观。不过，人艺的艺术家们为本子作了一定的调整，或者说校正，使之弥补了不少剧本本身的一些不足。再如，实话今夏上演的《生逢其时》，倒是相当贴近生活——面临下岗和下岗工人的生活。这是当前十分现实、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剧作家敢于大胆地碰撞这个严峻的课题，敢于干预这个紧迫的生活，剧作家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是令人羡佩的。在当前现实里尚在摸索、尚在解决过程中的问题，要在舞台上得到回答，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不是剧作家应担的责任。正因为过分逼近生活，与生活同步的舞台生活，让观众一下子与舞台人物融置在同一种生活的节奏里、氛围中，给人以直观性强的愉悦，但同时因缺乏一定的审美距离，而产生不了应有的、带有陌生化的、理念的审美效果。如剧中主人公、厂长崔建立自告奋勇、走马上任后所遇到的一连串的问题，以及他的思考、困惑、无奈、喜怒哀乐等，同时也是台下观众所遇到和思考、关注的课题，几乎是同步行进的，还来不及“品味”而被翻了过去，划不下生活的印迹而失之肤浅。尤其是戏剧的结尾的过分理想的色彩，反而使这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削弱了思辩的魅力。或者说收尾显得“急就”了。然而，这既可以说是剧作家的无奈，更应该说是生活的无奈。该剧的作者是善于把握生活脉络、善于营造舞台氛围的。他捕捉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是能够被普通人所接受的，包括生活细节的描述、人物心理世界的透视、喜剧化的情节架构等，都已相当到位的了。我想强调的是剧作家还可以从更高一点的视角，就会迈上更高一个艺术层面了。
因此，从当前不同团体、不同类型的演出舞台上，运行成败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挑剔的毛病，主要是在“一剧之本”上。当然，舞台艺术是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他因素再多，先“治”剧本是首当其冲的。“治”剧本或者说抓剧本，也存在抓主要矛盾的问题。我从当前演出剧目的现状来看，抓不出或抓不住好的、较好的本子，有一些明显的结症，也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是客观的、外在的，有的是主观的、内在的，也可以谓之“大气候”与“小气候”。例如，有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的问题，有创作队伍的素质和流失的问题，也有经济上分配的问题，等等。我在这里想说两个方面的问题，依旧是老话题，沉重的老话题：一是抓什么样的题材内容；二是怎么样对待生活。
一，剧本的成败，它的题材内容虽然不能起决定的、绝对的作用，但是轻视和忽视题材内容的因素也是不可取的。近年，人们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出现了不少的好作品，应该说是个必要的导向和可喜的现象。如果剧作家没有为自己的时AI写作出时代的强音，没有为身边的纷繁多姿的生活谱写新曲，那么至少可以说，剧作家尚未完全尽到自己历史的、社会的责任。但如何对待“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及其关系，在创作中又如何把握，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认为“主旋律”与“多样化”是整体性的一个话题，不能分割开来加以思考。近几年来，有一些剧目的创作就缺乏整体性的视角，往往分而言之。常说这个剧是“主旋律”的，那出戏是“多样化”的；或者说，眼下先抓“主旋律”的，而后再弄“多样化”的；云云。试图将“主旋律”与“多样化”截然分开来界定戏剧的方位，将前者看作是思想内容上的，后者视为形式样式上的，我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譬如近年内上演不少讴歌英雄模范人物为题材的纪实性的戏，有配合某项活动和政策的戏，还有为了参与评奖或得奖的戏，就冠之属于“主旋律”的戏。于是，方方面面就十分投入。假如说是一出英模戏，选材上是“好人好事”式的，人物是正面的色调，不能染上点灰色，表现结构往往是串“冰糖葫芦”式的。这已是十分省劲、已被模式化了的创作思路了。我觉得这个模式本身并不坏，可以运用，也可以创造出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80年代早期有《陈毅市长》，近期有《孔繁森》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这类模式的戏都能成功的。不动脑筋，不投入真正的情感和激情，“轻车熟路”去套用它，是唱不响真正“主旋律”的。内容陷入概念，形式一旦僵化，艺术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了。这里，从“主旋律”的视角看，是忽视了“多样化”的存在。这样的戏，思想性上是无需怀疑的，但是否能被观众乐意接受，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说它的大幕一闭上，戏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类的戏，还有在发展的趋向，是值得思索的。从这些舞台上，进一步看到了剧作家的心态是浮躁的，创作是“急就章”式，甚至是应酬、应付式的。还远不如60年代初期的一批剧作。如《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青松岭》等。抛开当时特定的因素之外，它的艺术上的“多样化”是下了功夫的，也是有成就的。而今天的这类作品很少达到这个水准。模式的滥用，又泛滥开去，不是对“主旋律”的弘扬，而是一种虔诚的“捧杀”，适得其反。我想，这也不是剧作家的初衷，也会让观众产生逆反的观赏心理。
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它是属于“多样化”的剧目，就一下子用“艺术”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了。这同样是十分偏颇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掩盖了另一种缺乏整体性的创作倾向。勿庸置疑，“多样化”不是无内容、无思想的多样化，不是脱离历史、时代、现实和生活的多样化。如果是这样的“多样化”，就是没有“根”、没有“源”、没有“魂”的多样化，也从根本上失去了“多样化”的意义。恩格斯当年在“席勒化”还是“莎士比亚化”的天平上，并没有倒向哪一边。他说“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这段话，依然是今天“主旋律”和“多样化”之间关系的最好注释。
因此，处理好“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使我们的戏剧舞台才能创造出有生命力的作品。“伟大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见到了自己。”（罗曼·罗兰语）戏剧家如果不睁大自己的“眼睛”去洞察、认识世界和生活，一味地追求某种功利性的创作，是短视行为。虽然，这并不完全是剧作家的责任，或者是出于无奈，但是我仍然希望剧作家要有勇气和主见，排除非艺术因素的干扰，用自己的“眼睛”，写出充满自己热情和真诚的作品。近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结合好的、比较成功的剧作。如前期演出的《商鞅》、《地质师》等话剧，便是例证。
二，如何对待生活，是剧作家毕生的课题，也是一再探讨的课题。我仍然很欣赏歌德的一句名言：“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他说：“依靠体验，对我就是一切；臆想捏造不是我的事情：我始终认为，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天才”的歌德对生活抱着虔诚的态度，当代剧作家、哪怕也是“天才”型的，恐怕也不能背离这个艺术的戒律。眼下仍有不少剧作，尤其是在视屏上看到的千篇一律、矫娇二情的冗长电视剧，无疑是对生活的一种亵渎。生编硬造的情节，虚假的标签式的人物，以及硬侃的语言等。即便是被定为“主旋律”的纪实性剧作，也显示出生活“贫血”的症状。有人揶揄地将这类作品归纳为几种套路。如一位普通干部奉公敬业，工资低住房差，但整天忙于工作。妻子体弱多病但贤良无比，女儿聪明伶俐但无人照管而学习较差。于是纠葛出一堆矛盾。如忘了给孩子过生日，孩子提醒下才想起；又因囊中羞涩只买个很便宜的礼物，却又接到紧急任务或因病倒无法赶回家一起过生日，令人“扼腕叹息”一番。这是“家庭”式的。又如写一位改革者，奋力改革但阻力重重，其阻力来自上级的副级，而动力则来自更上一级的领导。同时，顶头副级往往还有市里或省里的更大靠山。这样显得矛盾一环套一环、一级压一级。待矛盾到可以人为收场的时候，让更高一级的领导出场了，一切迎刃而解，随之结尾的主题歌悠然而起……这是“改革”式的。还可以有“情爱”式的。如主人公（他或她）有胆有识有貌有财，是个大情种。有几位很不错的女郎都喜欢他，但他发乎情也止乎礼，绝不过分不能影响自己的形象。只是说明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而已。于是，三角四角，死去活来闹腾一番，表现“人性”或“现代意识”。这些套路还可以举出更多，里边的人物也可以换成老板、公关小姐、洋职员等。
出现这种创作倾斜，如此浮躁，如此媚俗，如此概念，正是反映了剧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人认为，戏是可以“侃”出来的，这倒不必急于否认。只要有生活，有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和真知酌见，也是“侃”得出好戏的。只怕是闭门造车、胡编乱造，以“东施效颦”之举，去创造出一个“西施”来，是近乎天方夜谭的。说得苛刻些，这是对生活的嘲弄。如果剧作家嘲弄生活，那必将遭到生活的嘲弄。
我们也有一批剧作家历来是相当重视生活的，开掘着生活的“深井”，找到了永不枯竭的创作甘泉。远的不说了，我想到的是一位大庆剧作家杨利民。他不久之前推出的话剧《地质师》，令人震撼，给我们一股沉思的力量。其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是生活的恩赐。
杨利民是土生土长的大庆油田的剧作家，他的每一部剧作都可以让人闻到石油味，油田生活贯融、维系着他整个创作生命。他的每一出戏，已是一幅幅当代油田生活的画卷，成了当代油田的艺术代言人了，礼赞着油田的生活火花，颂扬着油田之子的衷情。《地质师》正是一曲油田之子的赞歌。剧中以洛明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为开发油田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奉献，所付出的血和汗的代价，令人震颤。贯穿演出所高唱的《勘探队员之歌》，把所有的人拉回到如火如荼的岁月，那么亲切，那么扣人心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90年代的《年青的一代》，而只是换成今天的视角，呼唤着当代仍需要的奉献精神。洛明象征着“骆驼精神”，谱写了悲壮的、地质学子所特别拥有的世界。杨利民正是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他的厚重的生活基础和底蕴，并不是朝夕之间淀积起来的，是杨利民长期浸泡生活的结果，是全身心地慕拜和拥抱生活的结果，顺其自然地流淌到舞台上的。在他身上，创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疏理不清的“源”和“流”的关系。所以，《地质师》的舞台是一曲生活和生命的交响诗，它的每一个音符的背后，都凝聚着剧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崇拜和付出。左拉曾动情地说过：“我在艺术里只有一个热烈的欲望——生活。我用我的爱情忠实于现代的生活，忠实于我的整个时代。”剧作家杨利民的作品正是这样的“爱情”结晶。
戏剧离不开生活，尤其是话剧舞台及时、鲜活地表现生活，是它的一项强项，与生活更为密切，更似鱼水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既然是生活之树是常青的，那么，我们的戏剧艺术之花也永远不会凋谢的！
总而言之，当前的戏剧舞台仍是要关注剧本的问题，需要进行“综合治理”。道理很浅显，说来也容易，但做起来不会轻而易举。我看到如戏剧剧本问题上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只是一孔之见，开的不是一张包治百病的方子。对具体的创作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和观照，作一些理性的思考，“间离”一下，使之疏导得更清清晰晰。这就让我想起戏剧家黄佐临先生生前对当时舞台状态的评说。他对90年代初的状况认为，舞台趋于一种“沉积状态”，要打破这个状态还需要一个时期。那么，时至今日，这种“沉积状态”是否已被打破？我觉得从剧本创作状态来看，还要走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段谁也迂回不了的路。然而，我想，只要按艺术的规律去行进，只要坚持不懈地去打好剧本的基础工程，“沉积状态”之后，必然会勃发、涌动出新的艺术生命。我期盼着剧本创作喷发出新一轮的曙光，去照亮新世纪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