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方法论论文,后期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观上主张，哲学不提出理论，不提出哲学命题，而只提供哲学研究的方法。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治疗疾病的方法”、“全貌概观的方法”，“家族相似的方法”等。在这里我们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
一、我们的思考不可能是科学的思考
与罗素等人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坚决否定哲学具有科学的性质。他认为，哲学与科学有根本的差别。一方面，这种差别表现在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结果上。哲学研究不提出任何理论，也不提出任何命题，而科学研究必定提出某种假设，并通过论证和反驳建立理论，从而逐步接近科学真理。另一方面，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根本性差异。他指出：“说我们的思考不可能是科学的思考，这是真的。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从经验上发现同我们的先人之见相反，如此这般是可能的……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必定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必须用描述取而代之。”[1]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通过经验研究提出假设，并通过一系列的分析、验证来否定或确证假设；通过对经验的研究发现事实，论证某些旧观点（先人之见）是错误的，并提出另一种新观点。而在哲学研究中，我们不通过经验研究获得新的发现，也不提出理论，因为发现新的事实，提出新的理论无助于解决哲学问题。哲学命题不是经验命题，不是事实命题，而是概念性的命题，是语法命题。在自然科学中，如心理学可能研究概念形成的原因，但这却不是哲学家的工作，哲学家不像心理学家那样研究因果联系。[2]人们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之所以把“思考”看成一个奇妙的过程，把“思考”看作是指称一个内在的实体，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某种研究因果联系的心理学知识，而是因为人们缺乏对心理学概念的总体把握，从而导致对“思考”概念的误用。同样，尽管人们可以建立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学模型来揭示人们的思维过程，但是这种科学研究绝不能解决哲学问题，绝不能说明“思考”与一个心理实体如何对应的问题。因为这是由于人们对概念误用产生的。心理学上对信念的心理机制的分析不能解决哲学中的信念问题。哲学研究不能与科学研究等量齐观。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可以这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是由某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所赋予的，因而也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来探讨一个词的真正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由某人给予它的”。[3]我们不要等待语言学家或逻辑学家通过对语言结构和句子结构的分析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我们在使用字词，我们就赋予它们以意义了，我们也能理解它们。句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分析无助于解决哲学问题。对于一个人“如此这般思考问题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们不是通过心理学研究来加以解决，而是通过分析这类句子有无意义来加以说明，是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如此这般地使用语言，是否这样组织语言，因而是否如此这般地赋予句子以意义来说明的。换句话说，哲学问题不能靠科学的研究和新的发现来解决，而是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消除。
哲学研究区别于科学的分析不仅在于哲学不提出理论，没有新的“发现”，而且还在于哲学不进行解释，而仅仅进行描述。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摈弃一切解释，而必须用描述取而代之。他说：“我们的方法是纯粹描述的，我们所给予的描述不提示任何解释。”[4]哲学研究之所以要摈弃一切解释而用描述取而代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一切呈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因为隐藏的东西——举例来说——对我们毫无兴趣。”[5]一切有关哲学问题的东西都已经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需要进行描述，而不必去进行演绎推理，也不必进行新的发现。发现新的东西进行推理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哲学只是将那些已经知道的东西重新排列。如果有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存在的话，那么它们与哲学研究毫无关系。它们在我们的语言游戏中不起任何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既不能被用来表示某种东西，也不能用来被某种东西所表示，它们根本不可能是我们语言游戏的一个部分。它与我们通过语言描述来化解哲学问题毫无联系。如同象棋游戏一样，我们决不能“发现”象棋游戏中隐藏着的规则，一切规则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发明一种新的规则，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玩的象棋游戏了，而是另一种不同的游戏。同样，在我们的命题中，没有新的意义要我们去揭示，如果命题存在着另一种新的意义，那么这就是另一个不同的命题了。[6]在哲学研究中，拘泥于科学研究的方法造成了许多哲学的混乱。如果我们把哲学研究与物理学、化学研究等同起来，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对语言意义的误解。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找出一个词的对应物。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便把词和它的意义割裂开来。误以为“这是词，那是意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7]。但是钱的意义决不是牛，正如词的意义不是某种东西一样。钱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在于它能买到牛，同样，词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这种错误的倾向在其它领域中也有所表现。维特根斯坦在评论弗雷泽的《金枝》时认为，弗雷泽错误地把原始人类语言中关于“鬼”、“幻影”等解释为前科学的形态。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今天仍然使用这些字词，但是它决不是前科学的残余物。我们使用这些字词就理解这些字词，这既不表明我们迷信也不表明我们承认有与“鬼”的概念相对应的存在物。我们说“心灵”、“精神”并不表明我们会相信“心灵”、“精神”会吃饭。我们决不能用科学模式来解决哲学问题。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解释”概念在这里有特殊的含义。这就是揭示新事实、提出假设，进行推理方式的严格科学的解释。这种形式的解释在哲学中没有地位。在哲学中，“一切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无需发现，提出假设，也无需推理。不仅如此，任何一种解释都需要其它解释的支持，否则便悬在半空中，然而“解释总得有到头的时候”[8]。因此，在哲学中，我们不寻求解释，而仅仅描述。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进行解释。例如，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他通过举例说明“私人语言”的错误，通过对语言活动的描述说明哲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病，通过对“指物定义”的分析说明它也是一种语法规则，如此等等都是一种解释，甚至通过举例说明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也离不开解释。当然这不是严格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解释，或者如贝克和哈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描述式的解释”。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研究是对包括《逻辑哲学论》在内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的一个反叛。这里涉及到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而又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哲学研究应当遵循怎样的一种研究方法。自康德以来，哲学研究受到自然科学的重大影响。哲学研究方法成为自然科学方法的翻版。康德在提出了数学是何以可能的，物理学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也进一步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当代哲学包括哲学解释学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思和批判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主张哲学研究应当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新方法。维特根斯坦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而以一种自然语言的描述方法取而代之。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批判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全貌再现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
既然哲学的病根源于偏食，根源于我们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9]那么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就是改变这种偏食状况。我们的哲学病的根源是用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理解来对待问题，那么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就是要对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之获得“全貌概观”。维特根斯坦强调：“全貌再现的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10]这一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给维特根斯坦提供了透视哲学问题，消解哲学问题的根本性的方法。
全貌再现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语言，把握字词用法的全貌。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不能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由于我们不能看清我们字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不易使我们看出它的全貌”[11]。我们的日常语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欺骗性，它很容易使我们把相似的东西等同起来，甚至企图找出相似性东西的内在本质。实际上语言是一座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着一个人沿着同一条路走去，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走无需留意拐弯处，等等”[12]。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迷宫中走错方向。相反，如果我们对这个迷宫有一个总体的把握，那么我们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防止迷失方向。维特根斯坦曾以地图为例说明我们的语言误解和误用产生的根源。他说：“例如，就一个乡间地理来说，我们没有任何地图，或地图只有一点点大。这里的困难也是哲学的困难，即在哲学中，我们没有全貌概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乡村是语言，其地貌是语法。我们可以在乡村熟悉地行走，但是当我们被迫画出地图时，我们出错了。”[13]当我们迷惑于语言中的某些部分时，我们便难以获得对语法的全貌概观，难以“画出地图”来，从而产生哲学的困惑。我们的哲学研究就是要获得全貌概观，对我们的语言的用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而提醒人们注意语言的误用。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要“在所有交叉路口竖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14]。
但是我们的语法毕竟不同于一张地图，我们不可能像看地图那样直观地把握语法的各种相似性和区别。也不能如此直观地看出在语言使用中的某些错误提法和错误解释。获得全貌概观是通过对我们语法中的各种联系和差别的揭示实现的。维特根斯坦强调：“全貌再现获得的理解包括‘看出联系’。因此发现并发明中介情况是至关重要了。”[15]我们的日常语言的用法中具有许多的相似性。哲学研究不是要从这种相似性中找到某种本质的东西，不是要对它们进行逻辑定义，而是要找出相似性的句子，名称概念之间的联系，描述这种联系，或者说就是要发明和发现中介情况。维特根斯坦的所谓“家族相似”就是由这种联系和中介情况所决定的。通过对中介联系和中介情况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揭示语法框架和语法联系，澄清“语言的一些界线”，从而化解那些困扰着我们的哲学问题。如果不能够了解我们语法中的各种关系、联系和中介情况，那就如同不了解乡间的各种交叉路、各个转弯处，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很熟悉的乡间小路上迷失方向，就会受到语法的迷惑，走向哲学的困境。维特根斯坦全貌概观的方法强调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类比性质、相似性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地运用比拟、类比的方法说明问题，在他看来，运用举例、类比的方式比下定义、给出公式等方法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命题之间、事物之间都是家族相似的。这与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类比方法有某种共同之处。当然在类比中，我们也需要抛弃某些错误的做法，使全貌概观真正有助于我们对语法的了解。不同的类比研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像波尔茨曼那样，在科学研究中注重类比思维并建立创造性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检验的理论，这是产生积极成果的类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则是对类比思维的误用，从而导致了“科学的神话”。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中类比方法的差别。在科学研究中类比方法是创造性的，而在哲学研究中它却完全是描述性的。[16]这种全貌概观的方法，特别是它所关注的类比方法也被维特根斯坦用于美学研究中。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就是这种比较方法的体现。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相似之处”的观点。[17]
对语言用法的全貌概观就意味着不拘泥于不必要的细节。拘泥于细节而忽视对总体联系、关系和结构的探讨，忽视对日常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研究，那么我们就无法达到全貌概观。维特根斯坦举例指出：“假如我相信老鼠是从破灰布和尘土中自生的，我就要认真细致地检查这些破布，看看老鼠会怎样躲藏其中，如何钻进破布去的等等。但如果我确信老鼠不可能从中产生，那么这种探究也许会是多余的了。”[18]哲学研究不是不要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用法作细致的分析，而是不要拘泥于不必要的细节研究。同时全貌概观作为对语言用法的整体研究也不是从整体上一次完成的。我们只能从总体上把握语言的某一部分的总体用法，对概念以及使用概念的语境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当我们误用语言并因此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时，我们便对某一部分语言的使用进行全貌概观，对它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由于我们的语法本身使我们无法看出它的全貌，所以对语言的误用总是会不断产生。我们总是对其中的各个不同部分获得全貌概观，化解所产生的形而上学问题。这样，我们的哲学就在化解形而上学问题中取得某些进步。
全貌概观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之所以有根本性的意义还在于它给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和看待事物的一个视角、一种新的方法。维特根斯坦指出：全貌再现的概念“标志着我们所给予的描述形式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19]。获得全貌再现意味着我们能够全面地描述我们的语法。它像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在语言运用中产生的误用、误解。它揭示和发现的中介情况说明了我们的语法结构。可以这么说，全貌再现展示了我们对语言及其使用的理解水平和状况。如果说我们使用语言是对语言的一种理解的话，那么全貌再现实质上是对我们理解的再理解。全貌概观给我们提供的还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一种“世界观”），如类比的方法等。它不再追求世界的统一性，而是探讨世界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它不探讨事物的本质，而是通过相似性来解释世界。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我教你以差别”，正体现了全貌再现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基本特征。全貌再现意味着关注事物的多个侧面和看待事物的多种方法，而不是孤立地关注于一个侧面、一种方法。维特根斯坦对“面相盲”患者的分析表明，“面相盲”患者在多面相的图形中只看到其中的一个侧面，而看不到它的多侧面。全貌再现作为一种方法论提醒人们看出差别，而不要像“面相盲”患者那样拘泥于一个侧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当我们沉缅于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面相盲”患者。
三、哲学家处理问题就像治疗疾病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形而上学问题，是人类理智的所感染的一种疾病，哲学研究就是要治疗这种疾病。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与治疗疾病等同起来。他多次指出：“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就象治疗一种疾病。”[20]“并不存在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很多方法，如同不同的疗法”[21]。他对哲学的这一态度显然是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甚至把自己说成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和“追随者”[22]。的确，维特根斯坦对弗洛伊德持一种批判态度。他认为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把对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科学，并致力于为每一种心理现象找出一种原因。其结果将导致神秘主义。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科学，对精神分析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理解。正如哲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一样，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的哲学方法与精神分析方法有如下几方面的相似之处：
第一，哲学问题的形式与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精神病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哲学命题以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表面上来看，形而上学命题是对客观事物状况的描述，是现实的图画。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是伪装着的科学命题，从根本上说，这是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从一方面来看，它超出了意义的界线，违背了日常语言使用的语法规则，是十足的胡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错误的。例如：“我相信我痛。”就是这样一类命题。日常语言中的某些外在相似性使这些伪装更加难以被揭穿。例如，第一人称心理语言的句子和第三人称心理语言的句子，内在反省的句子和外在感觉的句子，描述客体的句子和描述数字的句子等在外在形式上常常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却不加区分地把它们等同起来，被日常语言的外在表达形式的伪装所迷惑，提出了许多无意义的哲学问题。这就如同精神病的表现形式一样。精神病是伪装起来的人的本能，精神分析方法就是要揭开这种伪装。弗洛伊德把人的内在世界比喻为大海上的冰山，看得见的表层是意识，而看不见的、深层是无意识的部分。维特根斯坦与此相似，把语法区分为“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并认为“表层语法”是容易引起我们误想的东西，具有伪装的性质，是一种“不明显的胡说”，而通过“深层语法”的考察，我们就可以使它成为“明显的胡说”。
第二，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与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一样：消除伪装。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不是要提出一个与错误命题相对立的正确命题，不是要论证这些命题，更不是要提出一个更加接近于真理的命题。以误用和误解概念和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命题是隐蔽着的胡说，而对胡说的否定不过是另一种胡说。换句话说，提出和论证一个相反的命题并以之批判和否定形而上学命题，并不说明它们是胡说。对待这种隐蔽着的胡说的唯一办法是揭露这种胡说，消除它们的伪装，使之成为“明显的胡说”，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胡说。这就如同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精神病一样。在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看来，人们的梦、笑话等都是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本能。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就是要消除伪装，引导病人把被压抑的本能释放出来，让病人说出他们的激情、动机。哲学家的分析如同精神分析一样，要使患者承认这是他的“真实情感”的表达，使他承认这类错误。维特根斯坦强调：“这就是说，只有在他承认如此时，这才是正确的表达（如精神分析）”[23]。哲学家治疗哲学病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要使人们把那些被压抑着的疑难和困惑说出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胡说，才能真正地消除语言使用中产生的迷惑和混乱，从而消解形而上学。
在哲学中，每个人所感染的哲学病各不相同，哲学病在不同领域中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哲学研究中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治病方法。哲学研究的方法有许多，正如治疗精神病的方法有许多一样。对于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对某个人有效的治疗方法未必对另一个人有效。治疗哲学病如同治疗精神病一样不可能一举成功。维特根斯坦指出：“在哲学研究中，我们不可能根治思想的病。它必定遵循其自然的过程，缓慢的治疗是最重要的”[24]。哲学的病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治好一种病并不意味着能彻底根除这种病根。我们只能在某一个哲学领域消除那些迷惑我们的哲学病而不可能根除哲学病。哲学病还会以不同形式在其它领域产生。治疗哲学病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并不试图开出一剂根治哲学病的灵丹妙药，而只是试图不断地提醒人们这里存在着陷阱，人们应当时时预防这种陷阱。他说：“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某种特定目的汇集提示”[25]。哲学家应当不断地提倡人们预防哲学的病，并努力对我们的语言的用法获得全貌概观，从而医治哲学病。
第三，研究哲学的结果与治疗精神病的结果一样。治疗精神病就是要使这种病消失。哲学家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不试图提出任何命题、任何理论，他的工作就是要使哲学的病趋于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否定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它似乎消除甚至摧毁了对哲学家来说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如形而上学问题等，它“毁灭了一切伟大而重要的东西”就像毁灭了整个一座大厦，只留下一堆瓦砾。确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表现为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他把传统哲学思考的问题消解了，传统哲学建构起来的大厦被摧毁了，变成了一堆无用的瓦砾。然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所毁灭的只不过是一些空中楼阁，而我们清理它们赖以建立的语言地基”[26]。这样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掀起并进一步推动了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把哲学研究的目光转向语言，形成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把哲学研究追溯到传统哲学研究的根基处——语言以及语言赖以形成的生活基础。
注释：
[1][5][7][8][9][10][11][15][18][19][20][21][25][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9、126、120、1、593、122、122、122、52、122、255、133、127、118节。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二部分·十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69页。
[3][4]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牛津1958年版，第28、125页。
[6][16]参见贝克和哈克著：《理解和意义》，牛津1980年版，第478、539—540页。
[12][14][17] 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4—25、35页。
[13]K.T.Fam编：《维特根斯坦其人及其哲学》，海尔出版公司1967年英文版，第336页。
[22]维特根斯坦：《讲座和谈话》，Lyril Barret编，牛津1966年版，第41页。
[23]维特根斯坦：《大打印稿》，转引自E.D.Stem《维特根斯坦论思维和语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4]维特根斯坦：《Zettel》，牛津1967年德英对照本，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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