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和实施方针的历史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决策论文,西藏论文,方针论文,和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世纪以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之上，西藏的社会历史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是在具有三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党中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并以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人民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华文明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又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也是我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西藏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研究总结这一伟大实践，对于继续同国内外分裂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社会安定和发展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时机抉择
（一）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题中之义”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然而，自西方列强把侵略魔爪伸入西藏以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一再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人民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既定任务，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早在1949年9月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相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朱德总司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三项庄严保证中，第一条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此时，在全国战场上，伴随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的胜利，南京、广州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龟缩于秦岭以南的云、贵，川、康四省。到11月，西南四省又宣告解放，国民党政权只好迁往台北，全国只剩下西藏、台湾和港、澳地区尚未解放，是不失时机地力争和平解放西藏，还是乘胜追击，先集中兵力解决台湾问题；抑或东西同时并举，成为等待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的首要问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和金门渡海作战的失利，使解放西藏被优先提到议事日程，成为现实的首要问题
1949年下半年后，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的有解放台湾、西藏和香港、澳门地区四大任务。比较而言，最有现实可能性和迫切性的是解放西藏。这是因为，首先，港、澳地区虽小，但情况特殊，系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奴役中国形成的历史问题，牵涉到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英、葡等老牌殖民国家，还必然涉及国际问题。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刚刚建立、尚未完成大陆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言，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远未具备。其次，解放台湾与西藏，都应是解放战争应有的题中之义。但台湾孤悬大洋之中，远离大陆本土，有风浪难测的海洋阻隔。国民党早就对台湾有所经营，且将其残余的主力部队撤到台湾作了精心布防。在美国支持和新式装备之下，还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和先进的海空力量。人民解放军虽日益强大，但缺乏远距离渡海作战的经验。金门虽小且离大陆仅一箭之隔，但我军投入三个团的兵力乘胜进攻，却以大多数官兵壮烈牺牲而作为结局。这一惨痛教训说明，我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装备、特点、困难认识不足，对敌情海情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不具备必胜的把握。此外，攻台还势必引发把台湾视为东方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美国的干涉，美军在其后入侵朝鲜时，派兵进占台湾、派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便是明证。
西藏与台湾相比，没有大洋阻隔，藏军无论就数量、装备还是作战能力，均大大弱于国民党军队，甚至无法相比。西藏的交通虽然困难，但比起渡海登陆作战也容易的多，因为解放军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广大爱国藏胞一直盼望着解放。进军西藏的主要困难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初，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解放西藏的事情比较好办，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鲁莽。但是，随着战争的迅速进展和西藏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西藏的亲帝分裂势力在国内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金门作战又严重失利之后，高瞻远瞩并善于捕捉时机的毛主席于同年底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次断。
（三）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在国际反华反共势力支持下日益加剧的分裂活动，使解放西藏成为“宜早不宜迟”的首要任务
1949年，是国内外分裂西藏势力加紧分裂活动的一年。伴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迅速胜利，美、英帝国主义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西藏被分裂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日益加大。首先，英印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亲自出马，捏造共产党人在拉萨搞秘密活动的谣言，唆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集团，于7月8日以“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是“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为借口，封闭了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等所有机构，驱逐所有工作人员及其他许多汉人，妄图以此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把西藏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反共基地。
其二，在黎吉生“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当向联合国致信呼吁”的唆使之下，达扎指使噶厦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然后又由黎吉生亲自修改审定，派遣嘉洛顿珠和夏格巴跑到联合国进行呼吁，请求支持，妄图通过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干涉之手，把“西藏问题”国际化，阻止西藏的解放。
其三，早在1949年上半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培坎就提出，由美国派出代表赴拉萨活动，与西藏亲帝势力建立联系，以阻止共产党人接管西藏的可能。6月16日，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国驻印大使，美英正在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人控制”的好办法。8月，美国第一次派出汤姆斯父子赴藏活动，他们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西藏向美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要求。“七·八事件”之后，美国外交官员在印度新德里公然接见了噶伦索康，对西藏亲帝分裂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以致索康当时认为“美国是‘西藏独立’唯一的希望”。而刚获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为了保持和继承原英国在藏的各种特权，在“七·八事件”之后，也立即宣布延长黎吉生的任期，以便使其能继续支持藏独分裂活动，继续为藏独分子出谋划策。基于上述原因，毛主席及时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决定。
二、以进军西藏为前提的和平解放西藏战略思想及决策的基本依据
（一）和平解放西藏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西藏地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政治局势。西藏地处世界屋脊，交通及气候条件极其恶劣，既有民族问题，又有宗教问题；既有中国各民族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民族矛盾，又有人民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有西藏上层亲帝势力同爱国力量之间的矛盾。因此，解放西藏不单纯是个军事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所以，当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论及中国国内形势时，大陆尚有一半领土没有解放，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进去就行了”。“西藏的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
其后，由于天津、北平和绥远采用不同方式取得和平解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肯定了今后要以这三种方式解决敌人的方针，正式要求各野战军领导人“注意和学会用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这就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和平解放和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向前推进，党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很快明晰。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特别指出：在解放兰州及西北各地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明确了在将来解放西藏的问题中，必须重视统一战线和政治争取工作。10月13日，毛泽东在亲自拟定的《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随后，与西藏毗邻的新疆、云南等地相继和平解放，更为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到了194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北局和西南局的内部指示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思想，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随后，朱德总司令于1950年1月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重申：“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至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以进军西藏为前提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正式形成和提出。
（二）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
除上文述及的内容外，毛泽东、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策是建立在下列依据之上的。
1、西藏地方的民主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之前，毛泽东同志通过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国情的认真分析，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重要论断：“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在民主革命阶段又有两重任务：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依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要把西藏的革命也分为两个阶段，而且与内地地区不同的是要把第一阶段即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又分为两步走。第一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第二步通过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解放西藏及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就是为了完成第一步的任务，因此要通过政治争取的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的。
2、西藏地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的解放，必须争取政治解决
首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决定解放西藏的战略策略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西藏作为民族宗教地区的特殊性。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西藏不但是民族地区，而且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藏族聚居的地区，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民族与宗教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西藏地处西南边防要地，长期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激烈斗争。因此，中共中央在批复西南局制定的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指示中，精辟地分析了西藏社会的基本特点，指出加强政治争取的必要性：一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长期统治着西藏，而西藏人民又普遍信仰喇嘛教；二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挑拨，西藏统治集团采取非爱国主义的态度；三是西藏上层中有分化，达赖喇嘛某种程度的内向是可能的；四是在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极其穷苦，但统治阶级所用的宗教维系力仍然很强；五是地形、气候、粮食对我军作战有困难，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手段，直接在西藏强行进行民主革命。
其次，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全国大多数地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时，西藏仍然保持着由三大领主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而西藏人民在这种制度下已经生活了数百年，他们长期匍匐于宗教神权的统治之下，而国内历次进行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未能触动这一制度。由于晚清及民国历届中央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加上百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一直在西藏培育亲帝分裂势力，制造藏独活动，挑拨破坏藏汉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使西藏人民对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需要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这就需要作大量的政治宣传和解释工作。
再次，从担负解放西藏人民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正因为它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也包括藏族人民利益的政党，必须奉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当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群众尚未普遍觉悟，没有具备改革旧制度的自觉意愿时，如果采取单纯军事行动来推翻西藏旧政权，那只能是越俎代庖，不单是不可取的，还会为外来干涉提供借口，给西藏分裂势力反对解放军进藏提供口实，反而最终会妨碍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大业。
因此，毛泽东1950年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这就决定了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针对西藏的实际作出实事求是的对策。中共中央西南局刘伯承同志当时提出“先由民族团结入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这就决定了必须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也要分成两步来走，即首先在保留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前提下争取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去，完成反帝的民族革命任务，等时机成熟后，再完成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3、《共同纲领》的公布和新疆、云南方式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政策法规和实践依据
在党中央毛主席确定对西藏采取和平解决的战略决策前，于9月30日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政策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国策被用国家大法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此后必须遵循的建国大法。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闭幕词中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根据《共同纲领》，在解放西藏过程中必须尊重藏族人民的意愿和宗教信仰，必须奉行民族平等并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另一方面，藏族人民在缔造和发展多民族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过程中，作出过许多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近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分裂、保卫西南边疆领土主权的斗争中浴血奋战，在抗日战争中又多方支援祖国的抗战，说明“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在决定解放西藏的战略时，必须把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的极少数上层集团同爱国的广大僧俗民众区别开来，必须力争以政治谈判的和平方式，把那些因不了解党的民族政策而心存疑虑、甚至恐惧的群众和上层人士团结过来，而不能轻率地使用武力。同时，由帝国主义和历代统治阶级反动政策造成的汉藏之间的民族隔阂，也需要作解释和补偿工作。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指出，在一定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些。”因此，周恩来在为和平解放西藏培养民族干部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所作的报告中，诚恳地说明，在历史上“汉民族有对不起其它民族的地方，”汉民族的子孙要以“还祖宗欠下的债”的心情去真心对待少数民族。在解放西藏战略作出抉择前，同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云南先后实现了和平解放，这就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成功的实践范例。
4、和平解放西藏的国际国内条件的基本成熟
到1949与1950年之交时，和平解放的国内国际条件基本具备。首先从国内看，全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已把国民党政权逐出大陆，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消灭，余部逃亡台湾，大陆只散布一些残兵败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完全掌握了国家政权，西藏成了最后一块未被解放的大陆民族地区，解放西藏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这就为军事配合下的政治解决提供了最可靠的基本保证。
其次，从全国藏区及西藏地方来看，形势迅速变化，爱国的各界各地藏族人士，纷纷强烈要求尽快解放西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49年10月1日，西藏两大政教系统领袖之一的十世班禅主动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期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次年1月，青、甘、川、康在京藏族人士纷纷发表讲话，一致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西藏前摄政热振的却本堪布益喜楚臣也痛斥拉萨当局的分裂活动。这一切都迫使噶厦遵照中央政府的劝告，将拟派德、欧、美进行藏独活动的“亲善使团”召回。同月底，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人民”。2月底，西康藏族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派代表进京，再次表示藏胞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军进藏，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以格达活佛为代表的许多爱国藏族名僧还一再主动向中央请求入藏劝和，说服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再次，从国际环境来看，伴随国民党政权垮台和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帝国主义迫不得已纷纷改变或调整了其对华政策。长期侵略西藏，一贯支持藏独分裂活动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于1949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企图继承英国在藏殖民特权的印度，也于次年4月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的的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尚举棋不定，同时因远在大洋彼岸对西藏问题也感到“鞭长莫及”，尚不愿与中国公开对立。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反华反共的主观意图，在支持西藏亲帝分裂势力问题上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也使藏独势力依凭外来支持、以军事对抗人民解放军的企图失去可靠依托，也使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并保留西藏原有政治统治成为可能。
三、为实施和平解放西藏制订的方针政策及措施保证
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但高瞻远瞩地根据国内外形势抉择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和时机，而且为保证这一战略决策的成功实施，制订了切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各种方针政策，采取了相应的外交、政治及军事措施。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维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坚决反对外国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干涉，坚持反分裂斗争
1949年底，当受英美支持策划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非法组织“亲善代表团”赴美、英、印、等几国活动争取支持时，毛泽东授权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任何接待这种非法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广大爱国藏族人士的强烈反对，迫使美英等国政府致电拉萨当局，要求撤回它拟派“亲善使团”去他们国家的决定，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争取外国支持其藏独活动的企图以破产告终。
1950年6月，英美在协商对西藏问题的对策时，英国由于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其外交部在致美国驻英大使的电文中表示，“没有足够的利益需要让自己卷入到中国的纠纷中去”，在拒绝了对噶厦的军事援助要求的同时，转而支持印度把西藏继续作为缓冲国的立场。同年8月，印度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西藏问题，干涉中国解放西藏，随后，又以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相要挟。中国外交部在复照中对印方的干涉一一加以驳斥，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得到何种结果，均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那些以中国在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指人民解放军进藏）为借口，阻碍中国进入联合国组织，只能表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
此后，因美国操纵联合国军入侵朝鲜，中国志愿军被迫赴朝参战，使原来不打算公开干涉中国解放西藏的美英开始对我国进行指责和威胁。美国在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之后，国务卿艾奇逊于11月1日反诬称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是“侵略”。英国路透社也跟着叫嚷，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等藏独他子以“西藏民众会议”名义向联合国提交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同月15日，受美国指使的萨尔瓦多驻美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对于西藏分裂势力企图依赖美英支持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阴谋，《人民日报》于22日发表《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节节胜利，粉碎了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军占领全朝鲜的美梦，萨尔瓦多的议案也被联合国无限期搁置起来。到年底，中朝联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焦头烂额的美国急于同中国坐到谈判桌前，谈不上也顾不上去公开支持藏独势力。藏独骨干分子噶伦索康原先曾盼望的“世界形势会起变化”，以为美国可以通过朝鲜战争遏制中共的希望破灭了。连原先暗中支持藏独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而改变了作法，因而当“卓木噶厦”致电印度政府要求移居时，印度的答复是只能把他们当做难民对待。面对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政治、外交、军事攻势，索康、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多次开会讨论美英印等国的对藏政策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到国外的支持和军事援助，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同人民解放军对抗。经过权衡利弊得失后，尽管他们时刻不忘西藏独立，尽管他们对中央和平解放的政策并不信任甚至心怀恐惧，但至少暂时从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认识到目前只有通过与中央的政治谈判，才可能维持西藏的现行政策，才可能保住他们现有的地位和职权。这就基本排除了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外来阻力。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制订切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孤立藏独势力，积极开展对西藏当局及上层的政治争取工作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及二野在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战略的指示时，明确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在进军西藏中，又明确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2月15日，在联合下发的《解放西藏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中，要求进藏部队忠实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寺庙和藏族人民的利益，严格执行《入藏守则》、“约法三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还特别强调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基本原则，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央关怀帮助西藏人民的政策，取得西藏人民和政教上层的信任。
为了制订出既符合《共同纲领》，又切合西藏的特殊情况；既有利于顺利进军，又能保护和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要求；既有利于促进对上层的政治争取，又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西南局专门抽调各方面人才，组建了政策研究室，对西藏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西藏的态度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关于进军西藏几个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作为拟定政策的资料依据。西南局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同西藏地方当局和平谈判的四条建议，经中央批复和小平同志修改后，形成和谈的十项条件，即“十大政策”。由于它切合西藏实际，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政策和后来达成的《十七条协议》的基础性文件。
与此同时，上自党中央，下到进藏部队，凡与解放西藏有关的中央各部、局，各省及兄弟部队，分别展开了一个多渠道、全方位的对西藏上层的政治争取工作，建立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功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广泛开展政策宣传。1950年5月，中央明确规定，对西藏“应按《共同纲领》的内容进行宣传，着重纲领的总纲部分、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两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通过专题广播，《人民日报》、新华社通过新闻和评论，中央各部门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团结争取国内外的西藏上层僧俗人士，连前西藏摄政热振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等爱国人士，都主动担负了藏语播音员工作，他们的现身说法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到重大影响。
二是进藏先遣部队通过言传身教，以具体行动体现党的政策，并以书信形式联络西藏军政官员，如联络昌都总管拉鲁、藏军第三代本牟霞等。十八军还专门组建了统战部，其先遣部队领导都以很大精力投入了对上层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新疆军区派出的先遣连进入阿里后，即与噶本进行直接对话，达成相互谅解的五条临时协议，噶本十分满意，亲自致信毛主席，说明在阿里已实现了和平解放并保证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三是派人入藏，直接进行政治争取。首先是西北军区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等化装进入拉萨，向噶厦转交了青海省政府主席廖汉生致达赖的信件，西藏地方当局接受了书信，并以西藏会议的名义复信，表示了“中藏檀越感情悠久和好”的意向。其次，是中央领导和西南局支持志愿入藏劝和的格达活佛入藏劝和，虽然壮志未酬遇害身亡，但向不少藏胞直接宣传了我党我军热爱保护藏族人民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激发了藏胞对外国势力干涉西藏行径的义愤，扩大了政治影响。再次是西北局派出以达赖之兄当采活佛为首的青海寺院劝和团，西南局则派出志清法师分别入藏劝和。
四是毛主席指示西北局，专门开展对爱国的班禅集团的团结联络工作。班禅方面先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递了《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解放西藏的意见》等。毛主席于1950年9月还亲自接见了班禅的代表计晋美，并答应了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
五是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驻印度使馆对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作积极督促争取工作。虽然以藏独份子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一再滞留印度，迟迟不去北京，但在中央及藏内和谈压力下，不得不转而要求以“独立团”的身份与中央谈判。中央政府当然予以拒绝。
（三）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进军西藏为前提，以打促谈才能成功
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是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前提的。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不能单纯靠政治谈判和政策争取，还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特别是对于西藏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还存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建立巩固的西南边防的问题。所以，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两手并举，既有政治问题，又有军事问题。对此，党中央毛主席的认识非常明确，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尽管政治重于军事，但不能没有军事。所以毛主席始终坚持进军西藏这一重要前提。早在1949年11月决策时就强调：“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西南一路”。次年初又下达了“向西藏多路进军”的正式命令。而国内外敌对及分裂势力最畏惧、最反对的也正是这一条，为此中国政府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
到了1950年4月，和平解放已成为大势所趋时，新任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向噶厦提出必须抓紧现在有利时机争取同共产党和谈时，达扎分裂集团仍坚持所谓的文武两手政策来对抗解放军进藏。“武”就是扩充藏军，以武力同解放军对抗；“文”就是同中央进行“虚与委蛇”的和谈，竭力宣称所谓的“檀越”关系，其实质仍是反对解放西藏。阿沛在昌都就任时，坚持不能同解放军开仗，一再建议噶厦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控制西藏当局的少数亲帝势力，无视藏内爱国力量的和谈要求，拒不接受中央的和谈建议，阻止甚至杀害中央派出的劝和人士，陈兵金沙江等地，妄图以武力进行对抗。在此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只有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谈，给藏独势力以实际教训，才能扫除和平解放西藏的主要障碍。
同年8月27日，毛泽东主席及时指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的可能）”。10月6日，西南军区下达战役开始命令，11日一五七团进抵宁静，12日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发出第九代本起义通电。19日解放军进抵昌都，21日阿沛·阿旺晋美主动与解放军联系，次日下令藏军停止抵抗，到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的圆满胜利是毛主席“以打促谈”英明决定的胜利，是和平解放西藏战略思想指导的必然结果，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它的意义在于一是消灭了藏军主力，使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西藏反动当局妄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失去了军事资本；二是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三是震撼了西藏上层集团，导致了达扎亲帝集团的垮台，促使了上层的迅速分化，为继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鼓舞和壮大了藏内支持和谈的爱国力量，锻炼了部队，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总战略和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伟大成果——《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昌都战役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布公告，公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由进藏部队向藏族上层人士和各界群众广泛宣传。十四世达赖亲政后，以阿沛为首的原昌都军政官员再次联名上书，要求立即接受和平谈判。这一切迫使达赖和噶厦于1951年初派出两名代表前往昌都进行试探，一面又将达扎时派到国外和联合国活动的代表、驻印度的商务代办和各路官员集中到亚东，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对外“求援”结果的汇报，以决定去从。会议认为：英国早就认为印度独立后它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去援助西藏；而美国、印度因各自的利益，都主张噶厦表面上应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通过和平谈判争取更多的权利才是上策。如果西藏一味强调独立而导致战争，不光无法得到援助，连西藏原有的权利也必将丢失。列强的态度使亲帝上层感到十分失望和受骗，他们自知已无法依靠外国来搞西藏独立，昌都战役的结果又使他们无力同解放军进行军事较量，藏内要求和谈的呼声又越来越高，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会议的结论是同意并正式提出西藏地方应派代表赴京进行谈判。1月27日，达赖亲自致信中央，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谈判。2月18日，以阿沛为首的和谈代表启程，4月22日抵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自迎接。经过多次会谈和中央代表的一再解释，消除了西藏和谈代表的误解和疑虑，终于达成一致意见，5月23日，正式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5月23日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纪念日。《十七条协议》是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战略决策的胜利成果，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正确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它完全符合西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需要，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是中国革命和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反帝、反侵略、反分裂斗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藏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光辉范例。而我党我军在和平解放西藏历史过程中的战略决策、方针政策，在贯彻这一战略思想中采取的具体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措施，以及外交、军事、政治斗争的策略，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做好今天的西藏工作和民族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永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实践，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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