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是经世致用、治国安邦、造福民众的学问。政治学来源于政治实践，又应用于政治实践。现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源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曾经遭遇的内忧外患，发展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专制、寻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新社会的历程之中。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治学面临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实践为政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对象，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滋养；另一方面，时代对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满足新的时代要求，不能与时俱进，政治学就要落伍。中国的政治学要跟上急速发展的时代，就要以当代政治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践进程，创新政治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从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角度看，研究中国政治学发展史，总结其利弊得失，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成绩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学学科曾经短暂存在，但接踵而来的是遭遇了严重挫折与停滞。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治学专门化的教学与研究中断，并入其他相关相近学科，长期陷于停顿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学得到了恢复。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政治学界自身的努力之下，中国政治学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同时也根据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整理出了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理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和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概论》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论民主》②，以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果《政治学概论》③，等等。 第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政治学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取消政治学系，将政治学有关研究和教学分别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和专业，政治学研究中的西方视野基本消失。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术思想被大量介绍和引进，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学说得到全面介绍，并被引入中国政治学教育和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从总体上看，了解和研究国外特别是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是必要的，正确认识和吸收西方政治学成果有益于中国的学术和政治实践。 第三，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产生了一批记述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实践的学术成果。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关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观察和研究有关基层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学术成果。近年来，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致力于中国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话语体系的建构，出现了一批研究和总结中国民主建设的学术成果，日益引起了国际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二、当前中国政治学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著名谈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④此后，政治学、社会学等过去在中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学科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中国的政治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恢复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其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较之于同期恢复和发展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迅速发展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影响力较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发展为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法学界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在提供智力支持、咨询规划和理论总结创新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法学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相形之下，政治学界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影响不大。 二是，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为例，在新的历史时期，众多社会学者深入中国社会生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观察、记述和认识中国社会关系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特点、规律，逐步摸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人类学学派，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学术发展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政治学尚未形成具有显著辨识度的学科学术特点，尚未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 从三十多年来政治学学科发展总体过程与现状上观察，当今中国的政治学，学习型、运用型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演绎性多于归纳性，批判性多于建设性。应当说，造成中国政治学发展迟缓，落后于现实需要，落后于相近学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研究方法的领域和角度审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和进程，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存在诸多问题，总体上仍然在沿用20世纪初、中叶中国政治学初创时期建立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从研究对象与类型上看，中国政治学以政治哲学研究为主，政治科学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体内容、社会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之间存在很大距离，无法满足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三、对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回顾与思考 从方法论的角度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第一个学术高峰得益于采用和吸纳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开创了中国早期的社会科学学术。中国早期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开创的以宪法、法律和机构为框架，描述和概括政治现象的“宪政体制论”。“范式转换法”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而“宪政体制论”则促成和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它们在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无论“范式转换法”抑或“宪政体制论”都逐渐失去了它们往日的作用与价值，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今天发展中国政治学，创新方法论，必然要反思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大背景下的政治学方法论，并从中获得启示以利于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一)范式转换法 中国近现代学术起源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时代。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于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当时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知识分子打开眼界，向国外、向世界寻求真理，寻找出路，最早的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传入中国。 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乃至于社会科学领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范式转换”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临近的严酷环境里，一大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这些理论大多形成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是反映与概括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与规律的科学思想。当中国思想界接触和了解到这些当时先进的思想理论后，纷纷将其引入并运用于中国实际。于是，一大批认识和解决当时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学术成果纷纷问世，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的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以范文澜、郭沫若、冯友兰、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和典型，他们开创的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研究范式，取得的学术成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也开创了自那个时代起至今依然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范文澜、郭沫若、冯友兰、梁启超等人的研究及学术成就主要来源于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亦可说是，采取了新的“范式转换法”。所谓“范式转换法”的含义是：受到新的理论成果和方法的启发，运用来自国外、主要是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研究、认识中国问题，重新审视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学术。比如，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重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观；郭沫若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德国科学考古学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启示，大大推进了甲骨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冯友兰运用西方新实学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儒学，重新叙述中国哲学史，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及其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初创阶段运用“范式转换法”的一个典范。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巨擘，他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在中国古文字学领域，他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之一⑤。河南殷墟甲骨在1899年被发现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兴学问，而郭沫若在1928年流亡日本后首次接触甲骨文研究，但短短数年内郭沫若就从一个门外汉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的翘楚。郭沫若在一个他原本陌生的新兴学术领域后来居上，恰恰得益于他在甲骨文研究方法上的“范式转换”。 郭沫若之前的罗振玉等人的甲骨文研究基本上是采取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释字”方法。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之前，曾研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并通过恩格斯的著作了解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笔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29年，郭沫若翻译了德国史学家米海里斯(A.Michaelis)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米海里斯的科学考古方法给予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直接的启示。郭沫若本人讲：“我自己要坦白的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米海里斯的科学考古学给郭沫若的主要启发在于，从产生和使用古文字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揭示和分析文字本身的含义。如郭沫若对“祖妣”⑦“臣宰”⑧等卜辞的破解和释义，是根据他对古代群婚制和古希腊军事制度的了解而分析推断出来的。西方当时兴起的科学主义考古学给予郭沫若以方法论启发，使他另辟蹊径一举超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取得了古文字研究的革命性成果。 回顾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端于西学的引进，成就于运用西方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中国历史，改造传统的中国学术，正是这样一次学术引进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高峰，也造就了一代学术大师。 然而，今天的时代与形势已经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后现代的新的历史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发展中国家步履维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境况。在后工业化、后现代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社会价值观新调整、新社会结构中新社会矛盾的挑战；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遭遇了发展的陷阱，困难重重；新兴工业化国家面临着国家急速发展带来的社会不适应与冲突，还面临着与其崛起相伴生的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突。在21世纪，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新时代。 当今时代，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社会，面临着大量全新的课题。而以往的各种理论与学说，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都面临着新的检验，需要自我审视、改造，需要与时俱进。过时的理论、失去现实性的学术都注定要被历史所湮没。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的理论都遇到了追赶实践、追赶现实的问题。以中国来说，与一百年前不同，当今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世界的那个中国。当今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强国，中国正在接近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中国在很多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同时又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中国的实践和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在这样的国情和世情之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基本上不再具有一百年前那种依靠“范式转换”获得的“红利”。当今的中国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学者，不大可能像我们的前辈那样，直接运用国外以及西方的某种理论于中国实际就能做出卓越的学术贡献了。“范式转换法”已经不再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借助的一个主要方法了。 变革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换言之，也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总要打上时代的烙印。理论研究不是研究理论，而是要研究实践，总结实践经验。理论出自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变革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最需要原创性的成果。原创性的研究及其成果，应成为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但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却缺乏本应具备的时代精神，中国政治学原创性研究及研究成果相当匮乏，大量的研究工作还在沿袭百年来的“范式转换”的思路与方法。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的一个带有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二)宪政体制论 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看，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近现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以西方近代国家为主要观察对象，其基本视域限定于西方近代国家的宪政体制层面。这种“宪政体制论”的研究方法肇始和集大成于政治学家梁启超。梁启超可谓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启超晚年专心著述。根据多年从事政治活动的亲身经历和在海外考察游历所得的政治知识，梁启超对中外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与梳理，依据宪法、法律和政治机构等三大要素，对于近现代西方政治体系进行了描述与概括⑨。梁启超关于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论方法论因具有初始性、开创性而对后世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政治学教科书介绍政治体系的基本范式。如：教科书上将美国政体概括为联邦制以及总统制，将英国政体概括为议会制，将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等概括为西方政体的基本元素，等等。 梁启超开辟的宪政体制论，依据宪法、法律和机构从规范意义上描述政治体系，是对政治体系现象与外观层面的揭示，具有基础性的认识意义。但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毕竟与法律规定和文字描述有很大区别。宪政体制论隐含着一个关于政治体系性质的命题，即政治体系是一个以自由与平等为基本价值的整合与分配社会利益的体系，所有的宪法和法律都是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宪政体制论，一方面描述了政治体系的表面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实际运行的认识与理解，特别是没有进一步揭示出所有政治体系在宪政体制之下隐藏着的实际政治权力结构。长期以来，受这一方法论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与体制，流于形式和现象层面的研究，而难于形成深入到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实践与结构层面的科学认知。 四、探索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 为适应时代发展，必须改造现有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创新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新方法应转向与以往相反的路径，贴近实践、贴近经验，对于中外政治运行与治理实践进行直接的观察与概括，提炼出存在于政治实践层面、操作层面的知识体系，即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操作方式与规则。在此基础上，再经过长期观察、分析与比较，逐步提炼出更具普遍意义和系统性的规律性认识——政治学的新理论。 (一)关于现场观察法 社会政治事务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事务通常以三种形态存在：理论表述、实际操作以及政治意图。三种形态的政治事务亦可表述为：有关政治事务的说法、做法与想法。所谓“说法”是各种公开的政治表述以及法律、规章、政策，等等；“做法”是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各种政治实践，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想法”是政治行为背后的初始动机，是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体系表层的“宪政体制”之下，存在着掌握政治权力、操作政治事务的权力主体，这些权力主体构成了“宪政体制”之下的“权力结构”。相对于公开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是隐性的政治体制⑩。 政治学研究应当在政治事务的三种形态上展开，而不能仅限于其中某一种形态。而在现实中，政治事务三种形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其中的“说法”与“做法”相去甚远。文本与事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是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难点。在逻辑上，政治表述与操作以及意图应当一致，但事实上三者之间差距甚大。应当说在任何社会领域，文本与事实之间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政治领域里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由此构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特殊困难，即“说法”与文本往往成为研究与认识的障碍。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形式是案头研究，以阅读文本为主要研究手段，但这并不能保证把认识引向真相，有时甚至会形成误导。以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实践性很强的政治学变成了“纸上谈兵”。 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一次新的转型。政治学者应当从重视文本转向重视事实，从研究“说法”为主转向研究“做法”为主。在方法论意义上，刑事侦查学是与政治学十分接近的学科。政治学研究应当像刑侦学那样以“现场重现”为首要工作。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从观察了解政治实践的基本事实入手，首先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实际状况，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这种方法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还原法”，将推动政治学者的研究工作超越以往政治学的普通知识，进入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政治运行与操作的层面(11)。 搞清“做法”应是政治学者的基本功。根据笔者的实践体会，在搞清“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识“做法”与“说法”乃至“想法”之间的差异，是认识政治事务的重要途径。政治事务的前提与条件以及内在矛盾性，往往可以透过对三种形态的综合观察得以认识和发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是在区别与联系的意义上把握政治事务的表述、操作和意图。笔者认为：观察法应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第一方法，其价值在于发现事实，重现现场，故而称其为“现场观察法”，这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学者能够熟练掌握与运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比较研究法 研究对象的稀缺性，是政治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政治活动是由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集中转化而来的，因此政治活动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政治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表象背后的是，政治活动规模大、周期长、进程慢、重复率低。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领域可以供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相对稀缺。在这方面，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对象比较，政治学是研究对象缺乏的学科。为克服政治学研究对象稀缺的障碍，在观察法的基础上，还需要大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从多个政治实体中选择对象进行观察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可以在同一时空中增加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治现象。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稀少的问题，同时通过比较研究获得更多和更为深入的认识成果。 根据笔者对于亚洲多国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体会(12)，比较研究方法的主要价值在于从不同观察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复性中获得认识成果。通过辨析不同对象间的差异性发现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归纳政治现象的重复性寻找规律性。 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比较研究中，关注研究对象间的差异性有助于发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政治事务的特性与矛盾，以利于确定研究的基本方向与核心问题。人们常说，搞科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殊不知这种所谓的“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研究工作中对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前置性的，研究工作开始时的问题往往是笼统的、范围式的问题，而对不同研究对象之间差异性的观察与思考，可以引导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确认需要解决的具体矛盾与核心问题。 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这是比较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即通过关注不同阶段、不同政体中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进而认识反复出现的政治事务之间的关联性，深入分析认识政治事务之间的因果关系。政治学研究中的普通知识一般是对已经发生的政治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政治学更大的价值在于对趋势的探讨和对未来的认知，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政治发展的规律。比较研究有助于政治科学发现和预见政治活动的发展演变趋势，有助于发现政治活动的规律。 (三)关于典型调查法 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到场”问题。“到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指科学研究中获取准确信息资料的手段和途径问题。应当说所有科学研究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到场问题，而政治学领域到场问题最为突出。政治活动具有隐秘性，越是事关全局、事关权力运行的事物越具有隐秘性。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搞清事实，而政治学因到场障碍，研究者对于重要政治实践与事实缺乏了解手段和途径，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何克服政治学研究中信息不对称的困难？典型调查是一种救济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典型调查法是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选择主要发生在地方与基层的具有重要影响和典型意义的事件、案例进行专门研究。典型事件往往集中反映了政治实践、政治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同时可以展现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尝试和措施。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制度、浙江乐清的“人民听证制度”、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制度创新的探索。这些典型产生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趋势，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窗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滴水映出太阳的光辉”，典型是社会发展实践的缩影，从局部可以推断整体，从“窗口”可以观察全局。相比全局与高层政治事务，研究地方与基层政治事务中的“到场”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此，了解和熟悉中国改革开放中各地及基层涌现出来的大量政治建设案例与典型，是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方法。 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呼唤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当代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对象和条件。变革与发展时代的学问是实践的学问。当代中国的政治学者应更加注重向实践学习，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以研究“知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更多地采用实证性与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与提炼理论；注重政治学研究的原创性，注重专门知识(Know-how)的发现和发明，从专门知识中提炼普通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相反。我们相信按照新思路，采取新方法，可以大力推进和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科学，促进政治学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①法学教材编辑部《政治学概论》编写组：《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政治学概论》编写组：《政治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四人被认为是开创甲骨文研究的四位重要的学术大师。著名学者陈子展在评价早期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四堂”之说亦来自四位学者的字与号，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著名学者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⑥郭沫若：《美术考古一世纪》，转引自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⑧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19—64页，第65～76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⑨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第三、第四册中，结合自身的见闻与阅读，广泛地介绍了欧美国家的近代政治体制，结合自己的见解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众多问题，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比较系统的政治学知识。 ⑩关于政治体系内部结构的具体论述与探讨详见笔者论文《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第一节“政治体系结构：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该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1)在国外政治学研究中，常用Knowledge表示普通知识，用Know-how形容具有实践性、操作性的专门知识。 (12)自2008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知名高校专家学者组成的亚洲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中国台湾等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其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走访了众多政府与议会等政治机构、工商企业、媒体和智库，与上千名政治家、企业家、记者以及学者进行座谈，对其中上百名亲身参与所在国家和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当事人、见证者进行深度访谈。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发现和揭示了亚洲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初步揭示出后发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研究成果有：《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学研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