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与中美英平准基金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准论文,基金会论文,美英论文,冀朝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冀朝鼎是新中国国际贸易的开创者和领导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环球进出口公司”襄理、“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曾随孔祥熙出席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1947、1948年曾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参与起草有关促进东南亚贸易的文件等。在此期间，他利用在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中的合法地位，按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准确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并掩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脱险；同时，还为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奇缺物资，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解放后，就任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参与了新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研究统计制度的建立工作。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为新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进入环球进出口公司促成桐油贷款
冀朝鼎走上政治舞台是由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开始的。1939年12月冀在环球公司得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他的地下党员生活认真地开始了。这是一个国民党完全拥有的子公司，目的是促进中美贸易。精明能干的董事长、上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开始委冀为他的秘书，随后立即赋予重任。1940年12月，冀成为环球公司总务处（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代理主任，负责收集广泛信息，用于研究和出版。[1](p4)
1940年12月Fortune （《财富》）杂志一篇文章把环球公司描写成为美国控制的一个机构，用来使中美双方贸易互惠。环球公司是1938年10月成立的，由中国爱国商人陈光甫、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和他的助手白劳德（Harry Dexter White）一蹴而成。[2](p105～108,134,137) 美财政部一位官员说陈光甫是“高度智慧、深深爱国和相当忠诚”的人。1936到1943年陈光甫的公职生涯到达了顶点。[3] 那时他很殷实，他191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银行上海银行为他积累了财富。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外贸委员会（Foreign Trade Commission）主任，1936和1937年成功地谈成了向美财政部出售白银交易。根据不止一项记录，陈光甫很快变成摩根索和白劳德最欣赏的人。他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关系密切但不稳定，尽管如此他仍被孔选中，领导中国财政访问团出访。他是当然的人选，帮助国民党在严重危机时刻获得援助。
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和中立立法，美财政部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或政府的一个机构。陈光甫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气候和商业作法。他建议美国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美国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而公司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和猪鬃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重要的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4](p4) 陈光甫、环球公司总裁劳海（Archie Lochhead，美前财政部官员）、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这时正值国民政府撤往重庆。
冀朝鼎第一次会见陈光甫和其后受雇于环球公司的情形颇受关注，因为现有资料互相矛盾。保存下来的资料有陈光甫、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采访对象的记述。冀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大体结束了他的旅美生涯，引起了生活矛盾，导致首次婚姻结束和与孩子们分离。毫无疑问，冀是知道这些矛盾的，但是他有意选择了返回中国。尽管他仍然使用真实姓名，和他1938年指导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实地调查时的名字一样，但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又隐藏了将近10年。
陈光甫回忆，他第一次见冀朝鼎是1939年下半年在纽约一个中餐馆。陈声称，“我觉得他英语很好，聘他为我的秘书，写一篇桐油贷款报告……他没有工作，生活困难。”[5](p109) 实际上冀继续支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薪水，直到1940年春天。这与太平洋关系学会档案记载是一致的。当时有一项正式放人要求，让冀到环球公司工作（可能是陈光甫、环球公司总裁劳海、副总裁稷生（Starr Ren）的要求。[6](B.389) 陈光甫需要冀的英文写作技巧有几个原因：其一，陈正确地预见到环球公司作为一种联系如果成功，可以帮助战后中国经济重建。因此他很重视中美合作与沟通，把环球公司第一笔贷款的功效看作对未来生意至关重要。其二，环球公司45名雇员大多是技术出身的中国工程师、会计师和采购人员，英语不流利。[7](B.88) 最后，中国失去两条桐油出口管道（通过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和日本封锁缅甸公路，迫使陈光甫接指示就立即回国，带着他的私人秘书冀朝鼎。
是否如联邦调查局采访的两个人所称，白劳德把冀介绍给陈光甫，或是如贾菲所称爱德乐（Solomon Adler）和弗兰克·科逸（Frank Coe）从中介绍并不重要。[1](p5) 重要的是冀朝鼎宣布脱离共产党。正如贾菲宣称的那样，陈光甫“接受冀作为朋友”，尽管他“毫无疑问知道很多冀在政治上的过去和现在。”[8](p140) 陈和蒋介石、孔祥熙（孔有一次阻止了陈组织船运公司）的不同之处也许是他能和冀交朋友的一个因素。陈后来和冀朝鼎倾心、关系加深，加上贾菲的陈述，让人感到他很可能知道冀在纽约参加共产党活动的事。这也至少部分说明为什么冀感到被迫宣布脱党，因为他的政治活动为环球公司其他雇员所知。直到1938年4月， 他的名字还以“为莫斯科审判辩护的美国进步人士”而出现在美国Daily Workers（《工人日报》）上。翌月，冀为了同一目的请愿，在New Masses（《新平民》）上署了名。冀脱离共产党一事至少有三名联邦调查局线民证实，包括一名前共产党员声称，冀由于和“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而在纽约被开除出共产党。[1](p3) 冀脱党时间看来是在1938年11月9日到1940年7月24日之间。1938年11月9 日重庆外交部发给冀一本新的中国护照（签证身份没有透露）。而1940年7月24 日他以中国财政访美团秘书和中国银行经济研究专家两个官方身份获得了外交官签证。[1](p3)
环球进出口公司雇用冀朝鼎至少到1942年，但是他的积极服务到1941年中就停止了。虽然他任职时间很短，但是他获得了内部观察的重要机会，了解了公司招募、训练和管理，有利于他1949年以后的工作。这18个月还形成了他外贸、金融思想，认识到汇兑对中国经济重建的重要性，以及了解西方政府和商业。陈光甫的桐油出口报告是冀朝鼎起草的，只稍微显露了冀的想法，但是却突显两人共同面对的问题。1939年初中国证明能够交运足够的桐油后，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做成了。然而潜在的运输问题浮现出来，环球公司几乎立即在纽约囤积桐油，作为套头交易手段，以防未来运输中断。这引起了美国桐油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关注。他们和劳海举行了一系列火爆的会议，表达他们的关切。会议在财政部助理部长约翰·海恩斯（John Hanes）办公室进行。[9](B.189,p2) 桐油是油漆工业基本原料，供应的95％来自中国，由于美国国内和外国商人的投机，过去三年里价格大幅波动，从八美分一磅到40美分一磅不等。[9](B.178,p2) 1939年环球公司只囤不卖，商人们担心倾销和价格直落（通常他们反对供应短缺和价格高昂）。劳海指出，在环球公司发挥作用的六个月里，桐油价格波动不超过半分钱。他把陈光甫说成是诚实、能干的人，并透露说环球公司现形势下想做的最新一件事是使价格略降。[9](B.178,p2) 一名商人不为所动，“认为劳海先生泄漏了陈博士给他的某种机密信息，这样做是失礼的……（因此这个商人）也贬低陈博士。”[9](B.178,p2)
冀朝鼎起草的陈光甫给财政部的报告，是陈光甫会见了这个不满商人之后写的。报告为中国政府参与桐油贸易辩护，认为这样的参与已经给桐油进口商和消费者双方带来好处，因为“供应持续，市价平稳，保持了正常贸易。”[10](B.178,p2) 更进一步，有了适当库存，环球公司可以成功地遏制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寄望掌握我们的桐油，制造人为短缺，寻机高价抛售……这正是我们希望制止的事。”陈的报告结尾，感谢“美国当局信任环球进出口公司有能力贯彻这一政策。”这一陈述看来是陈光甫自己加的。[10](B.178,p3)
二 察看缅甸公路执行锡贷款计划
冀朝鼎受雇环球公司正是抗日战争关键时刻，使他以地下党身份工作没遇到麻烦。环球公司的第一笔信用额快用光了，公司向美财政部提交了一个希望采购物资清单，价值7500万元。[11](V.1,p19～22) 中国政府催促陈光甫和驻美大使胡适，商洽大量增加财政援助。这时国民党所谓的“冬季攻势”止步不前。美财政部方面，正积极考虑提供2000万元信贷，自中国进口锡。白劳德1939年11月22日在给摩根索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这笔贷款会“大大加强”中国抗衡日本的力量，并能够“减少中国对俄国援助的依赖”。[12](B.3) 1940年3月信贷额拨出后， 陈光甫和冀朝鼎很快返回中国察看缅甸公路。美财政部锡贷款规定，五年里运交50000吨锡来偿还。然而到1940年7月1日陈和冀抵达重庆时，环球公司才下了不到400万美元订单。[12](B.5) 因为日本的占领，货物都堆积在越南海防港，没收的可能性妨碍了进一步采购。与此同时，日本向英国施压关闭缅甸公路，锡出口也受到威胁。即使没有日本压力，估计每月通过缅甸公路的物资也只有数百万元而已。
冀自从进入环球公司后，马上陪同陈做了两次长途旅行，先去马尼拉和碧瑶，然后去重庆和昆明。据陈光甫回忆，在昆明冀接到他的美国妻子海丽从纽约发的一封电报，问他要婚姻还是要事业，如果选择后者就离婚。冀给陈看了电报。陈说：“我劝他回去。”当冀回答说没钱时，陈给了他500美金。然而在回美途中，冀病倒在火努鲁鲁。陈又电汇了200元。陈说：“由此我们分开了。”[5](p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久，陈光甫希望表明，冀朝鼎的家庭和健康问题结束了他在环球公司的工作，而不是由于他的共产主义信仰。
三 受陈光甫影响形成商业理念
实际上他们分不开。冀朝鼎1940年12月返回美国标志着他和陈光甫关系紧张的开始，并持续到1954年陈把上海银行总部迁到台湾。[13] 探索陈光甫的商业理念和实际操作产生了冀的矛盾心理，甚至到陈把重建经济重任移交给冀的一代人时，冀朝鼎也难于权衡婚姻和工作孰轻孰重。回顾过去也是如此，冀的健康变坏也许和他的婚姻问题及环球公司工作压力有关。[14]① 海丽刚刚生了第二个儿子中民（Carl），使两人甚至在夏威夷见面都是不实际的。与此同时，环球公司内部怨声四起。陈光甫起草的一份著名文件实际上谴责了这个公司，而这个公司正是他后来最感骄傲的，甚至陈的对手也高度评价环球公司相对完善。[4](B.4) 然而陈的文件透露，选择财政部前官员劳海当环球公司总裁是政治需要，因为“总裁必须是美国人”。不幸的是劳海“可悲地忽视”中国，更糟的是对“了解中国生活方式毫无意愿”，结果一条宽宽的鸿沟把他和中国管理人员分开了。陈选择的实际管理公司副总裁稷生和劳海一样，看来最关心保住职位。他们俩在公司都没有威信，结果1941年7月在纽约任命了另一个副总裁筱芳（Bang How）。[4](B.8,p9)
冀朝鼎是不满劳海和稷生的人之一。高层管理的失败对陈光甫一定是苦涩的经历。[4](B.8) 陈深深信仰的公司组织和培训理念是盎格鲁——美式和中国商业方法的结合。他建立了上海银行，使用了风行西方的发明，即发展个人，设立教育和建房储蓄，特别是资助厂商库存和购买原料，条件是借钱的公司账簿可随时由银行代表查阅，环球公司的基础之一是组织和训练，这方面陈照搬上海银行。上海银行有一个培训学校，训练雇员掌握商业技巧。许多受训者还被送到美国，因为陈相信，外国人对工作“严肃计真”、他说，“外国人办事方法更机械”，但是“他们有一个起作用的组织和系统”。陈拿太平洋战争时期两国政府的情报收集和传播为例。美国政府部门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相反，重庆官僚机构任务不清、稀里糊涂。大多数国民党官员“不想增加知识改善举止”，陈感到，“多干事多犯错，少干事少犯错，不干事不犯错”。[4](B.8,P2)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想看到环球公司有一个特别积极而有界限的公司文化。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组成和训练了精心挑选的技术工程师和商业专家队伍”，“尽可能多雇用中国年轻人，环球公司将及时提供有中美易实际经验的中国人员”[4](B.4)。这些人在中美战后关系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
尽管后来有分歧，陈光甫的大部分经验和理念是冀朝鼎仰慕的。虽然陈回忆1940年下半年就和冀不愉快地分手了，但确切的证据显示，陈继续支持冀至少到1942年。部分原因是中美经济关系展开，甚至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美经济关系就主导着环球公司的一切活动。孔祥熙和蒋介石1939年下半年就开始急切地向陈光甫和驻美大使胡适施加压力。孔1940年1月要他们俩向美财政部要求7500万美元贷款。陈光甫2月2日回复说，基于环球公司的表现和中国过去的信用，3000万美元抵押贷款是可能的。[15](V.6,p264) 3月孔的态度变得僵硬，抱怨说， 要求锡作为给环球公司的第二笔贷款担保是美国歧视中国，美国给芬兰的政治贷款就没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孔说：“中国人民和国民参政会正看着我们的行动……我正在为人民工作。”[15](V.6,p268～269) 陈光甫向孔暗示，“好的借款记录和坚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使中国事业在美国政府圈内获得最大收益。[7](V.88) 他评论说，从美国政府借钱“就像从一个公司借钱一样，许多步骤、接触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他把罗斯福总统比做一个公司的总裁，国会议员是股东。[7](V.88) 两个月后，蒋介石勉强同意抵押贷款，同时要求更大一笔贷款来“稳定货币”。1940年6月蒋还派了前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华盛顿来推动这一事务。这时陈光甫和冀朝鼎正代表环球公司察看缅甸公路。
很明显1940年夏冀朝鼎成了陈光甫的门徒。几个月前他帮助化解了桐油危机，为确保环球公司得到2000万元锡贷款做出了贡献。陈光甫还花了不少钱带他去亚洲两次。最后，陈因为在环球公司的工作和1936年、1937年两次白银买卖，在美国财政部里有了声誉，使他可能参加稳定中国法币的工作。但是陈在国民党内没有任何权力基础，因此毫无疑虑地感到冀可以成为有用的忠实随从。冀作为一个前共产党员，不大可能和其他国民党官员有深厚关系，不会冲淡他对陈的忠诚。此外，冀还认识美财政部货币研究所重要人物爱德乐和科逸。这些关系加上和陈光甫的关系，以及他在美国有关中国金融、贸易和外汇兑换的权威演讲和文章，也都使冀有可能参加任何西方主导的货币稳定计划。冀最终确实参加了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工作。
四 任平准会秘书长，维护法币币值
一位前西方政府官员把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称做是中西方“流产的合作”。[4](V.5) 它存在于1941年到1944年。随着美国1936～1937年购买白银和为了延续1939～1940年中英外汇平衡基金会（Sino-British Sterling Fund）， 用外币挂钩来稳定和支撑中国货币国际币值的想法出现了。中美英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主持，冀朝鼎任秘书长。平准会与所谓的“怀特计划”（即以白劳德名字命名的计划）有一定关系。如David Rees在他的传记作品Harry Dexter White（《白劳德传》）一书中所言，“白劳德和摩根索希望这个计划消除国际经济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导致了大萧条和战争……因此要由政府，而不是由银行家来指导货币政策。”[16](p137～153) 白劳德的大胆设想，最终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成立。平准会被西方看作是“怀特计划”的附属品，最后由于不可调解的紧张关系而解散。紧张关系源自不同的经济理念、国际政治——文化关系的紧绷和冀朝鼎感受最深的中国内部政治紧绷。[17] 实际上作为平准会秘书长，冀朝鼎发现自己恰巧处在每一个冲突的中心。
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初平准会快成立时，确实有乐观的理由，因为稍早的中英外汇平衡基金会相当成功。外汇平衡基金会创立于1939年3月，1000万英镑资金来自英中各两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由两国政府担保。外汇平衡基金会稳定了法币国际币值，在国民政府被迫内迁重庆后，避免了汇率剧烈波动。基金会行政权落在四家银行的代表手里，由英国财政官员罗杰斯（Cyril Rogers）任主席。根据一位英国官员的说法，基金会“行政工作颇为出色”，但是到1940年底，资金快要耗尽，美国政府受邀接管部分责任。
稳定中国货币的领导权由英国转到美国手里是有冲突的。1942年在平准基金会里任美国代表的爱德乐是英国出生的，他回忆道：“平准会里英国政府首次被美国人推到一边……他们不喜欢平准会。”[3] 最初确实有协议规定平准会的构成，责任和权限。1941年平准会五名成员包括三名中国人（一人是主席）、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美中和英中之间所有贸易和商务必须由平准会、平准会指定的机构或批准的银行处理。许多西方银行获得了平准会颁发的处理外汇许可，它们的政府则要求它们全力配合。从地理上看，平准会总部设在香港，上海（指租界，下同）、昆明有分部，最后重庆也设立了分部。平准会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一亿美元基金的作用。中国法币外汇兑换券发行了，主要为了方便进口；贸易配额制度建立起来，用于进口原料和基本消费品。1941年7月26日以后，中国和日本在美英的财产都被冻结，以制止投机和资金逃出中国。[11](V.1,p350～351,357) 另外平准会还希望通过中国出口（外汇处理权归平准会）和海外汇款补偿部分损失。
平准基金会组织机构，作用和范围的最后协议，掩盖了成员任命上的尖锐争论。在这方面，所有不同经济理念和派别政治都浮现出来，严重影响了平准会的功效。尽管贡献了5000万美元，相当于平准会资产的一半，美财政部在许多方面仍然不愿意参与其事。1941年平准会法规形成之前大约一年，财政部长摩根索把平准会的任务称做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工作……不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我也许会把法规扔进波托马克河”。后来他缓和了情绪说：“我将和陈打交道，因为他守信用，其他人只是一帮无赖。”[11](V.1,p350～351) 平准会美国代表福克斯（Manuel Fox）对支持法币问题，反映了美财政部的谨慎态度。经过正规训练的福克斯希望扩大中国贸易，但几乎公开表示不信任“上海和上海所有的作业——金融、贸易和投机”。[5](p109) 仔细查看平准会资金使他对上海和香港的中西方银行都产生了敌意。然而福克斯信任并尊敬平准会主任陈光甫。陈相信，福克斯“使用美国的力量帮助中国抗战”，同时也承认他的坏脾气和粗鲁举止有时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5](p109)
至于平准会英国代表，中国采取了比早先成立中英外汇平衡基金会时更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孔祥熙，他感到外汇平衡基金会主席罗杰斯没能控制基金会的外汇销售，因此罗杰斯的提名被中国政府断然否决了。英财政部官员霍伯器（Edward-Hall-Patch）最初获得国民党的同意，却证明是个倒霉的人选，1943年被替换。陈光甫作为主任，对平准会的最终功效证明是关键性的。在华盛顿他被看作是爱国的象征。他至少表面上和孔祥熙关系良好，比他的对手宋子文更有效地隐藏了政治野心。作为一个生意人和环球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他比福克斯或孔祥熙更急切地意识到并处理了上海、香港维护法币的工作。他甚至在回忆录里声称，维护上海的商业和贸易是平准会对战争的最大贡献。在这同时，陈继续敏锐地察觉到美财政部和其代表福克斯关心的事情，包括日本人造成的问题（这使平准会明智地把总部设在香港）和对中西方商人投机活动的担心。最重要的是陈相信，美国的帮助对中国未来经济是关键性的。1941年4月15日他给摩根索的信宣称， 平准会的成功“维系着中国战后重建的命运”。[11](V.1,p336)
任命贝祖诒和席德懋为代表、冀朝鼎为秘书长，争论比任命福克斯、霍伯器或陈光甫少得多。贝祖诒是中国银行总经理，也许是1941年中国头号外汇专家。他深得宋子文的信任，和陈光甫、孔祥熙的关系也过得去。中国银行名义上是四个政府银行之一，实际上已变成最大私人银行，在海外有一连串分支，特别注重海外华人汇款。贝因此赞成平准会在上海和香港较自由地分派外汇，但是贝的影响和地位比陈光甫差得多，特别是比福克斯差。中央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也是这种情形，大体上被看作是最平庸的平准会成员。其他四人把他当成是孔祥熙的温和党羽，最后他竟被风度翩翩的候补者郭景琨所遮掩。郭也来自中央银行，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也许更靠近孔祥熙。冀朝鼎是平准会秘书长，正式作为陈光甫的候补者行事。回顾一下，陈和美国官员都没能预见到冀会变成平准会的主导人物，并在1944年解散时成为最有争议的人。陈光甫后来声称，冀朝鼎的名字是福克斯推荐的。[5](p110) 福克斯也许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经济学教授时认识了冀，更可能是通过白劳德、爱德乐（福克斯在平准会的助手）或科逸认识的。冀尤其赞同严格控制外汇，抑制投机和商家在海岸囤积商品，这些观点一定引起了福克斯的强烈共鸣。过去这些观点也引起过白劳德和爱德乐的共鸣。
福克斯被期待为平准会做出最大贡献，美财政部通过他的率领，把经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1940年中开始，法币在国统区逐步恶化，物价上扬超过货币增加发行的速度。1941年所有平准会成员都希望增加对重庆生命攸关的进口。重庆的“封锁心理”引起囤积居奇，随时可引发更剧烈的通货膨胀。但是正如冀朝鼎在《中国战时的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福克斯和平准会还真正担忧上海、香港银行家的投机倾向。例如上海的西方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一位外汇专家告诉爱德乐说，1930年代他们银行整整50％的利润来自外汇兑换。[1] 平准会成员还担心，外汇会落入日本人手里。珍珠港事变前写过上海贸易和金融的Amerasia（《美亚杂志》）一位记者单刀直入地指出，用美元和英镑购买外国商品的机会是日本不占领上海租界的全部原因。[18](p96～97) 陈光甫作为一个银行家和坚决赞成维持上海和重庆、上海和美国之间合法贸易的人士，仍然要小心处理银行家和福克斯之间的模糊地带。他后来回忆道，“上海进口商蜂拥南下到香港，兑换外汇……尽管许多人拥有中国政府许可，还是被平准会拒绝了，因为上海有足够的供应满足他们的需要。”[4](B.5) 陈光甫非常坚持平准会总部设在香港，顶住了要把平准会移到重庆的“相当大压力”。[4](B.5)
平准会成立前的所有幕后运作，证明其作用必然大打折扣。英国使平准会开业推迟了近三个月。平准会接到的第一份兑换外汇申请是1941年8月13日， 官方汇率是18个法币换1美元。[19](B.7) 进口执照1941年11月开始发放，但是日本12月占领上海和香港，随之而来的贸易封锁把平准会置于垂死境地，中国的外汇地位成为空谈。对平准会进行量化分析是困难的，但至少在短短四个月的运作里，抑制了港口城市黑市外汇价格。到1941年12月7日，平准会售出1900万美元外汇，帮助把上海全部产量的大约35％到45％运到内地，避免了物资全部卖给日本。[17](p62) 同时，1941年7月到12月物价迅速上扬和无法控制上海以外的贸易和外汇， 使平准会未来无用的疑问产生了。由于法币的官方汇率过高，平准会没能通过管理出口程序和海外汇款来弥补外汇的流失。
五 对美交涉争取权益，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发言人”
从平准会形成时就未解决的中美政治紧张关系，在珍珠港事件后浮现出来。担心受攻击心态弥漫整个四川，外汇黑市威胁了法币官方汇率。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成功游说给被包围的国民党人带来了5亿美元政治贷款，有2亿指定用于政府债券，吸收日增的法币发行量。[11](V.1,549～552) 美财政部寻求连续性，表明更看重陈光甫而不是宋子文，希望平准会管理贷款。[20](p419～420) 这个主意被国民党拒绝了。[15](p291～292) 同时，中国财政部察觉美国政府有“殖民”心态，1942年3月贷款协议达成后不到12个月，就由私下憎恨转变为公开表露。这时期，冀朝鼎在表达财政部立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有时是在幕后。从1941年7 月在上海时开始，他逐步远离了陈光甫。陈发现，宋子文升为外交部长，平准会搬到孔祥熙的重庆后院，自己政治上受到了蚕食。冀和孔祥熙的关系在1941年夏外汇管理委员会设立时已经加强。这个机构和平准会平行，处理政府外汇申请，而平准会处理商家申请。冀成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陈光甫和贝祖诒虽然也是委员会成员，事务却由孔祥熙和他的亲信主导。早至1941年秋，冀可能就受雇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当年11月中央银行发布了一篇英文报告，名为“Summary of Chinese View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s of Currency Stabilization Fund and the Freezing of Chinese Assets Abroad”（《关于平准基金委员会运作和中国海外财产冻结之中国观点总结》），大部分内容和冀的《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相同。[7](B.77,p16) 报告也反映了孔祥熙对平准会的许多抱怨。报告说，公众和媒体观点“从左到右”都反对上海黑市的存在。[7](B.77,p1～2) 然而平准会在上海的运作方便了黑市，最大限度地加大了国际贸易流量和企业获利能力，而不顾收支平衡、资金外逃或敌人没收外汇等问题。报告更进一步批评美国在中国选择“合作银行”，也就是平准会正式发给执照处理外汇的银行。获授权的西方商业机构（至少有两家不是银行）数量之多不成比例，激发了中国的反对。[11](V.1,p306～343) 这个问题1942年12月得到改正，美财政部把获授权的银行数从14家增加到25家，包括了中国一些商业银行。
私人中国银行近来和四家中国政府银行竞争，加上察觉到西方机构在平准会里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只会加剧国民党的敏感，认为权力减少了。中国银行一位官员后来回忆道：“许多中国人认为，外汇应由国民党控制，而不是由关心自身利益的外国代表控制……孔祥熙把平准会看作是权力篡夺。”[21](p123～128) 孔早就认为，平准会某些条款是单方面的，有殖民主义味道。例如，美国可以提前一个月通知废除协议，中国则不能。还有让中国财政部反感的是，美财政部建议限制平准会每月外汇流出量为500万元。[93] 最后，孔祥熙反对平准会协议使用的“严厉”文字。他说，文字“好象是华盛顿专精抵押贷款的律师起草的”。[22](p230,244)
1941年初谈判5亿美元贷款时，主权问题得到修正。国民党要求不要有形式上的使用限制，结果成功了。国民党政府的确同意使用贷款时与美财政部进行磋商，但是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使国民党对以前协议的态度进一步强硬起来，对平准会也渗入了新的看法。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孔祥熙建议平准会剩余的资金用于政府发行债券。剩余资金由美国和英国提供，因为平准会协议规定，国民党先使用自己贡献的2000万美元。然而美国财政部却拒绝了，理由是2000万元不够，并指出5 亿美元贷款中有2亿元用于中国政府出售债券。[20](p419～420) 孔祥熙设想， 上海和香港被日本占领，外汇需求消失，因此就不需要平准会了。平准会里每一个中国成员都同意孔的想法。与冀朝鼎和福克斯关系紧绷的平准会英国成员霍伯器1942年初干脆建议平准会中止运作。在这同时，主任陈光甫故意采取消极态度，1941年12月试图辞职。在这之前罗斯福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Lauchlin Currie）曾不明智地向蒋介石推荐，由陈取代孔祥熙任财政部长。[4](B.5,p31) 陈光甫相信，最大限度地把基本商品运到中国未被占领地区是必要的，自从昆明办公室表现出充分摆脱重庆后，他感到平准会能够完成目标。[4](B.5,p34) 这仍需要福克斯的助手爱德乐去游说摩根索和白劳德，以保持平准会的运作。1942年3月爱德乐在一份备忘录里争辩说，“中止平准会运作……就会突显中国的孤立，削弱美英的信誉和影响。”爱德乐强调当前中美关系紧张，“中止平准会只会受到中国政府里某些团体的欢迎。”[20](p498～499)
六 变成平准会关键人物，亲近孔祥熙饱受攻击
虽然平准会在珍珠港事件后保存下来，但是缅甸公路1942年下半年被日军切断导致中国进口进一步减少以及外汇需求的减少。1942年6月福克斯意外死亡后， 平准会内部也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爱德乐代替了福克斯。福克斯一直是冀的长辈良师，而爱德乐比冀小六岁，作为一位年轻随员，政府资历远不能与福克斯相比。就政治地位和权力而言，爱德乐和冀是平起平坐的，而不是超出。如同爱德乐对另一位平准会成员所说：“我作为平准会成员没有面子，唯一面子是作为美国财政部代表。”[4](B.5,p3) 冀朝鼎和爱德乐有近10年的友谊，1942年下半年他们去中国最西北新疆的艰难旅行更加深了他们的关系。旅行的目的是找到一条从伊朗经过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贸易和军事供应线。1933年到1943年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下，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附庸，但是国民党任命盛为“省长”，拉拢他疏远斯大林和苏联。德国在苏联境内的推进增加了国民党的机会，1941年下半年以后，苏联对新疆和国民党的援助都停止了。冀满怀热情期盼着西北牧区的首次旅行，在《中国战时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他作了描述。事先冀对盛世才大规模清洗政府里共产党人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是刚一到达，冀就听说，被处决的内阁成员有财政部长毛泽民和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8](B.5,p4) 这一信息对冀来说和搜集平准会相关信息同等重要。周恩来曾和蒋介石谈判，要求把129名新疆共产党人遣返延安，但是他两年未获准访问西北，缺少那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8](B.5,p3) 即使冀和爱德乐认识到新疆作为平准会潜在供应线大有疑问之后，他们对苏联援助影响仍然印象深刻。[3] 1942年以前，俄国人提供了大量军事和财政援助，从技术上帮助盛的政府。交通系统烙着苏联印记，从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运送着苏联的食物和水，沿途有加油站，油和其他必需品也源源进来。然而这种结构对平准会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新疆和重庆相距太远。爱德乐后来回忆道，他们的小小代表团乘坐重修的报废飞机，在甘肃省北部“略高出山顶的天空上飞”每小时100英里。[3]
1943年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关系急速恶化时，冀朝鼎和爱德乐的友谊仍然坚固。陈光甫后来责备冀和爱德乐形成了平准会内亲孔“阴谋小集团”。平准会成员贝祖诒和汤默斯（W.H.Evans Thomas）也持这种看法。[5](p109～112) 陈对他们俩的看法是矛盾的。冀和爱德乐每天与孔祥熙接触。他们住在重庆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楼房的上层，汤默斯和其他平准会人员也住上面（但陈光甫不住，他在附近买了自己的住宅）。他们在孔祥熙大本营中央银行的平准会办公室里工作。[3] 冀和爱德乐还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和孔的太太宋霭龄一起打桥牌。[3] 通过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的工作和担任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职务，和孔亲近到称他为“老伯”。[22](V.53,p67) 陈光甫谴责冀奉承和利用山西同乡关系获得了孔的信任。1943年8 月陈在一长篇日记中写道：“冀不学习秘书长技巧，不做工作，只依赖关系。”[4](B.8,p14) 因此陈总结说，冀“使平准会成了一个典型的重庆官僚下层机构”。[4](B.8,p2) 对于爱德乐，陈说：“他是一个学者，只寻求功利主义。”[4](B.8,p12) 陈光甫还无意中表露，冀和爱德乐得势时，他正好想退休，表示他会“任由他们去做”。[4](B.8) 冀和爱德乐每天去财政部拿材料，回家里拼命工作。[5](p109) 后来冀用他收集的财政部资料取悦居里和白劳德。据陈说，居里“想和中国人接近”，所以接受了孔祥熙署名的财政报告，其实都是冀朝鼎整理写作的。[4](B.8,p3) 至于财政部助理部长白劳德，陈光甫称他是博大精深之人，只懂得浅显中文。这是爱德乐给白劳德的便签里提到的。[11](V.2,p925～926,936～939,970～972,1024,1047～1050,1052) 爱德乐后来承认，他有极好的接触和信息来源。虽然他在回忆录里从未提到过冀朝鼎，但无疑是深深依赖他的。爱德乐把信息收集说成是“滑头事务”，1942年平准会活动减少时，就成了圈内必要工作。[3]
七 积极运作却徒有虚名，促成平准会解散
爱德乐与冀朝鼎合作以及他们对各自政府的影响，证明促成了平准会的解散。爱德乐后来称平准会是“遮羞布”和“稻草人”，指出到1943年，平准会以外没有人按照国民党官方汇率20比1进行交易，因为法币逐步贬值。[23] 例如，为了美国军事在中国取得进展，成都需要修建一个数十亿法币的机场，结果中美在美元对法币汇率上达不成一致。摩根索的财政部对支持法币从来就没有热情，对国民党不愿意调整20比1的官方汇率很不高兴，于是准备同意爱德乐的建议，解散平准会。设立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怀特计划”在接近完成时也就不再关注中国。
中国使用5亿美元贷款混乱甚至更大。 国民党发售“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各1亿美元。到1943年6月30日美金公债售出了7100万美元，仅吸收了法币发行量的3％，而不是两国政府原先预期的25％。[7](B69) 7月29日到10月15日一阵风的出售甚至效果更小，因为销售是按官方汇率20法币换1美元进行的，而不是市场汇率的大约80比1。 这样的行动使孔祥熙在国内和美国都很容易成为批评的目标。债券内部平分的谣言传播开来，导致蒋介石下令独立调查，结果孔在1944年下半年去职。
孔的政治困境和陈光甫的消极态度，造成了平准会领导真空，给了冀朝鼎发挥极大影响的空间。治外法权的结束和风靡重庆的政治气候给了冀朝鼎勇气，要把平准会改变成主权机构，附属于国民党的外汇管理委员会。在孔的授意下，冀提出修改建议，包括平准会成员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外国顾问只能咨询无投票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纠纷由第三方仲裁；最后，新协议可以由中国或美国、英国任何一方提前三个月通知停止。[4](B5,p4)
尽管冀朝鼎修改，但中国保留平准会的意愿仍不确定。蒋介石经常非正式地表示对平准会不满。据说1943年6月他电告宋子文，指示不要把中国希望延长条约的通知发给美国财政部。[20](p458) 孔祥熙的态度更难揣测。爱德乐1943年7月29日拍电报告说，孔不知道协议6月30日已经到期。他还指出，孔集合了中国货币专家，明确表示要修改协议。[20](p464) 因此冀朝鼎的修改建议肯定出自孔祥熙的命令。美财政部9月中旬才接到修改建议，这时迷惑和混乱使平准会几乎停止运作。在这6个星期里发生了1.爱德乐向美财政部提交辞呈，后又撤回；2.孔要求平准会停止活动，一天后又改变主意；3.陈光甫两度力辞未果。[4](B.5,p41～45)
平准会解散过程也使陈光甫和孔祥熙的巨大分歧公开化。1943年7月29日陈写了一封有名的宣言式信件给孔，促请他在决定平准会协议问题上发挥财政治国风度，“不要把问题留给法律起草人去解决”，如像冀朝鼎这样的人。[4](B.5) 陈特别提到建议的仲裁条款说，它会打击“国际合作精神和相互信任，而这些正是中国战后筹资和货币重整所必需的。”[4](B.4) 孔明显希望平准会保持在中央银行的管辖范围，但是陈争辩道，改革中国货币体系的“关键组织”（平准会）必须是独立的，不受政府控制。银行业和汇率的“设定”也应该如此。陈鼓动孔调整汇率，以便增加海外汇款和加强中国出口竞争力。大约同时，陈给环球进出口公司的同事写了信，显然仍然希望平准会仿照“通行的方法”建构。[4](B.8) 他感到，中国未来急需机器，重建将依赖出口而不是政治。
冀朝鼎是否想延长平准会是个疑问。除了在平准会的职责，他还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研究金融和外汇。他成为孔祥熙的重要下属，变成孔的六个私人秘书之一。也许由于他通过爱德乐和美国财政部有关系，通过居里和白宫有关系，孔把他推出来代替陈光甫。冀已经是平准会的对手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1944年2 月平准会一解散，他就变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然而冀朝鼎不完全是享受孔祥熙恩惠的买办。因为他亲近孔，产生了从前老板陈光甫的敌意，如前所述。
陈光甫与环球公司官员的通信也说，1943年夏代表着诸多压力和他个人危机的时刻。陈很生气，他坚决拒绝冀修改平准会协议，称此举是“荒唐的”、“共产党的”办法。[5](p110) 冀宣称他能够弥合中美歧见，延长平准会，陈至少在私下表示轻蔑。[4](B.8) 冀试图缓和陈的怒气，至少对两名环球公司雇员说过，自己“是陈光甫的人”。他对这些雇员表示，希望回到纽约的环球公司，陈意外地未立即拒绝。[4](B.5)
只有感情或是内疚可以解释冀想回纽约，而不是由于厌恶国民党腐败或任何逻辑推理。1941年到1944年冀经常给他妻子海丽打电报，不止一次想把她和两个幼子带过太平洋。[22](V.53,p67) 虽然每月600美元的薪水比他在美国时强多了， 但是战争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和解。冀和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太太关系暧昧，并且生了一个孩子，这只会使冀加倍感到内疚和孤立于家庭之外。[24] 几年后冀和一位家人对话时，形容这种关系是重庆绝望的环境造成的。他以前的同学、未来的妻子罗静宜的出现增加了他的压力。新疆军阀盛世才下令逮捕罗，迫使她逃离兰州，来到重庆。
冀1943年下半年未回纽约，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他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了。冀的存在对地下党的重要性仍然不十分清楚，无法知道他共产党员的具体责任，他的各种活动动机也众说纷纭。据有关传记所说，冀在重庆主要接触的共产党人是章友江和他最早的共产党启迪者周恩来。周知道冀的婚外关系和生孩子的事。冀的共产党官方传记指出，他和周恩来的妻子很可能定时联络，购买药品和小型机器，送到重庆共产党办事处，然后运到延安。[25](V.3213.p312～327) 冀还是重庆共产党办事处稀有美元的供应者，也许爱德乐从中协助。[14] 不论何时，冀都谨慎地保护陷入危险中的地下共产党人，如曹孟君和王寅生。然而这些活动充满了危险。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回忆说，冀告诉他：“如果遇见我兄弟，说话要小心，因为他是戴笠的特务。”[26] 冀在中央银行搞研究和其后变成研究处主任，使他与其他共产党员的隔离有所减轻。他招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中央银行月报》撰稿，包括杨培新、郑伯彬、章友江、吴承明、吴清友和宋同福。
拉铁摩尔认为，政治狡诈但在许多方面有先见的蒋介石故意容忍冀朝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呆在中央政府里，因为他们懂得美国资本主义。拉铁摩尔说：“蒋设想，战后中国将依赖美国，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支援，还有资本主义专门知识……拥有懂得资本主义精髓的专家是极为迫切的。”[26]
冀的反殖民态度在修改平准会条文中充分表现出来，这当然会得到蒋和孔的首肯。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孔这样的领导人存在着巨大交汇点。在经济发展中他们都寻求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孔喜欢“广纳谋士”，不管思想意识如何。经济研究处是“孔祥熙储备人才的机构，是他的所谓深谋远虑之举”。[22](p64) 前中央银行督导处处长李立侠说：“孔祥熙所办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讲求实惠。”[27](p77) 他认为，冀在《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中积极评价国民党领导的金融和工业，以及冀相对独立指导中央银行的经济研究都和孔领导有方分不开。至少有两个同事谈到这个时期都声称，冀得到孔的最高信任，以至把未穿过的贵重西服送给他。②
平准会于1944年2月解散，除太平洋战争前的四个月平准会发生一些作用维护了法币币值外，其他时间几乎没起作用，并且自始至终纠纷重重。中美英三国对这个合作机构都不热心，怀疑其功效，尤其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上毫不相让，国民党顽固坚持不合理的汇率，平准会短命是必然的。但是冀朝鼎在平准会期间学到了宝贵的国际金融知识，特别他实际操作汇率，认识到汇率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使他日后成为新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官员之一。
注释：
① 冀中田和冀朝铸都说，冀朝鼎告诉他们，他得了胰腺炎，被迫在火努鲁鲁下飞机，待了10天，差点儿死去。
② 作者采访廖训振记录。1997年9月6日。廖1961～1963担任冀朝鼎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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