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科技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五六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两弹一星为标志，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回味起来，我们不无称赞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先辈参与制定和实施的科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本文作为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特对他老人家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的有关思想给予回顾，以表怀念。
一、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科技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的恢复和重建急需大量科技人才。面对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人才问题，党内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从旧中国或资本主义世界过来的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的，是不会改变阶级本性的，是靠不住的，我们要培养新的无产阶级的科技人才。言外之意是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要停下来，等无产阶级的科技人才培养出来后，再建设。还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我们有兄弟般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不需要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此，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实行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方针，全部安排，然后通过逐步改造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大办教育，倾力发展科学事业，培养新生科技力量。这两条腿是有机联系的。没有第一条腿，第二条腿无法走动；仅靠第一条腿又很难走稳走远。但从五六十年代看来，第一条腿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先走，才能考虑走远。五六十年代，我党本着两条腿走路方针，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基础上，改建、新建大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大批新生科技力量，基本上缓解了国家的急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做出重大贡献，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思想。
在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周恩来有着较为精辟的见解。首先，他用大量文字回答了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改造的问题，澄清了他们的思想。1962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讲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条根：其一，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其二，他们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直接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其三，他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由于这三条根的存在，旧知识分子将不同程度地受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显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不能适应的。此外，周恩来从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出发提出，旧科技人员只有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开阔视野，积极向上，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其次，周恩来明确指出了旧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和方法，为知识分子改造工作指明了方向。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主义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最后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他认为，第一条道路最为广泛和直接。因为知识分子走出小天地步入工人、农民中间，能够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第二条道路就是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自觉地与苏联专家接触，接受他们的新观点、新见解，从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三条道路是通过自学、夜大、函授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这三条路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改造是三方面长期共同作用的过程。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上周恩来于1962年3月《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总结出四点。第一，改造应是自愿的、自觉的，不是强迫的。他说：“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第二，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他说：“改造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第三，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他批评一些党内干部以领导自居对知识分子横加指责时说：“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注：《周恩来
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第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他认为：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最后，周恩来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要有计划性。他认为，国家建设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既紧迫又量大，而新知识分子的培养既缓慢又量小，这就要求我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作全盘考虑、有计划进行，以便跟上建设的需要。1956年1月，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要作出计划，包括1956年到1962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实行起来，止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在吸收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入党方面，周恩来认为，我们对他们不应该采取“关门主义”立场，应该作出计划，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他说：“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长，我们计划在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在新科技力量的培养方面，党内意见是一致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就如何培养问题众说纷纭。周恩来集中全党智慧，提出培养新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其一，发展教育；其二，走群众路线。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1959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关键在人才，没有人才不行。那么人才从哪里来呢？而培养人才主要靠教育。但并非每人对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认识。由于教育对生产、建设作用的间接性，一些人总是缺乏长远考虑，急功近利，忽视对教育的投资。早在1952年7月国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上，他就批评说，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部门，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1959年12月，他又重申：为了尽快发展教育事业，多出人才，教育投资要放在首位，有些项目宁可不搞或者推迟，也要把校舍建起来，办学校。
在对教育的理解上，周恩来是全面而深刻的。一些人只注意高等教育在培养科技人才中的重要性，看不到中等教育、技术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地位。他认为，各层次的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占有重要位置。新中国诞生时，整个国民文化素质较差，文盲占90%以上，严重地阻碍着各项事业的展开，于是他提出学校向工人、农民开门，扫除文盲，全面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一时间，全国办起各级各类学校，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得到培训。五六十年代，我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急需人才，急需专门人才，急需大量各种中等技术人才。周恩来提出：为了适应建设需要，可创办中等技术学校，或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修业年限，也可由企业举办短期培训班或专科学校。同时，他认为：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学的要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和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大学也要有一个大发展。他亲自领导了解放后高等院校的调整和重建工作。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不合理设置，适应了发展的需要，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到195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达21万多人，达到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时所培养大学生的总和。
走群众路线培养新科技力量，在周恩来看来有两层含义。第一，各教育和科研机构人员要理论联系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旧中国的各级教育都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培养的人也是不愿走向工农的。新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大学毕业了，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不联系实际，不走入工厂、农村解决实际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说：“如果不把书本上的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个知识就是死的、没用的。”（注：《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他批评一些研究人员说，大学毕业后十几年没有到过生产现场，不是抄就是画。1964年12月，他强调，所有科学研究和教育单位都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同生产相结合的形式和服务的对象。第二，全国城乡要掀起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培养不进大学的专家、学者。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教育。因为它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它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全体民众中形成学科学、爱科学、兴发明、崇革新的社会风气。周恩来一向注重群众的力量。五六十年代，他尊重毛泽东在技术上兴起一次革命的思想，领导了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他说：“采用新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必须同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干部、专家和群众三结合。”（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2页。）由于这一运动的开展，我国城乡出现许许多多小发明、小革新，培养出许多土专家和土学者。
二、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
解放之初，毛泽东就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外交的胡思乱想，提出了“一边倒”战略，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内。当然在对外科技交流方面，我国也主要是“一边倒”了。这一战略在五六十年代已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执行这一战略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正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既要学习，又要自主。解放初期，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下，科研设施简陋落后，科技人才素质差且数量少，与西方大国相比有较大差距。这时，党内出现一些畏难情绪。一些人认为，“中国在科学方面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要靠苏联帮助”，有人干脆提出：“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建立完整的科技、工业体系的必要？”（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周恩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上明确提出，我们既要学习，又要自主。第一，中国有中国特点，不能完全照搬苏联。中国和苏联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人口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在向苏联引进技术和学习时，首先要看到这一点。正如他所说：“不错，我们要靠苏联援助，但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就是全面规划。”（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第二，学习苏联，但不要迷信苏联。50年代，党内一些人看不起我国知识界的力量，一味依靠苏联专家，提出“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观点。周恩来认为，我们既不能对我国知识界现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无限期依赖苏联专家。1956年5月，他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的12字方针，即“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第三，建立自主科技体系，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周恩来认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但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量很大的国家仍有必要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看，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状况；从国际看，如果我们长期依赖苏联，就会无限加重苏联科学界负担，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力量的增长速度。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引进外国最新科技成果是缩短我国和外国差别的有效方法。但如果对这些技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停留在表层，不能精通，更不能创新，这样的学习也是不彻底、最终不能自主的。周恩来深谙此理，提出了彻底学习的思想。首先要学习最新的东西。我国科技落后是基础性、整体性的，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走捷径。如果从基础一步步走外国老路将是费时的，不必要的，而且一辈子也别想赶上别人。周恩来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作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紧跟世界最新科技。其次要学习原理和方法。科技成果大多以图纸、模型等形式出现，在他人指导下，还能设计或制造出来，不很难。可是如并未从根本上弄懂其道理，就很难实现对它的改进和创新。向他人学习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是学习原理和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创新。为了能学得原理和方法，周恩来指出，派往苏联的人员应该是优秀的科技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向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时，应该把专家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是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最后要做到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学习外国并不是学会就了事，重要的是能对学会的东西改进，并创造出全新的优于他人的东西。创新是学习的目的，这是周恩来向外国学习思想的精髓。他说：“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相结合。”（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正是实践中我国重视创新的作用，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仍能继续推进科技事业的发展。1972年，他对我国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八字方针。
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并不等于可放弃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边倒”方针的贯彻表面看来好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才可学，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可学。对此，周恩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从理论上向全党澄清了这一思想。他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就有了科学。”（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1949年5月和1950年9月，他两次讲到：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有用，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由于两大阵营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但并不等于不能向它们学习。实践上，周恩来积极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1959年12月，他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讲，不排除有时从资本主义国家“偷”一点东西，苏联建设不“偷”西方的东西怎么会建设起来呢？1960年，他在聂荣臻给中央的报告上批注：关于科学技术能学到就学，能买到就千方百计地到西方买到。
三、科学技术体制化
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国家科技资源管理混乱，机构设置不合理，科技法规不健全，科技宣传、研究、推广缺乏连续性，科技资源浪费严重。解放后，我党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决定抓住科学技术不放松，促进经济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科学技术体制化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国家科技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方法。所以，科学技术体制化是我党五六十年代推行的重要科技战略。
科学技术体制化是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它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建立行政的科学技术组织。第二，建立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第三，完善有关科技制度、法规，制定科技发展规划。解放后，我党从三方面着手，经过十几年努力到60年代中期基本上实现了这一体制化过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国家主义是周恩来科学技术体制化的根本思想，所谓科学国家主义就是把国家当作科技活动的唯一主体、科学技术活动的唯一投资者、科学技术成果的唯一受益者。总之，国家意志支配着科学技术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资源贫乏，科技需求紧迫，科学国家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1956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1956年到1967年国家长远科技发展规划。其指导思想是通过12年努力“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技水平可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该规划制定了6大类57项重大科技任务。从内容看，规划明显偏重于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分量。从形式看，规划赋予了政府对科学干预、控制的合法权力，国家可充分应用强大的行政力量、经济力量、高层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对全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全面合理地调用。通过规划，全国的科技力量都聚焦在与国家利益一致的科学问题之中。随着规划的执行，全国科研力量开始了分化、组合。为了有力地协调一致，在周恩来倡导下于1958年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国家意志的化身，进一步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国家化。
密切协作、合适分工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近代科学革命已有300多年历史，从本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强劲的分化、综合趋势，其和技术、生产的关系已越发紧密。每一学科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每一学科和另一学科间的联系也是必然的。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大国，各个部门都应该有，同时由于学科间的联系，部门间又要互相支援协同作业。周恩来深谙此理。1956年，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强调：“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运输、国防等部门都应迅速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他认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有：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组成。四个方面侧重点各异，其任务和关系要有科委决定。6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他提出对科研部门的调整方针。他说：“科学研究部门应该适当调整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充实重点科研单位，并加强各个研究单位间的协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他还说：“全国科研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适当分工，另一方面密切协作。”（注：《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在科研部门，领导、专家和群众的关系上，他认为科学研究不是靠党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依靠科学工作者，尊重专家；同时指出科学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产物，科学研究不能搞群众运动，却要走群众路线。他还认为党领导一切是指党要管大政方针、计划，不是一切都管，对专业业务党要尊重专家、群众意见。
通过体制化过程创建科学动力机制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又一思想。科技体制化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包括组建科技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制定科技制度等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快科技事业的发展。如何在科技体制化过程中体现这种思想呢？周恩来认为：首先，高教领域、科研部门在思想上组织上应形成信任、关心科技人员，给其权力让其当家的共识。他说：“对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和工作成果。”（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其次，政府要给予各级科技人才相称的工作条件、合理的生活待遇。五六十年代，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反映非业务会议和行政事务占用时间太多，必要的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得不到满足。他对此非常关心，以中央名义发布必须保证至少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在业务上，并指出最大限度满足科技工作者的资料和设备要求。在生活待遇方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几代人住在一起，工资低下，生活有些窘迫。他指出，“这些问题应该由主管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工资，使他们所得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最后，中央要制定和完善各种荣誉和奖励制度。科学奖励是使科学连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它意味着对科学研究成果价值的承认。这种承认驱使科学家只从事科学研究，而不转向其他。1956年1月，他说：“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1956年后，在他亲自关心下，这些制度陆续建立起来。
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快体制化进程是周恩来科技体制化战略思想的创见。50年代初，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我国学习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50年代中期，规划任务顺利完成。于是，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科学技术领域实施这一管理模式，加速体制化步伐，推动科技发展。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提出制定1956～1967年12年远景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任务。同年2月，在他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科技规划委员会，并向委员会提出了“必需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的规划目标。在规划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他提出：“既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又要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既要全面规划，从全局考虑，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又要重点发展，把握急需门类和关键门类；既要重视应用技术开发，保证目前需要，又要顾及基础理论研究，以使科技长期发展。”为了确保规划的实现，他强调用行政手段以规划项目为目标，理顺各种关系，有组织、有计划调整全国力量，相互支援，分工、协作，最优使用全国科技资源。该规划任务之艰巨，规划期之长，成果之丰硕，在世界科技史上是少见的，对中国，乃至世界之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如龚育之教授所说：“中国于50年代中期在世界上最先制定全国的科技发展规划……在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研制成功‘两弹一星’，这些曾使世界瞩目。”（注：龚育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载《科学学研究》1991年第3期。）
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三大科技战略是有机统一的。改造旧科技人员，培养新科技力量是我国发展科技的根本，但仅靠这些，不重视外援将延迟科技的发展。所以，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使我国科技人才迅速成长，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也是当务之急，但不能缺乏组织，缺乏规划，一哄而上。科技体制化将使我国科技资源以一定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按规划进行，以保发展的目标性、有序性。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的科技实践都是围绕三方面，以及如何使其更加有机地结合展开的。本文的探讨只是表层的，一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