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论述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①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出版，对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色。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②。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③，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一文学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重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发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来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我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阐释“新时期”与“文革”的关系的。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述中，“文革”始终是一个显现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因此而有“拨乱反正”。于是，“八十年代”作为文学史的“断代”意义也即彰显出来。这样的论述经由对“文革文学”的否定，将贯穿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搁置起来，这是当代文学史论述的“断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研究，包括“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关联研究，都有鲜明的意识而且富有成果。但是关于“文革”和“新时期”的关联研究却始终没有深入下去，因此，就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挖掘积极的因素来论述“新时期”到来的必然性以及历史断裂中的进步力量。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抗，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等都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论述虽然未必都是着眼于“关联”研究，但多少弥补了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断裂”。
因此，在我们的视野和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新”是和前此的文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用南帆的话说，“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通道”④。这条通道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纯文学”，“纯文学”集纳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最基本方面。在今天的种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从“纯文学”的概念出发选择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是相同的尺度。因此，对“纯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即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及前后相关问题的反思。⑤ 围绕“纯文学”，我们可以牵扯出更多相关、类似的概念：人性、个人主义、形式、新启蒙、现代派、先锋、寻根、知识分子、精英等。在这样的通道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有许多过去耳熟能详并且是思想生活、审美活动中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的许多概念和词语：革命、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工农兵创作、样板戏、史诗等。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激进主义革命话语与纯文学。
在今天的语境和知识谱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当年以及在后来一段时期里，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处理过于简单了。纯文学的历史不仅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全部，纯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非文学史论述中那样单纯。同样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已经无法对八十年代文学进行贯穿到底的概括，而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发展的路径不同，但问题的基本面仍然在那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体制、阶级和阶层、世界观、宏大叙事、工农兵写作、知识分子与大众等又以旧貌新颜与人们相遇。毫无疑问，所谓八十年代延续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中，只能是笼统的说法。当人们和那些死而复生的问题再次遭遇时，就不能不承认，八十年代和我们的想像并不一致。
巨大的落差在九十年代的变化之中。张旭东为《幻想的秩序》所作的自序《重返八十年代》，用比较多的篇幅在谈“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关系。“‘八十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因此他有一个“信念”：“九十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这个理想的状态是：“如果八十年代西学讨论为某种隐晦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那么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细致分析去破除思想氛围的幻想性和神话色彩，从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性出场及其理论分析提供批判意识和知识准备。”⑥ 张旭东揭示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变轨迹：“‘文革’后中国的社会欲望在寻找其象征的表达时发现了‘西方理论’，而这种‘欲望化的象征’的物质规定性和意识形态内容都要求将其自身以‘审美’方式重新创造出来。然而八十年代文化热和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如今的‘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更贴切的表现。但在历史展开之前，其抽象性和朦胧性却找到其美学的本体论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变成了九十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以援西入中的方法论来阐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如果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武器大致来自于西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文字来解释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何以会有这样的面貌：世俗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宏大叙事等。
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经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在知识分子与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复杂场景中，文学写作的复杂性已非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阐释。“纯文学”在后来的发展无论是自身还是它的语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一个角度来论述文学发展路线的可能。就写作实践而言，在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同时，精神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仍然作为八十年代的一个传统延续下来。而处于“中间”状态以及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创作也呈现了另外的面貌，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一批作家的创作都出现了一些异样的质素。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已经不能按照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于是，一种批评的困窘就出现了：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这些作家的批评常常停留在八十年代的理解之中，而这些理解现在看来只能是我们观察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框架。
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变化其来有自。在“新写实”的命名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可能统一地论述八十年代文学了。这种状况其实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来叙述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业已存在。在这样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已经被简单处理。比如说，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等等。许多作家被剪裁了，许多在思潮之外的创作被批评界忽视了。在这样的序列中，“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也被视为对立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时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地理解。
回溯八十年代文学写作的路径，可以发现文学“方法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始终是并存的。“援西入中”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作家的一个共同选择，具体到“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思潮，其实不仅是“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也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就文学史论述“典型”的“寻根”作家韩少功的《爸爸爸》来说，我们不能否定这篇小说是“现代派”。在既往的论述中，常常为了突出思潮的特征而舍弃了作家和文本的其他要义。“先锋文学”的往后退其实也是“方法论”的调整，而更多的包括“寻根”作家的创作早已开始了“方法论”的调整。这个调整，便是作家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重视。在创造性上认识本土资源的意义，在被我们贴上鲜明标签的作家如莫言、韩少功、贾平凹、格非等人那里都有“革命”性的论述，特别是他们的一些作品给我们前后判若两人的印象，如《檀香刑》、《生死疲劳》、《马桥词典》、《暗示》、《秦腔》、《人面桃花》等。
这似乎表明，“纯文学”的边界其实在八十年代就远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论述更为广阔。“纯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遭遇并非“纯文学”本身有多少致命伤，它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呈现了汉语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它的价值并未边缘化。在这个变化中，“纯文学”的部分“虚假影响”开始消失（我们应当承认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影响有些是虚假的），同时作家和批评家也还没有能够找到和现实相对应的方式。在文学的“乱花”之中，“纯文学”之外的创作也挤压“纯文学”，文坛因此纷扰。当以“纯文学”的标准对待其他创作时，其态度颇有点像新文学时期对待“通俗文学”一样。所以，在坚持“纯文学”的基本价值并且也“与时俱进”时，可能需要以“大文学史”观来看待文学的格局。
如果顺着前面张旭东所描述的那个轨迹，我们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以后的“世俗化”过程是八十年代现代化想像展开后的必然。在知识界同样有人士对八十年代的理解着重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社会欲望方面，因此在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时，又将如何对待“市场”、“世俗化”、“大众”等问题作为考验知识分子品格的关键。当年，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的挣脱、对市场经济的向往，是与“新启蒙”和“纯文学”的核心价值相吻合的，通常把市场视为自我实现、民主自由的“归宿”。那时对市场经济的想像和向往忽略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费主义等新意识形态不仅世俗地解释了知识分子倡导和坚守的那些精神准则，而且彻底冲击了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现代化想像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以及知识分子话语曾经具有的普遍意义⑦。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提出和讨论就是在这一直接背景下产生的。
这样，知识分子“批判的话语文化”遭到挑战，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遭到挑战，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改弦更张，而“纯文学”的处境和演变、作家的困惑与选择也只是这个大格局中的一种。这一状况是否只是因为“市场”和“新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否只是因为有了“市场”和“新意识形态”，我们才会发出“知识分子都跑到哪里去”的感叹？这是以八十年代文学为中心在整体上论述当代文学史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在曾经有过的思想共同体中，“新启蒙”和“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专制主义而产生的，这是八十年代许多思想和设计的基本背景，也是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共识。“新启蒙”的夭折以及“纯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危机，在许多论者那里归咎于知识分子和文学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问题显然不是用“专制主义”能够简单表述清楚的。当把“新启蒙”或者“纯文学”的出发点局限在反抗专制主义及相关方面时，尽管这个出发点是必要与合理的，但已经出现了疏忽当代历史复杂性的危险，出现了疏忽社会主义文化复杂性的危险；疏忽了这些复杂性，“批判的话语文化”无疑在形成之时就有诸多先天不足。
“新启蒙”和“纯文学”即便在八十年代也曾和现实构成过紧张的关系。在这个紧张的关系中，当年“纯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现在也坦陈“去政治化”背后的策略考虑，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策略看成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去政治化”。现在或许能够看出当年“纯文学”去政治的片面，而且也可以从种种文本中分析出“政治”的意义，但显然不能忽略在当时“去政治化”的背景。这样的价值判断是不能模糊的。如果当时没有回到文学自身这样的期许，文学是不可能从阴影中走出的。这正是文学与当时语境的复杂关系之一。就文学而言，这里涉及到政治与审美、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等诸多关系，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对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化背景的认识。但与此同时，“去政治化”的持续操作，又引文学于歧途。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想像和实践的一部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认识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演进密切相关。当不断把“现代性”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时，如何定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别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是至关重要的。尚塔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中说：“关于社会主义理想，问题似乎就在于与现代性的规划密切相关的进步这个观念上。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讨论已经开始转向政治。”他因此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形成并被象征性地安置。”⑧
显然，当在文学史论述中考察文学的文化语境时，已经无法将八十年代文学的背景孤立起来，它与之前之后的关联，正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和变革的全过程。借用了雅诺什·科尔奈的概念，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论述，特别是对“政治改革”的论述，对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颇有启示⑨。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文学”置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使文学当代历史的复杂关系有更多的揭示，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所缺少的。
注释：
①在二十世纪尚未结束时，我们通常会说“八十年代”，新世纪后又通常会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叙述的方便统一和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文通称为“八十年代”。
②如程光炜的系列论文以及他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等。有些论文，虽未明确说是“重返八十年代”，但对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演变等论述深刻透辟，如南帆的《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蔡翔的《何谓“纯文学”》、《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等。
③韩少功在这篇访谈录中对八十年代启蒙中思维的简单化等问题多有反思，在这前后，韩少功的一些思想随笔以及他与笔者的对话录等对八十年代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新的见解。
④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⑤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可以视为“重返八十年代”，而且是一次深度重返。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以及蔡翔在《何谓“纯文学”》中已有论述。
⑥在张旭东看来，“支持这种由西（学）返中（国问题）的理论探索路径和文化普世主义态度的是一种开放进取的精神，是敢于超出‘自我同一性’樊笼，在‘他者’中最大限度地‘失掉自我’，以便最大限度地收获更为丰富的自我规定的勇气和信心。”
⑦知识分子话语的“普遍意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夸大的。“普遍”存在与“新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一致或者“共名”的状态，“新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区别在今天看来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八十中后期知识分子与现实关系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分歧。李陀在和查建英的谈话中对此有提醒的揭示。
⑧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⑨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观念在改革阶段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其他思想领域则经历了反复无常的修正。变化主要发生在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功能的看法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树立起一种英雄式的牺牲精神。但在进行时，意识形态已将英雄观念替换成了享乐主义观念。执行纪律的观念开始淡化，转而提倡要为人民提供物质刺激。”“与经典意识形态相比，改革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座一致性要差得多的精神大厦，它包含许多内在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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