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测量学论文,本土化论文,方向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心理测量学作为心理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其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赫。然而，心理测量与评定的理论与技术也是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中建立起来的，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因而，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问题应该引起关注。心理测量学欲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把握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测量手段的本土化、测量对象的本土化和测量结论的本土化。
心理学本土化是当前世界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新趋势，它不仅具有方法论最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更应该在各分支学科领域的具体研究中落实、体现。要想完善心理学本土研究定向，不能不涉及到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尤其是随着心理测量理论与技术在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广泛应用，这一问题更显迫切。本文拟从心理学本土化入手，从测量内容的本土化、测量手段的本土化、测量对象的本土化、测量结论的本土化四个方面阐述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以此抛砖引玉、就教大方。
一、心理学本土化
心理学本土化是当前世界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土化研究最早由研究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的西方人类学者针对以往人类学研究的弊端而提出，主张用本土人的眼光、以本土人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制度为依据研究本土人，而不带有研究者自己民族与文化色彩。借鉴于此，心理学家提出心理学本土化。心理学本土化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又称本土研究定向(Indigenous Approach)，是一种“用当地人经过当地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的浸润之后的心理及行为表现方法及方式来观察及研究当地人”①的研究态度和做法。中国心理学研究起步晚，起点低，以往的大量研究主要参阅西方文献资料，过分依赖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构念体系乃至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系所念、所做所为，“没有真正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行为及心理”。②所以，中国心理学者便着手以中国的价值体系、社会背景为依托，寻求理解中国人真实心理与实际行为的“本土化”的系统心理学探索，力争实现从“非本土的”“依葫芦画瓢”到“本土化的”“自由创作”的飞跃。
值得指出的是，跨文化心理学也是当今世界心理学方兴未艾的一大热点，主要联系文化变量研究人类行为的异同，系统研究世界多元文化范围内异质文化的区域和种族。跨文化心理学侧重研究文化与行为的普遍性，探索和证实普遍的人类行为特征。跨文化心理学扩大了心理学研究范围，并且重新审视原以为是人类行为普遍法则的心理学理论，更深地揭示人类心理发展中环境变量的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而心理学本土化目的在于使研究者能准确地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心理与行为法则，揭示文化对个体及群体心理的内在影响机制。显然，心理学本土化和跨文化心理学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只是研究者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文化相对性”问题，而后者关注“全人类普遍性”问题。大胆一点说，心理学本土化不啻是跨文化心理学的一部分，只有将“相对性”与“普遍性”放在同一整体理论框架中分析、整合，才是获得满意答案的有效途径。所以，心理学本土化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无疑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文化差异为心理学研究提供广阔的自然实验场所和丰富多采的环境变量。普遍性是从各种特殊性中概括出的共同行为模式，正所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心理学本土化对探讨人类心理机能的普遍特点、发展真正普遍的心理学不可或缺。这正是心理学本土化与跨文化心理学的辩证统一。
由于目前世界上尚无一个公认的适用于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人的心理的“心理学”，西方产生的心理学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人们对现有心理学的普遍性、规律性、适用性问题存有疑虑，再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尤显迫切。中国心理学如果能够立足于中国人的心理事实开展独创性研究，正确理解和解释说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并抽象概括出一般规律，其意义不可估量。
二、心理测量学本土化
心理测量是对代表性行为样本进行客观、标准化的测量，从而对贯穿于人的行为活动中的心理特征进行数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手段。心理测量学作为心理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其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赫。不论是研究社会文化如何造成人类行为差异，还是探讨社会文化如何塑造共同行为模式，都离不开心理测量与评定的理论与技术。然而，与心理学其它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一样，心理测量学也是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中建立起来的。心理测量与评定的理论与技术都源于西方主流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体现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随着心理测量理论与技术在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广泛应用，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
1.测量内容的本土化
社会学研究早已表明，不同文化对同一种行为表现往往有不同理解，同一种行为表现在不同文化中含义不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点头”这一外显行为可以表示“是”也可以表示“否”。那么，任何一个心理学的构念或假设在不同文化中是否都具有普遍意义呢？相似的行为表现是否都具有相同的心理机能呢？现代形态的实证的科学心理学在排斥、替代早期前科学形态的常识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明显借鉴、吸收了其合理的成份。而常识心理学是对人的心灵、人的心理生活的经验性的解释，其出发点与立足点便是不同心理文化的存在。不同的人会对自身的心理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的种族、文化对其心理生活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比如，爱尔兰人对疼的体验“漫不经心”，意大利人则“紧张兮兮”。再比如，关于“智力”的涵义，在心理学历史上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最早给“智力”下定义的德国心理学家斯腾认为“智力是指个体有意识地以思维活动来适应新环境的一般潜力”③。其后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的“智力”定义更可谓五花八门。有的着重把学习的潜能作为智力的指标；有的认为智力是应用抽象概念的能力；有的认为是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强调智力是适应新情境、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有的干脆回避定义，仅仅对智力的特性作一些描述，似乎智力就是神经活动的各种特性的综合反映。例如，西方社会将做事迅速、灵巧，反应敏捷机智的人视为高智力者；而乌干达的巴根大人(Baganda)则认为聪明者是那些考虑问题深思熟虑、三思而行并且行为完全符合社会规范的人④。可见，不同文化对“智力”概念的理解很是迥异。早在1920年，罗伯特·勒温就指出，智力测验仅仅测得个体适应西方学校学习的能力。⑤如今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即“智力测验很难测出西方文化以外的学校儿童的行为潜力，对于那些不同于测验编制时所采用的标准样本的文化背景的被试是不公平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同样，“人格”、“创造力”、“情绪”、“态度”等心理学构念的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
效度是心理测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测验内容是否是所欲测量的行为领域的代表性取样、测验能否预测个体在某种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以及测验是否真正能够测量到理论上的构念或特质，成为评定测验优劣的主要依据。当前许多测验（心理测验是心理测量最主要也是最常用的手段）都是为了测量西方人而发展起来的，其中的心理学概念都源于西方世界的理解。非西方文化氛围中的人不仅对这些心理学概念的理解会不同，他们的行为表现形式更会有很大差异。而心理测验正是通过对外显行为样本的测量获得对人们心理世界的间接了解，因此，将源于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构念或假设延伸到其他文化背景之中，支持这一构念或假设的其它参数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要解决这一“文化适合性问题”，首先需要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
做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仅仅在引进、使用有关测量工具（如心理测验量表等）时针对本土化背景中被试的实际情况对有关测量项目进行相应的修订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需要使之“脱胎换骨”。也就是说，必须首先理解某一构念在本文化中的确切涵义及其与相异文化涵义上的差异。然后，再选取本土化背景中人们外显行为领域中的代表性样本，通过观察、理解、撷取中国人的实际行为去寻求“本土化的构念”。当然，了解、确定心理学构念在本土化中的涵义不单单是心理测量工作者的任务，根本上要靠心理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进展与突破。但有一点还是重要的，那就是在测量内容上要求被试对其行为表现进行回答比要求其回答态度、价值观或人格特质等方面的问题能更好地反映被试的心理结构，也更容易发现文化间的差异。因此，要求被试作出反应的内容应尽可能针对于那些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表现。
测量内容本土化，目的在于使测量结果真正具有高效度，这一方面需要欲测量的心理学构念具有确切揭示被研究群体心理特殊本质的“价值”，另一方面依赖构念进行定量化实证性研究的可操作性“价值”。前者是基础，后者是保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努力臻于二者和谐统一的完美境界，心理测量内容的本土化便不再是“纸上谈兵”。
2.测量手段的本土化
纵观当前我国的心理学研究，绝大部分研究方案的设计和实施都运用了心理测量技术，或是直接翻译西方的测验工具，或是修订西方的测验工具，或是自行编制测验工具。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西方文化定向的特征。“测验工具的本土化”与上文所述“测量内容的本土化”一脉相承，这种宏观把握在此不再赘述，只谈谈一些值得注意的微观技术问题。
第一，测量项目的翻译应尽量减轻甚至消除该项目的异质文化负荷。如果某一构念整体上与我国本土意识相吻合，比如“职业倾向”或“职业意向”，那么可以通过翻译国外测量工具引进我国应用；但是，肯定会存在具体职业种类、名称的文化差异。如外国有的职业，我国可能没有或者刚刚出现，人们不了解这一职业的工作性质、特点、要求等；或者职业名称不同，人们混淆不清，张冠李戴。因此，翻译技术与技巧不容小视，可以用更为具体的某职业的工作特征、性质来替代该职业名称；必要的回译也不可缺少；更重要的是使用中性语词，避免暗示。
第二，考虑测量项目可能引起的被试的反应定势。反应定势是心理测量技术中的一块“硬骨头”，往往测量项目的形式差异比内容差异更“狡猾”、更“厉害”，更容易引起被试的反应定势。而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反应定势的表现形式也往往大相径庭。要尽可能减少反映定势对整个测量结果产生的消极影响，就须在遣词造句等措词方面小心谨慎，避免“导向”问题，尽可能避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个人利益等。
第三，正确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这是在研究设计阶段应该完成的工作，因为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取决于研究方案的设计。不同的设计方案适用的统计方法也不同，任何一种统计学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盲目照搬别人的研究程序而忽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突发因素、偶然因素，弄不好会“张冠李戴”，研究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如果在样本选择时取样受到限制而未能保证样本的同质性，那么，这时应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会获得“异曲同工”的效果。再比如，如果未能满足等距测量的条件假设，依据名称测量或顺序测量的要求精心设计实验，同样“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第四，开拓多种测量与评定手段。现在一提到“心理测量”，似乎人们马上想到的只是‘纸笔测验”（即问卷、量表）。心理测量学给人们这种印象，与测量手段的单一不无关系。其实，心理测量与评定的手段很多，包括调查、实验、访谈等等，其中每一手段又可以有许多不同形式。调查可以是封闭式的，也可以是开放式的。实验可以是严格意义的实验，也可以是准实验。访谈可以是结构式的，也可以是非结构式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具体选用哪一种手段依测量内容、测量目的而定。总之，心理测量只有不断开拓与丰富测量评定手段，才能富有活力，充满生机。
3.测量对象的本土化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文化特征的各少数民族以及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是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即受中国文化主导影响的个体与群体。但是，从时间上看，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人概莫能外，尤其特定历史时期（如“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十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以及随着与国际接轨、国际交流频繁而出现的“文化转变”中）中国人的心理生活颇为值得研究。从空间上看，大陆的中国人、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汉族人、少数民族同胞不都是“中国人”吗？所以，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体系中各种亚文化都在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范畴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啻是一种“小型的跨文化研究”。这对心理测量过程中测量对象的选取提出很高的要求，其中最关键的是保证取样的同质性。
虽然随机取样、分层随机取样等是普遍采用的选取被试的方法，但测量对象对测量与评定本身乃至测验用语的熟悉程度是否一致却未见加以考虑和重视。事实上，被试的认知与动机会影响其测量反应。有的被试对测量没有陌生感与紧张感，有的则充满好奇甚至焦虑；有的可能漫不经心、大大咧咧；有的则可能小心谨慎，思前虑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种熟悉感会不一样，同一文化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熟悉程度也会不一样。被试是否了解测量程序、是否有能力做出符合测量要求的行为也会影响样本的同质性。投射测验是间接了解个体态度、价值观的一种测量手段，通常是要求被试根据提供的图片虚构出一个故事，研究者可以根据其陈述的故事来分析人的人格或行为特征。但是被试的反应是否符合研究者要求往往是研究者难以控制的。另外，当前很多研究（尤其是实验室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对象，这虽是限于条件的权宜之策，却存在“被试具有易接近性”的弊端，即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语言技巧、理解能力等，使得被试缺乏对群体的代表性，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诊断、评价、推广价值。
保证取样同质性，需要考虑的因素和控制的变量相当复杂，何况变量之间还存在相互制约。因此，力争做到测量对象本土化，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去逐步完善。
4.测量结论的本土化
测量结果的解释是整个研究程序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恰恰又是最容易不被重视的。完成了设计方案、选取被试、搜集数据、统计处理分析等一系列庞杂的“巨大工程”，似乎“大功告成”了。但恰恰是这最后的松懈可能导致最终的“前功尽弃”。因此，测量结果的解释，尤其是解释测量结果的差异，应特别慎重。
我们知道，不同的文化对相应的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会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同样，不同的亚文化对相应的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也会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甚至，同一文化（或亚文化）对于同在其内的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也会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可能同样显著。这表明，研究者在对测量结果存在差异的个体或群体作出某种定性的结论时，也就是在解释这种结果的差异性时，需要特别注意区分差异的不同来源，不能有丝毫“闪失”。研究结论要达到“本土化”，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结果的差异不是由文化因素（或亚文化因素）的作用造成的，而是由研究对象的机体变量以及其它人为控制的自变量造成的，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研究的结果具有本土性，也才能将结果再进一步进行跨文化比较，证明是具有“文化相对性”还是具有“全人类普遍性”，才能准确确认文化的作用，发现文化中有效的个别特质或共同特质。另外，在单一文化内部建立起来的测验必须在同一文化内部建立常模，才能以这一常模解释同一文化内部个体的测验结果。无论如何，绝对化的语言还是应尽量避免，仅仅根据一个量的差异的结果做出整个质的差异的结论无疑过于简单化了。
“文化公平测验”、“超文化测验”的几乎不可能性，证明心理测量学的本土化方向的重要性。其中测量内容的本土化、测量手段的本土化、测量对象的本土化、测量结论的本土化又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联的。心理测量学的描述、解释、甄别、预测、规范等功能早已表明心理测量能够为心理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服务。仅此不行。心理测量还必须为中国社会服务，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政治决策尽力。如何使心理测量理论与技术在企业管理、工业生产、广告营销、人员选拔、人事评定等领域真正有“用武之地”，是“心理测量学本土化”的时代使命，也是摆在心理测量工作者面前的艰巨的新课题。
注释：
①②杨中芳：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中国社会心理学”，人大复印资料《心理学》，1991年第6期。
③韩进之主编：《教育心理学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④万明钢：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的测量问题，《社会心理研究》，1994年第1期。
⑤万明钢：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策略与方法，《心理学动态》，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