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诗学与民间歌诗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涅论文,诗学论文,民间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叙事谣曲与民间歌诗传统
海涅诗学的构成方式与其他诗人哲学家一样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的。一方面诗人通过诗歌创作将其诗学理想与生命理想隐含地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思想独白和对浪漫派的反思性评判形成一种系统的认识。海涅以他的生命激情、战斗精神与革命理想开辟了德国诗学的新视域。海涅自己说：“德国人古老的抒情诗派随我而终，同时，新的诗派，现代德国抒情诗派又由我而始。”不只一位学者谈到：海涅诗学标志着德国诗学的崭新开端。（注：Hans Mayer在编选德国文学批评时把Heinrich Heine视作现代德国诗学的开端或起点。参见Deutsche Li teraturkritik, PP.39－57，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 。Bloom在编选8卷本《文学批评的艺术》时，也把海涅放置在诗学转折点上。）既然如此，那么，海涅诗学在哪些方面标志着这样一个转折或开端呢？在我看来，海涅所导致的这种转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民间歌诗传统的创造性改造。
应该看到，海涅自觉地把叙事谣曲的创作方式和文化理想贯彻到诗歌创作中是其诗学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位性因素。叙事谣曲这种诗体起源于西班牙的一种歌谣，西班牙语称为Romance。公元15世纪以后， 它逐渐风行欧洲大陆。这种诗体被移植到德国之后，经过歌德、席勒、乌兰德、沙米索等诗人的创造性探索，得到了特殊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抒情诗形式。正如钱春绮在《罗曼采罗》之译后记中所述：这种诗体“到了海涅手里，更被他发扬光大，在《诗歌集》和《新诗集》中，海涅已经显露出这方面的才华，等到《罗曼采罗》问世，更使他成为这种诗体巨匠。”（注：海涅：《罗曼采罗》，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371页。）叙事谣曲（Romanze），说白了，就是一种采用民间小调谱成的歌曲。在德语中有Romanzedichter（叙事谣曲诗人）和Romanzesanger（叙事谣曲歌者）的指称，可见， 叙事谣曲在德国文艺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叙事谣曲是一种偏重于叙事、略具情节性并具有对话性和狂欢性的一种抒情方式。这与我们习见的纯粹抒情诗有较大的区别，尤其是与我们习见的纯粹抒情诗有着根本性区别。我们知道，汉语抒情诗以意象为主体，刘若愚站在异域文化的立场上，专门谈到汉诗的意象性构成特点。（注：刘若愚：《中国诗学》，赵帆声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8－52页。）汉诗虽也有情节性构成方式，通过情节来达成一种抒情效果，如《孔雀东南飞》，但大多数诗歌以意象和意境构造取胜，主体性抒情智慧和主体性声音与音乐性话语独白是中国诗人追求的一种基本抒情物质。与任何一个民族的诗歌或诗学发展道路相似，汉语诗歌也是由民间歌谣走向文人抒情的。只是，当文人抒情诗获得独立形式之后，它向民间歌诗回归的步伐就日见迟缓。事实证明，当文人抒情诗歌向民间歌诗汲取营养时，它就找到了源头活水，而当文人抒情诗歌愈益远离民间歌诗时，它就日趋贫乏苍白。
因此，当我们注视西方诗歌时，很容易认同那种纯粹自然主义的抒情诗和一些思想断片式的抒情诗。海涅的叙事谣曲形式，必须置放到德国民间文化传统中去认识，必须放弃单一的意象和意境构造式诗歌认识方式，选择一种民间文化性认识和情节性认识方式去体验和判断。据不完全统计，作曲家为海涅的诗谱写了3000多首曲子，到1887年为止，用海涅的诗谱成的独唱歌曲即达2500首之多，比所有其他德国诗人的诗谱曲的数量都要多。由此可见海涅诗歌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海涅的叙事谣曲不能通过单一的孤离的诗句来理解，尽管他的诗歌中不乏“乘着歌声的翅膀”这样美丽的诗句，海涅的叙事谣曲应该通过情节性或情调性理解来获得独特的美感经验。（注：我国德语诗歌翻译家钱春绮极擅长这种叙事谣曲体诗歌的德译汉，不太擅长纯粹意象与意境构造的抒情诗的翻译，这恰好为我们理解海涅诗歌提供了一个极便利的途径。）
海涅的叙事谣曲体诗歌带有德国特有的民间化倾向。了解德国文化，需要基督教神学的文化背景，更需要这种德国民间文化背景。在基督教未成为德意志的国教之前，德意志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情调。马丁·路德的德语革命和宗教革命都是对德国民间文化高度重视的历史性产物。德语正是广泛采撷民间活态语言而构成的一种新民族语言方式。民间文化，民间情调，加之德国民间文化中独有的魔幻崇拜倾向，使德意志民众具有一种浪漫、 乐观而极具嘲讽力的抒情倾向。 齐尔脱（Lothar Ziechert）等提到：“从孩提时代起， 海涅就用一种富有感情的思想接受了一些童话、传奇、民歌和魔鬼的故事。”海涅自己也谈到神怪故事中刽子手美丽的女儿小茜弗对他的想象力之刺激。他说：“她知道许多古老的民歌，也就是她唤醒了我对民歌这种形式的思念；她对那些成长中的诗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这以后不久，我写成的第一本诗集《梦的画像》，就有着阴沉和恐怖的色彩，这就是由于那时候她遍身是血的阴影投在我青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上的结果。”（注：《七卷集》第7卷503页，转引自齐尔脱等著：《海涅评传》，高中甫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1页。）
民间文化与民间歌谣对于海涅的特殊滋养，使之倾向于叙事谣曲的创作。源于民间的有生命力的诗情与诗作必然要返回到民间，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海涅的叙事谣曲体抒情诗创作的精神倾向在我们的视野中逐渐获得了一种诗学呈现方式。这就是：（一）叙事谣曲重视民歌的歌唱性本质。海涅诗歌与曲谱联系在一起，易于感受其歌诗的美感。诗歌一旦能够形之于口头歌唱，便获得了无穷生命力。（二）叙事谣曲重视民间传奇性故事和神魔性怪诞品质，它易于形成一种惊奇性、戏剧性、怪诞性和狂欢性抒情效果。海涅的叙事谣曲源于这一民间歌诗传统，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这种歌诗传统。歌德的《浮士德》也有这种倾向，但海涅显然比歌德更为大胆地掺入了新的滑稽性和讽刺性成分。这种抒情方式显示了民间文化的一种十分强旺的生命抒情意向。（三）叙事谣曲关注民间文化中对政治的嘲讽，对贵族的嘲讽，对伪善的嘲讽，恢复了一种活泼的极具嘲讽性的民间歌诗传统。海涅对黑暗腐败的政治政体与文化形式向来是嫉恶如仇的，但诗人并非一任怒火与刀剑无度地燃烧和刺击。他选择了一种并不庄严但极具喜剧性的讽刺方式，把怒火和刀剑投向黑暗。这比单纯的严肃的愤怒要有力得多。他愈是深刻地表现了民间戏谑化讽刺方式，愈是深刻地表现了民众的坚强有力。因为民众并不一定要用哭声和斥责对抗黑暗，民众也可以用戏笑、嘲讽的快感、复仇快感等方式对抗黑暗。以这种方式对抗黑暗，更易见民众的充盈的内心激情及其对黑暗压迫势力的蔑视。
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涅通过叙事谣曲这种抒情方式，构造了一种特殊的喜剧诗学。在这种喜剧诗学中，他既表现了民众的乐观与豪情，民众的自由与欢乐，民众的苦难与悲伤，也表现了民众的愤怒与勇敢，民众对黑暗势力的蔑视。这种特殊的喜剧诗学，既是民众的自由的生活理想的审美表达，又是民众的独有的政治立场的美学表达。
二、反浪漫派与民间歌诗传统的关系
海涅诗学之形式离不开他所生长的文化，离不开他独特的思想发展道路。什么样的生存处境往往决定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发展道路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立场。如果说，海涅通过叙事谣曲体间接表达了一种感性化的隐含性的诗学理想和诗学主张，那么，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则直接表达了他的诗学理想和诗学的主张。这种理性化诗学是对其隐含性诗学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其隐含性诗学的一种提升，从创作中提炼诗学已越来越成为一条有生命力的思想途径。海涅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可以通过其思想发展道路获得一种清晰而深刻的说明。
海涅对浪漫派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他师从许莱格尔研究希腊文化学习古代文化，许莱格尔对其有深刻影响。1820年，海涅撰写短文《论浪漫派》。（注：这与作者后来的《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 Schule ）构成一种巧妙的呼应。由此可见，作者一生钟情于浪漫派，保卫真正的浪漫主义，而反对伪浪漫主义。他捍卫真正的浪漫主义，抨击冒牌的浪漫主义。他认为：“许多人都注意到，基督教以及后来的骑士制度对浪漫主义的诗歌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因此他们错误地相信在他们的诗歌中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会打下这种浪漫主义性质的烙印。可是我确信，基督教和骑士制度只是一种使浪漫主义登台的工具。”（注：《海涅评传》，高中甫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8页。）青年海涅并没有在这一理论问题上停留太久，便投入创作了。第二阶段是1833年以后，海涅开始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是与他的政治文化立场和反史达尔夫人（mme De Stael）的立场催生的。从海涅《论浪漫派》的基本态度而言，他本意是与史达尔夫人的德国文化立场论战的，因此，批判性立场决定了海涅的诗学态度。第三阶段是他在流亡时期对浪漫派诗歌与诗学观念的再评价与超越时期。他的新诗学观由于受民间文化理想与民间歌诗传统的影响而显示出开放和自由的特点。可以说，坚定民间歌诗传统，使他对浪漫派能够形成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同时，反对浪漫派，又使他能更好地捍卫真正自由的民间歌诗传统。
首先，海涅反对史达尔夫人美化基督教的诗学立场，提出新诗应具有社会批判功能。史达尔夫人的论述基本上是说理的，而不是论辩的。（注：这一卷书共有32章，基本写法是总体印象加具体分析。她顺着德国近代历史的时间顺序，重点介绍了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批评家。参见《德国的文学和艺术》，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2页。）平心而论，史达尔夫人的这一卷书基本上是一部严肃的思想和艺术评论集。从学理意义上而言，史达尔夫人的阐释是有发现的，系统而深入。站在一种思想史的立场上而言，史达尔夫人的这一卷书值得认真的评价。（注：史达尔夫人的《论德意志》第1卷谈德国的风土人情，争议不大。第3卷谈德国的哲学，第4卷谈德国的宗教，都表现了一种美化封建德国社会文化的倾向，显示出一种反对法国革命的文化政治立场。海涅以《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予以批判。）史达尔夫人反对政治变革，这使得她的文学艺术批评试图超越政治立场而专注于精神分析。史达尔夫人主要评价了德国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成就，其基本态度是采用了德国浪漫理论家奥·威·许莱格尔的诗学立场。史达尔夫人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化教养，她善于抒情，也勇于抒情，因此，她论德国的文学和艺术虽未提出深刻的思想观点，但其分析是颇具艺术本体论意味的。史达尔夫人喜欢把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与德国文学进行比较。在比较过程中，她致力于民族特色的把握。史达尔夫人赞赏的是德国的基督化思想，脱离实际的心性之想。所以，她认为在哲学中追求真理犹如在诗歌中追求想象一样，必须摆脱一切羁绊。德国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立性，但是他们不那么自由，他们描绘感情犹如描绘思想一样，是隔着云雾的。可以说，世界在他们眼前是左右摇摆的，正因为所见的东西模糊不清，所以物体变得丰富多彩，而他们的才能便可从中得到发挥。她说：“在古典诗中，主宰一切的是命运；在浪漫诗中，则是神意。命运视人类感情如草芥，而神意则仅根据感情判断行动。多神论的诗歌应当同外在的事物一样简单，一样梭角分明。基督教诗歌却需要天空彩虹千变万化的色泽，以免在高高的云端里迷途失径。”她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我认为，可以将基督教写进诗歌、艺术，写进一切足以使心灵高尚，使生活美好的东西，而不至于对该宗教失敬。”“凡是使我们产生无私激情的地方，都有宗教存在。无论人怎样力图将它们分开，诗歌、爱情、大自然与神意在我们心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禁止天才同时弹拨所有这些琴弦，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感受到心灵完整的和谐。”（注：《德国的文学和艺术》，140页。）她对宗教的态度执著入迷。她分析赫尔德、 克罗卜史托克，威廉·许莱格尔，都特别谈到他们的宗教情感。史达尔夫人的诗学是一幅中世纪的图画，是一幅静观的图画，是一幅沉向内心并恐惧社会变革的精神之旅。在当时，德国社会变革的步伐，普遍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思想者又过于注重表现内心生活。因此，在浪漫派之后，兴起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思潮。这种论调无疑必须成为反对的对象。海涅在找到了德国文学与思想发展的民间源泉之后，自然敌视这种美化封建德国社会的论调，海涅的批判立场无疑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二，海涅主张新诗必须具有一种鲜明而激进的政治立场，表达时代的最强音。海涅的反浪漫派立场与反史达尔夫人的立场就是在时代革命与文化批判的双重感召下形成的。从一般诗学意义上而言，海涅的诗学表述得很不完整也不充分。从《论浪漫派》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海涅的政治诗学观，但就诗学本身而言，海涅提供的论述并不完整，尤其是他那种过分发达的讽刺艺术妨碍了他自己的诗学观念的理性表述。所以，勃兰兑斯认为：海涅在诗歌中才是伟大的，他的散文是不成功的。
据海涅自述，《论浪漫派》第一部分对浪漫派的历史作了一般性描述，第二部分则个别地谈谈该派的首脑人物。第三、四部分将补述一下许莱格尔传奇故事中其余的英雄好汉们，然后还将谈到歌德时期后期的悲剧诗人们，最后介绍他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们。从这一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海涅这部诗论著作主要致力于史的评论，并不在于纯粹地表述自己的诗学思想。也许是出于一种真正的反抗，海涅的诗学受到德国古典诗学的影响甚微，与席勒、谢林等的诗学都大异其趣，相反，他的诗学与法国的幽默诗论风格很相近，这部书最初也是用法语写的。海涅的讽刺与观察具有一针见血的穿透能力。德国的浪漫派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的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注：《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5页。）事实证明， 他的这一论断并没有失效。
浪漫派，在海涅这里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或者不如说暗示的，乃是无限的事物，尽是些虚幻的关系，他们仰仗的是一套传统的象征手法，或者进而仰仗譬喻，基督自己就试图以各式各样的譬喻来阐明他的唯灵论思想。海涅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了浪漫派艺术的“反动化”趋向。他认为，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是对罗马帝国唯物主义的暴力统治的反动，是对于明快的希腊艺术和科学的一种反动，是对那种一直堕落到最荒唐的唾弃肉体地步的基督教唯灵主义的反动，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复兴也可以说是对希腊古典艺术的冷漠的模仿的一种反动。海涅认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一种反动：人们用形象和语言在稀奇古怪的情况下宣扬那种基督教封建主义的思想方式，宣扬骑士制度和僧侣主义，我们看到的便是对这些东西的反动。应该说，海涅确实深刻地认识到了浪漫派的思想弊端，而且诗歌艺术中的那种倾向也极不利于当时的德国社会的变革。所以，海涅不仅采用民间歌诗的调式，而且选择了人民性创作立场，这一诗学倾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海涅诗学通过对古典诗人的评判，肯定了席勒式诗歌的社会倾向性，对席勒的民间歌诗倾向和社会批判立场表示认同。他认为，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自由的庙堂。这座宏大无比的庙堂应该把各个民族像一个亲如骨肉的大家庭那样团结起来，席勒是个世界主义者。“如果说席勒整个地投身于历史之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兴奋激昂，讴歌世界历史中，那么歌德便更多地沉缅于个人感情之中，艺术之中，或是自然界里。”（注：《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47页。）海涅显然站在席勒这一边。海涅在解释席勒诗歌的创作倾向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泛神论观点或自然主义美学观点，对民间文化思想进行了充分阐释。在他看来，并非万物皆神，却是神乃万物，神并非以同样的程度显示于万物之中，却是依照不同的程度显示于不同的事物之中。每一种事物身上都有一种冲动，以求达到更高度的神性。这是寓于自然界之中的伟大进步法则。神或多或少地显示于各种事物之中，它那神圣的呼吸透过历史的烟尘，历史才真正是神的书。在他看来歌德作品不会激起人们的行动，不比席勒的作品。行动是语言的产儿，歌德的那些优美的语言是无儿无女，这是一切纯粹通过艺术而产生的事物的厄运。海涅无疑更加重视席勒的民间文化立场与审美自由立场。
第四，他对浪漫派的神秘主义诗学持否定态度而对民间文化诗学观则诗肯定态度。这可从他对诺瓦利斯和霍夫曼的有关评价方面予以确证。他把他们视作两类不同人。他认为，有的诗人和大自然融成一体，使大自然也赋有人类的喜怒哀乐；另一些诗人发现若干符咒，一念咒语就能从大自然召来具有人形、口吐人言的东西。前者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在很多方面和印度的教徒相似，他们融化于自然之中，最后和大自然同知觉共感受，不分彼此。后者不过是法术家，他们自己的意志，甚至能把敌意森然的精灵从大自然中拘来，就像那些阿拉伯的魔法师，会随心所欲地点石成人，化人为石。属于前者的诗人首推诺瓦利斯，属于后者的诗人当推霍夫曼。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他对歌德的有关赞词中深化对海涅民间歌诗理想的理解。他在论《浮士德》时专门谈到：歌德从民间的唱本里选出这个题材，正好证明他不自觉的眼光深刻，天才过人，善于把握贴切的适当的事物。在这种民歌里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在这些民歌里，你会感觉到德国人民心脏的搏动。德国人民全部阴郁的欢快，傻气的理性在书中揭示无遗。德意志的嘲讽在书中呼啸嘶叫，德意志的爱情在书中亲吻拥抱，纯正的德意志美洒和真正的德意志泪水在书中泛起一串串晶莹的明珠。”（注：《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124页。）这种对民间歌诗传统的极力推崇， 与海涅独特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从民间歌诗与民众生活中获取的美学智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海涅的诗歌和诗学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民间歌诗是民众的歌诗，是自由的歌诗，是充满创造力与生命力的一种文学形式，守住了这样一种文学清流，文学艺术便会永远充满生命创造的活力。
三、源于民间歌诗传统的政治诗学
海涅为何对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呢？在勃兰兑斯看来，“在海涅身上，除了那种抽象的激进思想倾向外，还有一种对普鲁士的仇恨，他没有预见到它的未来，他不懂得它的强大。”“海涅的仇恨从根本上说，是当时莱茵地区的国家对普鲁士的宿仇大恨。”“普鲁士对莱茵河两岸地区人则变本加厉地予以报复。”（注：勃兰兑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108—110页。）这种解释虽然不能算错，但肯定是不深刻的。勃兰兑斯还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这种情形，他认为在那个时候，优秀人物并不把爱国主义看作是一种无条件的美德，他们不认为对另一个民族表示出正义感就不是一种美德了。在世纪的交替时期，没有一个德国的伟大人物怀有民族仇恨这种感情。的确，歌德在1793年作为一个旁观者出征法国时，心中没有丝毫民族仇恨的火花。席勒对那份法国公民证书感到高兴，并相信这也许在将来会给他的孩子带来益处。而且，对海涅和青年德意志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的那些人物都对拿破仑怀有一种崇拜。这种解释倒是有助于理解海涅的批判精神，但依然是表层的。对于海涅的政治倾向，如果仅从诗歌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由的歌者，是一位热情的革命诗人。但勃兰兑斯以为，“在海涅的灵魂里没有一滴保守主义的血，他的血是革命的。但在他的灵魂里同样也没有一滴血是民主主义的，他的血是贵族阶级的，他要看到天才被承认为领袖和主宰。”（注：勃兰克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121页。）勃兰克斯的分析对于海涅来说似乎有欠公允。如果真如他所言，海涅也许根本无法写出激昂的批判性诗篇。当然，勃兰克斯还谈到：“海涅在同一时间里既是一个伟大的追求自由的人，又是一个明显的贵族分子。他天性需要自由，对自由酷爱，他渴求自由，整个灵魂都缺少不了自由，热爱自由，但他也有着伟大的品格的人对人的伟大所持有的那种偏爱，以及有着高贵天性的人对所有的平庸统治所怀有的那种纯粹神经质的恐惧。”（注：勃兰兑斯：《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120页。）海涅显然也不是那种纯粹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因而，勃兰兑斯的分析也有其准确的一面，海涅的自由主义观的理解，无疑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启发作用。
我们认为，海涅的德意志批判，首先源于他作为一个革命性诗人骨子里独有的对黑暗与愚味的反叛激情。前海涅时期，德国诗人与思想家已开始了德意志文化批判，但批判的态度比较温和，例如康德。到了海涅时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完全具有产生革命性思想的可能。这与外在因素有关，即法国革命对德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与内部因素有关，德意志衰退了，腐败了。刚好这时出色的批判者可以自由地迎着时代而大声疾呼。马克思、尼采、海涅都是这种文化批判思潮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必须肯定的是，他们促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尽快到来。海涅的后继者显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如尼采等。
其次，海涅对德意志的批判是一种变革现实的热烈渴求。平森指出：“法国革命作为一个越过法国国界的运动，对德国人民生活的影响较之对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都更为迅速而直接。”平森也看到：“在德意志却从没有出现任何企图仿效法国事件的有组织的运动。任何一个德意志帮都既没有革命情绪，也没有革命形势。即使存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革命思想，也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注：平森：《德国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39页。）即便是知识分子，也有其冷漠性和不彻底性。海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光明和真理的勇敢的战士，曾经骂我动摇不定而且有奴隶根性，在这段期间，他们却安全地在祖国里逍遥，做了重要的大官，或者做了邦会的大亨，或者成了一个俱乐部的经常顾客。在他看来，这才是可悲的现实。海涅还对德国知识分子的保守性尤其是在思想上的保守性，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看来，大部分德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体系太像蜘蛛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谢林以来，德国哲学已丧失了那纤巧然而无害的性质，因为他们变成了现存事物的辩护人。过去的哲学家只是蹲在寒伧的阁楼里，穷困潦倒，穷思苦索，想出他们的哲学体系，而我们今天的哲学家却穿着彩绣辉煌的皇家云衣，变成了国家哲学家，这就是说，“他们为雇佣他们的那个国家的一切利益，从哲学上想出种种辩护的理由。”（注：《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105页。 ）海涅的这一批判显然是非常有力的，他无法容忍思想和艺术为封建德国社会进行辩护。这就是海涅的革命诗学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他的人民性思想的具体表现。
第三，海涅对德意志的批判实质上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沉之爱。尽管德意志诗人不少人自称“世界主义者”，但这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对母邦的内在之爱。海涅谈到：“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13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回到流亡中，也许长此下去，无论如何决不会哭哭啼啼，也不做出愁眉苦脸的可怜相。我是法国人的朋友，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一样，只要他们是理性的和善良的，我自己也不会愚蠢或卑劣到这样地步，以至于去希望德国人和法国人这两个人类优秀的民族互相扭断头颅，使英国和俄国从中得利，使地球上所有的老地主和憎侣都幸灾乐祸。你们安心吧，我永远不会把莱茵河割让给法国人，理由很简单：因为莱茵河是属于我的。诚然，它属于我，是由于不能出让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是自由的莱茵河的更为自由的儿子，在它的岸上安放我的摇篮，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莱茵河应属于任何一个别人，而不属于本乡本土的人们。”海涅也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他这样写道：“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我自然不能那么轻易地把它们并入德国”，“倘若我们完成法国人已经开始的事业，倘若我们在实践中超越了法国人，像我们在思想领域中已经做到的那样，倘若我们突飞猛进，直到完成思想的最后结论，倘若我们摧毁了奴隶制度，直到它最后的隐身所天堂，倘若我们把在地上人间的神从他的屈辱中救出来，倘若我们成为神的解救者，随着我们使可怜的剥夺了幸福权利的人民、被嘲弄的创造精神和被凌辱的美又得到它们的尊严，正如我们伟大的先师们所述说、所歌颂的和我们作为弟子们所希望的那样。诚然，不只是亚尔萨斯和洛林，法国随后也归属我们，全欧洲，全世界将要成为德意志的！每当我在柏树下散步时，我常常梦想德国的这个使命和世界权威。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序言，参见《海涅诗选》，冯至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这是何等雄强有力的人民性诗章， 这是何等深厚与自由的人民性传统。我们认为，守住了这种民间歌诗传统，也就是守住了海涅的诗魂。惟有守住海涅的诗魂才能真正理解海涅所追求的自由与美。
我们也必须看到，海涅毕竟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他作为诗人，而不是作为革命者，完成了他应该完成的使命。我们可以想见，成为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诗人是安全的，幸福的，也有可能声名远播，这是一些优秀的文学家的机智而自由的选择。他们用他们的天才织就出艺术之花。革命诗人则不然，他们需要为理想承担风险。海涅是一个革命性诗人，但不是革命者。革命者与革命性诗人有着根本性区别。革命者在政治革命中更加务实，而革命性的诗人，则缺乏现实战斗力，他被理想的光环笼罩。海涅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事实上，他一生游荡于革命与诗歌之间，但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革命者的朋友，革命者需要具有革命性倾向的诗人。这对于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支持。 马克思与海涅的友谊可以充分证实这一论断。
海涅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诗人，他对德意志的批判具有辛辣的讽刺性，他的讽刺与幽默，虽然使他的政治诗具有了另一种味道，但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他能够成为革命者志同道合的朋友。革命者的作品像雷电、火焰，庄严正派，不会随意动用讽刺与幽默。讽刺与幽默，也是德国民间歌诗传统的最突出的一种象征。人民是强有力的，所以，他们敢于讽刺。民众是热爱生活的，所以，幽默是他们的天性。讽刺与幽默，是复仇与欢笑的统一，是蔑视敌人与维护自尊的统一，是不畏艰险与乐观地展望未来的精神的统一。因而，从政治诗学的高度来看，海涅的讽刺与幽默是对民间歌诗传统的出色继承。可以说，他的自由之诗与诗学，得益于他的讽刺与幽默。总之，无论是叙事谣曲的运用，反浪漫立场的确立，还是讽刺与幽默的自由运用，实质上都源于海涅对德国民间歌诗传统的伟大理解。民间歌诗传统是一种伟大而自由的诗歌传统，难怪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对海涅诗歌与诗学理想却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