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举论文,史上论文,中国教育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4-0017-08
20多年前，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刚刚蹒跚起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教研究组织成为摆在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从1979年开始，在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终于在1983年5月成立。中国高教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不仅是中国高教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对中国高教研究的健康成长和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在搜集整理当时高教学会筹备会保留下来的大量资料和信件，并对当年筹备会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完成此文，以纪念中国高教学会成立20周年。
一
1978年5月27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教研究开始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又有20多个高教机构和组织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由于当时通讯和交通还很不方便，各地新建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高教研究工作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科学的制度，因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教研究组织，把各方面的高教研究力量联合起来，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7月16日，刚刚成立一个月的上海师范大学（注：当时的上海师范大学即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派副理事长黄震、郑启明等6人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参观访问，交流高教研究的作法和经验。在座谈中，厦门大学副校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潘懋元代表厦大高教研究室向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提出建议：请他们发起组织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或学会），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潘懋元很诚恳地表示：“我们愿意多做些工作，但人力不够，声望不够，只能当马前卒，不能当头。”他希望上海师大利用其在教育研究界的声望和影响发起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高教研究组织。[1]上海师大的同志们对厦大高教研究室的提议表示赞同。大家一致认为，我国的高教研究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还是比较薄弱的，确实有必要联合高教工作者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起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高教研究组织，推动全国高教研究工作的开展。最后，双方经过商议，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一个名为“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的组织。
同年8月31日，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年会在兰州开幕。在大会上，潘懋元作了题为“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报告，他在论述高教理论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呼吁，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会后，潘懋元邀请部分会议代表开了一个关于高教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张文郁、刘文修、张焕庭、檀仁梅、汪培栋、李放、吴丽卿等20多人，都是当时对高教研究比较热心的学者。大家畅谈了高教研究的重要性和当前高教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一致认为“发起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只要有所倡议，必然水到渠成”。[2]会后，潘懋元等及时将大家的愿望和建议，向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领导反映，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
这次座谈会大大增强了潘懋元等人发起成立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的信心。潘懋元回到厦门之后，便与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商议，以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名义于10月3日向国内部分高校发出《召开成立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筹备会通知》。《通知》确定筹备会将于10月在上海师大召开。筹备会的主要议程是：通过成立研究会的倡议书、拟订研究会章程、讨论研究会理事推选原则、准备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有关事项、向中国教育学会提出报告等。[3]《通知》发出后不久，便得到北京师大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等6个单位的响应，表示愿意作为发起单位。
1979年10月15日至17日，在中国高教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筹备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师大高等教育研究会、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北京师大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南京大学教学顾问组、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组筹备组、上海交通大学教学法委员会和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等8个单位参加这次会议，共同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发起单位。（注：参加第一次筹备会的正式代表共14位，他们分别是：厦门大学副校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潘懋元、高教研究室副主任陈汝惠，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副理事长张文郁、教务处处长兼高教研究会副理事长郑启明，兰州大学副校长林迪生、教务处负责人赵近科，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组筹备组教师吴万永、刘鄂培，北京师大社会科学处处长王振稼，南京大学教务处教研科科长丁承宪，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教研科科长宓洽群，上海第二医学院教务处长井光利、医学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刘立明，上海市高教局干部干城（最后3位同志代表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
这次会议得到中国教育学会和上海市高教局的支持。开会期间，中国教育学会发来贺电：“欣悉你会召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特电致贺，祝会议圆满成功。”上海市高教局局长舒文和副局长余立会见了代表，余立还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给与会代表很大的鼓舞。当年《教育研究》第5期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主持，潘懋元作筹备工作报告。代表们讨论了成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把研究会的名称正式定为“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并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讨论稿）》，确定了学会名称、宗旨、参加学会的条件、会员权利及义务等。会议通过的另一个重要文件是《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倡议书》。《倡议书》由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起草，8个发起单位联合发布。
与会代表经过协商，确定由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负责筹备工作，筹备期间联络地点设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
会后，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就以筹备会的名义拟定了《关于筹备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报告》，建议于1980年4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教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送请中国教育学会审批，并抄送教育部。
潘懋元回到厦门大学后，便召集厦大高教研究室部分工作人员布置筹备高教学会的事宜，并随即开始履行筹备会的各项工作职责。从1979年11月开始，筹备会将《倡议书》、《章程（讨论稿）》等分批寄发各省、市、自治区高教局（处），全国重点院校、部属高等示范院校，共计130个单位。
《倡议书》发出后，得到各单位的积极响应。当时虽已接近1979年岁末，但当年就收到河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华北电力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华东水利学院、西藏师范学院等20多所学校的来函。到1980年初，随着筹备会第一期简报的发送，申请加入全国高教学会的单位越来越多，形成又一个入会高潮。据统计，到1980年1月底，申请入会的高校为65所，同时还收到河南、陕西、甘肃、山西、云南、福建和新疆等省（区）高教局（处）的复信，赞同和支持筹备会的倡议。[4]到1980年4月底，申请入会的单位增加到128个。[5]
1980年4月初，筹备会派郑启明和吴丽卿赴京向中国教育学会汇报筹备工作并请示成立大会的事宜。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林迪生接待了两位同志，并转达了教育部领导关于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不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成员，将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组织的意见。（注：大概在1980年3月，教育部领导曾就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有关事宜进行讨论。蒋南翔部长认为，参加高等教育学会的大多是各高校的领导，不宜作为教育学会下属单位。同时，教育部也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学会的直接领导。因此，建议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不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成员，将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组织。）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两次会见了他们，并对筹备会的工作作了口头指示。4月5日，郑启明和吴丽卿按照中国教育学会的要求，拟订了关于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会组成人员条件的建议稿，提供教育部领导参考。4月9日，中国教育学会向筹备会书面转达了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指示：“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国内、国际影响大，须充分酝酿。全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时间可以推迟。会长、副会长及理事人选，由教育部与有关单位考虑。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何时召开，待教育部党组开会讨论后，再正式通知你们。关于成立学会的其他工作，如学术论文的征集等准备工作，你们继续进行。”[6]
1980年6月下旬，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潘懋元就召开全国高教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有关问题再次向中国教育学会董纯才、张健两会长请示。7月2日，筹备会接到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的书面通知：“经张健同志请示南翔同志，同意高等教育学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由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教育部张健同志参加，会议内容、时间由筹备会商定，地点在厦门，会议经费由教育学会支付。”[7]
在中国教育学会的支持下，1980年8月26日至29日，全国高教学会筹备会在厦门鼓浪屿举行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4个地区和单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的44位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代表教育部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讲话和总结。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元作了全国高教学会筹备工作的报告。
张健在讲话中，提出高教学会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体系”。具体又分为三部分：“探索高等教育规律要从实际出发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总结三十年正反经验”。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高教学会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一是关于学会的名称和性质问题。代表们一致同意学会名称改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同时，同意教育部领导的意见，把高等教育学会作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组织，性质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二是关于学会的宗旨和任务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本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团结和组织高等教育界各方面的力量，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索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交流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为建设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等教育科学体系而努力。代表们还认为，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应当积极主动地进行高教研究工作和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反映有关问题，及时提出报告和建议。
三是关于学会的组织机构问题。代表们建议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分会。各高等院校、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有关单位建立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可申请加入本会。本会还可按不同学科成立若干学科研究会。
四是关于筹备会和办事机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除原有8个单位外，增加中央教科所、河北省高教研究会、东北师大高教研究会、西南师院高教研究会、华中工学院等单位参加筹备会。筹备会应尽快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五是关于高教学会的成立时间问题。会议经过讨论，计划最迟在1981年暑假以前召开学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同第一次筹备会相比，这次会议得到各方面更广泛的重视和支持。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余立、中央教科所所长张天恩、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辛安亭、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光、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张焕庭、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石美鑫、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宁汉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文郁、厦门大学副校长潘懋元等热心高教研究的领导和专家，还有蔡克勇、郑启明、汪培栋、宓洽群等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上海交大、西北工业大学、北京市高教研究会筹备组等16个单位在会上交流了高教研究的经验。
二
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两次筹备会议的召开以及筹备会各期简报的广泛寄发，大大激发了广大高校教师和干部开展高教研究的热情。从1980年开始，各种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
1980年初，北京市在酝酿成立市教育学会的同时，也在酝酿成立高教研究会。同年5月13日，在北京市高教局的主持下，成立了北京市高教研究会筹备组，由北京师大、北大、清华和市高教局等20个单位组成。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确定，先成立学校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先开展活动，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成立高教研究会。[8]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北京市高教研究会于1981年4月21日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研究会章程》，并选举北京师大党委书记聂菊荪为研究会理事长，选举市高教局副局长陆钦仪、北大副校长王学珍、清华党委副书记李传信等6人为副理事长，选举汪永铨等90人为理事。北京市高教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得到教育部的大力支持。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曾为筹备会举办的教育科学讲座作专题报告。在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作了重要讲话。[9]
1980年1月29日至2月1日，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保定举行，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林迪生、河北省高教局副局长周治华、河北大学校长周学鳌，河北省知名教育专家滕大春、刘文修、许椿生，以及来自河北省高教局、各高校和省教科所的66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章程》，并选举了理事会成员，由祝庆理担任会长。成立大会期间，代表们分组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滕大春、刘文修、李永连、李春、汪培栋等学者还分别作了高等教育专题报告。（注：根据河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务组编印的“代表名册”、“日程安排”等资料整理而成。）
1980年1月底，山东省成立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小组，由教育厅和高教处负责人及11所高校的有关同志共13人组成。山东大学副校长云光和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刘洪轩分别担任正副组长。[10]
1980年3月，在四川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来自高校的会议代表发起成立了四川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由19人组成，推选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方敏担任组长，推选彭文龙、邓时泽、冉友侨、张敷荣等为副组长。筹备组草拟了《四川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章程（草稿）》，并委托省高教局教学一处办理筹备工作的日常事务。[11]
从1980年3月开始，湖南省开始酝酿成立全省性的高等教育研究团体。1981年3月，由省教育厅主持建立了筹备组织。7月，教育厅发出成立全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委员会的通知，计划先成立筹委会，再成立高等教育学会。但当时湖南高等教育研究的形势很好，鉴于这种情况，省教育厅决定不必再建立筹委会，直接成立高教学会。1981年10月25日，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学会还聘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含馥等8位老同志担任学会的顾问。[12]
1980年11月4日，甘肃省召开了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小组第一次会议，筹备小组由15人组成，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辛安亭担任组长，甘肃师大教授李秉德等担任副组长。会议认为，当前甘肃省高等教育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通过高教研究来回答和探讨。筹备小组希望各院校从实际出发，结合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确定科研计划，组织力量调研和撰写论文。筹备会还着手拟订《甘肃省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草案）》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规划纲要（草案）》。[13]
1980年11月13日，浙江省教育厅召开了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议。会议由省教育厅副厅长李春田主持，浙江大学教务处长缪进鸿传达了中国高教学会第二次筹备会的精神。会议对筹建省高教学会的事宜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在1981年春天举行省高教学会的成立大会。[14]
1980年11月22日，广东省高教局召集9所大学的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会议通过了广东省高教学会筹备会委员名单，由马肖云担任主任，省高教局长林川等4人担任副主任，阮镜清、朱勃等33人担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纪要》、《广东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工作要点》等材料。[15]
1981年5月12日，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在省教育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武汉建材学院、武汉工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8所院校高教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协商，决定筹备组由省教育局有关同志担任组长，下设学术交流、情报资料、课题协调和秘书等4个小组，分别由蔡克勇、卫道治、黄锦汉、游心超等人负责。[16]在1982年11月湖北省高教研究会正式成立前，筹备组还先后召开多次会议，对湖北省的高教研究进行规划，举办专题学术讨论会，邀请潘懋元、朱九思、刘道玉等学者作高等教育报告，对湖北省高教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注：根据《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筹备组简报》第1-3期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1982年2月23日，山西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在太原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山西省高等院校和高教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20人。山西省高教厅厅长解玉田在会上传达了教育部对山西省筹建高教学会的三点指示及向省宣教领导组、省文委的请示报告，会上许多代表对成立高教学会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会议讨论了学会章程和省高教研究的规划，审查了参加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并提出了筹委会成员的名单，推选解玉田为主任委员，高教厅副厅长苗夫行、山西大学副校长赵立法为副主任委员，程人乾等14人为委员。[17]
1982年3月9日，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9所高校和省教育厅、省教科所、东北师大教科所等12个单位的15位代表。会上省教育学会副会长刘光介绍了全国高教学会筹备会议的精神和高教研究的发展情况，会议推举省文委主任、教育厅长庄彝尊为筹备会主任委员，刘光和王野平为副主任委员。会议还决定在1982年第四季度召开省高教学会成立大会。[18]
1982年3月18日至24日，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省教育厅和各高校的代表42人。会议通过了省高教学会章程，选举了首届理事会，会长由教育厅副厅长郝健担任，理事由卢浚等33人组成。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迪生出席会议并讲话。[19]
截至1983年5月15日，全国成立了高教研究组织或筹备组织的省、市、自治区有18个。其中已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的有上海、河北、北京、湖南、云南、辽宁、山东、黑龙江和湖北，已建立筹备组织的有新疆、甘肃、浙江、广东、四川、山西、吉林和安徽，陕西正在筹建筹备组织。另外，还有以专业系统为单位组建的高教研究组织，如冶金部及所属的冶金高等院校成立的中国冶金高等教育学会，机械工业部成立的高等教育学会，邮电部教育局成立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等。[20]而在1979年，由地方高教主管部门成立的多院校参加的高教研究组织只有上海市高教研究会一家。
与此同时，许多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据统计，从1978年5月到1979年，全国虽然陆续有一些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起来，但总数只有20多个。到1980年5月，全国已有65所高等学校成立或准备成立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到1982年上半年，全国建立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高等学校猛增至195所[21]；到1983年5月中国高教学会成立前夕，这一数字已突破200所[22]。
虽然两次筹备会召开以后，全国高教研究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各地高教研究的组织和机构纷纷建立，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但中国高教学会的成立大会却因故一再推迟。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教育部领导认为，拨乱反正以后，对高等教育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清楚，高等教育学会的成立应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正如张健在第二次筹备会议上所说：高等教育学会的成立“不宜太匆忙，要慎重”。“现在先筹备，到明年暑假成立把握比较大。因为‘十二大’可能要到明年开，到那时对三十年的路线评价大致可以定下来。这对高等教育的有关问题的是非也能分得清，便于总结经验”。[23]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了从1981年至20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总目标。为了贯彻执行十二大的决议，各行各业都深感专门人才缺乏，迫切要求加速发展高等教育。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并为此发出通知，要求采取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种形式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此后，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建国以后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领导体制等问题。
在新的形势要求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广大高教工作者期待已久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终于宣告成立。1983年5月28日至30日，中国高教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高等教育的经验”的重要讲话，他指出：高教学会的宗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我们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利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巩固和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厦门大学副校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潘懋元代表筹备会作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筹备经过的说明》的报告。大会选举了中国高教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蒋南翔任会长，何东昌、曾德林、季羡林、唐敖庆、李国豪、钱令希等任副会长，于北辰任秘书长，潘懋元、余立等数十位高教界领导和专家任常务理事或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讨论稿）》，确定了中国高教学会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的研究规划，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高教重大问题的协作研究；组织有关高教学术会议，交流科研成果和经验；编辑出版有关高教的情报资料和学术书刊；开展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24]
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发起到筹备到正式成立，几经曲折，历经了3年零10个月的时间。它的成立，首先应归功于各地高教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广大教师、干部的大力拥护和积极参与。
建立全国高教学会的最初设想是高教研究人员根据当时高教研究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该设想一经提出，便很快得到各方面的积极响应。据当时参加筹备工作的吴丽卿回忆：在1979年9月兰州会议期间，潘懋元邀请部分会议代表座谈高教研究的问题，并商议成立高教研究会的事宜，许多高校代表的反应非常热烈，不少代表主动找到潘懋元，要求参加座谈会。《倡议书》寄发的当年，筹备会就收到20多所学校的申请函件。地处世界屋脊、通信极为不便的西藏师范学院12月18日就给筹备会来信，表示“热烈支持”，并愿意参加学会和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局收到《倡议书》后，便立即召开由教育局高教处、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疆高等教育学会筹备组，同意教育局高教处和全区的高等学校均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参加全国高教学会。[25]吉林师大、北京航空学院、北方交大、吉林工大等院校还来信表示愿意为筹备成立大会承担部分工作，河北大学更是真诚地表示欢迎成立大会在保定举行。
1980年以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全国高教学会成立大会一再推迟，但各地高校积极申请入会的热情一直相当高涨。据统计，在1980年8月15日第二次筹备会议召开前，全国申请加入高教学会的单位是132个。[26]在第二次筹备会议召开后，截至1981年7月，又有50个单位申请入会。此后，虽然筹备会一再发出会议延期的通知，但仍然收到一些高校要求入会的申请，使申请加入高教学会的单位达到200个左右。
当时有不少学校并没有收到筹备会的通知，但也来信询问情况，并要求加入高教学会。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在报上看到全国高教学会筹备会在上海举行的消息后，于1980年2月26日给筹备会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上说：“由于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的高等教育遭受到一场浩劫，严重拖了‘四化’的后腿。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上实践上问题仍然很多。……我国教育学研究工作，一向又偏重于中小学教育的研究，对高等教育重视不够，书刊资料也比较少，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为了迅速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成立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学会，团结高等教育各方面的力量，开展高等教育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探索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这对搞好高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们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所迫切希望的。我们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欢迎高等教育学会的成立，决心全力支持学会的工作，也迫切希望能参加学会的活动，尽到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一点义务，为搞好高等教育贡献我们的力量。”
河南省鹤壁矿务局医院七·二一医学院是一所“文革”后期成立的职工医学院，本来这类学校暂时没有被邀请参加全国高教学会，但该校在《教育研究》1979年第5期上看到全国高教学会即将成立的消息后，很快给筹备会来信强烈要求入会。信上说：“由于我们初办，对于高等教育的规律不清楚，……我们早就盼望着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研究这些问题，今将如愿。为此，我们特申请加入该学会，如若有什么条件限制，我们不够‘资格’的话，请允许我们能参加旁听有关学术会议或者能将有关资料转发给我们参观、学习，亦表感谢。”
1981年8月筹备会简报第五期上说：“全国除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高等院校参加学会。”不久，筹备会便收到宁夏工学院一位对“教育投资研究”有兴趣的财会人员的信，信上说：他作为在宁夏高等学校工作的人员，获知这条消息后，“甚感不安”，希望能作为宁夏高校加入高教学会的联系人，以促成宁夏高校加入学会。他很诚恳地说：“以我的身份、文化水平、业务能力自知无资格参加这样高的科研学会，更无资格代表一个地区和一个学校，但我有一颗热爱党的高教事业的心。”
当时各学校申请加入高教学会的除了以单位名义外，也有的以个人名义加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卢冠雄，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班，后来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教学工作，获悉高教学会成立的消息，马上致信筹备会要求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干部吴永湄也是如此。
为迎接全国高教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不少高校教师向筹备会提交了论文，其中不少论文出自教育研究名家之手。如李秉德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的若干问题》、刘文修的《美国纽约大学与我国河北大学的比较》、王承绪的《从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我国比较教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檀仁梅的《大学学分制的初步研究》等。这些以普通教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家撰写高等教育的文章，本身就是对高教研究和高教学会的有力支持。
上述信函和事例只是当时众多信函和事例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它们足以生动地再现拨乱反正后广大高教干部、教师积极参加高教学会的热烈感人场面，也足以充分反映当时广大干部、教师希望通过开展高教研究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心情。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是中国高教学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因素。现已75岁高龄的吴丽卿在回忆当时筹备工作的时候仍然激动不已，连连对笔者说：“当时广大高校教师和干部对高教研究的热心支持，很激动人心，很让人感动啊！”
同时，中国高教学会的筹备和成立也得益于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从高教学会发起开始，就得到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有关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指导。在第一次筹备会议期间，中国教育学会专门发去贺电，对成立高教学会给予高度评价。后来，教育部领导又提出全国高教学会不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成员，而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组织，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学会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多次对高教学会的筹备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张健、林迪生等领导更是多次会见筹备会成员，直接指导筹备会的各项工作，张健还亲自参加第二次筹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都给筹备工作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此外，筹备会三年多的辛勤工作也不容忘却。高教学会由上海师大高教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负责筹备工作，但由于筹备期间联络地点设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所以该研究室承担了筹备会的绝大部分工作。当时的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也处于初建阶段，人员严重不足，筹备会的各项繁重工作主要落在潘懋元和吴丽卿两位教师身上。两位教师任劳任怨，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高教学会成立大会一拖再拖，他们比谁都着急。当时，中国教育学会每年拨给厦大高教研究室用于筹备工作的经费只有区区400元，由于筹备工作事务繁多，这笔钱远不够用，每当经费不足时，筹备会就从高教研究室有限的业务费中补贴。1980年8月，第二次筹备会议曾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但由于这个办事处直到中国高教学会成立时都没有设立，厦大高教研究室这个联络点也一直到中国高教学会成立之后才圆满完成使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正如中国教育学会给第一次筹备会议的贺电所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时三年多的艰苦工作，实际上是中国高教研究史，乃至世界高教研究史上涉及面广泛、参加人数众多的一次高教研究宣传、启蒙和普及运动。它促进了中国高教研究机构的广泛建立，培养了一大批热心高教研究的积极分子（注：据了解，从1979年到1982年，在筹备会收到的大量高教研究论文中，绝大多数出自高校非教育专业的教师和干部之手，有的还是他们高教研究的“处女作”，筹备会的潘懋元和吴丽卿对部分论文进行了修改，有不少教师和干部正是从这时开始走上高教研究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以下是中国高教学会刚刚发起之时与成立之时的有关数据比较。
1982年11月23日的《光明日报》和同年12月筹备会第六、七期简报分别刊登了《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发展》、《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网正在初步形成》等文章，对全国高教研究的大好形势进行了专门报道：“三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并将逐渐发展与提高。”“当前，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形势欣欣向荣，令人振奋，前途十分光明。”
潘懋元代表筹备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了这几年高教研究的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各地区各高校相继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高教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首先是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内容逐渐加深。……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开始采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观察、测验统计、对比实验、跟踪调查等。……其三是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与交流，不断提高高教研究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其四是高等教育科研经费逐步得到落实，有些地区由高教行政部门对高教科研项目给予一定经费的资助，这不仅说明对高教研究的重视和支持，也对落实科研规划和促进研究活动的积极开展起着很大的作用。”[27]
笔者认为，上述成绩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高教学会发起、筹备等各项工作对广大教师、干部的影响和感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国高教学会成立后，全国已经设立的地方性高教学会和各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联成一个系统，中国高教研究开始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网初步形成，这为此后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其后20年繁荣发展的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和成立的重要意义。
（厦门大学高教所潘懋元教授和昊丽卿副教授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悉心指导，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