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语境论文,思想史论文,无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学的诞生是一个相对晚近的事件。学术界中的一般定论是：伴随着一批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工作，传播学也出现在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并最终形成于五十年代。它早期的主要“问题域”是：宣传研究（拉斯韦尔）、广播对于听众的效果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大众传播中的态度变化（霍夫兰）、小群体传播（勒温）等，并因此构成了注重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效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媒介内容、渠道、传播者和受众等经验主义的基本方向。
传播思想的阐述和研究则要早得多，有学者将之追溯到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总体上，专门论述传播思想史的著作却极为稀少，有些观点散落在其他学科或主题之中。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以来，有两部与传播思想史关联密切的代表性著作：一是切特罗姆(D.J·Czitrom)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①，另一是罗杰斯(E.M·Rogers)的《传播学史》②。前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山之作”，特点是不仅书写一部“正规的”现代传播思想史，而且将之与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后者则被斯坦福大学传播学者查菲(S.T.Chaffee)评价为“注定要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部基础之作”，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我们理论来源的新颖的、透彻的观点。”③但是，这两本著作的时间节点都止于20世纪六十年代，尽管有许多突破，但它们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论述框架。
上世纪末，又一部论述传播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并引起社会与学界的关注，它就是美国衣阿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交流的无奈》④。比起其他有关论述，这一著作融哲学、历史和媒介技术发展为一体，以“交流”为核心和语境，独辟了一条研究古今传播思想史的路径，并涉及到一系列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交流”思想的历史观照
交流，在文字形态上，与“传播”、“传递”、“交换”等语词共同来自英文“communication”；但在具体含义上，则属于“传播”概念诸多向度中的一个。就本文的讨论范围——也就是彼得斯的主要应用范围——而言，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内心经验的分享。
彼得斯的基本立场是对交流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质疑：我们能不能做到心灵的沟通？完美的交流是否可能？以传播媒介为代表的当代交流手段异常发达，可是人们又为什么如此焦虑于交流？交流的“乌托邦”如果确实处于无法企达的彼岸世界，我们又应当怎样相互对待？
《交流的无奈》书名的英文原文是“Speaking into the air”，副标题为“传播思想史”(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相比之下，副标题的译名基本上能够为学术界所接受，正标题的翻译则容易引起争议。按照译者的看法⑤，之所以译为“交流的无奈”，是出自两方面考虑：直译的上下文和彼得斯本人的基本观点。“Speaking into the air”取自《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9节，直译为“向空中说话”。此句意义不太明确，因此在借用时，需要既理解《圣经·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又需理解贯穿彼得斯著作始终的中心思想，并用后者来统合前者。在一般意义上，两者的共同点是强调交流问题“难以驾驭”，所以“向空中说话”便转译成“交流的无奈”。
作为“交流的无奈”的直译，“向空中说话”除了通常理解的“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的含义之外，还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和风格：如同作者本人所说，它又有一种“向后看”的精神，即：渴望开垦文明先师的思想遗产，跨越历史长河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并分析他们在交流方面的智慧之所在。
《交流的无奈》确是一本讨论交流“失败”的著作，但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向后”追溯传播思想的发展，可以从根本上凸显此类失败的原因和超乎悲观意义的“乐观精神”；也可以促成从古代交流观到现代交流观的过渡，以及在新的意义上的回归。
作为最早的交流学说的三位先师，西方的苏格拉底、耶稣，东方的孔子都“对自己说出口的话弃之不顾，任其在空中消失，任由弟子们凭记忆去转述……”⑥他们的交流没有即时的呼应者，没有现代意义的当下“互动”，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极为成功的思想和内心经验的传播者或交流者，后人对于他们的敬意，揭示了“向空中说话”之中的丰富意蕴。
这三位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学说、各自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关联都差异甚大，但彼此之间又有一个奇特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经由他们的信徒或弟子以对话的形式保存下来。按照彼得斯的观点，“交流”在这三位先师的学说中都是核心内容，但是他们的“交流”却以开放的“松散”和“撒播”为主。他们致力于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并且用成功的交流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松散结合也可以达到卓有成效的交流。他们在世时，对于传授什么教义、向谁传授的问题上，抱有审慎的态度；但在百年之后自己的教义如何得到阐释的问题上，又都撒手不管。“这说明他们都知道，开放式的撒播(dissemination)能够辐射出许多好处。他们在人类思想传播上所向披靡的胜利，应该足以批驳这样一个观点：最好的交流是忠实复制一个人内心怀抱的意义。”⑦这似乎是一个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过程：从抵制交流是忠实地复制“内心怀抱的意义”，到成为人类思想交流的最终成功者，说明在先哲那里，“向空中说话”应该是集成功与失败、悲观与乐观于一体的。
在“交流”思想的发展中，古代与现代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心灵“割裂”、“隔离”、“疏远”的问题古已有之，但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它才遭遇到认识论的挑战。彼得斯将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作为这种转变的标志，提出正是由此开始，“交流”成为一个本原的问题，需要来自认识论的研究。
如果说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子三位先师一任话语在空中撒播，让思想代代流淌，并依此来揭示交流乃是失败与成功结合体的真谛的话，詹姆斯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将问题集中于“完美的交流之不可能”以及为何“不可能”的原因。他认为，人的感知和感情是属于个体的；并不存在什么中央交换器，将一个人的感知成功地传送到另一个人的感知中去。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既定的特征，不同思想流的隔绝尤为明显。在所有类型的隔绝中，思想、心灵间的隔绝可以说是最绝对的隔绝。
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宇宙分为两半，而且都用“我”和“非我”给这两半命名。“不过，不同的人把这个分界线划在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脑袋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我’或‘我的’东西——可能是个道德谜团，然而这是一个根本的心理事实。”⑧他提出著名的“唯我论”(solipsim)概念，目的是要构筑难以逾越的“心灵之墙”，在本原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直达心底，或真正分享内心经验。按照彼得斯的看法，这同时意味着“交流”在现代社会获得了“宏大而哀婉”的属性。
詹姆斯的同事迈尔斯使用了意义相反的概念——“传心术”(telepathy)，就此拉开了现代两难争辩的序幕。“传心术”的定义是：“把一个人心里的印象传达到另一个人的心里，不依赖现在已经知道的任何感官渠道。”⑨一方面是心灵难以穿透的“唯我论”，另一方面是心灵一捅就穿的“传心术”，两者都反映了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而环绕个体心灵的围墙则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那时起，‘交流’这个问题召唤出来的，是同时现身的两个东西，既有立即可以实现交流的梦想，又有孤零零钻迷宫一样的噩梦。”⑩用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和“人心隔肚皮”的差异。
“交流”思想的发展，在20世纪以后，继续交织、纠缠和对峙着上述两种倾向，难分输赢，尤其是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左右的两段时间——它们分别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轴心。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传播研究为名义的各种理论逐渐清晰起来：这是李普曼、拉斯韦尔等早期传播研究者活跃的年代；是语义学家企图借助“传播”来澄清人类交流的混乱的年代；是艾略特、卡夫卡等文学现代主义者以《荒原》、《城堡》等诗作品，表达对无法逾越的交流障碍之恐惧的年代；也是哲学家杜威和海德格尔都从反对“唯我论”出发，但在交流／共享的根本问题上，却结论迥然有别的年代。
彼得斯则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现代传播思想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二战之后，交流乐观主义的传统借助于两股力量而得以发展壮大。首先是以计算机、通信业为代表的技术主义潮流，进一步强化了詹姆斯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转换器”的作用。这股潮流深植于媒介技术，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之中，得到著名的电报电话公司、广播电视公司及计算机网络公司等大企业的支持，其思想代表人麦克卢汉和未来主义者托夫勒都认为，可以借助于技术来改善人类交流方面的缺陷和不完美。
1848年，在研究电话转播线路的基础上，美国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工程师克劳德·香农提出了标志着信息论诞生的“传播的数学理论”。其中的一些工程技术术语逐渐进入现代传播研究，“例如，‘接受器’原来意味着一个机器或一个设备，‘讯息·信号’被发送给它们，诸如电话接受器，无线电广播接收器或电视接收器。传播学学者将香农的接收器概念视作一种电子设备，并将它变成接收讯息的人。”(11)后来，通过“转换器”、“接收器”而传递的信息被更大范围地用于人类传播、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心理学和语言学，等等，同时也在作为新兴学科的传播学中，确立了以信息传递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本方向。
另一方面，交流作为治疗手段的精神工程构成了“传播思想欢乐的第二个场所”。它主要发生在心理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之中。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医治“战争伤痛”需求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承担着纠正交流失败的使命。诚如其主要代表罗杰斯所言：“心理治疗的全部任务，就是对付交流失败的任务……于是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是良好的交流，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交流，人和自己内心进行良好的交流。”(12)彼得斯将这两种方法简称为“技术说”和“治疗说”。他承认它们赋予“交流”以理解、合作、共享、博爱等成就，因此在人类财富的积累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他本人更重视对两者的批评，并明确提出，在本质上，这两种学说都没有看到心灵交流之难以驾驭的方面，没有看到交流涉及人的生存状况，具有无法理清的复杂纽结。“主张交流有治疗功能的人，没有看到自我对自我的古怪之处，也没有看到符号的公共性质。他们幻想，自我掌握着私人的经验属性和语言，是传递自我讯息的信使。他们的药方常常和疾病一样糟糕。反过来，技术人员又无法把握无限性。他们不知道，任何修补受损交流的手段都不完全合适，因为它伤害原来的残体。”(13)这样，在终极意义上，这两种方法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交流的问题，无法真正帮助当代人从交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二、“撒播”与大众传播
如前所述，“交流的无奈”的英文直译是“向空中说话”(speaking into the air)，“无奈”及“失败”是其转译，更平白直露的意思是“撒播”——这种“撒播”曾是古代先师成功的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则由于技术的发展，与大众传播媒介发生了特别紧密的联系。彼得斯首先重视被称之为“死亡了的媒介”的电报。这是因为，19世纪中叶，当电报作为人类通讯新纪元的标志问世时，既为报纸等印刷媒介步入“黄金时代”铺就了道路，也开启了利用新媒介帮助心灵之间完美交流的浓厚兴趣，在纽约罗彻斯特附近的海德斯村，“福克斯姐妹认为她们家的墙壁和地板中发出的敲击声是一种莫尔斯电码，她们随即开始了‘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之间的电报通讯’”。(14)各种各样的“交流”之中，现世与来世、此岸与彼岸、神灵与民众的之间的心声交流尤其令人向往。
电报曾经通过它所帮助的现代报纸，而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但电报本身不是严格意义的大众传播工具。大众传播媒介中，最早将古代的“撒播”和现代的“传播”连接起来的是广播。“广播”一词是个双关语，或者说，“广播”一词既意味着古老的撒播观念被移植到现代技术之中，又意味着现代技术借用了“广播”的传统外衣。
“广播”与“撒播”有着异常特殊的关系：“电磁信号向四周放射，没有固定对象；它绝对不会尊重个人，而是向雨水一样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接受者正义与否。”(15)广播使声音能够脱离身体，使“说”与“听”的接触可以“不在场”。广播的出现，使古代交流的“撒播”含义有了质与量的变化，也因为大众的直接介入而使电报的神秘性有所减弱。“无线电对着苍天说话”，苍天之下是大量的、匿名的和有形的受众；由广播开始，大众传播带来了异常热闹的景象：广播节目中，互不相干的人纷纷敞开自己的心扉，想象着有无数的人在倾听，可实际上却是“对着空气”在说话。
伴随着人类对电之介入传播过程的更多认识，瞬间通讯的精神意义和闪电式传播的奇妙色彩已不那么浓重了。但无线电广播并没有完全消除电报所带来的神秘感和疏远感。早期广播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弥补面对面交流的缺失，气声技巧、亲切聊天、听众来信、嘉宾在场等都是为了恢复亲临现场的感觉。“但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却是无法完全恢复的，在以太中不能完全恢复，就像不能靠电话线在电话上举行婚礼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广播的新幽灵引起的不安，是不可能永远压制住的。……你隐隐约约地觉得，在商业广播苦心孤诣打造的亲切外表之下，总是潜伏着鸿沟引起的寂寞，总是有远方离奇的呼唤，总是有幽灵和奇怪肉体触摸你的感觉。”(16)如同“神智学会”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已不像20世纪初期那样具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一样，从电报开始，电话、广播、电视以及同样已不复存在的留声机等电子传播媒介的两重含义——“突然降临的带翅的死亡使者”，以及“物质创造的根本源泉”——各自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和演变。通灵术虽不如从前那样有吸引力，但与后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之进入传播过程则有着重要的继承关系。
大众媒介使“心灵的声音”可以不受远距离的限制而得到传播，但当人际传播相当程度上被归结成为以技术手段为中介的远距离传输时，关于大众传播的研究便覆盖和遮蔽了探究人类心灵秘密的本意。彼得斯认为，19世纪上半叶，“大众传播媒介”新术语的出现，也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和大众传播的分野基础的最终确定。“大众传播”随后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抗拒，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大众传播的研究和理论粉墨登场。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型“撒播”以及它们共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概念，不仅确定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分野，而且使传播学研究和通讯技术分道扬镳，“态度的转变，心理的影响，宣传的力度和技巧，所有衡量的重点和尺度全是关于传播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至于是否真的有效，真的可以互为沟通而心连心，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内。”(17)毋庸赘言，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趋于体制化的时期——它受到政府和商业的扶持，并在大学的学科体制中逐渐获得了地位。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由于电视的日益广泛的渗透性，媒介被视为现代交流失败的直接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的洛文塔尔说道：“真正的交流需要心心相印，需要分享内心的经验。交流被非人性化的原因，是受到现代文化中的媒介的蚕食——先是报纸的蚕食，接着是广播和电视的蚕食。”(18)通常情况下，电视屏幕的画面受到的指责是：它压制了自由唤起的交流和互动式的讨论。彼得斯赞同“电报、广播之类的新技术，把老的术语‘交流’改装成一个新的词汇”，他也列举了许多思想大家对于大众传播媒介侵蚀和扭曲“心灵交流”的批判观点：布鲁默、布伯、库利、杜威、福柯、弗洛伊德、阿多诺、哈贝马斯、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克尔凯郭尔、瓦茨罗维克、列维纳斯、米德、皮尔斯、维特根斯坦，等等。他们处于上述所谓“正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和研究的视野之外，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思想家，对“交流”问题做出了极其深刻的阐述。
但《交流的无奈》没有停留在手段的批判和对他人思想的概括上。在思考面对面的“撒播”和大众传媒的远距离“输送”的问题时，彼得斯仍想要把立足点还原到人本身，他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的交流设置了新的障碍，但明确地认为单是这些还不足以构成解释“交流的无奈”的最终答案。
交流由于技术的延伸而达到了相当的规模，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于新媒介辅助器官的适应，以及为了克服新的麻烦所一再做出的种种努力。如果“交流的缺陷仰仗于技术，可是任何技术都不能十全十美，新的技术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就苛求更新的技术。……当下互联网被寄予厚望，探测器对其他星球生命的不断探询，显示人类对交流的渴望和坚信，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对技术的自信。”(19)在彼得斯看来，人类的交流就这样地被变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技术循环体——交流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交流的真正目标却越来越遥远。
彼得斯明确地指出：无论如何，交流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于人自身。就大众传播媒介而言：“许多焦虑确有道理，人们担心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指责媒介固化结构的不公平和精神的花架子，这种批评完全公正，也是非常需要的。不过，这样的批评不能忽视，媒介之外也有不公，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速之客。”(20)人与人的心灵交流原本就存在着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无奈”，大众传播媒介对“在场感”的遮蔽，进一步加大了其间的疏隔和距离。
“内心深处的问题”有许多表现方式，如：不知道如何利用人类自己的智慧；不知道人性本身的弱点；不知道怎样说服自己相信有些东西无法通过智能传播；不知道交流中的期望是过高等等。
在人际传播中，无法沟通的情况几乎随处可见，就像英国传播学家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描绘的那样：“首先是契诃夫说的话，我注意到一种习惯性的莫名其妙：人们的声音不再对他人发出，也不再有来往；人们的交谈，也许是在他人面前的自言自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完他开始说的话；相反，人们互相插话，随意，心不在焉，语词遭到夭折的命运。”(21)可以说，威廉姆斯就戏剧对话所谈论的问题，是现代生活与现实对话的重要反映。19世纪的心智研究，到20世纪后期又扩大到幽灵和外星人的研究；这说明人们渴望利用不断发展的通信传播技术——从电报、广播电视到因特网和手机等——将交流的范围扩大至其他星球上。曾两次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主任的弗莱彻(James C.Fletcher)说：“我们应该着手收听银河系中其他文明的信息。这里肯定充满了各种声音，有各种语言呼唤的声音。”(22)可是，那里仍然有着不可交流的问题，或对交流的期待过高的问题：它与其说是人与外星人的交流问题，不如说是人自己的问题；与外星人交流的失败，其实就存在于人自己之中。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看做是宇宙获得自我意识的一条道路，是自然的圆满表现；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宇宙中有许多东西存在于我们的认识和感觉之外，那就不过是通过不可交流的对象和任务，重新验证了自身交流能力的有限和无奈。
大众传播媒介遭到诟病的理由常常集中在“缺少互动”、“单向撒播”等方面。彼得斯则将“对话”和“单向撒播”剥离出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是复杂的社会成果，而不仅仅是电子技术的固有属性。如果它们表现为单向的传播，缺乏反馈和“对话”的性质，那么也主要归咎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因为受控于商业目的的利润把受众变成了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进而言之，“对话”可是霸道的，而单向撒播也可是公平的。问题在于，“对话”和“参与”不完全是机械的“均等时间”、“轮流讲话”、“即时反映”等形式问题。“文化的许多成分并非两两相对，并非是互惠或互动的。……文化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在于广泛的扩散，幸福地交流——其意义仅限于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创造分享的范围——它依靠的东西基本上是参与者的想象力、自由和团结，而不是在会话中平等地分享时间。”(23)有时候，尤其是就思想文化的传递而言，传播和交流需要延宕，需要距离，需要停顿和巧妙地利用停顿，如“书信、祈祷和对死者的祭献”中蕴涵的那种意义。
彼得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超越盲目颂扬对话的习惯，进入到关于“对话”本身的探究，并进而讨论适合于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交流形式。“……我将重新发现构成对话的玄机，重新发现非对话形式——包括单向撒播形式——的神赐之福。”(24)而所谓“给单向撒播正名”，既不是要支持大众传播的“传者中心”立场，也不是要支持独裁政治和官僚主义的“一言堂”，而是在于强调不能抽象地看待对话，不能缺乏分析地将对话的地位拔高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程度。
表面看来，彼得斯是在为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做着某种辩护，实际上，大众传播媒介的利用仍然是一个遭到深刻批判的对象。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相当程度上参与构建了所谓“对话”、“现场感”以及“真实交流”等梦幻世界。种种“被使用”的结果使它一方面无法解决人类心灵交流的真正问题，另一方面又以独特的方式将其本质方面掩盖起来。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对此类现象做过深刻的批判，他在谈到当代大众媒介通过系统的逻辑，将自身的普遍性建立在满足受众对现实性、“真相”和“即时互动”的热切要求之上时说，“写实电影、新闻报道、快讯、爆炸性照片以及证词资料等随处可见。但到处所寻求的，是‘事件中心’、‘争论中心’、活生生的东西、面对面的东西……因为确切地说，所见到的、拍上电影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25)问题再次归结到人类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上。就本质而言，大众传播媒介似乎不能、也无法承担让受众心心相印、分享内心经验的使命；放任和安排它们以各种方式炮制“心灵鸡汤”，然后再指责它们的歪曲作用，那么，按照彼得斯的说法，就真是“像哭丧找错了坟头”！
三、从“心灵共享”到“协调行动”
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它也的确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难度，“20世纪五十年代造就的‘大众传播’观念恰好暗示，大众媒介在几个方面达不到面对面谈话的要求：听众人数太庞大、单向的信息、没有个性的称呼。……大众传媒的常规观念捕捉到的，仅仅是巨型信息系统中异化的潜在趋势，而不是人际魅力的多重技巧；人际魅力的多重手法是用来矫正异化趋势的”(26)大众传播媒介给人类交流带来的震撼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今天有关交流的紧迫问题——时空的远望（如因特网）、经验和身份的复制（如虚拟现实）——在过去的年代，就曾以类似的方式探索过了；电报和照相术的时代、电影和广播的时代都已经探索过这类问题”。(27)“交流”问题又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20世纪以来，民主、博爱和社会变迁成为人们的反思对象，个人和公共的困惑，必须求助于“交流”：越是看不见的东西，渴望便越是迫切；人们呼唤交流，说明人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在历史长河中，似乎只有当代人才会在“交流”问题上有如此的焦虑，仿佛他们彼此近在咫尺，却又相距万里！
难度的增加并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原本就存在的障碍的“扩大”，或者是使某种希望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再次“落空”。除了心理学以外，物理学的发展同样证明：无论如何，人与人的接触本身仍是一个“谜”。麦克斯韦通过实验告诉人们：“压力逐渐增加以后，光圈之间还是留下距离。压力大到不能分开透镜时，光圈之间还是有距离，这说明两块透镜没有拈粘在一起。”(28)麦克斯韦的结论是：即使“受重力压迫，透镜也不是绝对接触的”。相比之下，彼得斯更重视众多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探究，而1957年电影《老手路克》中由好莱坞影星纽曼扮演的人物的一句话：“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就是交流的失败”，则被他视为“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的台词。
古人和今人都渴望能够在两个相隔很远、或彼此相面的地方，实现真正的交流；但围绕着心灵的交流，始终存在着难以跳出的困境：即使借助了电信技术和传心术，也是很难真正获得摆脱障碍的交流。在这个最根本意义上，“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没有区别：两种交流都是对着看不见的、不在场的或罩着面纱的受众的广播”。(29)
如果交流不可能真正达到心与心的沟通，那么它能够企达何处？换句话说，如果交流无法在终极意义上成为心灵、精神或灵魂的桥梁，现代人又当如何行事，或是以什么来取代“心心相印”而成为“交流”成功的标志呢？
揭示“交流”之“无奈”的内涵，追溯交流思想的悠久历史，并探究现代交流经验之所以常使人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是彼得斯的一个目的；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避免“交流失败的哀婉情绪”，是要使“交流”问题最终不被归结成“无为”或“虚幻”，而是要“另辟蹊径”，有所作为。他深究人类交流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也绝非认同回避能够“做事”之可能性的态度。
彼得斯将哈贝马斯和列维纳斯视为当今传播领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认为他们不仅思想传统清晰，并且具有原创性。哈贝马斯和杜威一样，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行动方式，后者隐藏着一个道德上自主的自我，其本身又是一个过程。哈贝马斯强调，交流不是共享意识，而是要协调行动。列维纳斯则以现象学为基础，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想，认为“交流不是融合、信息交换或协同行动，而是拥抱”。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将“融合”的目的置于其上，“如果把交流当作自我（或自我的思想）在他人身上的复制，那么它就活该粉身碎骨，因为这样理解交流，实质上是对人的殊异性的大屠杀”。另一方面，交流即便失败也具有补救的积极意义。“交流失败正好允许怜悯、慷慨和爱心冲破边界，喷涌而出”。(30)这样的“失败”促使我们不但了解他人，而且吸引我们去寻找发现他人、理解他人的方法。就此而言，交流的失败可以成为制衡“自我狂妄”的一个有力武器。
看上去，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谱系，彼得斯以之将一系列当代思想家分别串联起来，如属于后者的还有德里达等，而哈贝马斯则同时兼有两者的特点。彼得斯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思想史的梳理提出这样的告诫：放弃心灵完美交流的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我们说，把交流当作心灵共享的观点是行不通的；然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进行美妙的合作（这正是杜威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实用的合作无所不在时，并不是说，自我和他人身上就没有赫然横亘的万丈深渊（这正是海德格尔的观点）。……杜威—哈贝马斯谱系和哈贝马斯—列维纳斯—德里达谱系，都捕捉了交流过程中的一些真理——我们之中的宣传者、语义学家和唯我论者，都未能把握这些真理。但是这两个谱系都缺乏色彩缤纷的调色版。他们的一个立场非常厚重，另一个立场又在无重力的实验室里漂浮”(31)。两个谱系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赞成把交流完全理解为心灵的共享，彼得斯注重这一共同点，并在对两者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构筑他自己的、建设性的交流观。
交流的失败并非必然导致悲观的结论，彼得斯再三重申：“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孤魂野鬼，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共同开辟新的天地。”(32)“交流”的尝试即使终归徒劳也不值得扼腕叹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交流的失败带来的是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思考，是寻求新认识，并以此来看待和化解交流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的可能性。
交流转向的基本路径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为中心；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他人，影响他人，而是认识他人的特性；不是固守自身思想的传递，而是选择一种能让对方理解的说话方式。
交流转向的学理方向是：交流的根本问题不是语言是否清晰，方法是否精确，技术是否完备，前后是否一致的问题，“‘交流’的观念要从其执著和灵性中解放出来，从精确和一致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从……历史悠久的（心灵沟通的）要求中解放出来”(33)。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语义问题和技术问题。彼得斯重视的交流既考虑传者的特权，也考虑接受者的特权，这样的交流要求宽恕品格，要求容忍品格——容忍一些交流失败的人，容忍交流的非呼应和非对等状态，容忍对话过程中的非机械式的轮流“发言”。这样，爱默生、克尔凯郭尔这样的传播思想家就不会背负“没有交流”、“没有回应”等污名，而“共享”、“参与”等语词也就有了更多的考量尺度。这样，问题的提法就发生了转变，即：从“我们能够交流吗”？转变到“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
从心灵到行动，彼得斯提出了一个判断交流的实际标准：与思想符号之交流难有圆满结果的情形相对，关于交流的侧重实际的答案是：“如果后续的行动比较协调，那就实现了真正的交流。一切交谈都是带有信念的行为，其基础就是相信将来会出现我们追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交流不应该成为难以承受的孤独的心灵和可怕的幽灵，衡量交流的尺度应该是行为的成功协调”(34)。
这里，似乎给人以“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的印象，似乎彼得斯最终只是回到了相对简单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结论，或与他所批评的“治疗论”和“技术论”殊途同归。但这些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表面相似。如前所述，彼得斯从“完美交流”之不可能走向“彼此间关爱”之可能，并将这种关爱作为交流的目的——协调行动——的基础。关爱、理解、宽让本身存在着“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的矛盾，与之相应的又是生命之有限和无限的无尽绵延。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原始基督教、中世纪、19世纪、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已经到来的21世纪，各个时期的智慧人物的传播思想成为养料，使彼得斯的交流观念深深地植根于哲学与史学之中，植根于对人类本质的深切关怀之中。
彼得斯揭示交流的根本问题，并非是让失败与无奈将现代人完全吞灭，使后者除悲观、麻木之外别无选择，而是要以积极的方式调和“我”与“非我”、“我”与“你”、“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推倒人为设置在其间的障碍。交流、传播的目的不是、或至少不限于内在情感或思想的完美传递，而是充满爱心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创造。正是这一基本的立场，构成了彼得斯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思维路径与论述层面的多层交织，追本溯源的方法和迂回曲折的表述，造就了彼得斯与传播学实用主义和批判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交流的失败”的论断不是“拿来主义”的既定前提，而是多重角度证明的结果，因此无法不被浓重的悲观气息所笼罩；而他为摆脱悲观的结论，求助于行动协调的论述，又的确带有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本身作为另辟蹊径的出路，尚未完全展开，论证和说理也不及讨论“交流的失败”那样充分和扣人心弦。此外，彼得斯将如此之多的思想家置于自己的框架之内，对于他们的评论也并非没有异议。比如，俄亥俄州历史协会的霍布斯(Stuart D.Hobbs)在承认彼得斯对黑格尔等哲学家“做了最清楚的解释”的同时，指出“他通过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认识黑格尔，这使得我怀疑其他的论述者不会接受、甚或认同这个黑格尔。”(35)
总之，《交流的无奈》是将传播、文化和社会三大主题联结起来的经典文本，它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以独特的方式使现代人的情感受到震撼，思想受到启迪。它作为一部“奇书”，为后来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读空间，也从本原方面为我们理解传播思想史、研究当代社会的交流与沟通问题开拓了新思路。在诸多相关学科中，《交流的无奈》尤其值得传播学界做各种角度的研读和探索，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关于传播学思想史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方面，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收稿日期］2007-02-10
注释：
①［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②［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③［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封底。
④2000年，以经验主义传播学为主流方向的美国传播学界，将其最高奖项——美国传播学会奖——颁发给了《交流的无奈》；而在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英国，《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创始人之一、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著名传播学者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的评价则是：“简而言之，《交流的无奈》是我所读到的关于传播的最有独创性、最能激发思想的著作。它有着令人炫目的光彩，博学深奥，虽然有时让人费解，但却论证清晰连贯，是对我们当下关于传播的、流于常识观点的挑战。”(shobbs@ohiohistory.org.http://www.google.cn)
⑤⑥⑦［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译者前言、中译本序。
⑧⑨⑩(11)［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4、258、4、368页。
(12)(13)(15)(16)［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63、24、191、199页。
(14)［美］R.诺尔：《荣格崇拜——一种有超凡魅力的运动的起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17)(19)黄旦：《拉手还是心连心：什么是交流》，《读书》，2004年第12期。
(18)(20)［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0、32页。
(21)(22)(23)(24)［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48、233、31、31页。
(25)［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2页。
(26)(27)(28)(29)(30)［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99、133、169、12、17页。
(31)(32)(33)(34)［美］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24-25、25、251-252页。
(35)shobbs@ohiohistory.org.http://www.googl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