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CGSS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国性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社会阶层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3—0065—10
胡锦涛于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说：“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2009年全国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又提出：“要关注不同阶层利益诉求，协助党和政府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团结和鼓励各阶层人士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各地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视，农民阶层转化为工人阶层及其他阶层的速度有所提升。截至2009年年底，仅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产业工人——农民工的人数就上升到2.1亿人。这种迅速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仅动态形塑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还要求政府部门及时调整社会管理政策，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可见，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国家政策配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只有对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才能在党的政策、路线与社会建设中关注到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引导各阶层人士共同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那么，如何分析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呢？
社会学家一般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其一是认同阶层，其二是客观阶层。认同阶层主要指的是社会成员的阶层主观归属——因为阶层表征着社会分层的结果——高低有序的社会阶梯位置，故社会成员可以经过自我评估和自我认定将自己归属为某一具体的阶层。客观阶层指的是依据一定指标，将社会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指标很多，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地位，则是划分阶层的主要考量因素。
本文使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对中国的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结构状况及阶级阶层代际流动状况进行系统分析。
一、阶层认同结构的变化：农村的主观阶层高于城市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偏重认同于“下层”阶层。从表1可以看出，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比如印度，中国的主观阶层中认同于“中层”的比重，远低于印度。比如，中国主观认同于“中层”的人口比重，在2006年是41％，在2008年是40.3％；主观认同于“中上层”的比重，在2006年是6.2％，在2008年是6.8％。但印度认同于“中层”的人口比重却达到了57.5％，与法国差不多(法国是57.7％)。
主观认同阶层的分层结构，一方面受受访者自我感知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受国家政策或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Richard Centers,1949)。倘若问卷调查时间正好处于经济波动的低谷，那么原来将自己认同为“中上层”的人们会转而认同到“中层”甚至于“中下层”。但倘若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多的发展机遇，则认同于“下层”或“中下层”的人们就可能向“中层”或“中上层”推移。
但在所有的社会中——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自己认同为“上层”的人数百分比，都非常低。即使在原西德和美国，主观认同于“上层”的人数百分比，也仅仅分别为1.8％和1.9％。而另外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其主观认同于“上层”的人数百分比也仅仅为0.4％——甚至于比中国2006年的全国调查数据还要低。但在巴西的调查却发现：被访问者的主观认同阶层——尤其是认同于“上层”的人数百分比，却远远高于原西德和美国，达到了4.4％。因此，主观认同阶层的国际比较表现的是不同国家公民的“阶层认同心理”差异。
在中国，2002年省会城市调查发现，主观认同于“上层”和“中上层”的人数百分比分别达到了1.6％和10.4％，接近于原西德，超过了法国。这就显示：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达到了2002年省会城市的标准，则中国认同于“上层”和“中上层”的人数百分比可能会大大提高。但让人忧虑的是：即使从2002年省会调查数据也可以发现，将自己认同为“下层”的人数百分比也达到了14.6％——是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最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公众对“下层”认同的偏移心理。因为同样是收入差距较大的巴西，其认同于“下层”的人数百分比也仅仅为5.5％。
在将中国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同时，我们还关心的是：在不同调查时段，来自于中国全国和不同居住区域被访问者内部的差异。从表1的下半部分可以发现：总体而言，与2006年相比较，2008年的主观认同阶层人数百分比有“上移”的趋势。比如说，从2006年全国被访问案例统计到的认同于“上层”的人数百分比为0.5％，但在2008年则是0.8％；2006年全国被访问案例统计到的“中上层”人数百分比是6.2％，而2008年则是6.8％。虽然与2006年的全国调查相比，认同“中层”的人数百分比有所缩小，但“下层”人数百分比却降低了更多——由2006年的23.1％降低到2008年的21.7％。
另外，将2006年居住在城市市区与居住在农村的被访问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居住在城市市区的被访问者当中，认同为“下层”的百分比为26.1％。可居住在农村的被访问者当中，认同于“下层”的百分比则为23.5％。同样，将2008年居住在城市市区与居住在农村的被访问者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在城市居民被访问者中，认同为“上层”的百分比为0.6％，“中上层”的百分比为6.1％，而“下层”的百分比则为24.0％。可在农村居民被访问者中，认同于“上层”的百分比为0.9％，“中上层”的百分比为7.5％，“下层”的百分比则为19.7％。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在“上层”、“中上层”上均高于城市城镇居民，但在“下层”则低于城市城镇居民。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大约是“比较群体”的异质性或同质性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心理。因为农村居民的同质性比较强，而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较强。居民的异质性——在某种程度上即表现为收入差距与财富积累差距。社区越大，人口越多，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所表现的异质性就越强。因此，对于城市城镇居民而言，其在阶层认同中将自己归属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农村居民的参照群体则为自己的村庄或周边地区，故在比较中将自己归属为较低阶层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
但将2006年与2008年的数据做进一步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认同于“上层”、“中上层”和“中层”的人数百分比，都伴随社会发展而有所增加，而认同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百分比，则在2008年都有所减少。
所以，认同阶层——即人们的阶级心理变化趋势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抑或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生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社会转型与客观阶层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比如说，日本的历次社会调查就发现，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会伴随社会发展与结构转变而变化。
从表2可以发现，在日本：自我认同为“下下层”的人数百分比，在从1955年的18.6％下降到了1965年的8.8％后，又继续降低到1975年的3.9％。但在1985年却又上升到了5.9％。这是因为：该年认同为“下中层”的人数百分比有所下降——降低到了47.3％。
但“上上层”的人数百分比，却在各个调查年份都有所增长——在1955年为0.2％，在1965年增长到0.3％，在1975年增长到1.2％，在1985年增长到1.9％。在“上中层”这一行的数据表现趋势，与“上上层”的趋势完全一致。
所以，中国社会认同阶层“偏下”的趋势，会在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伴随中国社会整体工业化水平和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有所上移。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都属于东方社会。从日本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可以大体预测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相对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解释力
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认同阶层归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表1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中上层”和“中层”的人数百分比反倒大于城市和城镇居民，但认同于“下层”的人数百分比却小于城市城镇居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偏向性的主观选择结果？
按理来说，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也低于城市居民。可为何主观阶层认同会高于城市居民呢？在这里，除参照群体之差异之影响外，会不会存在一些其他原因？
为此，我们将主观认同阶层分为两个类别，即将“上层”、“中上层”、“中层”分为一个类别，赋值为“1”，将“中下层”和“下层”分为一个类别，赋值为“0”，由此构成2分变量，采取罗杰斯特(logistic)回归法，检视不同自变量的影响结果。
表3中的模型1只放入了被访问者自身的相关变量，而在模型2中放入了家庭背景变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问卷填答的原因，模型2涉及的“个案数”减少了许多。毕竟，对于某些年龄较大的被访问者而言，父母亲离世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有些被访问者回答了自己的职业，有些被访问者没有回答自己的职业，所以，模型2只有1297个个案数，而模型1却纳入了3970个个案数。
从模型1可见，男性的主观认同阶层地位较低。这就是说，女性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高一些。而“年龄”，在某种程度上——大体可以代表了一个人工作时间的长短，似乎年龄较大的人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高一些。“非农户口”的被访问者反倒在主观阶层认同上向下偏移——这就是说，农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相对较高。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这个变量的显著性，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主观阶层认同中的城乡差异。
人们的政治资本——“党员”这个变量，不管在模型1还是在模型2中，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党员相较于非党员，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较高一些。
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较高。所以，在客观阶层分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三个变量——“教育”、“职业”与“收入”中，只有“收入”这个变量才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而稳定的解释力——这是发展中社会易于理解的问题——毕竟，收入的改善可以直接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状况”的自我评定，以及被访问者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预期上升的感觉”也是两个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变量——不管是在模型1还是在模型2中，都对被访问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很强解释力。这就是说，过去五年生活水平上升得越高，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越强，则人们会对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越高。这就是说，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过去生活水平的改善，及其对未来生活水平改善状况的预期，对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具有预测意义。
在家庭背景变量中，本拟纳入“当前”配偶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父母亲的社会经济指数”等变量，但遗憾的是，本次问卷调查中缺少这样的变量，故只放入了“父亲教育资本”、“母亲教育资本”和“配偶教育资本”这三个变量。从这里可以看出，父母亲的教育资本缺少统计解释力。但“配偶教育资本”却具有显著推断力——配偶的教育资本越高，被访问者会将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得越高。这里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被访问者自己的教育资本失去了显著性，但配偶的教育资本却具有显著性？考虑到婚姻缔结中的“阶层内婚制”(同一阶层内部的结婚概率要远远大于不同阶层的结婚概率)，我们可以说，如果配偶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越高，配偶的收入水平就会越高，则自己从家庭内部分配中得到的实惠也就相对较高，故此亦会将自己的阶层认同得较高。
当然，对已婚调查对象而言，性别不同，其在主观阶层认同过程中与配偶的相关性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因此，在这里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需要在社会调查中进一步研究。
三、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动：农民阶层迅速缩小
如何定义客观阶层？是从阶层关系的意义给出定义，还是从职业分化的意义上给出定义？依据不同标准划分的阶层肯定会有不同。事实上，社会学研究中争论的很多问题产生于概念定义之不同——也就是说，表面看起来发生的理论争论，实际上源于概念定义的外延与内涵差异。
所以，在这里，首先需要定义中国的客观阶层。因为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当前的社会流动状况，故在阶层分层中，有必要比较多地考虑到职业分层的因素。为便于与其他国家数据进行比较，我们首先将被访问者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城市体力工人——蓝领阶层和城市白领——白领阶层三大类，从不同维度比较中国当前农民阶层、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结构变化状况。
1.农民阶层、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结构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阶层人数百分比的缩小与非农阶层人数百分比的扩大会表现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就是说，工业化速度越快，农民阶层人数所占百分比缩小的速度就越快；工业化速度越慢，农民阶层人数所占百分比缩小的速度就越慢。因此，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是农民阶层人数百分比缩减的主要原因。
从表4可以看出，当前农民阶层的人数所占百分比为42.8％左右，城市蓝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34.7％左右，城市白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22.5％左右。中国教育的扩张与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使得农民阶层的人数比例降低了。即使在农村也有一部分人已经非农化了。他们可能在一年的时间主要从事非农劳动——比如进行农机修理、经商、到临近城市打工等。尽管他们也进行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已经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在一年中占用主要的劳动时间。
中国蓝领阶层的扩大，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与建筑业的扩张。在每年新创造的劳动需求中，大约有30％的用工需求来自于制造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管是在南方及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在失业压力下得到长足发展。尽管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一度上升，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制造业就开始有所恢复。这使得南方地区又一度出现了“招工难”。在2011年年初，“招工难”已经波及全国各地。
白领阶层也是一个扩张得比较迅速的阶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来自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自1999年开始扩招起，到2009年7月，大约有4000万左右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劳动力市场。因为整个城市劳动力人口(加上流动到城市时间满6个月的农民工)刚好3亿，故4000万大学生向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大大提高了白领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中国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变化状况，还可以从不同的人口出生群中看出来。
从表5可以看出，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现在还存活的1938—1956年这个出生同期群人口中，“现职”或“终职”为白领阶层的人数百分比为19.5％，蓝领阶层为23.0％，农民阶层为57.5％。但在1957—1965年这个出生队列中，白领阶层的百分比为22.5％，蓝领阶层为31.2％，农民阶层为46.3％。在1966—1976年“文革”时期出生同期群中，白领阶层为25.3％，蓝领阶层为34.7％，农民阶层为40％。在1977—1991年出生的“文革”后同期群中，白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22.8％，蓝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为51.1％，农民阶层仅仅占26.1％的比重。
在阅读这个数据表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死亡率。一般而言，城市的死亡率小于农村；上层阶层的死亡率小于下层阶层。在此情况下，现存人口中——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同期群人口中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比重会被高估。因此，这里我们重点强调的是：表5的结果，是现在存活人口的阶层结构分布状况。
但为什么1977—1991年这个同期群白领阶层所占百分比低于1966—1976年这个同期群呢？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年龄较大的同期群社会流动的平均次数和距离，均大于年龄较小的同期群。在分析社会流动时，社会学家发现：一般近距离社会流动率、或者两个临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率，会远远大于跨阶层的社会流动率、或者大于远距离流动的社会流动率。我们假定人的一生处于不断流动过程中，故年龄大的群体，会流动到其难以爬升的位置才停止；而年龄较小的群体，则处于最初流动阶段或中期流动阶段——仍然有较大爬升空间。这样，年龄较小群体中最高阶层所占比重会稍微小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在不同出生同期群中，越来越趋于缩小；而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所占比重，会越来越趋于扩大。
2.职业阶层的结构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中国现阶段的职业阶层结构状况，我们通过对职业类别的区分，再兼顾社会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即雇佣与被雇佣状况)，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分为这样6类：公务员及国有企业管理者阶层、民营企业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层、自雇阶层和农民阶层。
从表6可以看出，公务员及国有企业管理阶层占8.7％，民营企业阶层占3.7％，知识分子阶层占4.8％，工人阶层占27.3％，自雇阶层占13.2％，农民阶层占42.3％。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民营企业阶层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个体户——如果企业内部雇佣了非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则我们会将其纳入民营企业阶层，如果个体户未雇佣员工、或者只雇佣家庭成员作为员工，则我们会将之归属为自雇阶层。从这里可以看出，自雇阶层是一个渐趋壮大的阶层。
1955年日本开始社会流动调查(SSM)调查时发现，日本的农民阶层在整个劳动力职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重为40.4％。而中国在2008年调查中得到的农民阶层人数所占百分比为42.3％。由此也可以看出，现在中国的职业阶层结构与日本在1955年左右的职业阶层结构差不多。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且南方和北方、东部与西部之间的气候差异很大，故农民阶层人数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会缓慢下降。再加上中国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和谷物不能依靠进口解决缺口问题，因此，当粮食价格上涨到一定限度，农民阶层的人数就会相对稳定下来。就此而言，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不能相提并论，也不能与日本简单对照。
另外，中国社会与日本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家族企业具有持久生命力。正如中国台湾和香港自治区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没有消除家族企业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也会长期衍生与维持一个庞大的家庭企业群体，这使自雇阶层的百分比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表7详细报告了不同出生同期群的阶层结构状况。在这里，需要注意：因为较早出生队列受了死亡人口的影响，故表7给我们报告的是到调查时点仍然存活人口的“现职”或“终职”阶层结构。因此在四个阶段出生人口同期群中，1938—1956年工人阶层所占比重最低，为25.07％，后三个同期群人口比重分别增长为33.67％，45.42％和55.15％，1977—1991年的工人阶层所占比重是所有同期群中占比最高的，说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而1938—1956年农民阶层从所占比重最高，为57.22％，后三个同期群人口比重分别缩小到45.42％、39.44％和25.81％，1977—1991年的农民阶层是所有同期群中占比最低的。
总的来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之下，年龄较小出生同期群中的社会成员，会有更多的机会向上流动。而中国当前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转化。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就会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国家——而城市化所产生的动力，会划时代地缩小农民阶层的人口比重，同时也会划时代地扩张工人阶层的人口比重。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也是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为人类作出的最杰出贡献。
四、阶层结构的代际流动：垂直社会流动率的上升
在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将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性流动之后，绝大多数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因循了这一思路来描述社会流动的趋势。所谓水平的社会流动，主要指人们在同一职业或同一阶层内部的流动，或者指就业内容不同但职业地位基本相同，或者就业地位相同但就业区位不同的流动。比如农民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着水平社会流动的特性。
所谓垂直的社会流动，指的是社会成员在不同职业地位或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可以分为向下的社会流动与向上的社会流动两类。向下的社会流动，主要指从比较高的职业地位或阶层位置向地位较低的职业或阶层的流动。相反，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的是从较低的职业地位和阶层向较高的职业地位和阶层的流动。事实上，水平社会流动也多多少少地会表现出某些垂直社会流动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垂直社会流动的速度和流动率才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着社会的开放或封闭特征。
一般社会学假定在完全封闭的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会是父母亲社会地位的继承。但在社会的“开放”过程中，上层社会地位会给下层阶层的人们一个途径，这会使子女一代经过各种努力，流动出父母亲较低的社会地位而爬升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张翼，2004)。所以，社会学考察的是：有多大比例的人继承了父母亲的社会地位？有多大比例的人爬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多大比例的人下降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中国社会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大变动，就曾经改变了原有社会的流动格局。这从表8所列的1938—1956年同期群的流动表中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在这个同期群中，当“父亲的职业为白领阶层”时，在被访者的“现职”或“终职”中，有38.5％的人也是白领阶层，有31.76％的人为蓝领阶层，有29.73％的人为农民阶层。当“父亲职业为蓝领阶层”时。被访问者回答自己“现职”或“终职”为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比例分别为33.16％、58.42％和8.42％。当父亲职业为农民阶层时，回答自己“现职”或“终职”为白领阶层、蓝领阶层与农民阶层百分比分别为14.02％、13.26％和72.72％。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该同期群中，蓝领阶层的继承性非常显著，白领阶层的继承性较低，而农民阶层的继承性则较高。为什么白领阶层的继承性这样低呢？
原因之一在于革命打碎了旧有的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那些在农村有地，在城市有产业的白领阶层，不得不将某些子女安排到农村，以分散革命的“风险”。但中国户籍制度的建立，长期约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入，故在父亲为白领阶层的这些人中，自己为农民阶层的比重高达29.73％。原因之二是建国初期的很多“革命干部”，妻子儿女在农村，子女的户口又按照户籍制度的规定随母亲，这使得子女在农村做农民的概率也增加了。原因之三是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及“文革”之前，很多来自于“民聘”代课教师，干的是“白领阶层”的工作，户口却属于农业户口，子女随妻子也是农业户口，如果无法通过参军、提干等转变为白领，则会终身为农民。
相反，在1938—1956年出生的同期群中，如果参加工作时父亲为蓝领阶层，则自己也为蓝领阶层的比重为58.42％，自己的“现职”或“终职”为白领阶层的比重为33.16％，自己的“现职”或“终职”为农民阶层的比重仅仅为8.42％。为什么蓝领阶层流人农民阶层的概率很低呢？一个主要原因是蓝领阶层为工人时，既可以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支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很少会发生逆向流动——到农村去做农民。总体而言，父亲为工人阶级的，其在参加工作时为蓝领阶层的概率也会很大，向上流动到白领阶层的概率，也比农民阶层要高很多。即使是在人口损失的影响下，这个趋势也容易被观察出来。这种情况，虽然在1938—1956年出生同期群中表现得极其突出，但在1957—1965年、1966—1976年这两个出生同期群中，也可以观察到——即参加工作时父亲是白领阶层，但自己的“现职”或“终职”是农民阶层的比率，大于参加工作时父亲是蓝领阶层，而被访问者自己是农民阶层的比率。
直到1977—1991年这个出生同期群，即出生于“文革”后，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或本世纪才参加工作的这个新生群里，社会流动的趋势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比如说，参加工作时父亲是白领阶层，但自己是白领阶层的百分比达到了46.67％，自己是蓝领阶层的百分比为47.18％，自己是农民阶层的百分比仅仅为6.15％。从这里可以看出：白领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了。相反，比较这四个出生同期群农民阶层的代际继承百分比，即比较这四个出生同期群中父亲是农民阶层，自己也是农民阶层的百分比变化趋势就会发现，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阶层的代际继承性越来越减弱了，从1938—1956年出生同期群的72.72％，下降到1977—1991年出生同期群的37.33％。也就是说，在我国的抽样中，在这个年轻的同期群中，只有37.33％的子女继承了父亲的农民阶层地位，而有46.86％的人将自己转变为蓝领阶层，有15.81％的人将自己转变为白领阶层。因为这个出生同期群的“现职”，是其刚刚开始社会流动的“现职”，故未来这个出生同期群进入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百分比比值，还会有进一步的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拉动之下，越是年轻的出生同期群，其代际垂直流动的比率就越大。
五、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的主观阶层状况与世界其他各国相比，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认同于“上层”的人数百分比还比较低，认同于“下层”的人数百分比还比较高。尽管如此，农村居民的主观认同阶层还是高于城镇居民。为什么近期各种社会调查发现农民阶层的生活满意感比较高呢？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客观阶层位置较低，但主观阶层位置较高。
第二，中国社会的主观认同阶层结构，主要受社会个体收入结构的影响，而甚少受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影响。社会个体“过去五年”生活的改善程度、及其对未来五年生活状况的预期，显著影响着主观认同阶层的形成。因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性支持。也就是说，农民阶层相对收入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其经济生活水平，也能够通过其认同阶层的形塑，增强中国社会的整合能力。
第三，考察中国的客观阶层结构就会发现，由农民阶层向蓝领阶层流动的通道已经打开，但由蓝领阶层向白领阶层流动的通道尚需继续开放。也就是说，越是年轻的出生同期群，其转化为蓝领阶层的概率就越大。在我们调查的1977—1991年这个出生同期群中，“现职”或“终职”为农民阶层的百分比，仅仅为25.81％。这说明，在青年一代中，已经有74％左右的劳动力人口进入到了非农阶层中。但在农民阶层转化为体力工人阶层或蓝领阶层之后，如果蓝领阶层向白领阶层转化的通道狭窄，则那些预期进入白领阶层但难以白领化的人会滋生许多不满意，从而会引发出城市社会的街头政治(李普塞特，1997)。
第四，从代际阶层流动与地位继承上来说，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流动机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有的那种“社会固化”特性，使出生于农民阶层家庭的劳动者降低了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比例，也增强了垂直流动的社会动力。比如说，对整个“文革”后出生的人口同期群而言，只有37.33％的人继承了其父亲的农民阶层身份。这就是说，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也伴随中等职业教育的普及，农民阶层的规模会继续缩小，中国社会将逐步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市市民为主的社会。中国需要在全盘统筹整个社会管理工作的同时，需要逐步将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向城市社会转移——尤其是要强化进入了城市但却难以市民化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能力，使农民工形成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汤普森，2001)，而非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劳动力。
注释：
① 世界各国资料根据渡边雅男(1998:333—334页)整理，该数据为1979年9月至11月之间由盖洛普国际组织(Gallup International)在各国开展面访获得，其中巴西、印度和韩国只在城市调查，其他均为全国性调查。中国2002年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城市公众社会冲突观念调查(参见李培林，2005:57)，2006年的数据为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2008年数据为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8)。2006年数据缺少户口所在地变量，故无法与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
② 该次调查采用先抽中家庭户，然后在户内采集被访问对象以完成问卷的形式，故企业内部的农民工、或者居住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没有被采集到，这会在某种程度上低估工人阶层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