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
一、利益驱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
以资本和技术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浪潮的原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政治等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因而，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分割的谈判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尽管这一机制目前还处于变动之中，游戏规则也正在制定之中，但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一个未来的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图景正在出现。不可否认的是，这幅图景隐晦着许多莫测的因素，对于人类是福还是灾难，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全球化理论的雏形提出者埃及人萨米尔·阿明，早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开始为我们描绘这样一幅图景：他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全球分工发生的，在全球分工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阶层的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不等价交换和剥削，但边缘国家即不发达国家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并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60年代，巴西学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尔多左进一步用辩证法研究了世界的结构和历史，提出“中心区”和“边缘区”的思想，他认为处在边缘区的不发达国家在两个层次上依附于处在中心区的发达国家，受外部力量（包括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国技术和外国金融体系）的支配和受内部力量（即与外国势力相联系的当地阶级和集团）的支配。这一理论即是依附理论学派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事实证明，当时已经现出了跨国公司在财源、功能、责任等诸方面替代国家角色的现象。[1]
70年代，沃勒斯坦从“全球关系”、“世界体系”的角度研究并发表了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三卷本），系统地站在全球的高度探讨了世界体系发展的轨迹，他认为整个世界结构是一种生产模式，在这个生产模式中，只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而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别。世界发展的轨迹是共时性的。他这一分析方法突破了以单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分析单位的模式，清晰地提供了一种窥测全球化发展的视角。
80年代，信息技术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以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标志，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早已成为当代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主流。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最先得益于这一成就。随着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倡导的股票债券市场阻隔的消除和非规章化的被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成为主流。以金融全球化为例，金融资本此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国内金融市场向世界开放，外国金融机构在开放中得到更多的优惠，国内开始创立境外金融市场。这充分体现了金融全球化的实质：随着各国市场的开放与大量国际性金融商品的产生，金融交易日益国际化，金融商品日益多样化，包括国债券、GDR、 金融衍生品等。同时，金融机构逐渐向跨国家、跨地区发展，数量和种类日益膨胀，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如证券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监管走向国际化，1988年巴塞尔协定成为全球银行业共同遵守的准则。这些因全球化而形成的新事物、新机制正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十分发达的基础上，从而得以较小成本、较大效率地获取较大利润。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充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化必定是资本和新技术相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润的结果，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伴随而起的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正是在这样的目的下涵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自进入90年代，全球化更是突飞猛进，尤其是以美国最先提出建立“全国信息高速公路”，随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相继着手发展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国际互联网为主要技术工具的“高速信息公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出现改变了全球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极具市场需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近十年来的经济连续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产生了许多象比尔·盖茨一样的年轻巨富。目前，这种“新经济”正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着，在不久的将来，将彻底改变全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这一发展的机会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跃跃欲试。
由全球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知道，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所谓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它首先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是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寻求利益的自由流动，而这一切的最终形成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而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互联网使人类交往有了质的提升。其次，所谓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倾向应看作是经济一体化的某种结果，尽管这种一体化远非经济一体化那么简单，但它对主权、民族国家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
大量跨国公司的存在是全球化的一个明显事实，它在一定程度挑战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地位。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155个国家运行， 控制着全球44%的软饮市场，其势力和影响已远非许多单个国家可比。这种状况如果任由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尽管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它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甚至是灾难性的。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全球化研究中的重点。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作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占据着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优势。但是，由于越来越多本国的跨国公司把寻求利润的眼光投向世界各地，本国的投资再生产逐渐淡出，大量资金、技术投向国外，甚至公司总部也迁往国外，使发达国家丧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造成失业率增高，尤其是大量的税收流失，财政难以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大量削减福利开支，这些势必激化民众与政府的矛盾，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前不久，世贸组织在美国遭遇的尴尬一幕即为明证。同时，这些跨国公司形成的利益集团一开始就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争取获得更大的投资自由，税赋减免，甚至干涉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左右政府决策，直到影响总统选举。这种所谓“第二政府”的跨国公司正在扮演着越来越有影响的角色。为此，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时不得不在这方面力图解决这些矛盾。许多国家制定了一定的条款，来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使其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朝着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更是一道难题。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虽然有一些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规则）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比例很小；有些规则则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如某些产业规则：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制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要遵守他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发达国家为追求利润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家转移污染，技术和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
在面对经济危机爆发时，发展中国家将遭受更严重的侵害。以金融风暴为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自由化，目前，24小时电子化交易的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在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时，也为金融界的不少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国际市场上每天1 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80%的都用作短期套利，风险巨大。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再依靠国际互联网作为载体，资金可以随时流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的对抗性有限，一旦开放金融市场，以现有的实力和调控能力难以抵御各种投机行为的入侵。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就在于政府金融调控机制不全，放松管制，肆意借贷外资，资金周转不灵，终成大祸。
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处于经济竞争的外围。据联合国贸易会议发表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增加了40%，10个最大东道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占总量的2／3，而100个最小的外资吸引国引进外资量却只占总量的1%，可见发展中国家遭到的歧视。这种全球化的不公平还表现在贫富差别上，据去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人口的1／5生活在富国，占有全球86%的国内生产总值、82%的出口市场份额、68%的外国直接投资和74%电话线路，1／5的人口生活在最贫穷国家，在上述各项中只占1%。 上述两类人口的收入差距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处于“权力”中心的发达国家的某种经济依附成为必然，而这往往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让渡某些国家主权和国际游戏规则的投票权。这在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国家却又是受到本国民众强烈抵制的，这就形成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
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到来，有必要呼吁重新制订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消除已有的不公平，以逐步缩小世界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为宗旨，重点讨论规范，诸如各国发展政策和规则、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人类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新市场问题等，其中应以公开准确的经济金融信息、客观稳定的经济政策和规章、严格规范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最为重要，这样才能将全球化纳入更加规范的轨道发展，使处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国家都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三、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困境
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政治、文化模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然而，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远非经济全球化那么简单。政治和文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利润的获取，而是更多地涉及到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主权、民族地位、尊严、凝聚力等多种因素。因此，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目前看来还将面临更严峻的阻碍。
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把商业、贸易与市场跟意识形态挂钩挂得太紧，把全球化变成了代表跨国公司大资本财团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于未来的导向。实际上，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强加。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在推行经济政策时，也推行着其政治和文化，即意识形态化的主张。为了在政治、文化价值标准上达到某种认同，发达国家以经济发展为诱饵使许多国家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而被纳入他们的控制圈，他们往往打着经济援助的幌子进行所谓“价值整合”。这使得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整合与反整合斗争日益突出。英国学者苏·斯特兰奇指出，全球化使国家权威日益衰落，包括防务、金融和提供福利等三方面，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社会将由跨国公司摆布，而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也是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或者这些跨国公司的总裁相当于这些国家的半个总统，可见跨国公司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然推行自己的一套政治价值标准和文化意识形态。某些大国的跨国公司野心勃勃，甚至试图操纵全球化的发展走势，1995年，由世界排名最前列的500 家大型跨国公司发起的“多边投资协议”开始秘密谈判，目的是要制定一部统一世界经济的宪法。经合组织的29个成员国准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上于1998年推出。由于受到各国人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1998年10月底，“多边投资协议”谈判被迫中止，从而宣告了“世界资本主义新宣言”的破产[2]。 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种建立在全球之上的政治结构模式和文化模式是否有其生存的基础和必要？
西方国家一直在鼓吹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结束了，历史也终结了，世界上只有经济、金钱、自由市场主宰世界、塑造世界。这种虚妄的说教正在误导人们，殊不知所谓意识形态终结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试图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正在遮掩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实，意识形态的斗争永远不会终结，因为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种种有关世界意义的信息，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文化体系、精神财富或文明，既然有国家与国家的区别，就会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它反映的是特定国家中的意识的生产、价值的生产中所传递的特定的社会集团的观念。这表明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必将遭到强烈的反击。
在文化层面，由于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造成了巨大的全球化下的文化悖论。一方面，文化日益一体化的趋向明显，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从牛仔裤到摇滚乐，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趣味与追求流行全球，另一方面，文化的多极化、多元化以及分裂分离的趋向日盛，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新崛起，如东亚模式、新儒学、伊斯兰革命等，不同种族、性别、取向的各种小团体与利益集团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在这些悖论的后面，全球化始终是以西方的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为主导的。西方以美国为首，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形成了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更有强大的知识、艺术、教育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支柱。实质上，它试图成为全球化意义生产的主宰者。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政治上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和自身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政治上的多极与单极的争斗，文化上多元文化主义与跨文化主义之间的共存将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矛盾。以文化为例，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相当严重，占领了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市场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为此，加拿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呼吁立法保护本国文化。法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有些西方学者甚至指出，全球化有着“美国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必须保持警惕。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提供一种平等对话、多元交流的机制来处理国家之间的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在文化上坚持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吸取一切有益自身发展的外来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之间的一种平等对话和相互包融，一种涵盖了不同价值取向但又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球化图景。
无论如何，全球化应是相互依存的时代，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不再表现为零和博奕，而应该出现正和博奕的必然局面，也就是说，各参与方都能在竞争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虽然获利程度和大小不均。而国际规则是各参与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各参与方对全球化的认同。当然，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总会沾染上霸权主义的习气，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变相剥削。同时，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弱化了国家的作用，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操纵着这些市场游戏规则，他们以利己主义制定并推行有关市场规则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因素。因此，为了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些不公平因素，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加入游戏规则制定的行列，积极地消除这些不公平因素产生的根源。
[收稿日期]200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