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文学期刊2004年第5期综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十大论文,期刊论文,文学论文,期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当代》
曹征路的《那儿》（中篇）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能够及时推出这样的作品，再次显示了《当代》杂志“直面现实”的可贵传统。（有关《那儿》的详细解读和评论，请见《“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一文，此处不再赘言）。
董立勃的《米香》（长篇）是本期“《当代》拉力赛”的赢家，但我们认为，这篇小说虽有可推之处，但整体水准逊于《那儿》。小说以米香为中心讲述了下野地几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显示了人情冷暖与时代的荒谬。小说充满了诗意与美感，情节安排疏散中有紧凑，颇有出人意外的转折，句式也很特别，类似古龙小说的笔法，但也不无单调。在责编手记《董立勃遭遇瓶颈？》中，周昌义指出，“董立勃在新鲜的文字之后，能不能不断给读者新鲜的‘意思’？”这既指出了这部小说存在的问题，也显示了刊物对作者的严格要求与善意提醒，这样坦诚的交流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不过，看到《那儿》输给这样的作品，到底让人意气难平。
钟求是的《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中篇）写的是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故事，但作者能化传奇为平实，在一个个细节的扎实描写中将故事撑起来，情节在读者以为将要结束时却能不断向前延展，也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巧妙与控制叙事的能力。不过小说结尾处过于戏剧化，这虽然成全了一个“传奇”，却使小说具有了更多通俗文学的素质。
《当代》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曹征路《那儿》。
看《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第9期值得说的是头条——鬼子的《大年夜》（中篇）。这部小说大概可以称为“半部佳作”。前半部依然延续鬼子的一贯风格，在极至的情境中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度。大年夜的故事是由“小”开始的。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粱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者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一些对话、神态的描写都相当传神。后半部在尝试新的突破，莫高粱刹那间由人变鬼，使故事获得了两个叙述层面：一是活着的人们对莫高粱之死的冷漠淡然；一是死去的莫高粱对老阿婆性命的极度焦虑。显然，后者是使小说深入复杂的关键。然而，意外死亡的情节设置，虽然让莫高粱及时反省权力的暴虐，但人物性格却没能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发展，故事情节的突变与人物性格的陡转之间的洽接有不够契合圆润之处。结尾宽恕的温情部分，也似乎有意改写了鬼子以往作品（以《被雨淋湿的河》为代表）“冷酷的爱”的主题风格，但小说的震撼力却也随之减弱。也许是鬼子在“革新”与“守旧”间的游移使小说出现了分裂，尝试虽可贵，但此篇的整体效果反倒逊于以往。
《人民文学》（第10期）名家云集，老中青三代的“名家新作”为该刊的55周年庆典搭起礼棚。
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篇）多少可以见证作者20余年来的创作历程。小说对荒僻之地乡土风物的描写暗承了作者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时期的民间文化背景和脉络，而对别具一格的方言土语浓墨重彩的书写，显然是以规范化和学院派的书面浯为潜在“他者”的，延续了自《马桥词典》以来对于“语言”这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深具文化和哲学内涵的表达形式的思考。可以用“传奇”二字概括这篇小说。前半部围绕音乐奇才毛三寅为核心的故事是飞扬的传奇，后半部围绕过气民歌手芹姐的故事则是沉滞的传奇。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都不乏一种稍嫌夸张甚至泛类型化的倾向，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构成的叙事空间因为有了衔接的可能而引发了远远超出“写实”和“传奇”层面上的思考。小说的细部也耐咀嚼，其中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精彩描写，但往往笑过之后，那些荒诞的、无奈的悲凉情绪倒更鲜明了，所谓的“悲喜交织”在小说中得到了圆融而熟稔的表现。
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去门”、“不门”、“回门”的情节设计，暗合禅意与道法，依然是林氏小说特有的味道：意境朦胧，空灵玄妙。不过与《山花》上发表的《足谜》相比，这篇小说更显示了作者在创作里程中的又一个新突破。北京方言的“白”与温州方言的“涩”都曾是他一度追求过的语言风格，这篇小说里却少了几分涩味，多了一些文言的古雅。小说用了一套地道的中国笔墨，一方面拒斥着欧化的现代汉语，一方面又努力向民间与古典语言中寻找突破。读这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林老先生从他一贯追求的古奥险涩的语言中走了出来，流连在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中那一脉古雅的风光里。同时，写意和白描的大胆恣肆，还显示出在小说艺术探索之路上，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作家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
本期还有两部作品刚刚发表就获得了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奖”，它们是莫言的《月光斩》（短篇）和映川的《不能掉头》（中篇）。不过，对于这两部作品，我们并不看好。
《月光斩》名字起得很漂亮，写法也“很莫言”，开头和结尾还用了“伊妹儿”、“附件”的形式结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求新的作品，但细读下来，满眼给人的感觉却是旧。这里的故事是旧的，基本脱胎于《眉间尺》，连作者自己在小说结尾都这么说；“出彩儿”的部分是旧的，那些对色彩和感官本能目眩神迷的渲染，自《透明的红萝卜》起，经电影《红高粱》的推广，不要说文学读者，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经过《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的花样翻新，再转回身去玩旧戏法，实在产生不了多少艺术冲击力。这还不仅是读者“审美疲劳”的问题，更由于文本失去了当年的虎虎生气。惟一新的就只剩下了电子邮件的形式，但其运用方式实在像一个换笔太晚作家的乍然求新。所谓的新形式与小说内容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把作为开头结尾的“伊妹儿”正文删去，“附件”中的故事主体基本毫发无伤，作为短篇小说，这样的形式探索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再有，如果故事的主体在“附件”里，讲述者应该是发“附件”的侄子，但进入故事，发现讲述者的口气时时又变成莫言，好像莫言把附件的事给忘了。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伊妹儿”的形式是不是莫言随手捡来贴上去的？客观地说，这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并不低，如果是一个新作家写的，其潜力应受文坛重视。但在莫言的序列里，实在算不上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名作家每次产下的都是“金蛋”，但这样的作品放在《人民文学》55周年的庆典上，就显得不够分量，获奖更令人不能服气。特别在林斤澜老先生那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的映照下，那种名家炫技的潇洒随意，更令人为中国文学的前景担忧。
《不能掉头》（中篇）努力展示个体的荒谬遭遇。主人公黄羊因为一个杀人梦境“被迫”以“杀人犯”的身份亡命天涯，并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黄羊对“杀人犯”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想像及由此而来对幸福生活的一再放弃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情节设置的人为痕迹和急于真相大白的结尾却弱化了小说应有的效果。
本期还有两篇“70后”女作家的作品，魏微的《异乡》（短篇）和金仁顺的《霰雪》（短篇）。
与我们曾推荐的徐则臣的《啊，北京》（《人民文学》2004年第4期）一样，魏微的《异乡》书写的也是来自“小地方”的“外地人”在大都市漂泊的感受。最近，这一题材的创作有上升趋势，正在与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等海外文学构成对应的“国内漂泊”序列，并且，在艺术上更有潜力。魏微的小说里有一种“迷人的真切”。“异乡”隐喻“家园”的迷失：几经挣扎、洁身自好的许子慧在异乡大都市里有一种委屈遍尝的茫然，然而“家乡”小城却用其粗暴龌龊的“丰富”想像拒绝了她身心的回归。小说对异乡体验之真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散文化的叙述语调，细节和动作上的斤斤计较又使小说避免了单纯的情感独白，显得饱满有力。不过，在魏微的“小城”系列里，此篇仍不算上佳。挑剔地说，母亲的形象作为一种对位的设计，代表跳出来的“小城”，是个扁平但有力度的角色，可惜这部分构思表达得过于直露，倒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几分漫画的色彩。
《人民文学》2004年第9期推荐篇目：空缺；《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推荐篇目：韩少功《山歌天上来》、林斤澜《去不回门》、魏微《异乡》。
看《收获》
本期《收获》阵容豪华，无论与前几期相比，还是与同期其他刊物相比，都算得上是一场“盛宴”了。《收获》向以“中国当代文学简史”自期，从史的脉络上看，这场盛宴的特点在于“写实”，不但“写实作家”占据主体，以往“尚虚”的作家，也向“写实”靠拢。这并非偶然。先锋小说“怎么写”的实验难以为继之后，“写实”又重新成为评价小说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何“写”才能落“实”，各路人马还要各探门径。
先看头条，池莉的中篇《托尔斯泰围巾》。
池莉一贯“写实”，但那些沉溺于“小市民”世界的“写实”小说，业已成为她“堕落”为通俗作家的罪证。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消极的“小”文学观，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使得这些小说成了生活的贴面舞。池莉的新作能否超越自己，就看她是又打了一串“小市民”喜闻乐见的水漂，还是能石穿水底见精神。
花桥苑“小市民”们的日子，也还是脱不了张长李短、蝇营狗苟的小事，如果就这么琐碎下去，势必又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这时候出现一个“老扁担”，先作挑工，再收破烂，多少弄出了点动静来，但对于庞大的花桥苑生活，实在微不足道。本以为，这老头也就是一棵沉默着寄生在“小市民”生活中的老树，没想到他被死亡连根拔起时，竟然成了一把剑，明晃晃地刺穿了整个花桥苑的生活，让所有人都张大了嘴，低下了头。那些平凡的生活、世故的生活、功利的生活、勾心斗角的生活、故作矜持的生活，突然间在一个理想坚守者面前不值一提了。这就是我所看重的，池莉找到了一条存在于卑微者灵魂深处的“托尔斯泰围巾”。不仅老扁担，事实上所有人内心里都有这么一条围巾，它象征着生活的理想和尊严。池莉一向为批评家所诟病的“小市民”立场，此刻成为了小说切实的美德，一群“小市民”成全了一个“老扁担”。琐碎的生活细节落到地上之后，小说站了起来，它刺痛了你，让你看到了生活的背面，让你惆怅难言。
当然，小说的问题也很明显。首先是那些冗余的说教，直白得让人心烦，而且多处依赖议论深化主题，有偷工减料之嫌；其次，池莉在处理这个理想主义者时多少也犯了理想主义的毛病，结尾的点题不免牵强。因此，虽然对池莉而言，这一次的“写实”是一次难得的超越，但单以文本论，这条“围巾”还可以更加精粹。
在《尘埃落定》飘逸的身影背后，阿来的新长篇《随风飘散》开始“落实”。不过，简练有效的务虚又给写实插上了翅膀，使之具备了有别于一般写实的可供升腾的品质。
如果说《尘埃落定》是浩大的民族史寓言，《随风飘散》则是深入的心灵史寓言。在寓言的营造方面，它比《尘埃落定》更加精深，也走得更远。阿来将过去铺展开来的想像力收缩到几个人的内心，也许他只想看看人为什么不能像天使那样活着，到底是什么迫使我们不能坚守内心深处的良善与信仰。如此清洁纯粹的思考与尝试，在我的中国当代小说阅读经验中前所未见。它让我隐隐感觉到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世界性”，如果真有所谓的“世界性”的话。杂志目录中注明是长篇，其实只是一个大中篇，据说是阿来系列小说里的一个，据此观之，接下来的系列小说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也许是阿来酝酿太久的缘故，《随风飘散》的情感浓烈得有些外露，某些地方缺少必要的节制。迟子建的短篇《采浆果的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通篇贯穿了作家浓得化不开的主观情感。李锐的两个短篇《挎镰》和《残摩》都很尖锐，从农具这些与农民与土地最贴心的意象入手，写出了对现实的焦虑。单篇看来，题旨似有明确简单之嫌，但若是此类小说成一系列，意义和力量就显出来了。手指的短篇《去张城》琐碎、粘稠、细密，颇具荒诞意味：我们的热情和责任感往往会成为别人生活的敌人，如果你打算替生活作一回主，那你只能是添乱，要么给自己，要么给别人。然而，作者在衔接故事的关节点上搭了一座脆弱的偶然之桥，对一个要求“浑身坚挺”的短篇而言，是个不小的问题。
另外的两个中篇，薛舒的《麦粒肿》和严歌苓的《灰舞鞋》都写得扎实细密。前者沉稳踏实，以小见大；后者清新流畅，是个好看的长故事。
【插话】《灰舞鞋》恐怕不仅仅止于一个“好看的长故事”。小说回眸了非常年代非常环境里作用于人性的一次扭曲——纯洁的爱情为人所不齿，不择手段的婚姻却大行其是。这种自以为正常的非常态与发生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那些故事何其相似，小小的一滴水里，让我们联想起许多历史、社会、道德领域中的诸种风光。小穗子这个“经过恶治而不愈的害情痨的女孩”不仅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同样单纯的男主人公刘越，也成了烘托小穗子形象的最佳绿叶。没有她的楚楚可怜，决不能显出他的磊落阳刚；而他的一往情深一旦缺席，小穗子的温柔则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怨诉，无法拔到令人动容的悲剧审美高度。相比于此前发表的《小顾艳情》（《上海文学》第7期），这部作品更加激情饱满。作者的分寸感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尤其那云淡风清的尾声，令人收卷黯然。——晓南、文珍
《收获》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阿来《随风飘散》、池莉《托尔斯泰围巾》。
看《花城》
本期《花城》排在头条的，是王祥夫的《榴莲》（中篇）。故事的切入点极富张力：追求性爱，却厌弃婚姻的画家安乐遭到了白荷的死纠乱缠。就像点题的水果榴莲，对于婚姻，爱者趋之若骛，憎者避之不及。矛盾就在这里，张力也在这里。小说的叙述之笔，闪回在安乐逃避的身影和白荷步步迫近的步伐之中，盘旋回绕。如果说，好小说的标准之一是，走最短的路抵达最远的地方，那么，《榴莲》的抵达之途，岔道过多，力量反而互抵。小说前半部本可以更加轻捷紧凑，但形成的悬念举手就被放弃，结构并进的几条线，起落中并没扣合。后半部却又收束得过紧过急。故事绕边游走，似乎更在意一追一逃的戏剧效果，安乐复杂的心态内核反而没有得到更深的剖析。同样，作者安排车祸，让逃跑的安乐无脚可逃，好像使故事峰回路转，但是，正是由于把安乐的逃跑心态描写得过于坚决、简单，反让人怀疑结尾的温情，是否仓促。说到语言，这篇小说局部章节很有特色：同阿城的《棋王》一样，喜用单音节词，和现代口语结构杂糅起来别有趣味。语调节奏，也能随着情节的紧张、人物心情的波澜而变化起来，只是由于故事的心理基础夯得并不扎实，有时让人觉得不自然，过于跳突。
《花城》今年开辟了“花城出发”栏目，意在提拔新锐，但目标却仅集中在被文化界翻炒的沸沸扬扬的“80后”的新人上。第4期推出的是有“少年沈从文”之称的李傻傻，第5期的张悦然，与郭敬明被媒体合誉为“少年写作”中的“金童玉女”。《谁杀死了五月》和同期发表的另一短篇《吉诺的跳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偏重幻想，也就是她在访谈中所认为的“虚构”。也许，小说到了现在，所有的主题都被写过，所有的故事都被讲完。而对张悦然来说，20来岁的年龄，书本的阅读经验显然重于亲身体验，所以，所谓的虚构只能是故事“重编”。《吉诺的跳马》前半部借鉴了校园文学常见的“逃课”主题，后半部则似乎截自“先锋小说”中欲望和阴谋的场景片段，结尾为了升华主题，又是对苏童风格的经典阅读印象的再挪用。《谁杀死了五月》出自一个自恋的小女孩对爱情的虚幻想像。写一位少女作家（有明显的作家自道的味道）游历小镇时，邂逅了退隐此地的年轻摄影家，一夜欢爱后，她决然离开，却又终身思念对方。这样的题材看似新鲜，在当下的网络写作和青少年写作中，却已变成了另类的俗套。值得一提的是，张悦然现在似乎成为现象，一些著名期刊和出版社近期纷纷推出她的小说，大有众星捧月之势，《谁杀死了五月》更是“花落两家”：在《花城》隆重推新的同时，同期《小说界》的“八十年代后”专题也以之压阵。其实，这篇小说与《吉诺的跳马》在今年7月出版的作品集《十爱》（作家出版社）中，就已和读者见面了。一稿几投的事就不说了，权威期刊“原发权威”的失落着实令人感叹。
同上述小说一样，邓一光的《上帝的几内亚猪》（短篇），强作的痕迹也很明显。即使背景搁置在疯人院，也不能掩盖小说内在的混乱。与其说是篇小说，倒不如说更像篇讨论观念的论文。邹镇的《云空法师》（短篇）属于讽刺小说，题材常见，手法平常，但是就好在这个平常。尽管主题过于单一，叙述的老实态度却能让人放心。
相比上面的小说，下面的两篇：范若丁的《旧京更漏》（中篇）和张蜀梅的《同窗共读》（中篇）属于小说写法中的另一路子，不是追求小说的戏剧化，而是近似忆旧散文。强作的调子放低了，感情就溢了出来，显得自然好读，且极易感人。引日京更漏》语言的白描功底扎实有余，惜乎灵动不够。《同窗共读》的矛盾是，文体摇摆在散文与小说之间，内容游移在追求感情自然与深化人性的故事设计张力之间，所以，直到最后的“揭宝”，也没能挽救前面所造成的失衡。
《花城》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十月》
本期《十月》，整体嫌平。我们推荐其中一篇：老虎的《锦鲤记》（中篇）。
《锦鲤记》是一个很容易被漏掉的作品，初看味淡，不过看后却难忘，三番两次重读，仍经得起品味推敲。小说的写法有点像古代话本，开篇先讲一个鲤鱼龙女的小故事（情节和“田螺姑娘”这个神话母题相近），然后再进入主体故事，不过，将“入话”和“正话”关联在一起的，是戏拟和反讽：“入话”中意外得来的仙女，在“正话”中变成了来路不明的女贼；勤劳善良的穷小伙，变成了懒散嗜赌的乡村闲汉；温情脉脉变成了欲望赤裸裸；神赐美满变成了偷窃发家。曾经抚慰人心的神话已无迹可寻，存留于大地者，惟有当代乡村的精神贫瘠。在当代乡村题材的作品中，《锦鲤记》很有新鲜感，它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启蒙者悲悯的人道主义关怀或以进化论者乐观的现代性解释，来刻画、批判农民的精神状态，而是顺其自然，自在呈现，它在写法上的“轻”和它所写之物的“轻”正是旗鼓相当。乍看上去，它像是中国传统话本味道的通俗小说，着重写人物的言行，西方小说着重的风景、心理等方面的描写则较简淡。但它也并未像通俗小说那样揪着噱头不放，而是在传统文学形式中隐藏着某种现代小说的内核：在叙述之外，尽量剔除叙述者的判断和介入，让作品自己说话。它是靠细节的丰富流畅来营造生活实感的真切，让读者在每一点滴上去体会它到底想说什么。不过，它的结尾一味“轻”下去，就显得有点“飘”，容易让人把它真的看轻了。
作为头条的是须一瓜的《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篇）。作者在近来的创作中，颇有将诗意、传奇性、现代感觉融于一炉的倾向，这篇作品应属其中较佳者。人的孤独、渴望沟通与难以沟通，革命记忆与拜金现实的错位、交织与相互投射，都得到了较为微妙和多义的表达，有些地方还处理得颇为细腻、富有感染力。但整体而言，叙述有点夹裹不清，难以驾驭繁复的表达欲望。作者似乎在追求一种骨感的文风，短句和简单陈述句用得很多。这种质朴的语言探索值得鼓励，但其成就还很有限，尚有油水不融之嫌。另外，须一瓜喜欢在小说中引入流行歌曲等时下文本，此篇也是将几米的漫画摆在重要的位置。这种方法，若用得好，将扩大文本的容量，形成巧妙的互文。但是作者用得并不好，仿佛打牌，手里有一张好牌，还没等到恰当的时机，就冲动地甩了出去，结果好牌成了废牌。
孙惠芬的《一树槐香》（中篇）借“一树槐香”这个意象来书写一个女性的自我身体意识，但却并不能像作者发表在第7期《山花》上的《狗皮袖筒》（我们上一期推荐篇目）那样用“狗皮袖筒”一个意象统摄全篇，反倒像个泊来的意象，不能着地。两篇作品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然而，若说《狗皮袖筒》像手擀面一样劲道，此篇则像一锅煮久了的面条。许是因为汉语文化的语境限制，作者似难觅到足够的词句、情节、意象来表现纯粹的身体意识，而往往受制于猥亵的男性话语和市侩的社会话语。
“小说新干线”栏目本期推出盛琼的两篇小说。《小青的宝贝》（短篇）写处于底层的女性不可避免地被损害的命运，立意不浅，但写得牵强。《苏醒》（中篇）中弥漫着对浪漫的追求，有些片断写得不错，然而，想把个体的体验上升为对男女之情的普遍表达，却又拘泥于单维的感觉无所超拔；可以看出生活的深切体验，但表达过分急切直露，缺乏对如何把这体验化为文学艺术的充分思考。
《十月》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老虎《锦鲤记》。
看《钟山》
这期《钟山》名为“中篇小说专号”，虽有11篇作品的大容量，且其中红柯的《飞啊飞》和姚鄂梅的《死刑》也已分别被《小说月报》第11期和《小说选刊》第12期转载，但惜无精彩之作压阵，少了些“专号”的力度。
头条是红柯的《飞啊飞》，它似大江奔涌，但几个弯角却处理得过于轻松，如文中以红马黑马作喻示等情节，都流露了作者浅白的刻意。而作为原本可以出彩的人物翔子，他对三个父亲般形象（老头、刘叔、马校长）的复杂情感，本该精工细刻到底，但作品越写越潦草，使最后的弑父行动更像匆匆收尾的无奈之举，悲剧意味一下子被冲淡许多。与今年《收获》第2期上他的中篇《扎刀令》相比，这次作者虽收敛了一贯的大叙事手笔，意欲小开口往人性深处挖掘，但还是那个老毛病，每每搭好一个框架，也看到能撑起一个好故事的几个点，却放弃了对它们的琢磨与敲打，手一软，圆都没画好，最后的效果只能是流俗。小说有些心理描写很漂亮，时不时闪一下光。但对它的性描写实在不敢恭维，既不高明也不高级，似乎是宁为粗糙还要写。因此更像没完没了的意淫，情趣不高。
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一开篇就极入戏，短短几句便将情调渲染出。在封闭的情境中故事如一条小溪流平顺而下，其间隐约带动了一些水草的轻微摆动，瞬即仍归于平静。古代的故事总是光滑的，冰凉且气韵悠长。作者走的每一步又都是旧棋，他更注重技术上的圆润精进。有些小说是对读者有意义，有些则是对作者。该篇结构如剥笋式层层推进，精细严整，是一次成功的技艺锤炼。其语言和叙述的水平均为该期最高。不过，好的故事和人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徐的描绘似向普遍性奔去，因而有些平面。
范若丁曾以一座北方古城的一条旧街为背景写作长篇《旧街纪事》，本篇《旧京人物》仍延续了此脉络。此类作品，难翻新意。因此下笔容易，写好却难。作者以沉淀多年的丰富经历，诉说荒诞年代里传奇的人事，呈现了时代起伏中的人生百味。进入故事情境时，笔法疏朗简淡，似传统白描般平易自然，寥寥数笔就绘出一幅幅人物图谱。叙述中正，似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柳营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阴性气质，《水上幻像》通过视角的不断游移营造了漂浮不定的强烈感觉，作者欲诉一个女性成长的幽秘历程，但缺乏逻辑的叙事使泛滥的抒情愈发空洞无力，即使一些虚无、挣扎的小片断写得轻灵，但总体碎裂经不起推敲。人物虽多却如走马灯般落不到实处，加法成了减法，减损作者欲说的刻骨铭心之疼。一个丰厚的故事有它能伸到幻像之下的强大根茎作支撑力，但该篇却似无土栽培，使全篇始于混沌终于混沌。《月光勾住寂寞的窗口》倒是简单清新，像一篇小散文在浅吟低徊。
姚鄂梅的《死刑》中女主角对兄长的感情和《飞啊飞》中男主角对父亲的感情一样，都有让人唏嘘感叹处，可惜两位作者都没能抓住。乍一看他们搭的大架子，其铺陈的阵势是一笔一笔费了心的，细看下去却不免失望。而《死刑》的“硬伤”更严重。叙述枝蔓太多，使人物面目模糊；故事设计的太多，其衍进和转折都是靠戏剧性太盛的噱头，反而衬出了作家的偷懒。或许作品想表达人物被一种宿命的力量不停推着走，走向谁也不知道的莫名之处，但如果推得太随便，就只能沦为一场情节剧了。
林梓的《蛇魇》将人物分成块状写，结构先就取巧了。作者虚构了一个不高明的套，让读者一路忍受其故弄玄虚的想像，结局的了无新意却又配不上叙述的大张旗鼓，倒叫人瞧出故事本身的单薄来。既没能提供新的阅读体验，也没有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如此“做”出的鬼气实为矫情。
磊子的《谁是好女孩儿》让人见识到话语的繁殖力，口水般的叙述不仅是人物的也是作者的浮躁。王怀宇的《血色家族》作者有故事却讲得泥沙俱下，还须沉淀再沉淀，才能除去饶舌的砂砾留下好看的真金。赵刚的《邮差》像在倒开水，下笔太随意，写不好也不能胡言乱语不老实。赵言的《丑女》的确不美，无论故事还是叙述都很粗糙。以上诸篇各有各的无聊，却都写得太不费气力了。
《钟山》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作为“十年刊庆特大号”，《大家》第5期在厚度和容量上给人以丰盛之感，不仅有各路名家的贺词，还有各色小说的捧场，其热闹着实让人充满期待。
封面上所标榜的“小说的风格和境界”一栏下的4篇小说，2篇出自名家，2篇是新锐之作。细读下来，我们的阅读经验再度被证实：名家叫座，新锐叫好。
与近期热卖的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一样，张欣的大中篇《为爱结婚》同样直面当代中国人情感和婚姻的现实诉求，显示出女作家对生活的积极思考和参与的热情。小说轻巧好看，却缺乏扎实的现实底蕴。这几年张欣的名气越来越大，小说却越写越糙。故事基本靠巧合编织起来，堕入了“成人童话”的设计套路，情节进展显得颇为幼稚。人物类型化、脸谱化，带着过于强烈和明显的主题，俨然是一个概念的图解或道理的实例说明。比之她早期写白领生活的作品，这一篇完全落入琼瑶式的言情套路。在以往独特的“会心处”减弱的同时，弱点却仍保留着：人物语言没有性格，与叙述语言如出一辙，统统是张欣自己的影子。语言上也散漫随便，甚至缺乏应有的锤炼。“后来子冲说的一段话真是弦动我心，令陆弥真的感动异常。”像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如果张欣是想往通俗言情作家的路上发展，读者自然无话可说，但想起几年前看她作品时的感动，忍不住提醒一番。
刘庆邦的短篇《咱俩不能死》，讲述了私人小煤窑里煤矿工人极端艰苦与压抑的生活状态：高悬于头顶的煤矿安全隐患，随时都有可能落下，在性的饥渴与生命的不安全感中，两个异性恋的煤矿工人硬是被生活逼成同性恋。毋庸质疑，题材的新鲜与真实、作家切入生活的能力都使小说具有了好小说的底子，如果作家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受到“悲惨”，那么他成功了；但如果读者还期待悲剧感，怕又要落空了。如果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小说欠缺的也许正是对人性价值感、庄严感和尊严感的营造，以及在对生活过于贴面的表现中，忘了给形而上的悲悯留下一些空间。现实的窒息被写得太满，以至于人生的理想——哪怕只是理想而已——也无法透进一丝光亮。自获鲁迅文学奖的《鞋》奠定了刘庆邦小说的艺术高度、被改编为电影《盲井》的《神木》提升了刘庆邦的知名度后，无论在农村生活题材还是矿工生活题材上，他都很少再能用《鞋》那样的温情和《神木》那样的深邃打动读者了。近两年，刘庆邦的小说不断占据各大文学刊物的版面，却鲜见力作，恐怕还是出手过快。真心希望作家能慢工出细活，早日走出自己的“瓶颈”。
如果说刘庆邦的小说是失之太实，那么新锐作家盛慧的短篇《水缸里的月亮》则跳出了虚实的窠臼。写诗出身的盛慧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个荒年中的饥饿母亲，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母爱与自爱之间的惨烈挣扎。与《上海文学》上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纪实手法相比，这篇小说里的饥饿感显然是想像出来的。但小说家把艺术想像推到极至，以超绝的想像力和扎实的细节描写，充分挖掘出饥饿所带来的恐怖感，表现了人与饥饿抗衡时顽强而执着的生命力，在想像与虚构的天空里营造出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极限体验。小说以唯美的语言表现异常残酷的骨肉相食，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美学风格，闪烁着某些80年代先锋派小说的涟漪。有意留出的叙事空白，也令小说具有了多种解释的可能，充满了张力。尽管无法与发生在生活中的真实相比，我们仍然能从这篇带有实验色彩的小说里，看出作家用心虚构的努力与超越想像的毅力。
在盛慧的华丽之下，谭华就显得朴素了。然而这朴素却难得地绵密、细腻和扎实。小长篇《一团结》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和情感，用散文的笔法从容地描绘了70年代初中国城市市民的生活图景，将我们带入那个时代的回忆中，让读者体会到了久违的感动与共鸣。这独特的气质让人不由想起了萧红和林海音。小说显示出作者扎实的传统写实功底：生动饱满的对话、充满个性的细节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情节的自然铺垫又使人物最后的归宿令人信服。小孩子的低姿态，令真诚的抒情意味自然贴切地流荡于字里行间，不讨嫌。
封面“小说的无尽可能与万千气象”标题下的几篇小说，均没有体现出广告语中所标榜的高度。孙方友的短篇《小镇人物问题》，比之林斤澜写于80年代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显得过于周正，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少有特色。闵和顺的小长篇《白鸽》、肖克凡的《爱情刀》（中篇）、汪晟的《子非鱼》（中篇），都和《白鸽》有着程度不等的相似毛病：作者的叙述欲过盛，侵扰读者。《子非鱼》的饶舌尤其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看到这里大家已经知道，我的大舅不是一般的大舅，我的大舅跟许多人的大舅有些不一样，我的大舅是有许多故事可讲的。大舅当然有许多故事可讲，大舅要是没有许多故事可讲我这篇小说也就写不下去了。”如果小说这样写，那读者可真是看不下去了。李建森的《游戏》，恰如题目，确实是一场文字游戏，却比游戏无聊、乏趣。
《大家》2004年第5期推荐篇目：盛慧《水缸里的月亮》、谭华《一团结》。
看《山花》
《山花》第9期的“黔地”栏目推出了盛慧的《夏天又来到了后赵圩》（短篇）。语言细腻却不拖沓、宁静而不沉闷，结构的编织与隐喻的展开巧妙而自然地贴合在一起，既有散文那种“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漫不经心，也有小说构思中的“刻意”和精妙。作品的文体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不少读者认为是散文，我则更倾向于称之为“散文化小说”。因为，作品中对细节的还原达到了精细的程度，与其说是当时情境的回顾，不如说是故事的当下讲述。“夏日的午后、暴风雨的前夕”不仅是时间的限定，也是成长渐渐跌入灰暗的一种暗示。“我”穿梭于田野人家、流言蜚语，在好奇的期待与恐惧的袭击中不知所措又若有所悟；死亡、偷情、谋杀、暴力被点染进清新、自然的叙述，铺展出一种参差的繁复和不安的诗情。结尾在被割下的嘴唇处戛然而止，童年的美好叙事也将一去不返。儿童口吻的贯穿始终，带出了儿时的纯真和懵懂，而成人用词的旁逸斜出，又把成人的沉重与丰富杂缀其中——两者在穿梭往复中氤氲出忧伤的底子，却并不显山露水，浸润着一种微微的凉意。
吕新早期作品中大面积的风景描写，犹如黑色的幕布，人物的悲欢只是镂空而出的寥寥数笔。和许多“先锋作家”一样，吕新也在尝试转型试验。《十月》（中篇）中故事的脉络渐渐清晰，显露出融合风景、事件、情绪于一体的努力，但问题仍在于氛围的营造和事件的发展并没做到山水相依。万顺与乡里的财务纠纷只被当成小说触目的前景，乡土小说式的笔法所勾起的现实主义期待，并没有得到回应。跳宕不羁的叙述并不指向故事的完成，而更像是一次表象的旅行。轻与重、虚与实之间的张力并没有，串起故事的起落，反在怪诞奇妙的遐想中渐行渐远。人物的语言也不契合乡民的身份，而是在作者强大的阐释欲望面前变位、失声。语言仍不乏精妙和灵气，可以隐见早年的风韵，但迷幻的感觉强加入乡村的背景，就像钉在农家栅栏上的苏绣，精美华丽，却孤零刺目。
第10期的《山花》最值得看的是文坛前辈林斤澜的《足谜》（短篇）。小说仍不乏他一贯的苍劲和凝练，儿子与缺腿军人形象的重叠勾连起老父抚卷痛思亲子的悲楚，“谜”背后所承载的巨大的沉默和悲怆给文本带来一种内敛的气度，荒诞的历史背景在父子切肤亲情的演绎中被赋予了某种悲壮。引文中叙述话语的宽绰与他用词的瘦峻之间恰成对比，三字句和四字句的叠加缺少转折而显得突兀——是典型的“林斤澜风格”，却也阻隔着不少读者对文本的进一步深入。
《山花》2004年第9期推荐篇目：盛慧《夏天又来到了后赵圩》；2004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萌芽》
第9期的《萌芽》从整体上看，可谓忧喜参半。一方面，“80后”小说依然纵容情绪的倾诉而匮乏于小说的艺术；另一方面，这类小说终于从郭敬明、易术等小说的忧郁主题中产生出新质：渐渐冷却了做秀的“啼哭表演”而开始转向依凭情感取暖。
重头戏“小说家族”推出了三位新写手——谭少亮、张梦石和邹海艳。他们一上场就不约而同地叙述记忆中的一段时光。这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从放逐记忆到复现记忆是否意味着忧伤又脆弱的生命开始尝试承担？
谭少亮的短篇《记得要忘记》被编者置于“小说家族”的首位。它含泪讲述的与其说是一段与爱擦肩而过、老套的少女青春期的情感经历，不如说展现了“80后”成长阶段所遭遇的更多的迷团、更多的矛盾情感：温柔、恐惧、永远的神秘。小说的少女主人公所深爱的大P始终是一个飘忽的形象。或者，不断变换“职业”的大P原本就是少女制造的幻像。可以说，大P即是“80后”在自省时分所寻找的另一个自我。因为只有源于自我的幻像，才能使其内心充满悠长的忧伤。应该说，这样的故事内核在“80后”小说玩酷装冷的语境下具有纠偏的作用：记忆对抗遗忘的充满张力的内在结构生发出某种动人的温暖情致。其中，“冰糖葫芦”、“萤火虫”、“中国结”等意象一面传达出“80后”对于成人小说中爱情公式的机械复制，一面也闪现了某种亮色。
同样，张梦石的《几回梦魇》（短篇）和邹海艳的《倾木十月间》（短篇）也都沉浸在记忆之中而难以自拔并将记忆视为脆弱生命的一种支撑。《几回梦魇》通过玻璃弹珠的游走叙述了各种不能把持的命运，构思新奇但略觉离奇，“梦”写得细腻、生动，“魇”却带有小资的矫情，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孤独、冷寂、困苦、忧伤、死亡等缺少质朴的情感成分。《倾木十月间》让小说在记忆的倒叙与现实的虚拟空间里交替，但没有一个出彩的故事架子，平铺直叙的内心独白不似溪水的神清气爽，倒反似冗长的回声让人郁闷。
本期的“长篇连载”和“少年小说”栏目继续刊载易术的《再见，萤火虫》（三）、李海洋的《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三）。易术的文字从前两期的感伤和忧郁升格为放肆和颓废；李海洋则索性让人物模仿着社会上“混混”们专横跋扈的痞子腔调。这一路80后小说不仅意欲颠覆现代儿童观所建构的纯真话语体系，而且试图创造自己的品牌以摆脱韩寒、郭敬明的影响并占领文化市场。
此外，两个微型小说echo的《虚荣》和陈X的《4区》局部构思颇有些别致。但整体上，它们还是没有区分出欲望与挑逗、虚荣与轻佻的界限，有一种时尚写作的危险倾向。
第10期的《萌芽》继续推出新写手并试图打情感的大牌，以补救“80后”小说中一向缺失的小说基本功能——感动，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小说家族”中冯中才的《微微疼过》通过人物霄、木木女、昊、月女的四方视角转换，试图如多棱镜一样透射出少男、少女的青春心事。然而，正是这种对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生硬模仿触犯了小说艺术的大忌：人物的内心隐秘被强行窥视。还有，该小说对情感本身的处理，也有一种不自然的虚假：那个带着鲜血的橙子无论怎么品尝，都不是甜美的滋味。那个狠狠的吻无论怎么掩饰，都不是真情所至。尽管如此，“80后”小说开始书写疼痛，即使是微微疼痛，也寄予了他们渴望活得不再麻木的心声。
比较而言，沈盛洁的《爱情，是一个人的坚持》（短篇）倒算得上一篇以诚挚之心追寻爱情的故事。“坚持”是“80后”久违的一种精神品格。但情节的拖沓、语言的琐碎，小标题的漫不经心，却屡生败笔。
至于丁召书的《自尊的代价》（短篇）就更是让人遗憾。小说质量且不论，据《萌芽》网站的少年读者披露，它的故事内核与几年前《少年文艺》上的一篇小说有重复之感。
本期的“长篇连载”开始连载阿莱的《左倾45度角》（一）。刚以一篇《安家子》而令人注目的阿莱，在长篇小说中却乱了阵脚。姑且不说结构驾驭上的吃力——以平庸的小标题将一个个故事缀成长篇，单说曾经冷中寓热的涵容的语言风格也开始向浅近、油滑坠落。这如何不让人们忧虑：“80后”写手一夜成名容易，成名之后坚持寂寞的写作却太难。
此外，echo的《寂寞》和陈X的《玩笑》（微型），不断提供新奇的故事，可见作者的才情，但才情与，艺术毕竟是两码事。
《萌芽》2004年第9期推荐篇目：谭少亮《记得要忘记》；2004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上海文学》第9期的“月月小说”栏目推出的是韩少功的两个短篇《801室故事》和《是吗？》。最近，又值韩少功一勃发期，《天涯》第5期和《人民文学》第10期也先后发表其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在这一批作品中，《上海文学》推出的这两篇最专注于文本试验。
两篇小说都颇具法国新小说的味道，探讨的是存在的可能性和叙述的可能性。《是吗？》讲述的是一个读者熟稔的学界、官场故事，如果用传统方式叙述，很可能写成一个情节完整、细节生动的中篇或长篇。但韩少功剔除了所有活色生香的经验填充部分，留下了一副干干净净的骨架，以及一些最不可少的血肉。这样就把读者在传统阅读中对情节经验的兴趣，转移到叙述本身。换一个角度说，作者把所有影视剧、畅销小说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快感全部剔除掉，使小说语言和叙述的魅力单纯地凸现出来——在当下小说的独特性日益被侵蚀遮蔽的情况下，这样的探索尤显宝贵。不过，韩少功这篇小说的价值不止于此。对小说纯粹艺术功能的探索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先锋小说始终没有解决好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西方的小说技巧与中国的本土经验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吗？》则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用现代小说叙述技巧的复杂性来结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于是，文人、官场各色人物的机巧百变，虚虚实实的太极功夫，在不断交叉变位的视点和虚实相济的叙述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却又左右逢源。借助中国人心领神会的“世俗学问”，西洋花园中的交叉小径，转变成中国庭院的移步换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春山之外又隐横岭竖峰。只是小说的结尾让人不太满意，老A断然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如计算机删除记忆，很自然地让人想起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这样的安排估计意在加强叙述的虚无感，深化小说的哲学意味。但作者做得似乎有点急了。崇尚“难得糊涂”的中国人，会有更艺术的方式混淆记忆和抹煞记忆，此处若更能创造性地发挥中国智慧，全篇的叙述追求和文化经验则更骨肉相合。
《801室故事》的文本实验意味更浓。小说是由两个报告组成的，一个是装修公司根据房主意愿提供的装修方案，一个是警方的搜查报告。通过这两份技术性的专业报告，呈现出一个“成功精英人士”理想的生存空间和实际的生活场景。小说呈现的全部是“物”，对“人”的因素的剔除比法国新小说做得还彻底。这是一个姿态鲜明的开放式文本，读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睹物思人”。但是，读者是否可以在同一组“物”中读出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呢？这又很难，因为这些“物”没有任何个性化特征，一千个读者读出的恐怕是同一副“成功精英人士”的面孔。从标准化、格式化的“物”，推演出标准化、格式化的“人”，这大概正是小说的立意所在，正如小说最后说的，其实“801室无故事”。不过，这样的立意与开放性文本之间存在着冲突。真正的开放性文本应该存有多重路径，而不存在既定答案，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方向。但徜徉在“801室”，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暗示，似乎在空荡荡的房间背后，已有一张标识明确的指示图，它脱胎于一个传统文本的封闭故事。从这个角度说，意在挑战文本极限的韩少功，恐怕仍有可探索的空间。
本期“创造”栏目质量一般，陈家桥的《白酒》（短篇）、王松的《扶桑的低语》（短篇）都写老年人的孤凄寂寞，角度都比较巧，但形迹过显，弄巧反拙。李小铃的《寒星故事》（中篇），写当代婚姻的脆弱，不乏敏感精微，值得一读。江一桥的《重庆记忆二题》，如其题目，更像是散文，此处不必多说。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本期推出第六个故事《炕洞里的娃娃》（与烜笠合写）。开篇写故人相逢，当年孤儿院的大夫上官芳路遇寻访旧地的“秃宝宝”，互认、寒暄、吃饭，气氛环境和行文语气与当下文本差别不大，不禁让人略感失望和担心。然而，一旦转入回忆，气氛立刻凝重。“秃宝宝”家“六命换一命”的故事，再次把人带入鬼门关的生死挣扎。字字见血，步步紧逼，而文字简之又简，情绪抑之又抑。故事讲完，“秃宝宝已经泣不成声，上官芳也是泪流满面”，这其实也是不少读者的写状。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精简节制的叙述构成鲜明对照，正显出白描的力量。
第10期是“上海作家创作特大号（上）”。“特大”大概是指整体阵容（包括理论文章）而言，小说只有“创造”栏目里的4个短篇，且质量不敢恭维。殷健灵的《碎镜子》文笔优美，像安徒生童话，似乎更适合发表在少儿刊物上。赵长天的《英雄》、张士敏的《黑船》和张入云的《天使的翅膀》不是让人想起19世纪小说的古老模式，就是让人想起网络小说的流行趣味。作为上海作协的机关刊物，《上海文学》担负着培养本地作家的责任，留点自留地原也无话可说。只是“特大号”不同与一般“专号”，容易引人预期实力。而与第5期的“广西青年作家专号”相比，本期沪上小说家明显底气不足。
本期的“月月小说”栏目和“人世间”栏目连载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都因“特大号”而暂停。值得额外一说的是王安忆根据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的同名剧本。
相对于张版小说，王版剧本的最大特点是增加了人物的戏剧冲突性。七巧与小叔季泽的情欲纠葛、与女儿长安的婚嫁之争，作为两条前后相继的冲突主线，被突出出来。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和与冲突情节关系不紧密的人物（如老太太、长白及其妻子）则被隐去了。人物中性格改变最大的是长安。张版的长安是一个苍白懦弱、可怜又有点可笑的人物，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是曹七巧的殉葬品，更在于她在殉葬的过程中也被驯化了，最终宿命地成为“小一号的七巧”。王版的长安则更有反抗性，其勇敢和执着并不逊于“新女性”。长安与七巧的较量是明刀实剑的，各自的怨恨和疯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小说的角度看，张氏特有的郁婉苍凉有所破坏，但戏剧这种形式，也需要人物冲突的直接性和内涵表达的明晰性。王安忆所做的是，把张爱玲隐在文字背后的话，都让人物自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增设的情节和对白都是小心地顺着原作的话茬儿接出来的，手艺相当不错。只是结尾略有添足之嫌，人物的语言有时也与身份不符。不过，佳作改编，向难讨好。名花寻媒，亦非易事。以王安忆改编张爱玲，“活儿”做到如此地步，在王已是难能，对张也算可贵了。
【插话】好的戏剧在结构上应该是匀称而紧凑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王编话剧《金锁记》就显得细节过杂，重心失衡。戏分两幕，都是刻划同一人物，但是作为驱动戏剧冲突发生的中心枢纽却是一再地偏离，游移。也许更好地平衡方式是把第一幕全部去掉，然后以第二幕为主体，在第二幕的基础上，把第一幕的内容通过回忆、冲突等方式融化进去，结构会比目前这个来得紧凑，丰满。也只有这样，才能显得出这个改编，不仅仅是对张爱玲的作品改编，还是王安忆自己的创作。否则，只能是对张爱玲小说的亦步亦趋。——余旸
《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推荐篇目：韩少功《是吗？》和《801室故事》、杨显惠、烜笠《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六——炕洞里的娃娃》；2004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