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发展观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发展观论文,理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历史观都未能全面揭示社会历史及其发展变化的真相，相反，由于观察社会历史视野的单维化——即理性视野和价值视野的分裂，造成如下虚妄的历史观念：一方面，游离于价值反省之外的理性视野把社会历史唯理性化，并使之成为先验精神或自我意识在时间上的漫游，既然一切都在逻辑上被先验设定，那么，人也就同时被降格为具有特殊人格的历史工具或手段，沦落为历史的附庸；另一方面，抛弃了理性的价值视野寄希望于盲目价值的范导，往往只能陷入不着边际的乌托邦的幻想之中，这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失足之处。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真正使之成为人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着力之处。并且在此意义上，我们断定，这是马克思主义逾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之所在。作为建立在真正唯一的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把修复理性与价值在传统历史观念中的分裂作为自己的使命，并由此奠定了它不可逾越的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初创，尽管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线索的初步总结，但是在马克思的天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窥见到一个新社会发展观的清晰轮廓。
一、意识形态史观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建立新发展观的努力首先是从批判意识形态史观开始的。意识形态史观是以往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幻想，它从意识决定存在的立场出发，把历史推演为意识创造世界的过程，造成了意识君临于万物而唯我独尊的假象。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蕴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从分工中发展起来并愈益地具有了独立性外观的人类意识形式，这是社会发展的中性事实；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而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各类唯心主义和思辨哲学的幻想——这种幻想如此虚妄——以至它时常陷入了这样的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想象的支配下，意识企图摆脱世界去单独构造“纯粹”的理论，如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等。在马克思看来，前者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意识从其纯粹畜群的意识形式经语言之媒介而成为人的自我意识，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但是把意识的作用推向极端，进而使之僭越物质基础而成为人类历史的统治者，把人类历史解释成精神和意识在其中漫游的过程，这乃是唯心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怪想”和“幻影”。在某种意义上，这类掺杂着精神的“怪影”、“幻想”的历史哲学阻断了人在历史中的真理性探求，遮蔽了历史运动的真相，造成了意识形态史观之于人类历史的重大扭曲，也造成了理性与价值的重大分裂，归纳起来，意识形态史观可大致分析如下：
首先，它造成了意识统治世界的假象。意识原本是人类特有的功能，就其根源而言，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并且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楚地指明了意识的发展脉络，即从和动物意识无甚区别的“纯粹畜群”的意识逐渐过渡为人的“自我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分工、交换和语言的发展，意识日益地和它的基础相分离并具有了独立性的外观，而这却仿佛造成了如下的想象，“不是生活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生活。”（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的能动原则被作了抽象的发展，于是历史仿佛变成了精神或意识不断生成，演化和复归的漫画，而无论是中古神学史观还是近代德国的历史哲学都未能穿透意识遮蔽历史的假象。于是，在维科那里，历史一次次地复审仅仅是由于“理性的永桓原则”，在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中，仁慈宽厚的大自然计划也不过是给上帝的假设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意识统治历史的神话在天才的黑格尔那里已经达到了颠峰，但是，这究竟只是思辨的“神正论”而已，因此马克思在书中不无嘲讽地描述了这些“证明精神在历史中统治的最高戏法”。
其次，它造成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分裂。历史只有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中才真正开始。从理性的视野观察，历史是人在自然中发展的时间过程；从价值视野观察，则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自然史与人类史是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彼此和谐、融为一体的。但是，从意识创造历史的神话出发，历史却是作为“产生精神中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历史领域中充满了“怪影”、“枷锁”、“概念”、“最高存在物”等超验的抽象的精神飘浮物，自然要么被视为与历史毫不相干而没有发展，要么被抽象为精神史自我演绎的一个环节，自然史和人类史被彻底分化和割裂为毫无关系的两半，这同时也造成理性和价值的严重分离。更确切地说，理性作为绝对原则统治世界，而人的价值原则或是变为理性的工具，为理性的“狡计”所驱使，或者消融在“自我意识”的梦呓中。
因此，要实现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恢复理性和价值的融合，必须消灭思辨、消灭虚幻的意识形态。“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再次，它导致了人的精神异化。这是指在意识形态中，人的精神或意识同人的肉体经验性存在相悖反，前者愈益凌驾于后者之上并成为人的全部生活的主宰。“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精神异化的后果便是社会发展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不是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而行动，而是企盼彼岸之精神安排一切。
最后，它造成了历史基础的颠倒。在唯心主义和思辨历史哲学看来，历史不是从现实中的人及其生产实践中出发，不是从其生成于其中的世俗基础——市民社会中汲取动力，而是相反，“历史总是遵照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意识形态造成了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多重分裂与对立：意识与存在，肉体与精神，历史与自然（人类史同自然史），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类的社会共同体……
这些分裂归根结底乃是历史理性与历史价值的割裂，这在唯心主义与思辨哲学的幻想与空谈中得以彰显。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消解的结果是历史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而德国哲学的批判者们的批判并没有离开过这个基地，他们无非是“以词句反对词句”，青年黑格尔派如施蒂特等人关于“类”、“唯一者”、“爱的宗教”的宣言“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们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已经洞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相，并据此建立起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具体说来，“这种历史观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查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马克思已经通过理性视野洞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揭示出一个重要原则：理性提供真实，而价值提供范导，但是价值不可逾越于理性之上，价值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理性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说，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及对历史事实的还原，使马克思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性前提；那么，对历史活动的前提——人的考察，则体现了马克思整合理性与价值的努力。
二、人——社会发展前提的确证
人的理性层面与价值层面，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在传统社会发展观那里同样是分裂的，无论是康德笔下被赋予自然禀赋的人，还是黑格尔那里为理性狡计驱使的作为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都不是人的真实状况的说明，然而，另一极端的“自我意识”、“类”、“唯一者”，除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并没有真正发现人的奥秘。
把人从虚假的幻影中拯救出来，就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实际地推翻一切思辨哲学的臆想，还人以本来面目。
马克思确立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尊严，恢复了人的理性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从逻辑和价值两方面予以确认的。逻辑的确证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必然如此的客观历史行程，在逻辑层面上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实践的人作为出发点。没有人的参与，历史就难以想象。同时，作为历史发展前提的人也“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畜群索居的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可见，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实践的人是历史的理性的前提——“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需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的实践是历史的价值前提——历史是人化的历史。历史的理性前提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绝非超验的，超感性的精神的自我演绎；这便确立了生活之于意识，物质之于精神，存在之于思维的绝对优先地位——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价值的确证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是作为肉体的经验性存在和心灵的超验性存在的两重性生物，他一方面受制于历史给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而必须如此行动和生活；另一方面，意识和实践的能动性原则表明人可以通过价值选择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后者尤其重要（正因为此，人和世界之间才建立起意义关系）。在逻辑层面上，人类史与自然史并无差别；在价值层面上，历史是人化的历史，是人的理想追求、价值属性、生命意义的对象性体现。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并不断地在更高水平上复归的过程。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因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历史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逻辑层面上，从人出发的历史遵循着某种必然性规则展开为“自然历史过程”，即此岸的，经验的，受因果规律制约的客观必然性的展开过程；在价值层面上，历史体现为主体的人能动地创造生活，追求自由的过程，即彼岸的、超越性的、能动选择的过程。对前者而言，人的活动以历史给定的环境、条件为限，即必须以当下的社会物质生产、交往状况、意识水准为限，因而是被决定性的；对后者而言，人类终极价值尺度、理想境界的确立作为反思的力量时刻促进人对现状的反省，完善和超越，并在此超越中向本质规定性复归，因而是决定性的。历史的逻辑前提规定着历史必然如此的过程，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机制和走向，规定了人活动的有限范围；历史的价值前提使人有可能透过历史必然性的束缚而不断修正，调整人类活动的意向、目标和方式，使历史真正不断符合人的意愿和要求，达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综上所述，马克思既肯定了人的理性存在，又确立起人的价值属性。同时，他提示出，理性规定和制约了价值的活动，但价值通过其超越性追求又可以不断使理性得以完善。理性与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完全的统一。
既然马克思已经恢复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全部尊严，因而，主体的人通过自身的积极实践使整个现存世界革命化就成为历史的实际任务。理性和价值之整合是不可能在经验世界中得以实现的，而“共产主义”才真正提供了两者统一的可能。因而，“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想境界，可以在理性与价值之整合意义上被给予新的解读。
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如前所述，借助历史理性视野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史观批判，使马克思透过意识和精神遮蔽历史的表象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进而对以往哲学囿于片面的价值或片面的理性而确立起来的抽象的单向度的人进行了批判，使人从偏离其本质的异化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并恢复了其作为历史主体创造者所应有的尊严，但仅停留于此，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的真实的意图。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方面，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根植于人的生存状况，那么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整合，才可能构成人的存在的充分表征，并具有人之为人的全部丰富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哲学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把理性和价值内在地整合起来，从而为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提供终极参照，使人类历史日益趋近自由理想之境界。
“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提出为理性与价值的历史性整合提供了切实的承诺。
第一，“共产主义”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并且它归根结底是以超越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和过去所有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方面，它不应该被理解为先验概念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演绎的结果，不应被理解为机械决定论意义上的逻辑在时间标尺上的展开，它既不是康德设想的公民宪法和世界和平的化身——普鲁士王国；也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异化的终点。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人们可以在经验中把握的社会实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早在1843年，他就曾经说过：“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的旗帜”（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也在1886年指出：“无论如何应当申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的表述，它不象历史哲学徒劳地开出救世的良方，不是为某个即将到来的时刻祈祷和祝福。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将来仅仅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最高实在。共产主义不得已经解决的历史之谜而是一种实际的运动。“新思维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可以期待的理想境界，其超越性不在于抛弃历史的给定条件而独立地幻想彼岸世界，恰恰相反，它是在对现存生活正确理解之上的否定性抛弃，但它总是从当代的运动中吸取自己的资源。“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四，“共产主义”避免了单纯从理性或价值出发的片面性，从而给出各自的界限，使二者相互限约，因而，避免了理性的僭妄和价值的虚幻。诚如康德所说：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的。作为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共产主义把理性置于价值尺度范导之下，又把价值约束于理性给定的条件之中，二者在可能的领域和范围中良性互动。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完全囿于事实判断的实用主义，又避免完全囿于应然判断的乌托邦。进而，人们才可能辩证地扬弃和历史地超越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割裂而产生的矛盾对立，达致圆融和谐的理想之境。
最后，作为理性与价值统一的“共产主义”还包含着多方面的统一：单一的民族史与广阔的世界史的统一；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与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统一；单向度的个体与自由自觉的个体的统一；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从理性与价值两方面的整合与统一之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内涵，我们获得了另一种解读方式，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提供给我们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精神和追求。
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同时也是理解当代历史运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当代哲学所应继续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因此，这已分明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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