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须加强新闻出版#183;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出版论文,管理机构论文,行政论文,亟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出版事业的巨大发展、重要地位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更高要求，使新闻出版管理难度加大、任务加重、内容增多，而现在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下面普遍“缺腿”，新闻出版署目前的建制与所承担的重要职能不相适应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新闻出版工作。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1994年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经国务院批准的《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指出：根据党中央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部门。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我国出版业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出版行业，已初步形成书报刊和音像电子等出版物门类比较齐全、编印发物资供应和教育科研外贸等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的出版体系，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如何引导和驾驭这个生机勃勃而又错综复杂的产业，如何建立健全出版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严肃课题。
根据十四大提出的机构改革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要求，总结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几次变动的经验教训，考虑到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实力、影响、作用和它承担的职责任务，我们认为，加强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建设，是出版体制改革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的历次变动中总结经验教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在政务院下设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出版总署1949年11月正式成立。1952年新闻总署撤销，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并入出版总署。1954年出版总署撤销，出版行政业务划归文化部管理，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几年间，出版事业没有多大发展。
1973年7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属国务院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出版局。这以后的十来年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单以出书一项来说，1972年出书8829种，印制23.89亿册，到了1982年就达到出书31784种，印制58.79亿册，各增长了260%和146%。出版事业在短短几年内能够恢复并发展起来，国家出版局和各省市出版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4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再次并入文化部，改称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随之地方出版管理机构也大都并入文化厅（局）。当时的出版事业规模已超过“文革”时期的水平，全国乃至各省出版工作都已自成体系。管理体制不适应事业发展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1985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改称国家出版局，并批准设立国家版权局。1986年10月，国家出版局、国家版权局脱离文化部，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新闻出版署，统一管理全国新闻出版工作，近似于建国初的体制，但此时随事业发展而来的管理任务已经远远大于建国之初的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当时这两个总署都是正部级单位）。国家版权局和新闻出版署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著作权管理工作，代表国家处理涉外著作权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新闻出版局和版权局（处）。
自1986年国家出版局和国家版权局独立设立，尤其是1987年新闻出版署正式组建以来，十年之中，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1973至1983年那一次进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实践证明，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设置，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什么时候党和政府重视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改革，什么时候体制理顺了，职责明确了，管理加强了，什么时候新闻出版事业就繁荣兴旺。否则，国家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就会遭到削弱，党的宣传文化事业就会遭受损失。正如江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论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时指出的，要“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革。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这是我们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几度变迁之后从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增强，新闻出版管理难度加大
江泽民总书记在五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出版工作，通过书报刊及音像电子出版物这些大众传媒，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更对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道德情操产生着重大影响，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争夺的焦点。这样一个政治性、思想性和政策性很强的事业，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好地体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另一方面，出版物也是贯彻“两个根本指针”、落实“四项主要任务”的重要载体。科学理论、正确舆论、高尚精神、优秀作品需要通过出版物去体现，出版物也只有充分反映这些内容，才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权威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在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给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生机和活力，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威望迅速提高，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如何在全社会努力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在扩大开放、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何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西化”、“分化”；在新旧体制转换，利益关系调整，促进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如何消除人们由此引起的模糊消极认识等等，给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出版工作将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更加重视，不能有任何忽视。
新闻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健康繁荣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也是要加强新闻出版管理。科学有效的管理可以保证导向、提供服务，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有效地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新闻出版工作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新闻出版管理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既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又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实现经济效益。出版物的精神产品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要达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既需要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主观努力，艰苦工作，同时更需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引导和制约。管理工作的难度较之计划体制下大大增加了。
三、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管理任务加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出版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在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而且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朝阳产业”。从新闻出版单位数量看，规模在发展。1995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63家，音像出版单位301家，电子出版单位34家，国家定点和省级定点书刊印刷企业1314家，新华书店网点1.3万处，集、个体书店（摊）3.7万处。从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状况看，队伍在扩大。截止1994年底，出版社共有职工38961人，国有书店职工人数129538人，国家定点和省级定点印刷企业职工人数359187人。从产业发展看，指标在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10.36万种，总印数62.6亿册，总印张315亿张；共出版杂志8135种，总印数23.79亿册，总印张66.49亿张；出版报纸2202种，267.85亿份，345.28亿张；出版录音制品7065种，发行9800万盒（盘）；出版录像制品4634种，发行463万盒。电子出版物从1992—1995年共制作出版软磁盘1500种，只读光盘120种。国家定点和省级定点书刊印刷企业排字能力达265亿字，印刷能力达3910万令；全国图书销售流转额达350亿元。
对于新闻出版业这样一个已具有十分明显产业特征的行业的管理已不能仅仅以一般的文化事业管理方法去实施管理。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在国民经济总体格局中正在崭露头角的“朝阳产业”，形势的发展要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无论从手段上，还是从运行机制上都要名副其实地按一个产业管理部门的要求来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新闻出版业逐步摆脱计划经济和粗放经营的旧体制和旧格局，才能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和科技含量，用高新技术来武装和推进出版产业的发展，才能在公平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实施新闻出版管理的宏观调控。而现存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是在尚未实行市场经济的1987年设定的，时至今日已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四、新闻出版外延扩大，管理内容增多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使用，我国的新闻出版业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编、印、发等技术手段的现代化，而且表现在出版物载体形式的不断丰富。目前已由单一的以纸为载体，发展为纸、磁、光、电等多种载体，新闻出版业正向其它技术产业渗透，传统的新闻出版业也正向现代新闻出版业迈进。这既给我们的事业展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给新闻出版产业的通盘规划和有效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方面我们必须以足够的精力、满腔的热情去扶持和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对这个新兴产业的引导和管理。对于通过新型传媒夹杂而来的精神垃圾，我们已不能简单地沿用管理纸介质出版物的方法和手段，必须投入相当的人力和技术装备来研究和加强管理。
出版物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新闻出版活动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新闻出版管理的触角逐渐延伸，社会管理职能逐渐强化。它已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出版系统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出版系统也已处于开放的状态，印刷业、发行业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书报刊市场的培育和完善，出版对外交流领域的不断拓展等等，使得新闻出版管理任务日趋繁重，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趋加深。
新闻出版管理活动的泛社会化的另一突出表现便是著作权管理和“扫黄”、“打非”工作。目前这两项工作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工作量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著作权管理工作关系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的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扫黄”、“打非”工作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关系到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必须设置专门、稳定、上下一体的健全机构，必须设置专门的工作队伍。而1987年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仅设置到省（市）、自治区一级，目前虽然有少数的计划单列市和部分省辖市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但绝大部分城市没有独立机构，而是通过文化部门代为管理，造成了一种高位健全、下肢瘫痪的残缺体制，致使宏观调控无力，指挥不灵，政令不畅。
五、提高管理工作的协调性和权威性
目前新闻出版署承担着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的行政管理工作。这几项工作虽说有一定的相关度，但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由新闻出版署一家兼管，几副担子一肩挑，还是感觉吃力。由于新闻、版权和“扫黄”、“打非”工作涉及面广，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职能时协调性和权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50年代的新闻总署撤销后，新闻工作长期没有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法制建设、新闻队伍的培养和管理，新闻手段的现代化等均造成不利影响。新闻作为一项事业，仅有党的部门管理舆论导向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来统筹规划。1986年底，中央书记处决定加强政府对新闻工作的管理，将国家出版局加以扩充，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新闻出版署成立以来，负责起草了《新闻法》（草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管理的规定和条例，对报纸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整顿了记者站，核发了记者证，会同有关部门对新闻纸价格、报纸定价进行了调整，对报社开展多种经营活动作出了规定。目前全国新闻编采人员已达12万多人，对新闻队伍的在职培训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新闻职称评定的办事机构及日常工作、新闻发布会申办和新闻社团的管理工作，也由新闻出版署来承担。10年来的新闻行政管理工作，对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以新闻出版署现有的级别和职能很难协调和管理好诸多新闻单位，一些大的新闻单位级别或高于新闻出版署或与新闻出版署相同，致使署级管理乏力，协调能力差，权威性不够，产生“大报管不了，小报管不好”的不利局面。
著作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保护文学、艺术、科学作品创作者的正当利益，鼓励创作，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法律制度。著作权虽然是一种民事权利，但在我国还需要国家行政机关来管理。随着我国加入国际版权保护公约，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版权侵权案件的增多，特别是版权方面的立法、执法、普法以及涉外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的增多，加之著作权保护客体的多样化（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美术、摄影、电影、电视、录像、图形作品、电脑软件、民间文艺作品等等），建立健全版权行政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任务，特别是地方（尤其是地市一级）版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应忽视。
新闻出版署承担着全国出版物市场“扫黄”、“打非”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和繁重的日常工作。全国“扫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署内。“扫黄”、“打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需要会同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文化、广电、工商、公安、检察院、法院、海关、铁路、交通、邮电、民航等许多有关部门一道，研究打击方案，部署集中行动，只有这样方能形成合力，取得实效。而要会同上述部委联手行动，新闻出版署目前的建制和规格在协调性和权威性方面就显逊色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目前的建制与新闻出版行业的巨大发展和它所承担的重要管理职能，显得不相适应。副部级建制不利于完全实施全国新闻出版的行业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影响管理权威的树立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发挥。同时，还会导致一些地方在核定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时，不加分析地套用国家的做法，把省级新闻出版管理机构降格对待。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书面讲话中指出：新闻出版业在“九五”期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基本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体制，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而管理机构问题，是新闻出版体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健全和完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并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才能保证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