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比较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战略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金融经济出现一系列异象与乱象，从股指十年“裹足不前”到高房价、高油价、高物价，从“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到“糖高宗”，从齐鲁银行事件到五大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泄露，从各种交易所雨后春笋式繁衍到国务院发文清理整顿，从地方债务到地方债试点放行，从温州“跑路”风波到企业家资产海外转移，从国际板到新三板，从小微企业融资难到银行“暴利说之争”，从吴英案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圳前海金融改革试验区建立，种种的迹象说明，中国金融体系并不健康，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不高，金融企业抗系统风险能力并不强。在当前我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理论界首提改革声音追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金融市场自由化”概念，后被“循序渐进(sequencing)”的概念所替代，随后改革政策对“循序渐进”思想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在改革探索与路径选择上，都流行“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樊纲(2005)首提了“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PPP)”概念，认为“平行推进”改革模式要优于“循序渐进”改革模式，因为“平行推进”可以获得更大相对经济收益，即使也会产生不公平竞争和寻租活动。为此，本文将把研究视角放在金融体制改革层面上，而不是总体中国改革，提出“系统演进”概念来分析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同时把金融体制改革视为一个系统，从系统需求、要素构成、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提出实效性建议，该命题的研究对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循序渐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势与劣势
(一)循序渐进金融体制改革优势。金融体制循序渐进改革的理论内容就是各金融体制之间存在互为条件，后一金融体制必须以前一金融体制形成作为启动改革的充分条件。这一理论相对金融改革的“无条件改革”观点，其优势在于更加强化对前一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视，确认了前后金融体制存在一定依赖。循序渐进改革优势在于在不确定条件下，可以有效控制改革失败的风险，“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不能选择最优的路径，但可以通过石头来估测河水深浅，决定走哪条路径。金融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只有当改革带来的福利效应大于社会成本(包括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时，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有意义的。因此，由于经济制度自身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与渐进性特点，任何改革都在不断“试错”，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内，金融体制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坚持循序渐进战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循序渐进战略是一种稳妥、谨慎的改革方略。很多经济学家，代表如斯密德，认为制度是一种稳定预期设置，在某种制度约束下，改革当事人是有限理性或者偏好不完全，很难做到理性决策，而坚持循序渐进改革战略很大程度上主张制度变迁过程，随着当事人学习过程不断加深，其预测与分析能力也不断得到加深，从而有助于改革顺利实施[1]。
(二)循序渐进金融体制改革劣势。金融体制循序渐进改革劣势在于：一是在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基础上，实施金融体制改革容易导致拔苗助长式金融创新，催生“金融早产儿”，不但不利于金融与经济安全，反而会引起国际对冲基金侵蚀。“循序渐进”是大家都不清楚如何改革而采取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退而求其次的抉择，它很难全面分析各种金融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金融制度变迁必须有相互协调与兼容的改革路径和逻辑。事实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往往是亡羊补牢式被动改革，如有问题，金融改革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在于前一个体制改革完成后，并不会很有效地发挥效用，再启动下一个金融体制改革会导致不协调成本，再者，前后金融体制之间存在多边依存关系，依赖单一金融体制改革，期望获得改革的最大效用或次优效用是不能实现的。如没有产权改革，金融法律制度很难完善；没有金融法治，很难保障金融改革顺利实施；没有金融法律、产权、会计、审计、金融监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改革均是徒劳。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基石与建筑关系，而金融开放是检验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改革质量的关键要素，即要允许国际资本参与国内资本的游戏规则，没有开放条件，很难让市场发现规则的不合理环节。我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其实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循序”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消极意义更大于积极意义。任何以建立新制度为目的的改革都需要漫长的等待，往往这种等待是痛苦的，因此，地方政府都是想法去获得“先行先试”的政策突破以获得金融改革的溢价，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与改革成本大幅度上升。同时，一方面，很难有事先设定好的评价体系去检验改革成效；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循序渐进的路径”、试点成功的“改革模式”由于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行政、教育等不同环境，这种“路径”或“模式”也很难复制。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多头监管、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利率市场化、汇率体制改革、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准入、衍生金融产品等，均需要某种“顶层设计”克服“不协调成本”，因此，金融体制改革首要关注的是改革的“协调”，而不是改革的“顺序”。
二、平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与缺陷
(一)平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平行推进概念国内最早由樊纲与胡永泰研究提出，他们建立了W福利指数，认为社会福利增量等于改革带来的收益减去因改革而发生的不协调成本，在改革过程的福利最大化、建立新体制与不同速度的复杂变迁三大假定的原则下，以“平稳过渡”为目标，提出了平行推进的改革思想，主要解决各种体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2]。平行推进思想突破了循序渐进式改革的“长期等待”，即“一步走完再走下一步”，例如，民间金融的改革发展不能看作其他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民间金融的创新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不是一个顺序地展开，因此，平行推进改革思想创新在于在各个领域内同时推进改革，做到在不产生“不协调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阻碍。在现实中，没有完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改革无法发挥最大福利效用；没有银行民营资本实质准入机制，利率是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没有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就是弱势有效市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不足；没有公司金融风险控制能力提高以及较高免疫能力，汇率体制改革会导致大批外向型企业经营不适应，从而影响国内本土经济。
(二)平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缺陷。如果存在一条“最优改革路径”，那么，平行推进的改革思想可以有效克服“瓶颈”与“早熟”，克服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不协调。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所有经济体制改革最复杂、最困难的改革，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在长期发展下，已经形成了依赖“金融租”的既得利益体，他们对金融改革的态度是比较冷漠的，至少不会很支持改革方案。这样的结果很显然，银行偏好于“伴大款”与“嫌贫爱富”，裙带式的关系性融资占据主流[3]；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只能依赖于非正式金融形式，而非正式金融异常活跃，产生了政府金融职能部门监管两难。因此，平行推进改革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新，充分考虑了金融体制改革横向关系，也兼顾考虑了不同层面的纵向金融体制改革，但相对于复杂改革系统环境与日益多变的体系而言，平行推进很难做到最优协同，不同纵向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横向次后的金融改革与纵向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配套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系均被忽视了。例如，在平行推进改革思路下，横向改革A——民间金融准入与银行体制改革会较好提升利率灵活性，有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横向改革B——进出口贸易政策与外向型企业公司金融完善会推进汇率体制改革步伐；横向改革C——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会推进金融生态体系建设与夯实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横向改革D——金融混业经营实质展开会倒逼金融职能部门改革与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平行推进思路很好地做到了多点改革同时推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体制改革的不协同，但不同横向改革之间也存在某种关系，平行推进很难做到协同，例如，金融混业经营实质上会导致金融多头监管问题，而多头监管问题会导致其他金融体制改革存在协同问题，金融改革工作很难推进。因此，需要一种具有顶层设计的系统演进改革思路。
三、系统演进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一)金融体制改革系统需求。目前，中国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秩序，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管，国有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和商业经营相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组成的金融体制，这对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发展无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存量日益膨胀，现有金融体系与金融体制设计已经与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合拍，存在重大结构性失衡，依赖数量调控与储蓄去配置资源的优势在逐步淡化，需要建立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体系，健康平稳的金融市场体系和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罗伯特·默顿的金融功能观对金融体系界定，金融体系具有清算和支付、融通资金、股权细化、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与激励机制七大功能，同时也必须具有稳定能力、适应能力、经营能力、配置能力、传导能力、流动能力、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与信息能力等九大能力才能实现七大功能。
(二)金融体制改革要素构成。金融体制改革要以七大功能与九大能力作为重点任务，通过顶顶层设计、顶层设计①与总体规划，提升金融体系活跃度与运行效率，提高利率与汇率弹性，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企业体系、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完善的风险监管体系以及产权明晰、契约自由、交易公平、生态的金融环境体系。金融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明确的，但如何实现该目标？路径选择与策略实施是有争议的，在此困扰下，金融体制改革的系统需求要在遵循整体性、结构性、协调性、实效性、引导性、动态性与适应性原则的基础上设计改革路径图。系统具体要素由金融企业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环境体系五大子体系构成。一是金融企业体系包括传统金融企业与泛金融企业；二是金融市场体系包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体系；三是金融调控体系包括利率市场化及其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支付清算体系；四是金融监管体系包括健全金融风险监控、预警和处置机制，实行市场退出制度，提高监管信息透明度等；五是金融环境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三)系统演进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阐释。为了更加科学地分析问题，结合系统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这里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系统演进”概念，其基本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系统是由改革主体、改革内容、改革层次三个部分构成，改革的主体由政府驱动，金融企业与居民响应；改革内容主要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机制设计；改革层次主要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资源与金融环境四个层次，而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是资金流动的工具、市场参与者、交易方式与政府管制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第二层含义是金融体制改革要兼顾横向与纵向金融体制以及纵横金融体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横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要遵循循序渐进改革思路，突出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机制、扩散机制与选择机制[4]，纵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遵循平行推进思路，强化各平行改革之间的依存关系。第三层意思是考虑金融体制改革的外部动态因素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影响，即系统外因素导致的系统变异，从而影响系统演进路径。
由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演进特征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图1用T1、T2、T3代表金融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图1横坐标轴代表金融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随着改革深入，金融体制的效用在逐步显现，金融深化在逐步提升。A1、B1、C1、D1表示金融系统中不同的金融体制平行推进，而针对每一金融体制改革采用循序渐进思路，A1与最终金融体制之间关系为强耦合关系[5]，它们之间的演化为突变式演进，表现为功能完全替代关系。金融体制A1与金融体制B2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假设为弱耦合关系[5]，即金融体制A1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体制B2的效用，这部分演化为渐进式演进，表现为部分功能被替代。百分比表示不同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图1具体的百分比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仅仅是理论演示图，它代表的是一种改革的思想与理念，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说明系统演进可以带来相对于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更高的净收益，即协调成本相对最小而获得净收益相对最高。
图1 金融体制改革的系统演进图
四、系统演进战略下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建议
金融体制改革采用系统演进战略，针对建立一个竞争、平衡、高效、安全与健康的金融体系②，提出了五点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建议：第一，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系统演进的关键，需要对我国金融体系系统升级。没有顶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保障，系统演进相对于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不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致改革的净负收益。第二，系统演进式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重新理清金融体系里具有哪些子系统，需要有效识别子系统内各个金融要素以及之间制衡关系，疏通各金融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促使金融调控从依赖数量型控制向价格型控制逐渐过渡。第三，系统演进式金融体制改革需要统一协调的监管部门，重新归口金融监管部门与统计部门，尤其是泛金融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呈现多头监管特点，随着泛金融概念不断深化，金融监管的盲区越来越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建议组建具有协调“一行三会”以及其他泛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国家金融监管局或者高级金融监管委员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金融国资委提法，各省、市、自治区均要有相应职能机构进行协调，保障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有效实施与执行，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预警机制控制改革风险。第四，金融体制系统演进改革不是金融“大爆炸”或者“金融自由化”。系统演进集合了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的优点，在有效金融市场机制、健全信用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与具有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能力的企业主体基础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思路。第五，金融体制系统演进改革本质可以视为一项“金融水利工程”，是一项大型的系统建筑工程。金融体制系统演进改革不是牺牲一方利益去补偿另一方利益，在中国金融重大结构性失衡背景下，要坚持“合作多赢”，要更多改革倾向于“滴灌金融”③思想，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家庭、个人、穷人享受金融改革红利(payoff)，而不是依赖“金融租”设计一套金融游戏规则或者不对等市场机制去侵占弱势群体的利益。
①吴敬琏、吴晓灵、贾康等学者纷纷建言提出了中国改革不要摸着石头过河、要进行顶层设计的思想。2012年3月17日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顶顶层”设计的概念。
②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提出的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③史晋川教授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提出的观点：不能用很粗的水管去浇灌细苗，应滴灌，建立一个金融的滴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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