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城市化研究的认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4)01-0062-04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政府把推进城市化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加以实施。对此，理论家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且成绩斐然。然而，人们在中国城市化问题上的见解是相当不同有时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出现分歧，是因为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而认识到研究“误区”的存在，是走出“误区”的第一步。
一
“误区”之一：混同“政治”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
在理解城市时，有“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一说。前者是指地方政府行使政治权力的区域；而后者则要定义城市的“经济边界”，它囊括“经济边界”内的所有经济活动。[2]在研究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使用经济统计数据时，区分“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与“政治城市”和“经济城市”相对应的是“经济”城市化和“政治”城市化。它们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城市化是工业化所造成的原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城市的生成，它完全是基于经济发展自身的原因。“经济”城市化所遵循的是经济成长的内在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陧。“政治”城市化则侧重于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和行使权力，是城市政府政治权力边界的拓展。
事实上，在二者的关系中，“经济”城市化是基础和前提，“政治”城市化是结果。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扩大了整个社会非农人口的比重，从而也扩大了城市的边界，使城市统治区域扩大。但另一方面，因“政治城市”边界相对固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城市化的进程和形式。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乡镇工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遍地开花，与原有“政治城市”边界凝固化不无关系。
然而，在当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但却又只在“户籍”问题上做文章。认为只要突破传统分割城乡关系的户籍制度，就可以大大推进城市化进程。诚然，传统的户籍制度曾经起过并且正在起着阻挠城市化的作用，它束缚了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事实上，放开户籍的歧视性限制，允许劳动力向高报酬地区流动，进而把农业户籍人口转为城镇人口，这只是一个为“经济”城市化创造必要条件的“政治”城市化过程，是“流”而不是“源”。这个过程必须要通过工业化和非农产业发展的带动，以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在笔者曾经调研的贵州某地，政府为了提高当地的城市化率，把农民“强制”搬迁到集镇上，集中起来后因无事可做，他们又纷纷舍弃“市民”身份而重新回归到农业生产者的队伍中。这说明，没有非农产业的发展，没有“经济”城市化过程，“政治”城市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中国，“经济”城市化、“政治”城市化都与经济市场化密切相关。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过程。一项研究显示，2001年中国市场化程度达到69%，由此断定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3]由于经济的市场化，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按照效益的原则进行配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和高度化，进而推进了“经济”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政府转变职能、改革政府管理方式的过程。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地拆除了阻碍“经济”城市化的壁垒，这就是加速“政治”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上，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客观所要求的城市化，需要通过继续推进改革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和加速市场化释放出来，就是说，需要通过“政治”城市化来解决。这样看来，“政治”城市化本身是市场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实中，在推进“政治”城市化时还存在许多障碍，严重地阻滞着“经济”城市化进程：
首先，虽然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允许劳动力流动，但隔绝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并没有因此被拆除，仍然存在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各个城市在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了农业人口的迁入。许多用人单位在公开招聘中也明显带有对农民社会身份歧视的印记，往往在职业技能要求之外，还附有户籍方面的条款限制。
其次，现有城市的客观情形，使许多城市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也为有意阻止人口涌入提供了“借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失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势必加剧就业压力，并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因此，以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尤其是下岗职工）竞争就业岗位，会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为由，阻止农民进城，或限制用工范围等，如北京市劳动局颁布的《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职业范围》的通告，将北京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职业由1999年的34个增加到103个。
最后，抬高进入城市的门槛。以农民工的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住房、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教育、市容市貌等）造成巨大压力为由，对进城农民收取城市增容费和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并在其购买住房、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等方面收取额外的费用；以农民工素质低下，增加了城市犯罪率，降低了居民安全感，增大了社会管理难度为由，排斥农村人口进城；以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缺陷为由，借此渲染扩张现有城市，将会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
可见，要推进城市化，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进市场化。通过改革和推进市场化进程，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拆除横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壁垒，通过“政治”城市化，为实现“经济”城市化创造广阔的空间。
“误区”之二：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
在对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地区分布上，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东部地区和全国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而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却呈现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式分布，即特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数量多，集中了大部分的人口，而有50到100万城市非农人口的大城市却发展不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甚远。
诚然，按照城市发展的“等级—规模规则”（rank-size rule，即等级乘以规模等于常数），一个地区呈现出的是少量大城市和大量小城市，且沿等级而下（从大到小），两个相临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缩小。显然，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偏离了这个规律，且比照东部地区和全国的情况，就越显出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不合理”了。
然而，涉及到某种经济现象是否合理，则是一个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问题，因为它要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价值评判，进而提出它“应该是什么”。判定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是否合理，除了要看城市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比照东部地区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西部自然、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和西部城市化所处的历史阶段，就是说，要考虑所以形成这种结构的真实原因和背景。舍此，就不能真正理解西部地区城市化和特殊的城市规模结构，就不能做出正确判断。
在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人口自然分布规律对城市规模结构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这里地处我国地形的第一、二阶梯上，地势高峻，高原、山地占了大部分面积。因特殊的极端气侯，荒漠化、水地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生存环境恶劣。同时，西部地广人稀，“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地区分布数据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分别为452.3人／
、262.2人／和51.3人／，东部人口密度是西部的8.8倍。自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发现并提出中国人口分布的“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自东北的爱辉至西南的腾冲划定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此线以东地狭人多，以西地广人稀，以此形象地描述我国东多西少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大格局不仅未发生变化，且东多西少分布格局更加显著。由于高原山地的阻隔且地广人稀，人口及生产要素不易聚集，城市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城市规模结构体系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城市集中在自然条件好的四川盆地、关中平原、银川平原及新疆北部的绿洲里。
水作为人类生活的必备资源，是西部扩大城市发展规模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一般而言，有水的地方意味着农业生产条件好，而农业发达正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黄土高原及新疆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均由于缺水而发展缓慢。譬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东胜市人口仅为19.05万人，属于小城市，但因缺水使其发展和扩张受到了严重制约。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质状况，地表水下渗，地下水位低，同样因缺水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水、土资源短缺严重地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却在扩张。这些特大城市所在地区除了自然条件如水、土地等自然资源为其发展提供了空间外，政治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大城市往往都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从城市以外获取资源，大量的道路和电信等基础设施投资投入到特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从而促进了特大城市的形成。[1]
这样看来，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是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制约和整个国家经济政治体制作用的结果。它与一般规律所显示的状态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并不是说它违反了一般规律，而恰是这种“个性”或“特殊性”使一般规律得以展现。我们当然不是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Dar wirkliche ist vernuenfig”——黑格尔语）信条奉为圭臬的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也并不就因此认为西部地区这种城市规模结构就是所谓“合理”的，而是旨在说明，西部地区这种特殊的城市规模结构有其存在的理由。须知，“存在”毕竟是多种原因作用的一种结果。因此，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充分认识影响这种城市规模结果的各种原因，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侈谈所谓“合理性”。
“误区”之三：大械市的扩展必然占有更多的耕地，必将恶化本已尖锐的人地矛盾
本来，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是一目了然的，但却因人们长期恪守传统思维和教条，根深蒂固，使其不仅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反被当成是“常识”，且言之凿凿：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城市（镇）增加和人口增多，不少农用土地被占，而且必然增加粮食供应压力，使原来就有的人与土地、粮食的矛盾更为尖锐；粮食供应，由原来自己生产粮食，自己消费粮食的农业人口，转变为不生产粮食，靠商品粮食供应的非农人口；而且随着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的变化，人均粮食消耗必然增加，对粮食提出更高要求，加上我国人均耕地的不足和逐年减少，使粮食生产和供应形势更为严峻。
这段话或者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是显然的：
其一，认为“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城市（镇）增加和人口增多，不少农用土地被占……”云云，其实是一叶障目，没有理解城市化的真实含义。城市是一个地理区域在相对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的人口，而城市化的表征则是人口的聚居。由于人口的聚居，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涨。按照生产要素替代的规律，当某一种生产要素价格较高时，生产者就会减少使用该种生产要素，运用更加便宜的生产要素进行替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价格的升高遏制着土地的使用量，城市周边不少农用土地的被占，是以更多农村土地的节省为前提的。
其二，城市化所表征的人口聚居，是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城市化作为一个经济的、市场的过程，那么，农村“推力”表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的“拉力”则表现为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扩大（劳动力市场需求曲线的外移）后高报酬的吸引。认为“由原来自己生产粮食，自己消费粮食的农业人口，转变为不生产粮食，靠商品粮食供应的非农人口”而导致粮食供应紧张的观点，实际上是漠视人口转移和城市化背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巨大的社会进步。
其三，在考察粮食供应时，或许是受“安全比财富更重要”的古典主义理念的影响，把国家的粮食安全置于首位。古典主义认为，一个大国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如果其人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依靠外国谷物供养，那么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这种最重要的供应就有突然被截断的危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1997年以后，中国也首次遭遇到了经济过剩，农民种植粮食的比较，收益低下，迫使农业生产者向高收入的领域和行业流动；同时，由于市场化的推进和中国加入WTO，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步融为一体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而，国际市场上粮食过剩、粮价低迷的市场态势将长期影响国内的粮食市场。
二
在城市化研究中，所以出现这些认识上“误区”，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只看一点，不及其余。有些研究者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仅仅看到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结果，而未能注意到自然条件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作用；仅仅注意到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未能真正理解“五个性即无共性”的道理；仅仅看到城市化所造成的一种后果，仅仅看到对某个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未能认识到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后果、不仅有短期的结果还有长期的结果，未能认识到它对所有利益集团的影响。
其次，在研究城市化时仅仅注意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定性研究，忽视量的关系，而量的关系所以重要，就在于如果没有它，结论就只能是似是而非的。譬如，可以断定“非典”(SARS)遏制了经济增长，因为导致了旅游业、餐饮业的下滑；同样，也可以断定它刺激了经济增长，因为医药行业、口罩、消毒水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事实上，只要经济理论仍然在纯定性基础上工作，而不去设法测量不同因素的数字重要性，实际上能得出和辩护任何“结论”。[4]
再次，要得出科学的结论，非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而科学的方法论涉及的是获得和了解经济过程的方法和步骤，特别是涉及建立和验证经济原理的方法。然而，许多研究者在研究城市化时，没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借助于现代数学和统计学工具，这就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直观上，因而就不可能揭示经济过程的规律。人们常说，世界上的事物并非总是黑白分明的，所以世界是灰色的。要认识这个“灰色世界”，仅仅靠表面的直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于现代分析工具。
总的说来，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出城市化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而要走出“误区”，就必须指出“误区”及其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进展，研究成果才能有用，才能为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指导。
收稿日期：2003-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