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那理性神学基本特征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学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3-0303-05
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生活在西方文化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大约从12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拉丁译本的大量出现，对基督教神学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当时在巴黎和牛津等地建立起来的新型大学，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舞台，从而加剧了这种危机。因而，如何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认识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消除它们之间的张力，就成为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们面临的基本问题。当然，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在基督教产生之日起就成为神学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一些早期教父，如德尔图良，坚持了理性和信仰不可调和的立场；但从哲学上认识神学问题并对之进行合乎理性的论证，则是大多教父们的理想。这种理想在11世纪以后再次成为激励经院哲学家们进行哲学论证的动力，导致了安瑟尔谟本体论证明和阿伯拉尔辩证神学的产生，最终在13世纪阿奎那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和最全面的体现。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并在辨析理性神学和启示神学差异性的同时，提出了系统化的理性神学思想，从而在基督教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颖的托马斯主义神学流派。
一、整合传统思想的神学—哲学综合体系
在阿奎那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后者为阿奎那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和问题框架，前者则为阿奎那认识这些问题和思想提供了一种方法和途径。阿奎那正是创造性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基督教神学史和哲学史上具有了不朽的地位。
阿奎那在其早期学习和研究阶段，就开始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的指导和影响下，他进一步深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殿堂之中。因而，当阿奎那在13世纪50年代开始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已经成为他的思想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成为他认识神学问题的基本方法。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保持着始终不渝的热情。他不仅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提出并发展了自己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理解和看法；而且在他自己的哲学和神学著作中，经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对他的具体观点的支持。在他的著作中，“the Philosopher”专指亚里士多德。这也充分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在阿奎那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都可以成为他进一步论述神学问题的基础。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成为阿奎那阐述上帝问题的基本神学方法，亚里士多德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被阿奎那转变成为形而上学有神论，他的“人类在本性上具有认知的愿望”的看法被阿奎那改造成为人类自然理性具有独立意义的合法性基础，他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也被阿奎那运用在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中。
因此，阿奎那在建构他的哲学——神学体系的过程中，运用并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众多思想原则和逻辑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是阿奎那唯一感兴趣的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许多哲学思想也深得阿奎那的好感，成为他所采纳的思想资源。然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阿奎那的思想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乃是因为相对于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传统来说，亚里士多德在当时更为严重新颖，在阿奎那的哲学——神学体系中更为突出，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争议。阿奎那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全面阐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不同于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新的基督神学体系。
在阿奎那的理论体系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使他认识到了一个哲学原则的话，那么奥古斯丁则使他获得了一个基督教传统和神学理论框架。仅就阿奎那的神学思想来说，奥古斯丁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奥古斯丁对包括阿奎那在内的整个中世纪神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天主教神学家海因里希·普里斯(Heinrich Pries)所指出的，奥古斯丁的神学影响了整个西方基督教，“直到13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哲学和神学的内容与方法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录》——多少世纪以来的神学教科书和手册——首先选自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为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所定义的经院哲学的大纲方案，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甚至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所接纳，以及神学作为一种学说在方法论上采纳了一种新的形式——知识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以及自然和恩典之间进行区分——的时候，奥古斯丁的意义，正如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所表明的，与亚里士多德一道，被作为中世纪神学的标准而保留了下来”[1] (第101页)。
因此，对阿奎那来说，奥古斯丁在基督教神学中具有典范的意义。在阿奎那看来，奥古斯丁的许多神学思想，如上帝的本质、创世说、上帝与人的关系诸多方面，都是可以接受和采纳的。阿奎那“正是通过对伦巴德表述的关于奥古斯丁的观点进行评论，并以此为指导而建构了他……自己的著作”[2] (第28页)。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观点已渗透到了阿奎那的思想之中，为阿奎那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思考和建构基督教问题的神学框架。
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奥古斯丁的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仅具有各自的意义，而且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全面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结果即是阿奎那系统化的基督宗教哲学体系的建立。当然，在阿奎那的思想中，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虽然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为阿奎那所接纳，他们的所有观点也不是全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全都具有可以被阿奎那认同的性质。阿奎那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阐发乃至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哲学和神学的看法，建立起了具有开创性的基督宗教哲学体系。
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虽然为阿奎那提供了一种哲学方法和形而上学原则，使其认识到了自然、理性、经验世界的意义。然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其原初意义上并不与基督教教义完全相一致。甚至当它刚刚从阿拉伯世界进入西方社会时，许多正统神学家把它视为是对基督教的威胁而持一种抵制的态度。因此，对阿奎那来说，如何在全面认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把他的哲学进行改造，以适应传统神学的需要并与其保持一致，则是他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阿奎那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详细地注释了他的众多著作，对他的许多哲学观念和原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和转化。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这种研究最后达到了一个永恒不动的推动者和最高的实体。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看法，认为世界的最终原因只有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转化为基督教的上帝。再如，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世界的运动最终是由不动的推动者所推动的，但他始终坚持宇宙的永恒性。阿奎那认可了运动在具体受造物变化中的意义，认为由现存事物运动所构成的运动系列的最终的和第一的推动者，则是不动的，世界万物就是由它从无中创造的。因而宇宙是有限的，它有一个创造的起点。同样，亚里士多德相信，在每个具体事物那里，存在和本质是统一的。而阿奎那则认为这种统一只有在上帝那里才会真正实现，每一个受造物只是通过上帝才获得其存在。阿奎那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大规模转化，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协调起来。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改造，奥古斯丁的神学在阿奎那那里更多的是一种认同。对阿奎那来说，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是否适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问题，而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能否为奥古斯丁的神学所接纳的问题。只不过，阿奎那虽然同意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基本框架，但他并不赞同后者阐述神学问题的方式。阿奎那不是一个纯粹的从信仰到信仰的神学家，而是把哲学结合进神学中的哲学——神学家，因而他的神学体系具有明显的哲学特征。这种明显的哲学理性意识而使阿奎那的神学与奥古斯丁的神学区别开来。
阿奎那正是在整合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个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正如汉斯·昆所说，阿奎那“用方法论上的严密性和道德说教的技巧，建构了一个卓越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表现在两部大全中，一个是哲学的和神学的，用以反对‘异教徒’(《反异教大全》)；一个是神学的和哲学的，以维护基督教信仰(《神学大全》)”[1] (第108页)。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的神学思考充满了哲学的意趣和思辨的风格，而他的哲学研究也受到了神学的启迪和引导。因此，仅仅把阿奎那看作为一个神学家或一个哲学家，都是不全面的，都不能够充分地把握他的思想的全貌。
二、系统化的理性神学思想
理性神学是指不依赖于神圣的启示或传统的权威、仅凭人的理性所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或学说。当阿奎那在区分信仰和理性的同时，即赋予了理性神学独立存在的权利和能力。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和神学虽然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知识类型，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叠的问题——诸如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属性、上帝作为创造者与世界的关系之类的问题。这些重叠的问题构成了理性神学的研究领域。因而可以说，阿奎那的理性神学是他的神学——哲学体系的核心，既表明了神学与哲学的关联，也昭示了它们的不同。由于阿奎那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哲学与神学交织的体系，因而他的理性神学就充分体现了他的体系的鲜明特征。阿奎那是西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第一位全面系统地阐述理性神学的内容、特征和方法的思想家，他对理性神学的形成和发展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在历史上，阿奎那是第一位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上帝问题向理性论证大规模转化的哲学——神学家。这种转化的最终成果即是他的理性神学——阿奎那虽然不是唯一从事理性和信仰系统综合的思想家，但他无疑代表了教父时期和中世纪基督神学家们对这一问题长期探讨的最高成就。阿奎那是继安瑟尔谟之后，又一位明确认识到理性神学意义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但与安瑟尔谟相比，阿奎那的理性神学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
当代西方阿奎那理性神学研究专家诺曼·克雷茨曼指出，理性神学有四个主要研究内容，它们分别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属性、世界万物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关系[3] (第25页)。克雷茨曼指出，理性神学的这四个基本内容在阿奎那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详细的阐述。理性神学的核心和基础是第一部分，即上帝存在的哲学论证。这是理性神学其它内容得以建立的前提。只有在上帝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理性神学的其它内容才能够进一步展开。上帝存在的证明在理性神学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理性神学的“血统和标志”[4] (第13页)，鲜明地体现了理性神学的特征。因此，阿奎那无论是在《反异教大全》还是在《神学大全》的开始，都首先给出了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在理性的维度上“提供哲学上可以接受的证据以支持上帝存在的命题”，构成了阿奎那理性神学探究的首要性。在这两部大全中，阿奎那在可感觉的经验实在的基础上，通过事物的运动、因果关系、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等方面，多方位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问题。这些被后人称之为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的论证，是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经典论证，在历史上产生了长久不衰的影响。
一旦上帝的存在被确定，理性神学接下来的议题就是探究上帝的本质和属性的问题。这是自然的。因为当我们确知一个对象存在之后，我们会问：它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征？等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神学遇到了最大的挑战。由于上帝无限地超越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上帝、在积极肯定的意义上认识“上帝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属性”之类的问题。虽然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确定上帝是存在的，并可以在哲学上进行论证，但上帝是什么则使理性陷入了困境——人类的有限性遮蔽了对上帝的本质和属性的进一步认识。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理性是无能为力的话，那么理性神学就不可能被最终建立起来。阿奎那正是从上帝的这种无限超越性入手，打破坚冰，走向认识上帝的去障之路。在阿奎那看来，我们不可能通过“上帝是什么”来认识上帝，我们只能通过“上帝不是什么”来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这是一种走向肯定的否定之路。阿奎那通过排除上帝不是什么的否定方法，即从上帝的概念中消除所有那些不完善、质料性等与上帝不相符合的因素，从而确定上帝具有单纯性、完善性、无限性、不变性和单一性的本质。然后又通过类比等手段，建立起对上帝的理智、意志、全能等其它本质活动和属性的认识。
理性神学的第三个研究内容是关于世界与上帝的关系。它涉及到了对世界万物的解释和说明。这种认识主要涉及到了三个方面，首先是世界的创造——这一认识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其次是万物的差异——它们的多样性和多重性问题；其三是宇宙万物的性质——事物的完善性及其相互区分的本质等问题。理性神学的第四个研究内容涉及到了人的问题，主要包含了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与作为其第一原则的上帝的关系。阿奎那之所以把人作为其理性神学的一项主要内容来考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作为上帝的肖像，在受造物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他既因其物质性(肉体)而与物质世界相连，又因其精神性(灵魂)而能够走向上帝。因而，对人与上帝关系的深入研究，就构成了阿奎那理性神学的一个主要方面。
阿奎那在对这四个方面的阐述和研究中，建立起了历史上最为完整的理性神学体系，被克雷茨曼誉为“最宏大的理论工程”，是迄今“最充分完成和最有希望”的理性神学。
三、自然和理性的突出地位
从阿奎那理性神学的四个基本研究内容上看，上帝的存在居于核心的地位。这也是它之所以被称之为理性“神学”的原因。这一神学的基本原则或前提是，上帝的存在是能够证明的，而且这种证明也是必要的。这可说是阿奎那理性神学的一个强要求，一个不可攻击的“硬核”和内在形而上学设定。否则的话，理性神学就是没意义的，或是不可能的。
因而，当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被重新介绍到西方社会的时候，阿奎那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中，并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和物理学思想为基础，来建构他的理性神学思想体系。正如克雷茨曼所指出的，阿奎那在《反异教大全》中构筑他的理性神学思想这一庞大工程的过程中，那些“无拘束地作为他的论证前提的东西，不仅是他先前已论证的命题，而且是他作为‘原则’看待、在这一工程自身中并不需要证据的许多命题”，而这些原则“几乎完全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的”[5] (第5页注⑨)。这些“不需要证据的”、被阿奎那视为“自明真理”的命题和原则，构成了阿奎那理性神学论证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影响当然不仅限于《反异教大全》。在《神学大全》那里，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被最详尽阐发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在那里，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心智哲学和道德哲学构成了有关被造世界和上帝的清楚无误的基督教观念的较大部分”[6] (第40页)。阿奎那的理性神学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可分离的，它的原则、方法和论证过程都受到了后者巨大的启发和影响。
而且，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启迪下，阿奎那进一步认识到了“自然”的意义。在阿奎那的理性神学中，无论是对上帝存在和本质属性的说明，还是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与上帝关系的阐发，都是从可感觉的自然事物出发，经过理性的论证而形成的。在阿奎那看来，从自然出发，完全能够达到理性神学的结论。“自然”完全具有这种可信赖的本质。因此，他并不同意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认为他的论证是一种仅仅依赖于概念的先天论证；而他自己的宇宙论证明则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后天演绎论证，具有更大的合理性。而且，从感性经验出发，也是与人类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阿奎那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有两个阶段，感性的认识对象是具体事物或个体，理性的认识对象是共相和观念，理性在感性所提供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共相的认识。因而，人们完全有自然能力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它既不需要柏拉图主义的天生理念，也不依赖于奥古斯丁的光照。因此，理性神学从感性事物出发是与人类的自然认识能力相一致的。然而，“自然”在阿奎那的话语中具有一种整体的意义——他是把“自然”视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对象来看待的。他正是从自然的这种整体的“一般存在”的意义出发，来阐述他的理性神学思想的。
当然，阿奎那对自然事物的关注，其目的不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对世界做出解释。他有着更深的意图，寻找超越感性世界的终极实在。终极实在作为一种纯粹的存在，构成了所有其它事物存在的第一实在原则和终极源泉。在阿奎那看来，宇宙及其万物最根本的东西是其存在。而事物的存在是不同于其本质的第一位的东西，它构成了世界万物产生的基础。因此，对存在的存在的探究，使得阿奎那的理性神学具有了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从这种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立场出发，阿奎那不仅认为第一实在原则是存在和本质的同一，是一种纯存在，具有绝对的现实性；而且探究了世界及其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指出事物的存在是一种不同于它的本质的存在，它的现实存在是不可能仅仅在对其本质的认识中被说明的。受造物的存在有着更深的本原，我们必须在第一实在原则中寻找事物存在和产生的终极原因。形而上学存在论，是阿奎那理性神学最基本的方面，成为其理性神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
因此，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全面的理性分析和哲学探究，构成了阿奎那与早期大多神学家们区分开来的基本思想特征。理性和经验事实，在阿奎那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成为他认识和表述神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他认为，理性和哲学不同于信仰，有着它自身的权利和研究领域。通过人类理性获得的知识，具有不同于神学的独立的价值。因此，在阿奎那那里，正如汉斯·昆所说，“人类理性被赋予了一个宽广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类理性能够在知识上独立地活动”，即使在有关神学的问题上，诸如“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上帝作为创造者的活动和上帝的天命，不朽灵魂的存在和众多伦理学上的见识，都是人类能够认识的自然真理，确实是为理性单独阐明的，没有启示的作用”[1] (第110页)。
因而，理性在阿奎那那里获得了新的意义，并成为他的新的尝试的基础：试图在理性的维度上实现“整个神学的解放性转换——朝向被造物的和经验主义的转换”、“朝向理性分析的转换”、“朝向科学探究的转换”[1] (第109页)。从其结果上看，这种尝试所带来的转变是巨大的，佩吉斯(Pegis)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时代的象征”：“当我们从12世纪的圣贝纳尔(St.Bernard)来到13世纪的圣托马斯，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实在的世界，遇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状态的理性……13世纪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基督教理性寻求发现和追踪从人到上帝的方式”[7] (第xxxvii页)。保罗·蒂利希则把这种追踪上帝的方式称之为宗教哲学的“宇宙论方式”，它是与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本体论方式”相对立的。正是阿奎那在理性基础上把新的思考方式和表达类型引入到了基督教哲学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神学的综合体系，从而“摧毁了本体论方法的基础以及和它一道的直接的宗教确定性。他用宗教哲学的第二种类型取代了第一种类型”[8] (第19页)。
阿奎那所建立的系统化的理性神学学说，则是他朝向经验主义和理性分析转换的最集中体现。从此以后，但凡涉及哲学和神学关系的论述，阿奎那的立场都是不可回避的。特别是他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理性神学学说，他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具有了一种经典的意义，启迪并影响了13世纪以后理性神学不同形式的发展。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