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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6)03-0079-06
丰子恺这位从白马湖畔走向文学界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30年代即进入创作的丰收期。先后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车厢社会》和《缘缘堂再笔》等，呈现了鲜明的艺术特征，在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读丰子恺散文，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始终不改的表述母题，即心灵的书写。这种对心灵的抒写始终是以作者淡泊纯洁的人格与人生取向为前提的，是以其满腔的爱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从其创作的历程来审视，那么就可发现，丰子恺散文对心灵的抒写实际上经历了从“独善其身”的个人心灵的平静抒写与表述到“兼济天下”的人类精神与国民灵魂的冷静审视与探寻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前期是一种个人独处的言志性创作，那么后期则是一种融入生活之后的主体与客体交融的社会拷问。这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决定的。
白马湖时期的丰子恺，与夏丏尊、朱自清等人共事，耳濡目染他们的精神与人格，注重的是一种人格自身的塑造和个人精神的培植与坚守。这时的他，个人的人生取向居于其创作的中心地位，他以自我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的表现，昭示出一片纯净高洁的心灵世界。写于1923年5月14日的《山水间的生活》(1923年6月1日《春晖》第11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篇作品可以看作是宣告作者人生志趣的作品。作品针对他家迁居白马湖后的第三天，在火车上碰见的一个旧友对他所说的山水间虽然清静，但物质的需要不便，住家寂寞，办学不免闭门造车的说法生发感想，表达了自己的心灵现实。全文运用对比的手法，传达出他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的思想。他说：
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里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也曾做过上海学校的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人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这一段优美而充满情致的文字里，亮示出了一个创作者的主体心灵与人生的旨趣。他觉得这种山水间的生活与家庭“不拘何等孤僻，何等少见闻，何等寂寞，‘因袭的传染的隔远’和‘改造的容易入手’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他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这里，一个质朴、平静、和善而又执著于创造的主体形象就呈现在读者眼前。20年代的白马湖，犹如一个世外桃源，一切都是清新、纯洁、静雅的，生活在这里，令人心旷神怡，主观情感得到熏陶和洗涤。这恰恰与丰子恺当时的心态吻合。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都是以身边的小事为题材，表现自己那种清静而处，朴实而为的心灵状态。因此，这时的散文是恬静、素淡的，有着“居士”般的品格。当然，这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幻想，更不是逃避现实的虚无，而是与人生追求相伴而行的。正是这样，使他后来的创作有了改变。
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现实的进一步恶化，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丰子恺已从白马湖出来了，融入了广大民众的苦难之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可能使他像往常一样，满意于山水间的纯净明丽，对事物的思考并不只限于个人“慎独”式的精神自守与个性追求。逼视而来的人生苦难与罪恶，使他的主体心灵不由自主地转向了下层社会，赋予了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这时的创作，总是对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加以灵性化的表现，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半篇莫干山游记》、《肉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散文中，对社会动荡带给作者生活的不稳定作了充分的展示与表现。正是自身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的苦难与艰辛，也使他自己的心态不能再如以前那般沉静。他写道：
从石门湾到崇德之间，十八里运河的两岸，密接地排列着无数的水车。无数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间行进，好像阅兵式里的将军。船主人说，前天有人数过，两岸的水车共计七百五十六架。连日大晴大热，今天水车架数恐又增加了。我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像一条蜈蚣，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我下船的时候心情的郁郁，到这时候忽然变成了惊奇。这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个不绝。后来终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阳似乎并不疲倦，不需休息；在静肃的时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就是这样，《肉腿》以其深沉的情感对运河两岸农人饱受天灾——干旱的苦难与辛劳加以表现。这是作者外出赶火车看到的情景，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而且，“唯有那活动的肉腿的长长的带模样，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脑际。”农民的这种苦难，他引起了强烈的精神与灵魂的反省：“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我的船棚下的热度似乎忽然降低了；桌上的食物似乎忽然太精美了；我的出门的使命似乎忽然太轻松了。”同时还激起他的现实对比：“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显示了对社会不公的谴责。
天灾尚且给人们造成了如此的苦难，那么人祸的灾难自然更不用说。更大的灾难还在于外敌入侵。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人民遭受生灵涂炭的危机时期，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已经不可能不对这种现实灾难做出反映和思考。他在《劳者自歌(十则)》《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国就像棵大树》《辞缘缘堂》这一系列文章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给自己和乡亲带来的灾难进行了记载：
……东市南市又继续砰砰地响了好几声。两架敌机在市空盘旋了两个钟头，方才离去。事后我们出门探看，东市烧了房屋，死了十余人，中市毁了凉棚，也死了十余人。你的后门口数丈之外，躺着五个我们的邻人，有的脑浆进出，早已殒命。有的呻吟叫喊，伸起手来向旁人说：“救救我呀！”公安局统计，这一天当时死三十二人，相继而死者共有一百余人。残生的石门湾人疾首蹙额地互相告曰：“一定是乍浦登陆了，明天还要来呢，我们逃避吧！”是日傍晚，全镇逃避一空。有的背了包裹步行入乡，有的扶老携幼，搭小舟入乡。四五百份人家门户严扃，全镇顿成死市。我正求船不得，南沈浜的亲戚蒋氏兄弟一齐赶到，并且放了一只船来。我们全家老幼十人就在这一天的灰色薄暮中和你告别，匆匆入乡。大家以为暂时避乡，将来总得回来的。谁知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日呢？
这是我们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一文中读到的。这里记载的是1937年11月6日日寇轰炸作者故乡石门湾的血腥情景。在这里，作者对日寇的罪行进行了大力的揭露、控诉和声讨，深深地表现了作者对于故土的深沉的眷恋，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此，作者开始了漫长的逃难生涯，而揭露日寇暴行，表现民族苦难，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者笔下一个常见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描写苦难的篇章中，丰子恺始终坚持的是对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拷问。在《肉腿》中，作者盛赞农人踏水“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而且指出：“这次显然是人与自然的剧烈的抗争。不抗争而活是羞耻的，不抗争而死是怯弱的；抗争而活是光荣的，抗争而死也是甘心的。”始终表现出对人类战天斗地的不屈精神的高歌与颂扬。在《劳者自歌(十则)》中充满着对人道、正义、团结、同情、关爱和平等人类精神的呼唤与高扬。不仅提出，对于日寇的入侵必须“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的“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抗战精神以及“好比一只沙袋”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而且指出：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的死而肉体的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肉”，而愿得为“永生”。
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灵魂的拷问，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启蒙。此时的散文是激情的，热烈的，具有战斗的品格。
丰子恺的散文，既是主体情愫的真诚吐露，也是作者思想智慧的深刻表现，更是作者精神追求的理想书写，显示了一种主体性灵的本位坚守。无论是对人生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儿童生活的表现，或者是现实苦难的描写，以致对日寇暴行的揭露与控诉，其艺术描写都注入了一种主观真情。在这里，他总是以极其平常的文字率真细腻地对现实人生展开深挚的思考与理想的追问，在庸常俗相的细微处发现人所未见的事理，使客观对象性灵化，主观情绪对象化，平凡事相宏大化，理想期待琐碎化，显得真率质朴，诗意浓郁，思想深刻，打造了素朴淡雅、情蕴深厚的审美艺术形态。
我们知道，丰子恺为人坦诚平易，质朴自然，没有丝毫的伪饰、虚假。文如其人，丰子恺的散文就是他自身的写照，显得质朴真率。他作文，秉承夏丏尊的教诲，总是“老实写”。[1] 他真实记事，真实记人，真实描物，字字句句率性真诚，实实在在。那种夸饰性、矫情式的文字，与他无缘。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写自己亲历的事件和深切的情感体验。正是这样，平常事也就成为传递其情感的一种基本对象。
《梦痕》一篇即是杰出的代表。请看他对他母亲做米粉包子情景的描写：
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挟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纹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心点上打一个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的像个饼。笑语之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
在这一段中，作者以朴实的文字对故乡为了“打送”而做米粉包子的风俗进行了细腻的描绘，没有任何的修饰做作。一切都是那么平常，一切都是那么真切，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而，支撑这种平实描写的力量还是那种浓烈的主观情感。在这里，我们不仅深深地感到作者素淡的艺术情趣与淳朴的人生志趣，而且也深切地感到作者强烈的思乡之情。因而显得琐细而明亮，平凡而又亲切，朴实而隽逸。
丰子恺无疑是艺术自然化的娇子与坚守者。无论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散文家，还是作为一个著名的绘画大师，追慕自然，崇尚淡雅总是他自觉的艺术追求，也是他主体心灵中的一种理想与期待。于是，他的散文总是善于捕捉意象，一方面恬淡冷静地写景叙事，另一方面又汨汨地渗透自己的情感与心绪，使客观对象情致化、性灵化，主观情绪对象化，因而淡雅的艺术画图中产生出浓郁的诗意，形成了“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鲜明特点。这既表现在那种朴素而又优美的个性化语言上，又表现在他对于意境的创造上。
在《杨柳》这一篇中，作者寓情于景，使客观对象主观性灵化，主观思想对象化，创设了一种浓郁的诗的意境。他这样写道：
我赞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你们是靠它养活的，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你们的生命建设在它上面，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斫，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在这里，杨柳这种植物是被作者当作一个意象来经营的。在作者笔下，杨柳被赋予了一种浓浓的主观情致，写树就是写人，表述的是作者一种主观的理想与期待。这样，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意。这种特征在《中国就像棵大树》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可谓是“文中有画”的代表。作者以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了一幅神韵毕现的大树图，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日精神寄寓其中。这样，大树成了日寇蹂躏下的中华民族的象征，使整个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
丰子恺的散文都是以记写凡人琐事与人情世态为主的。这种题材本身是平凡的，意蕴并不高深，往往容易落俗套，造成思想浅薄的缺陷。但丰子恺善于在题材上进行深入的开掘，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情世态进行深层的感触与把握，在世间琐屑俗态的描写中生发佛理玄思，阐明宏旨精义，思辨色彩非常浓厚，大大拓深了题材的意蕴。于是，他的创作也就打破了一般记叙散文仅仅以记人抒情、记事抒怀或写景寓人的模式，往往小中见大，平中有奇，警策深刻。在具体作品中，为了谋得思想的深度，总是将这种强烈的主体思辨依托于发散性思维，形之于事物之间的类联系，成之于夹叙夹议之中。这种思辨性显示了作者的人生智慧。《儿戏》就是突出的代表，它既是一篇极富生活情趣的散文，又是一篇以小见大的奇文。全文以其强烈的思辨性深化了题材原有的思想蕴含：
我想：世间人与人的对待，小的是个人对个人，大的是团体对团体。个人对待中最小的是小孩对小孩，团体对待中最大的是国家对国家。在文明的世间，除了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而外，人对人的交涉，总是用口的说话来讲理，而不用身体的武力来相打的。例如要掠夺，也必用巧妙的手段；要侵占，也必立巧妙的名义：所谓“攻击”也只是辩论，所谓“打倒”也只是叫喊。故人对人虽怀怨害之心，相见还是点头握手，敷衍应酬。虽然也有用武力的人，但“君子开口，小人动手”，开化的世间是不通行用武力的。其中唯有最小的和最大的两极端不然：小孩对小孩的交涉，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相打；国家对国家的交涉，也可以不讲理，而通行用武力来战争。战争就是大规模的相打。可知凡物相反对的两极端相通似，或相等。
国际的事如儿戏，或等于儿戏。
在这里，作者以敏锐而睿智的思维迅速把握到了题材上“以小孕大”的思想价值。小孩打架本是一件极其平常的小事，通过纵横向的深度思索，也就放大了原有的意义。因此，作品就被赋予了奇警的思想意义。在充满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其现实意义是十分强劲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丰子恺的这种对事物的苦思深辨是以其满腔的热情为基础的。出于对人类的爱、对社会的关怀，使他面对事物能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地不断地探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主体心灵的焦虑、紧张，显示了一种强劲的终极关怀意识。
读丰子恺的散文，我们还感到作者有一种不事雕琢的高妙的艺术技巧。正是这种艺术技巧，使丰子恺的散文呈现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清新自然的审美效果。如果说有技巧的话，都是人们习见的，并没有刻意的追求。在这里，给我深刻印象的就是对比手法的广泛运用。这种对比手法有时表现在整篇文章的构思中，有时表现在对具体事物和人物的描写上或对具体事理的言谈中。正是这种对比手法的独特运用，突现了事物的意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造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
《山水间的生活》针对朋友所说的话：“山水间虽然清静，但物质的需要不便之外，住家不免寂寞，办学不免闭门造车，有利有弊”生发几种感想，采用珠链式结构，并列地呈现出来，表现了自己的心态与情趣。在写技巧上有一个最基本的手法就是对比。如前所述，作者将住在上海的生活与住在山中的生活进行对比，表现了对春晖的赞美，显出自己的人生信条与价值取向。《杨柳》是一篇托物言志的佳作，全篇通过出色的对比描写高度地表现了杨柳的美好品质。如前所述，与其他花木“向上发展”，“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不同，杨柳始终“高而不忘本”：“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这是其优秀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点是，它不索取，不讲条件，这是与众不同的。请看作者的对比描写：
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牡丹花要吃猪肚肠，葡萄藤要吃肉汤，许多花木要吃豆饼；但杨柳树不要吃人家的东西，因此人们说它是“贱”的。大概“贵”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贵”。吃得很多很好而没有用处，只供观赏的，似乎更贵。例如牡丹比葡萄贵，是为了牡丹吃了猪肚肠只供观赏，而葡萄吃了肉汤有结果的缘故。杨柳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贱”的。
这就是杨柳的另一品质：“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这种毫不索取，且不忘本，默默奉献的平凡而高尚的品质，通过对比的手法，表现得非常鲜明，既由衷地传达了自己的人生旨趣，又寓社会批评于平常的叙事之中，使全文产生了很好的审美效果。
对比是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它一方面有利于进行更为广泛的艺术描写，传达出深刻思想，另一方面是其艺术的强调作用，既可以描写对象的特征与形态，又可以突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因此，在丰子恺的记人散文中，对比手法是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段。从《悼夏丏尊先生》到《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再到《白采》，总是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艺术描写。
《悼夏丏尊先生》通篇运用对比来描写夏先生，寄托深切的哀悼之情。这里有不同时空的纵横向对比，也有人物自身的对比，而尤以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的对比最为突出，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段：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通过对比，不仅突出了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完全不同的态度，展示了李先生的“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妈妈的教育”。在这种对比中，深深灌注的是学生对老师深挚的敬爱之情，对于恩师的逝世表示了深沉的哀悼。
在丰子恺的散文中，对比手法已经突破了纵横、前后、表里对照等惯常的形式。在他笔下，还喜欢运用两种特殊形态的对比进行事物的描写与表现。一是先抑后扬，这实际上是前后对比的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广泛地运用于丰子恺的作品之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对比，最常见的是用于文章的开头，但在丰子恺的笔下，也用于文章中间的情节叙述之中，如《读丏师遗札》就有突出的表现。但无论是用在开头，还是用在文章中间，都大大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取得了很好的审美效果。请看《阿咪》中的开头：
阿咪者，小白猫也。十五年前我曾为大白猫“白象”写文。白象死后又曾养一黄猫，并未为它写文。最近来了这阿咪，似觉非写不可了。盖在黄猫时代我早有所感，想再度替猫写照。但念此种文章，无益于世道人心，不写也罢。黄猫短命而死之后，写文之念遂消。直至最近，友人送了我这阿咪，此念复萌，不可遏止。率尔命笔，也顾不得世道人心了。
作者本来是爱猫的。十五年前我曾为大白猫“白象”写文。但此后一直没有再为猫写文章了，因为这种文章“无益于世道人心”。而现在不顾“世道人心”，为小白猫“率尔命笔”。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先抑后扬的手法一使用，就使文章兴起了一个波澜，在读者心中制造了一个悬念，在情感上打动了读者。于是，文章一开头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二是类比手法。这实际上是横向对比的一种特殊形态，它运用在丰子恺的散文中，增强了文章的思辨性和理论色彩。从《山水间的生活》到《我与弘一法师》再到《我的老师李叔同》都出色的使用了这种手法。请看《山水间的生活》的描写：
倘嫌山水间的生活的寂寞，而慕都会的热闹，犹之在只乘四五个相熟的人的火车里嫌寂寞，要望别的拥挤着的车子里去。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定是要描写拥挤的车子而去观察的小说家，否则是想图利去的pick-Pocket(扒手)。
这里，通过类比，更加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立在山水间的学校和家庭的热爱。这里有人生的坚守与理想的追求，却没有那种不切实际的虚妄与幻想，更没有见不得人的阴暗与卑怯。由此，我们领略到了作品更加深刻的思想。类比，可以打开作者的眼界和视野，活跃作者的思维，拓展作者的写作思路，深化作者对事物的剖析与表现，升华思想，是摆脱“小散文”局限的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读丰子恺的散文，我们可以深深地品味类比中的艺术旨趣与韵味。
丰子恺的散文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琐事细物一经他描写，便风韵独现；风俗民情一由他记述，就情趣盎然；而家仇国恨一出现在他笔下，总让人刻骨铭心。这一切又都在娓娓之中自然显现。正如司马长风所说：“他的散文妙在自然。清如无云的蓝天，朴如天涯的大地，如春华秋实，夏绿冬雪。他的散文不但造词遣句清朴自然，题材意境也清朴自然。”[2] 丰子恺这种散文成就，是以其纯真的生活情趣、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深挚浓烈的爱为基础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他为人的真诚，是心灵的对话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