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及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地区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 ）04—0009—07
为了加速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改革与发展，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1999年9月，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方针。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要“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强调指出：这一开发战略“是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问题，“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做出的重大决策”。
一、从“均衡发展战略”到“非均衡发展战略”
综观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轨迹，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发生过几次变动，但总体实施的是高度集权下的从属于国防安全目标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强调规模和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加上选厂定点的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同时，以重工业为发展重点，过分追求工业生产力的均衡布局的地区投资战略，造成了地区间低水平的工农业结构体系同构和内陆地区产业关联效应差的历史隐患，使内陆地区在全国大分工的总格局中始终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加固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递减的阶梯格局。
1978年后，我国开始了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此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趋势，中国大陆与美、日、俄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陆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即从改革开放前从属于国防安全目标下的“均衡发展”战略转变为以发挥优势、加快全国经济整体增长为目标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使本来就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大陆各地区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格局多方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深刻变化。
1.“地方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东部地区依靠优越的地缘条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活力的经济高速增长区。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和激励效应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地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水平，并由此带动了国民经济整体的空前发展。
2.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转换接续有了较大进展。着重发挥地区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能够充分利用其科研力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外向型产业及信息、金融、保险等产业，逐步将重化工业和一般加工业向区外转移，形成了煤炭、石油、水电、有色金属和粮、棉、食用油、糖等主要工农业基础产品战略西移的趋势；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带动的城乡一体化和原三线建设地区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速度的加快，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3.沿海、沿江、沿线开发轴相互支撑、内引外联的发展态势初步确立。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一批资金与要素集聚核心区或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增长极建立起来。以此为基础，初步形成了依托海洋通道和沿海14个中心城市，将四大经济区有机地联在一起的沿海开发轴线；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上海、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沟通华东、华中、西南三大经济区的沿江开发轴线；依托陇海—兰新铁路及天津、西安、郑州、兰州和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将华东、中原和西北三大经济区联在一起的沿路开发轴线。这三大主轴线的相互支撑、内引外联，形成了中心城市、核心区和经济区相互呼应的空间态势，构筑了中国大陆未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和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框架。
4.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率先挣脱传统体制的束缚，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积极培育商品、金融、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股份制试验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改革，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了其他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国民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5.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基本形成。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从诞生之日起， 就以其体制上的优越性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及1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开放区的建立，以及向沿江、沿边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的推进，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上海浦东新区、保税区以及省会开放城市、边境开放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这一格局必将促进全国各地区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加快中国大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非均衡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在使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并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愈益凸显的结果。在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中部不及东部的1／2，西部不及东部的1／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东部是中部的2.1倍、西部的2.7倍；在1978—1995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中，东部对全国的贡献率为80%，中部不足14%，西部则仅为6%。地区差距拉大且加速拉大的趋势，如得不到及时的遏制，不仅会影响全国整体效益的提高，加剧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矛盾，而且还会危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确立
“九五”计划期间，针对日益严峻的地区经济失衡，国家重新检讨和调整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确立了“缩小地区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1 ）总体改革目标难以推进。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必然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改革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国家总体改革方案难以设计实施。若照顾中、西部地带，会使市场化改革进程放慢乃至倒退，但若继续以东部地区为重心，则势必加速已经存在和正在继续扩大的地区差距。（2 ）产业结构的同构与趋同化加剧。扩大且加速扩大的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会加大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争上价高利大的项目，从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与趋同化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这不仅抑制了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丧失了地区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且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3）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愈演愈烈。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如：区域间为争夺紧俏资源而展开的资源大战；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互相实行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不惜动用司法机构或以身试法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等等。这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还会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
日渐扩大的地区失衡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八五”计划期间，国家就开始酝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采取了诸如强化扶持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的政策，增加西部能源、矿藏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陆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及开通沿陇海线延伸的“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远景目标纲要》）中，中央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国家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并强调指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就是“要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国经济总体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跨省（区、市）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1997年9月， 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阐发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至此，“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
围绕新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加大了投资和金融倾斜的力度，优先在中西部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九五”计划实施前后，为了启动中西部的能源优势，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瓶颈产业”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国家投资为主进行建设的中西部地区的大型、特大型资源开发项目成为国民经济增量投入的主要指向，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煤炭基地建设及设立重庆为第四个直辖市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举措。在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投资倾斜的同时，国家还提高了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国家开发银行向中西部地区提供的贷款由1994年的535.5 亿元提高到1999年的4000多亿元。国家还明确宣布，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6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国外的长期优惠贷款，如日本海外经济协会基金贷款、世界银行贷款将主要或全部投向中西部地区。
2.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1994年，中国大陆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集中财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扩大和完善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如对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地区新办的企业，规定其所得税可在三年内先征后返或部分返还；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吃返销粮的贫困户给予适当的补助，以减轻贫困地区农民由于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和粮食提价而增加的负担；考虑到大多数资源省区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从1994年起，将地方征收的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中央不再参与分成。除上述措施外，中央对贫困地区的民族贸易企业、边境贸易企业等都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3.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九五”计划前后，在已经确定的29个中西部地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又对外开放了13个边境城市、5个长江沿岸城市、4个沿边省区的省会或首府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确定了两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还将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由原来的1000万美元以下提高到3000万美元以下，并在1995年制定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凡是能够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人力和资源优势，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照中国大陆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一律享受优惠待遇。1998年1月，在《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基础设施和能矿资源开发的优惠政策的力度。
4.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发展和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从1993年开始，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和《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等，并决定从1994—2000年，国家每年新增设100 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以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1994年，中央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2000年，国家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贷赈资金、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力争用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
5.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开发，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90年代以来，在国家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引导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政策引导下，东部沿海地带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受市场动因的驱使，以各种方式到中西部地区拓展生存空间和投资兴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在中西部地区的成功合作项目有104个，总投资达116.49亿元； 上海市近年来在长江流域的投资项目已达169项，投资额在10亿元左右；浙江、 福建、江苏、山东等省也有相当规模的资本进入中西部地区。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农业部关于实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的方案。1998年，各地共签订东西合作协议项目近3万个，协议引进资金350亿元，协议总投资7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东西合作示范项目达152个，总投资为50.9亿元，项目投产后可实现产值123.9亿元，创利税23.7亿元。
“九五”期间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确立和逐步实施，使中西部地区初步建成了一批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和以集中开发资源为基地的经济增长极地区。这些经济增长极地区的资源赋存及其开发条件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上可以适应更广泛和更多地吸引国内外资金和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的需求。此外，国家采取的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也极大地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国家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
“西部大开发”有着与改革开放前30年“内陆开发”迥然不同的宏观背景。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努力适应和利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潮流，加速进行国内的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一宏观背景及特点，必然折射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使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既面临一系列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困难，因而需要有切实可行的举措，以保证其顺利地实施。
（一）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条件
1.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将为西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强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绝好的机遇。中美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长达13年中国“入世”的漫长等待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承诺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和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是中国大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树立信心，营造平稳、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必然选择。尽管这一选择可能会对中西部地区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能源、矿产及重化工业、军工产业等）造成较大的冲击，一些企业也将因此会被淘汰，但这一选择所带来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对于拥有2.2 万公里边境线，与15个国家和地区接壤，且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1／2和1／3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更多的则是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强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绝好机遇。
2.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速，将为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进一步创造与东部地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20多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总体水平达到了65%，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却只有36.6%，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更低， 仅为28 %。 要完成《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必须加快。在加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理顺价格体系，发育各种要素市场，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所有制结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体制、银行金融体制、企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行政体制等，都将为西部地区创造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绝好机遇。
3.国家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和相应措施，将遏制和扭转西部资源受到破坏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快速发展。从1994年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开始，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大陆中长期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1997年7月， 中国政府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意见》，并从配套的立法、政策、制度和管理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其实施的具体措施，强调各级地方政府在制订区域及资源开发计划、城市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生产力布局等重大决策时，必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效益。这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和重点实施，不仅能够强化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意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盘活资本存量，而且还能够通过国际先进环保技术的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争取到更多的环境保护国际贷款等。
4.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造和提供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机会。对此，我国正在积极地制订获取知识并利用知识，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的战略。这一战略无疑将为西部地区提供主动缩小与东部地区知识差距的有利条件，使西部地区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增加本地区的知识基础，投资于地区国民教育，并利用新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迅速地弥合与东部地区的知识差距，创造“后发经济优势”，实现跳跃式经济发展。
（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不利条件
1.国内外市场的供求压力，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并趋向弱化。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煤、油、气、水电、有色金属资源较为丰富。现已探明的140多种矿藏资源中，西部地区就占有120多种。因此，国家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依托开发西部地区当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目前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产品的价格较为低廉，许多产品的到岸价格低于西部地区产品的价格；国内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也使许多加工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处于闲置状态，从而导致对上游产品需求的减少，造成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低迷不振。此外，一些沿海地区凭借港口优势，加快利用国外资源的步伐，兴建了一大批临海发展的能源、原材料工业企业，如钢铁、石油、化工、火电等，大大降低了对西部地区资源的依赖程度。上述情况表明，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国内外市场需求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矛盾。
2.诸多条件的限制，使西部地区仍将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资金供求缺口。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对中西部地区“九五”投资供给的最终结果测算，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需求大于供给约4000亿元。2000年以后，世界银行对中国将不再提供优惠贷款，加上日本有压缩中国政府经济援助的倾向，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利用海外政府贷款比重较高的西部地区。再者，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要引进先进的国外技术与设备，又需采用投资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来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这就使西部地区的财政赤字和资金供求缺口雪上加霜。因此，主要依靠国家的投资和政策的倾斜实施西部大开发，其作用相对有限，条件也还不具备。
3.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矛盾，使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急需重新审视。1997年黄河超长期断流，1998年全国性的特大洪灾，以及环勃海赤潮等环境变异，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上出现了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甚至于脱贫、“奔小康战略”都更多地让位于环境治理的趋势。但另一方面，西北和西南地区很多省区的脱贫奔小康战略、改善恶劣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利用本地资源吸引外资的战略等，又都是建立在对草场、森林、荒地等资源利用以及引江河水灌溉等基础上的。在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形势下，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然要受到限制，必须对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方面的战略规划做出重大调整。
（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
上述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的存在，迫切地要求国家对以往的西部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和检讨，提出并制定符合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新思路、新对策。
1.在开发原则上，要把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大思路，并将其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贯彻实施统筹起来考虑。西部地区既是中国大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同时又是中国大陆市场潜力巨大、能矿资源富集的地区。不失时机地实施地区发展战略重点西移，就是要在大开发与大发展中，将西部地区潜在的生产力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潜在的市场转换为现实的市场，内在的资源优势转换为外在的经济优势，从而为国民经济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及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生产力。
2.在开发力量上，要形成西部地区自身努力、国家和东部地区帮扶的开发合力。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力度。包括：对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实行比其他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切实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提高西部地区的增值税分享比例；根据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实际情况，对中心城市区、资源富集区、边境开放区、贫困地区分别实行不同的发展援助政策。其次，要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推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资产重组。第三，要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探索适应国内外市场态势、适合西部地区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
3.在开发重点上，要由过去主要开发自然资源转变为既开发自然资源，又开发科教、信息、市场等多种资源。西部地区要着眼于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重新审视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修正以往立足于本地资源的传统发展战略，改变粗放性开发矿产资源和盲目扩大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做法，从以资源为导向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更加重视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大农业和人力资源开发，更加注重培植新的市场竞争优势。
4.在开发时序上，要统筹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在近期内主要是搞好规划、打好基础，加快基础设施、农林水利、生态环境、人力资源、旅游等领域的开发建设，扩大优势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特色矿产业和工农业产品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增加就业岗位。中长期则要着眼于提高自我开发能力和建立良性开发机制，大幅度地提高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的进步，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改善，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5.在开发布局上，既要着眼于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就要求西部大开发，一是要置于全国各地区协调发展的总体背景下，根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要求，着眼于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从总体上观照西部地区的未来；二是根据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地域辽阔、自然环境恶劣等特点，采取点轴开发战略，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形成几个发达的经济区，发挥经济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逐步提高整个西部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三是强化西部各省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度，造就产业转换和结构升级的良性机制，形成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相互协调、互相呼应的开发格局。
[收稿日期]200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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