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是谁——从彩电业危机看中国制造业的系统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制造业论文,危机论文,彩电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０日，全国视像行业协会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５号楼西会议厅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４１家涵盖了整个彩电产业链上下游的厂商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此之前，彩电行业全面亏损，甚至将可能出现“崩盘”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崩盘”的说法最后由信息产业部领导进行了解释、澄清，但彩电行业整体陷入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信息产业部电子产品司副司长谢麟振提供的数字表明，２０００年中国电视机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３０％，但是销售额仅占全球的２０％。２０００年全球整个电视机产业的润是５８亿美元，而中国全行业利润是５２亿元，仅是全球利润的不到１０％。一个鲜明的对照是，日本索尼公司２０００年在中国只销售了３０万台彩电，但利润却高达人民币５个亿。
自１９９６年起的连续６次大规模的价格战，被指责为造成中国彩电业整体困顿的罪魁：中国彩电行业没有核心技术，产量供过于求，产业升级乏善可陈，企业过度追求规模，所有这些，都是无节制、大规模的价格战造成的。
但一位研究中国制造行业多年的资深人士指出：价格战只是彩电行业整体困顿的表现结果。彩电行业内所隐藏的各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因素，最终导致了这个行业于２００１年的全行业亏损。中国已加入ＷＴＯ，但这些因素仍然在中国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些因素，将有可能把今天急速增长的其他行业市场拖入价格战之类的低水平恶性竞争之中。
谁将是下一个呢？
霸气遭到了窝囊气
今天的价格战是结果，不是原因。行业的运行数字表明，巨大的库存压力已经使价格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据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所编的《电子行业百强企业动态》中的数字：全国主要的１４家彩电整体生产企业，１９９９年底的库存为５１２．４万台，２０００年这一数字在北京牡丹和福建福日缺报的情况下仍高达５０３．５万台。依照这些数据推算出１９９８年库存为３９６．５万台。不过上述主要由彩电厂商自报家门生成的数据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慧聪商情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就与上述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根据慧聪商情的统计，２０００年的国产彩电实际销售为２８７５万台，而２０００年底的实际库存高达１４００万到１５００万台。龙头企业四川长虹１９９８年底整机和彩管总计积压资金达１００亿元左右。
饶是如此波澜壮阔的价格战，仿佛永远也清理不完的库存还是成为压垮彩电行业驴背的最后一根稻草：２００１年中报显示，四川长虹（股票代码６００８３９）主营业务每股亏了３分钱，深康佳Ａ（股票代码００１６）中期亏损１．９亿元。彩电制造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其上游的零部件供货商。彩管生产商福地科技（股票代码０８２８）中期净利润由２０００年赢利２．４９亿元变成亏损２．１１亿元，彩虹股份（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０７）２００１年中期净利润为０．４０亿元，也较去年中期的０．８６亿元滑坡５３．３７％。偏转线圈生产商此次也难逃厄运，咸阳偏转（股票代码０６９７）今年中期每股收益为０．０６元，较去年中期的０．２０元滑坡７成。
提到彩电的价格战，各种媒体都不得不提及四川长虹。这不仅因为长虹是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商，其掌门人倪润峰更是以价格战著称的人物。
据说，长虹颇具传奇色彩的领袖倪润峰是个极善于研究国家宏观政策的人，在看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时候，经常会以常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现商机。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时期，倪润峰预测到石油短缺将引发的连锁反应，于是囤积工程塑料，狠赚了一笔。１９９８年春节期间，新闻联播的一则“国家领导人表示将大力打击走私”的新闻再次吸引了倪的注意力。当年的彩管进口配额已经确定完毕，而每逢彩电销售旺季，彩管就会出现季节性紧缺，当时有将近３０％的彩管是通过走私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倪润峰于是决定大规模采购、囤积彩管，从而“清理门户”，一举改变彩电市场上玩家多而杂的混乱局面。
１９９８年７月，长虹与国内８大彩管厂签订了近乎垄断的供货协议，下半年国产７６％的２１英寸、６３％的２５英寸和绝大部分的２９英寸及２９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总计３００万只已被长虹持有。然而其后态势的发展令倪润峰完全始料不及：国内另外几家彩电巨头一纸投诉直接递到了国家各有关部委。政府部门先是表示“不干涉企业行为”，而后又开闸放水增加了进口彩管的配额。长虹的彩管垄断计划正式宣告破产。
于是，一个有可能使彩电市场按照市场规则重新洗牌的机会就这样过去了。除了诉诸于行政力量之外，国产彩电业的各家为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况而狂购彩管，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彩电市场的需求已经放缓。各彩电巨头不得不消化狂购彩管导致的库存，为其后３年中大打价格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据知情人透露，现在的政府某些部委和国内的８大彩管厂商很懊悔对１９９８年那次彩管囤积事件的处理过于草率。作为国内产业链条发育得较为成熟且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的代表性行业，彩电业先于国内的诸多行业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而政府部门却没有跨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门槛。彩管厂商在其中更是扮演了搅局者的角色。倪润峰把钱给了彩管厂之后，并没有把彩管拉回四川绵阳本部，而是将自己的彩管暂存在各彩管厂。各彩电厂家纷纷到彩管厂“抢货”，彩管厂觉得有利可图，于是偷偷地把本属于长虹的彩管又卖了一次。
长虹吃了大亏。采购的３００万只彩管，事实上只得到了８２万只。
企业撞上了政府
当长虹发动１９９６年的价格战之后，很多其他省市的彩电企业迅速陷入困境。长虹曾经试图通过大规模并购来实现低成本扩张，但它很快发现市场上的优势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天然均势面前显得很苍白。北京创业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学宗下海前是四川绵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常务副主任，区内的主要企业就是长虹，因此他对彩电业的地方利益割据有切身的体会。他说：“当时我们一直希望促成一些实际上对各方都有利的兼并重组，有的厂如果在当时还能够运转的情况下实现兼并，启动成本其实很低，但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国有大股东根本不同意长虹进来，直到完全不能转了，才可能坐下来谈，但这时候的启动成本和整合成本极高，还不如建个新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彩电行业中，大多数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行政力量这只“看得见的脚”总在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国彩电工业的出路有三：行业的重组与整合、技术创新和国际化经营。其中行业的重组与整合是最现实的，但重组与整合必须要用产业资本的力量，而不是行政命令，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已经站在资本角度上的王学宗这样认为。
这个前提在中国彩电行业基本上不存在。虽然６年价格战使得彩电业的产业集中度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到２０００年底，国产彩电前６位厂商的产量已经占全行业产量的６６．９％，第７名到第１２名厂商的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１２．２％，其余２０％左右的产量分布于６０余家中小企业中。但是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两年最残酷的价格战仍不能使这６０多家厂商完全退出竞争。曾有消息说，位于广东江门的高路华彩电可能成为国内彩电企业的第一批破产者，而事实却是高路华经过重组转变为“新高路华”，并且一度准备借发行两年未上市的“通海高科”踏进资本市场的正门。西湖、牡丹等厂家年减产幅度均超过５０％，但至今却未见被淘汰。北京的牡丹集团甚至根本不承认将会出局，尽管１９９８年全北京彩电业的生产总量仅为１１．１万台。究其原因，这些企业大多是当地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和当地电子行业中的龙头，对当地财政、税收、就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都像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拼命保这些企业，不断以减免税收、增加投资和贷款等手段输血并拒绝兼并，无论如何不让其垮掉。当年徐州电视机厂和无线电三厂就因为在价格战中出现了亏损，政府分别向他们投入１０００万元和１５００万元的新贷款。最终的结果是彩电巨头们满心希望发动的每场歼灭战都无一例外地打成了消耗战。
然而，即使６０多家位居后列的彩电生产商淘汰出局，价格战仍然将是位居前列的彩电巨头参与竞争的主要手段。２００１年初，福建厦华电子科技年报出现亏损，股民纷纷指责厦华电子与其母公司厦华集团之间有关联交易。厦华电子总经理郭则理在全景网络上与股民“恳谈”。在谈及厦华亏损原因时，郭则理暗示说，某些彩电巨头在当地政府财政资源注入支持下，不惜亏本大打价格战。
地方政府加入价格大战行列已经是众人皆知。业界甚至怀疑，长虹现任掌门人倪润峰的“复出”，是因为倪强调市场份额和营业额的重要性，而不像其前任赵勇那样注重利润。而营业额的多寡通过税收直接决定了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地域、跨行业、跨资本层面的资源整合，在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面前磕破了脑袋。
专业化遇到了地头蛇
８月中旬爆出一则新闻：以低价销售电器闻名的国美进入沈阳开店。沈阳中兴商业大厦、沈阳商业城、沈阳联营公和沈阳铁西百货大楼共同组成了“价格协作会”，对国美发起了一场“绞杀战”。除了共同推出“进价再打九折”的震撼价格外，据国美称，４大商场还要挟厂家不许给国美供货。沈阳市家电价格协作会会长、沈阳市联营公司总经理高军说，已经成立５年的价格协作会一直共同遵守在供货价上加价８％到１０％的定价原则，“这种市场格局无论对商家、厂家都有好处。”高说，绝不能让规范的市场被国美一夜之间破坏。但一些家电厂商私下抱怨说，自己完全成了价格协作会的“肉票”。不仅与国美往来的时候就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而且价格协作会两三天就召集厂商开一次会，要求其不得与国美往来，否则“要么押着所欠货款不还，要么扣掉２０％的货款”，并且价格协作会按进价９折销售造成的损失完全由厂家承担。而家厂商差不多每家都有货款押在他们手里，多的有几百万元。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长期以来一直位列流通领域主渠道的国有三级批发体制已经消亡。销售渠道已经成为制约彩电企业发展的瓶颈，然而基于对成本和控制的不同理解，彩电厂商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出现了分化，而中国流通领域主渠道的继续演化，使得局面陷入更深的混沌之中。
一些彩电企业不得已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自建销售网络，但过多的自身网点建设，造成实际库存增加，对网络的维持、建设的巨大成本又吞蚀了大量的利润。而长虹则率先选择了看上去成本更低的“大户”制。在高峰时期，仅郑百文一家销售的长虹彩电就超过长虹收入的３０％。销售大户往往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一次性１０亿元以超低价购进长虹彩电，然后以低于长虹厂价１０％到１５％的价格向二级批发商和零售商倾销。虽然这样的方式能够节约自建网络的巨大投入，并使销量急剧放大，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大户”们为了及早套现，往往以极低的价格快速出货，给大中型商场带来很大的压力。１９９８年３月，济南７家商场以“长虹的售后服务有问题”为名联合罢售长虹的举动为“大户制”敲了第一声警钟。“郑百文”在资本市场上的造假行为被揭露后迅速陷入经营困境，此时的长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渠道的控制能力。
这种经济学鼓励的生产与销售的“半分工”状态，其经济性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遭到了扭曲。
１９９８年后，以国美、苏宁为代表的家电专营店在与大型百货商场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目前苏宁和国美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家电销售公司，两家的连锁店都在７０家左右，年销售家电的能力都在２００万台以上。近两年来，苏宁和国美几乎每进入一个新的城市都会引发一场“火星撞地球”式的“价格战”，与以前历次价格战不同的是，这次彩电厂商完全被动地卷进了价格战之中。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刚认为，特许连锁经营将成为未来电子视像产品的重要销售手段。大规模分销，目前基本上已走到末路；而企业自营的弱点是运营成本过高，而且专业化不够；大型家电市场也在慢慢萎缩；而像大中、苏宁、国美这种流通企业中的品牌商家，出现强劲的上升势头，但在具体运作的规范性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长虹今年在渠道上的新举措印证了李刚的判断。从６月９日开始的两周内，长虹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开了１２０家“长虹空调仓储直销中心”，使长虹空调在四川的市场占有率由１个月前的３０％迅速飚升至６０％到７０％。空调仓储直销店的开业，使长虹的销售通道出现大变局———长虹的业务不再局限于生产、批发领域，而是通过类似“授权加盟”的形式，直接步入了零售行业。也就是说，长虹产品一下线就可以越过各级经销商、代理商直接进入商家的仓库。在这次对家电营销模式的新探索中，长虹最大的同盟军是四川各地的国有商业企业，成都人民商场已在当地连开３家“长虹直销店”，华联商场更将战火直接燃到老对手国美的门前，连开了两家店。据说长虹点燃这场战火缘于与国美的谈判失败：５月中旬，倪润峰亲邀国美总经理张志铭在绵阳会面，双方在点扣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随后国美各店开始私下打压长虹系列空调。尽管设立直销中心明显地利弊互见，但在直销店里，长虹通过统一定价、宣传、促销等，能把握住定价的主动权，可以防止恶性价格竞争对正常价格体系的冲击，这将使重出江湖的倪润峰重新找回“控制”的感觉。
不过，面对扬言要做“中国的沃尔玛”的国美们和中国法制不健全的商业环境，家电厂商能跳出商业资本的掌心吗？在商业资本的反控制上，一向以渠道各级之间分利良好而规范著称的手机各级批发渠道的“铁桶阵”，已经因为国美的介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６月２５日，上海国美电器９大连锁商城同时开卖手机，并放出豪言：半年不要利润！有备而来的国美以“低价”策略进军手机零售业，已经在摩托罗拉这样重量级的老虎头上抓了一把虱子，成都等价格战的发源地也被搅成一团混水。据国美副总经理何炬介绍，现在各大手机专卖店多限于本地的网络拓展，而国美遍布全国的网络，极有利于利用规模优势建立一套有效的低价销售模式，并利用统购分销争取最低的供货价格。明眼人几乎一看便知，这种表白几乎相当于在为国美日后的痛下杀手做舆论准备。
下一个战场
参加８月３０日会议的长虹代表可能会发现，其竞争者中有些已经成为中国国产手机市场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联通年底完成ＣＤＭＡ无线通讯网络的铺设这一利好消息的推动下，都采购了手机生产线。
就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９日上午，根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国家计委的决定，宁波波导、中科健、中兴、北京５０６厂（首信）、ＴＣＬ、海尔、东方通信、摩托罗拉中国、康佳、南方高科、中电通信科技（ＣＥＣＴ）、大唐、贵州振华、山东浪潮、海信、大连大显、南京普天、天津电话设备厂、厦华等１９家企业拿到了ＣＤＭＡ手机的生产许可证。
理论上这１９家拿到生产许可证的厂家将分割理论上５０００亿元的ＣＤＭＡ手机市场。根据中国国情，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游说下，理论上ＣＤＭＡ手机的生产许可证有可能颁发给更多的企业，因为当年同样实行定点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彩电企业最后也扩张到２００多家。在国际品牌宣布缩小甚至放弃手机生产的２００１年，中国众多家电和ＩＴ类企业纷纷介入到手机生产之中。托普软件（股票代码０５８３）董事长李智最近在“２００１中韩手机产业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暨中天华通公司成立大会”上宣布：经信息产业部批准，托普公司将在国内生产销售“托普”品牌手机。手机是否也会爆发价格战？厂商对此出言谨慎。被划在手机生产圈外的厦新电子总裁李晓忠拒绝置评。而在２０００年８月，他曾专程赶到北京，向信息产业部的有关部门展示厦新刚下线的手机样品，并向信息产业部争取手机生产资格。
拿到许可证的中科健董事总经理郝建学感觉发生价格战的可能性不大：“手机和彩电的确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都属于消费类产品，都需要一定的品牌支撑，核心技术目前主要在国外等等。但手机又有很多与彩电不同的地方，比如手机更有文化与时尚的色彩，所以竞争的方式不会完全一样。”
中兴通讯方面则含糊地表示：“目前，随着国产品牌的纷纷加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手机的降价幅度和频度都有加大的趋势。但是，价格竞争的激烈程度只会发生在同质产品之间。中兴坚持自主研发，走产品差异化的道路，不会面临大的价格竞争。”
但根据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的《电子行业百强企业动态》中的数据显示，国内手机行业今年１到５月份的产量累计为１８４０．９万部，１到５月份的销量累计为１７８８．２万部，其中出口为６４８．７万部，库存累计为１７４．３万部。除去出口因素（一般来讲出口的销量都是按订单生产的，不存在销售问题），库存量占国内市场投放量的１４．６％，对比彩电行业１９９９年爆发价格战时主要生产商库存量占国内市场投放量的１４．７％已经不分伯仲（上述数据都是以企业自己提供的数据为基础推算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只不过目前手机市场强劲的上升势头，使得手机生产商库存的清理显得略为从容。
郝建学的声音里就透出一种对库存的恐惧。“我们坚持了两年多的‘５万台原理’，就是再好卖的款式，每月的产量也不超过５万部，这样就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所谓船小好调头嘛。”不合理的库存只能通过价格战的方式得到解决。彩电是这样，手机也不会例外。
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芯片业正在成为投资热点。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集成电路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政策。吴基传说，投资集成电路要有相应的条件，不是谁想干谁就能上的。不过吴基传也表示，上海、北京、深圳等具有相当条件和基础的地区，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不属于“重复建设”。去年底，同样声称要建成中国微电子产业基地的上海和北京各自有２家芯片工厂动工，４个厂的投资额加起来有４６亿美元之多。今年４月的全国软件产业工作会议上传出，未来５年上海将投资１５００亿元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其中近半数将投入集成电路产业，达７００亿至７５０亿元，力争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配套最全、出口最多的集成电路中心。据测算，２０００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全年１００亿元的收入在全球只占１％的份额，即使“十五”计划期间各地计划的项目都能如期实施，到２００５年也顶多占到２％到３％，到２０１０年也至多５％。
不过，由于投资过度和需求放缓，规模膨胀到１３００家的全球芯片业已全面陷入泥沼。主流的芯片商的表现与国内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大相径庭：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２大主要芯片生产基地今年的设备投资下降幅度均在２０％以上，东芝、ＮＥＣ、富士通、松下和日立等日本５大半导体生产商在７月下旬宣布将今年初预计的投资资金减少４０％，几乎与此同时，欧洲第二大芯片制造商德国Ｉｎｆｉｎｅｏｎ公司宣布裁员５０００人，占其员工总数的１５％。
在这种全面衰退的局面下，对于国内芯片业大干快上的合理解释是，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只是，由于美国对设备出口的控制，国内芯片厂的技术普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技术一到两代。而目前国内的投资在决定芯片业成败的两大核心因素———设备、人才的分配上也存在致命缺欠，显然更至关重要的人才没有得到资金的“重点照顾”，不知这是否是国内外对“建设”的不同理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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