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与执政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在国际局势和本国社会没有出现诸如战争等非常状态的条件下能够保持执政地位。它包括具有积极主动的竞争力和相对被动的抗风险能力两个主要方面。国际环境对执政党执政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一般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的军事干预，就是指外部势力通过直接的武装干预来改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间接的渗透影响，就是指外部势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影响来逐渐改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目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和加强执政安全，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判断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营造有利执政的国际环境。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为执政党执政安全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1.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为我党执政争取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所谓“多极”，就是世界客观存在着多种力量中心，世界事务不能也不允许只由一国主宰。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阵营对垒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直到进入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被打破。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各大国并不想完全听命于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力量中心都力争成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主导力量，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和地区性大国，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如印度、东盟等，也在地区政治乃至全球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带来各国无法独自克服、关乎人类生存的全球化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走私贩毒、能源危机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举全球之力不足以奏效。全球化在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世界一些大国的力量发生了盈虚消长，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世界强国比肩的新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要大国对外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有所发展，多极化理念开始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演时，也不得不违心地承认多极化是“一个积极的、值得欢迎的趋势”[1]。世界由两极走向多极，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有利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继续成为时代主题，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我党的执政安全。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
2.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为我党执政赢得了发展经济的良好机遇。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超越一国领土界限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相互高度依赖和融合的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市场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强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第一，世界贸易迅猛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近25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1]这说明世界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各国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提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西方机构预测，今后5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将继续增加，超过上世纪最后5年总额的1万亿美元。不仅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在增长，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增长。[1]第三，跨国公司快速发展。据统计，全球4.4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70%的对外直接投资和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3]经济全球化使得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变革”，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接轨；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自由流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寻求市场；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创造的管理经验和科技成果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所共享，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减少成本，少走弯路，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差距。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被世界银行认为是这一进程中少数几个大赢家之一。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了约22倍，从世界排名第32位上升到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逐年攀升，到1993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2002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这些积极变化，为我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成为我党推动民族振兴、巩固执政安全的重要因素。科技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在18世纪以前，一般是80～90年，19至20世纪初，一般是30～40年；20世纪初至50年代，一般是15～20年；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是5～10年，而计算机等领域的换代周期更短。20世纪80年代后，激光技术、信息技术、克隆技术等高新技术迅速兴起，技术创新速度更快，更新换代周期缩短，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日益迅速、广泛等。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20%上升到现在的60～80%。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提高到90%。[3]目前，全世界已有近190个国家和地区数亿人在使用互联网。这次科学技术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以新的巨大动力，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人类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实惠与全新享受。人类开始真正步入现代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有利于世界各民族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成为增强综合国力、推动民族振兴、巩固执政安全的重要因素。
4.东方文化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认同，有利于加强世界各国对我党执政的了解和理解。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西方国家遭受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的困扰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开始转变蔑视东方文化的观念。国际社会注意到东方文化的集体主义观念有助于维护社会道德规范，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民族统一。东方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而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思潮推动了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有助于西方国家了解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从而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有利于我党巩固和加强执政安全。
（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与曲折发展，使我党的执政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1.国际经济旧秩序根深蒂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其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这就使得发达国家能够借助雄厚的资本、发达的科技主宰国际分工，从而形成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新雁形”分工格局。[1]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打着“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的旗帜，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和国际“游戏规则”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干预，把第三世界变成其廉价资源供应地，变成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地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以巩固和扩大它们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中的优势地位。这就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和严峻挑战。首先，发展中国家为了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必须出让部分经济利益，乃至国内事务的主导权，因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经济的独立性、对于本国产业的保护能力以及抗风险的能力都相对弱化，更加容易遭受各种经济危机和风险的冲击。例如，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即使是发展状况较好的东南亚国家，也大都遭受了重创，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几乎倒退了10年。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分享全球化利益上往往受到不公正待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本世界范围的运营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资料显示，1960年，世界上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人口的30倍，1991年增至60倍，1995年达到了82倍，2002年则是100倍。[1]再次，西方国家在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为了争取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它们又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攻势尤为猛烈。
2.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一超独雄。综合国力竞争是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竞争，它在自然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口素质、国防能力、民族凝聚力、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同时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世界各国纷纷据此调整和制订了国家发展战略。其中美国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谋划了将21世纪变成美国世纪的“蓝图”；欧盟则抛出《再造一个新欧洲》的方案，明确要在世界上担当“领导角色”；俄罗斯视未来五年为其强国战略的“重大考验期”，抓紧出台了国家安全、经济、军事、外交构想，力求恢复其世界大国地位；日本不甘落后，也提出了一个《日本新生行动计划》，希望在5年内赶上美国，成为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国；印度则制定“信息技术立国”的基本国策，加速向世界大国迈进。[1]各主要力量都希望搭乘新技术革命的快车，争取在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中拔得头筹。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的近5万家跨国公司手持科技和市场双重利器，成为先锋和主力。这些年来，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不断增强，地位、作用和影响日益显著。跨国公司依靠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及母国政府的支持，从发展中国家分享着越来越多的财富甚至政治权力，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军事领域，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大国的军费投入明显增多，加快了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美国为维持其“一超”军事大国地位，坚持开发和部署NMD，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际战略平衡面临被完全打破的危险，从而激起新一轮军备尤其是太空军备竞赛。在科技领域，美国更是遥遥领先，仅以计算机产业为例，世界90%的中央处理器芯片被美国英特尔等公司控制，90%的操作系统被美国微软一家所控制。美国凭借信息技术的明显优势，已经拥有对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控制权，成为全球信息霸主。在这场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较快，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综合实力与世界强国仍有相当差距，特别是人均GDP等指标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执政党的安全面临着巨大压力。
3.思想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西化”战略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复杂的新态势，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精神力量相互交织，相互激荡。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不断扩大和加强，一些错误的、落后的思想文化也大量渗入到中国，敌对势力也加强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利用各种手段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企图“西化”、“分化”中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国家更进一步把注意力转向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英国的BBC都增加了华语广播时间，加大了对我国的思想文化攻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作为美国第一大出口产业的文化娱乐业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必然加剧，我们必然要面对西方文化中的色情、暴力、纵欲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观念的侵蚀，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使党的执政安全再次面临重大考验。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社会主义中国经受着巨大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波兰、匈牙利开始，先是东欧各国，随后是苏联都相继发生剧变，在这些国家执政了数十年的共产党一夜之间垮台，其变化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苏东剧变，既有其自身保守、腐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等内因，也有西方敌对势力的遏制、打击、西化的外因。苏东剧变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仅剩下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而又以中国的幅员、人口、综合实力最为突出，西方敌对势力的矛头也就自然地、更为集中地对准了中国，加快了遏制、分化、西化中国的步伐。近年来，就相继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制造中美撞机事件，暗中支持台湾独立分裂势力，等等，妄图破坏中国的独立统一与和平建设环境。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恐怖袭击，出于反恐需要，美国的单边主义有所收敛，可是随着在阿富汗战争中得手，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又骤然膨胀，借反恐之名，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抛开联合国出兵伊拉克，同样在这一名义下，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球的军事部署。西固北约，东联日澳，强力推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无端指责一些主权国家为“无赖国家”，甚至把中、俄列入核打击对象。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进一步演变，使世界和平与发展平添了许多复杂的不稳定因素，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利用的机遇有可能稍纵即逝。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的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与推进共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对我国的生存发展和我党执政已构成严重威胁。
（三）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
1.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毫无疑问，当今中国已无法游离于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之外，既要顶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又要加快发展，主动参与竞争；既要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发生各种交往，又面临被“西化”、“分化”的危险。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势中，必然要求我们党“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必然要求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必然要求我们党，决不称霸，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必然要求我们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既是我党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现实依据，更是新中国50多年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们推行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虽然赢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援助，但也加深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鸿沟，遭受遏制、仇视、封锁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确立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我党的外交政策不断趋于务实，先是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力地提高了我党我国的国际地位，接着又以战略眼光积极促进改善中欧、中美、中日等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与我建交的国家目前已达180余个，为我党执政和国家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已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诚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2]的实际，胡锦涛同志2003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演时提出了“五项外交主张”，即：“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化；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五项主张”是我党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和平宣言。“五项主张”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展示了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广交一切朋友，营造和争取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求真务实，突出重点，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我们也要正视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作用，承认影响国际关系主流的是大国关系。对我们来说，要处理好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对美国的关系可以带动外交全局，特别是要进一步推动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处理好与美关系。台湾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关键是美国的介入，只要美国停止干涉我国内政，台湾问题可以顺利解决。要完成现代化建设，需要从美国引进资金技术、高层管理人才。同样美国也是我们重要的外贸商品输出地。
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市场，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这种大趋势下需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中国很快成为强国，而且特别不愿意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总不忘插手台湾问题。当然，美国也意识到要完全阻止中国发展也阻止不了，它也不愿回到从前的那种中美关系，对它不利，我们和美国还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说在对付核扩散的问题上，在对付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美之间都存在着“共同语言”，但是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总是要千方百计遏制中国。所以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会有蜜月；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中美关系总是在磨擦、在斗争、在曲折中前进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不出问题。[5]因此，我们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在原则问题上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要斗而不破，不破裂不对抗。在一些具体的“麻烦”上，要采取务实的策略，不可因小失大，要沉住气，埋头把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搞上去。在积极发展中美政府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贸关系、民间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总之，我们要努力将中美关系稳定在有利于我党实现“三大任务”的状态中。此外，我们还要本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妥善处理中俄、中日、中国与欧盟的关系。
3.与邻为善，团结合作，积极拓展多边外交。新世纪，我党我国的外交任务除要从战略高度、从全局出发处理好同大国的关系外，还包括进一步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巩固外交工作的立足点；积极拓展多边外交，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加强经济外交在整体外交中的地位，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我国陆地相邻的国家有15个，海上相邻的国家有7个。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对营造一个适合我国发展的周边环境意义非常重大，稳定周边是我党面向21世纪外交的核心。到90年代，我们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国家领导人提出新的安全观（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协调合作寻求安全，而且这种安全是相互的。回首过去，建国后一个时期，我们和周边一些国家曾发生过比较大的磨擦。但90年代后，我们和各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主要因为我们顺利解决了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如跟俄罗斯、越南等。迄今还有一个跟印度的边界问题没解决，1962年还为此打了一仗，不过近年来，中印关系较稳定，尤其是1993年中印签署在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1996年又签订在边界地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协定。2003年6月印度总理访华，中印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现在提出与周边国家建立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的关系，有利于现代化建设。2001年，由中俄等国发起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两年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坚持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广泛交往，广为合作的对外开放原则，以安全和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步带动其他各领域全面合作与发展，对于巩固和稳定我国西北安全，打击分裂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探索新型区域对话与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于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4.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邓小平曾经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同样，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党自身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当前，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就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弘扬正气，反对歪风；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思想战线上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万里长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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