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业生产结构差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制成品论文,中国出口论文,制造业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出口制成品结构与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约10.4%，工业增长约14.1%，而对外贸易则达到了年均17.1%的增长速度[①]，同时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理，出口商品来自生产，出口商品的结构应当大致反映一国的生产结构。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制成品比重上升是基本上与生产结构中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相一致的。但是中国出口制成品结构的变化似乎与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中国出口制成品的要素密集度与制造业产出的要素密集度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
从表1和表2我们看到，出口制成品的要素密集度与整个制造业的要素密集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变动。表1显示，1965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不断提高的，它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39%上升到了1990年的74%；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到1990年仅占19%。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不断增加。加工贸易在80年代中期还微不足道，到1988年也才占全部贸易的27.2%；但此后就迅速增加，到1994年，已占全部进出口贸易的47.1%，1996年更上升到50.6%[②]。
表1 中国制成品出口中不同类型产品的出口值和出口份额（1965～199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对外贸易改革：面临90年代的挑战》，1993年。
表2 制造业中的要素密集度变动 单位：亿元
注1：表中的产值是以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计算的净产值。
注2：行业和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方法划分，然后根据中国的统计资料计算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总产出的要素密集度却越来越朝资本密集化发展。表2显示，从1980年到1994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净产值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从30%下降到21%，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却从69%提高到了78%。
这种差异的出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对我国今后的贸易和工业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应当如何协调？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制成品出口结构与制造业生产结构差异的原因
对于制成品出口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差异，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我国制成品出口产品中的要素密集度从1965年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转变到改革以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一现象并不说明我国的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从资本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而只是说明，以前我们在集权的计划体制下，价格扭曲，市场体制没有起作用。出口中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较高并没有体现我国真正的比较优势所在，它只是这种集权体制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步显示出来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变化正是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融合的一种表现，是市场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转变是在市场机制下我国比较优势的一种反映，那么为什么制造业的总体结构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呢？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政策上的原因。
从理论上说，出口来自生产，因此在自由贸易下，出口结构与生产结构应当是一致的。图1是普通教科书上对贸易的一般均衡分析，它显示生产较多，从而能够出口的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生产较少，从而进口的是一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一国在P点生产，在C点消费，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出口的是本国生产较多的产品，进口的是本国生产较少的产品，出口与生产基本一致。
图1
图2
一国如果仅仅实施关税等贸易政策会使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但不会使出口产品结构与生产结构之间产生明显的差异。图2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实施关税等进口限制措施之后，国内与进口竞争的产品（可进口品）的价格就提高，国内相对价格从T[，1]变为T[，2]，资源就较多地流向这些产品，从而使生产点从P[，1]转向P[，2]，可进口品（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增加，可出口品（也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如果可进口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可出口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生产中增加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减少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两者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的关税结构基本上说明了这一点。表3是我国1992年的关税结构情况[③]，从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关税结构主要是偏向保护最终产品（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且事实上劳动相对密集的纺织品和鞋类等受到的关税保护最高。其他条件不变，当最终产品的关税率最高时，国内其他方面的资源就会转向这些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包括劳动密集的纺织品和鞋类等）的生产增加[④]。
表3 中国的关税结构 （百分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对外贸易改革：面临90年代的挑战》，第50页。
但是，我国在对进口进行一定的限制的同时，还对出口采取了各种鼓励措施，如出口外汇留成（1994年以前）、出口退税等。这样，就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来说，它们的相对价格可能就从图2中的T[，2]又发生变动，从而使资源的流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使生产点移到新的地方。从理论上说，如果对出口奖励的力度与对进口的限制一样大，则可进口品和可出口品的相对价格不会发生变化，生产点甚至还会在P[，1]。但是一个国家除了可贸易品（包括可进口品和可出口品）外，还有大量的非贸易产品。因此，即使我们对贸易的奖励是“中性的”，它对国内资源的配置也不是没有影响。显然，在有大量非贸易产品存在的情况下，任何对可贸易品的奖励都会使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使资源从非贸易品流向可贸易品的生产。但是任何贸易政策本身只能使资源从非贸易品流向可贸易品，并在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之间进行配置，而并不能使生产和出口产生很大的差异。
另一方面，从产业政策（这里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内部的产业政策）来看，单纯的产业政策本身也不会造成两者的偏离。假定我们没有任何贸易保护或奖励措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产业倾斜政策（比如给某个产业生产补贴或贷款优惠）在扭曲国内相对价格的同时当然也会使出口发生变化，但不会使生产与出口发生很大的差异。这同图2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虽然贸易政策本身或产业政策本身都不会造成生产和出口的偏离，但是两种政策的结合却可能造成这种偏离。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们对纺织品和汽车都征收100%的关税，同时又对他们的出口给予100%的补贴，则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国内的资源配置没有扭曲，即资源在纺织品和汽车产业的配置比例与自由贸易时相同。但是由于征收了关税，进口减少，国内纺织品和汽车的价格会相应提高，资源会从其他非贸易转移过来，使两者的生产都增加。但是假如纺织品是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汽车是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则纺织品的出口就会增加。这时，国内产业政策给予汽车业生产补贴或信贷优惠等政策，资源会进一步从其他产业（包括纺织业）流向汽车业。虽然这时纺织品出口可能比汽车业没有政策优惠时要少，但它毫无疑问仍将是主要出口品。这样，生产和出口的偏离就出现了。
上面我们只是从贸易政策对最终产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但实际生活中大量的贸易品是各种投入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现在不仅对出口给予退税的优惠。我们的这项政策对任何产业都是适用的，也就是上面例子中的纺织品和汽车都能享受。如果汽车业在这种情况下还难以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那么纺织品的出口就会进一步增加。由于这是出口加工型贸易，它大量需要的是劳动的投入，而国内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又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因此，在产业政策刺激下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的同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也迅速增长。
三、政策差异对贸易和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改变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使一部分资源转向可贸易品的生产（包括与进口竞争的产品），而产业政策则在贸易保护下改变了可进口品与可出口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使生产和出口发生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国内产业政策鼓励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而贸易政策则刺激了劳动相对密集的加工出口的增长。两者在要素密集度发生背离的同时，还出现了出口越来越与国内工业发展脱离的局面。
这样的政策在过去十多年里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一方面中国需要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要达到这一点，产业政策就要向一些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倾斜，同时贸易政策就必须一方面给予产业发展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出口以换得尽可能多的外汇来支持工业化进程。因此，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主要通过进口限制对工业化发展进行保护，但它并没有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特别的歧视；出口政策则是以赚取外汇来间接支持工业化，而不是直接鼓励较高级产业的出口。这样做的积极结果是，产业政策在深度上推动工业化，而贸易政策由于间接鼓励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在广度上推动了工业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了就业问题。
但是这样的政策也有其不协调的一面，那就是一方面出口不能直接带动较高级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增加，贸易与国内工业的发展出现脱离的现象；另一方面国内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而且在贸易保护下，这些产品没有能力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国际竞争力也不强。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实际上对一些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纺织品和服装）也实行相当的保护，这使得这些产品的出口都越来越依赖加工贸易。例如，1996年上半年，纺织品服装出口大幅下降，1～5月，纺织品服装出口比1995年同期下降了15.6%，但是这一下降主要是一般贸易下降造成的，而加工贸易却继续增长，加工贸易占纺织品服装出口的比重提高到52.7%，同比提高了15.6个百分点[⑤]。
这样的政策差异对我国贸易和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方面，对外贸易如果朝着加工贸易的方向发展，它就容易受制于人，而且贸易的实际附加值不容易提高，它对国内工业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不会很大，这与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不相称的。另一方面，国内制造业在保护下发展，没有能力大量出口，也不利于比较优势的转变和竞争优势的提高，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使贸易保护较大幅度地减少，制造业就会面临较大的冲击。所以，从对外贸易来看，我国的贸易不应当也不可能主要建立在加工贸易的基础上。没有国内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持，出口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发展。而从制造业来看，我国的制造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加工贸易的基础上，成为简单的对外加工业，但也不能依赖于严重的贸易保护，成为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的冲击下不堪一击。
四、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贸易虽然大致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但它却出现了与国内工业发展日益脱离的现象，而工业虽然在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支持下有所发展，但它却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从国内工业发展的要求来看，这样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显然是不够协调的。
贸易政策往往有多个政策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推动工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政策常常成为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是以创汇为主来间接支持工业发展的，通过出口创汇，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同时在进口保护下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有关产业。这种看似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却产生了相悖的结果：越是鼓励出口创汇，出口越多，出口就越偏向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进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成份就越高，贸易与国内工业的发展就越背离，国内工业的发展也就越需要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的支持，国内制造业生产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也就越大。而要消除这种差异，真正使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起来，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必须有所调整。
首先，从出口政策来看，出口不应单纯追求创汇和出口数量，而应以效益为主。我国近年一般贸易增长较慢的趋势说明，出口贸易的数量型扩张已经接近极限。事实上，我国目前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高达45%左右，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才不过16%左右[⑥]。数量型的扩张，包括加工贸易的增长，都是附加值较低、利润较薄、效益较差的，不利于贸易效益的提高和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只是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要讲求效益，也要提高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出口的利润。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必然是质量差、附加值低、利润薄、效益差的产品。应当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但是具有比较优势并不自然而然地就具有竞争优势了。我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严峻的局面往往不是发达国家自己的产品在与我们竞争，而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在这些市场上对我们造成了竞争压力。因此，出口政策应当推动既具有比较优势又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
其次，从进口政策来看，不应当对所有最终产品都给予较高的关税等进口限制措施的保护。这种对国内最终产品的较全面的保护导致国内竞争力不强的加工工业过快发展。同时对出口产品所用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减免税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进口政策应当与出口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进口保护的重点应放在幼稚产业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上，通过保护使这些产业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时出口鼓励也应把重点放在这类产品上，使这些产品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三，从国内产业政策来看，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确立几个优先发展的产业，而应当把产业的发展放到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来考虑。具体来说，我们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总体上我国的比较优势还在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方面，因此我们不能放弃这类产业的发展。但是，就如前面指出的，有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就有竞争优势。我们有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景气说明我们的竞争力不很强。这就需要产业政策予以支持，在同一产业内进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强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比较优势也是会改变的。随着我国工资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提高，产品的成本在不断发生变化，使比较优势也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是把产品和产业简单地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而是从劳动相对密集到资本相对密集，把产品和产业分为G[，1]…G[，n]种，其中G[，1]是劳动最密集的产品，G[，n]是资本最密集的产品，那么假如我们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从G[，1]到G[，k]种，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比较优势可能转变为G[，j]（j〈k）到G[，l]（l〉k）种。从产业序列来看，产业政策应当支持后者的发展。
更进一步说，产业政策应当与贸易政策结合起来，在发展和出口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比如G[，1]到G[，l]的产品）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处于“边际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如G[，l+1]，G[，l+2]等）。这些处于边际状态的产品可能目前还没有比较优势，但它们可能是最具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当它们建立和发展起来之后，就应当降低保护，同时用出口政策鼓励这些产品的出口，使它们通过政府的鼓励政策发展为新的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品。
如果我们从我国目前所处的世界经济的相对地位出发来考虑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建立在（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着重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及生产和贸易的效益，则两者的相互配合就能一方面使贸易建立在坚实的工业基础上，另一方面使工业的发展真正能够面临国际经济的挑战，出口产品结构与生产结构也将趋于一致。
注释：
[①]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见《中国海关》1995年第1、2期和1997年2月10日《国际商报》。
[③]1992年以来我国已多次下调关税，关税总水平已大大下降，但是由于减税幅度较大的主要是原材料和一些机器设备，因此总的关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改变。1996年的进口关税率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数据库》，但是由于没有分大类的税率，我们这里仍以1992年的税率来说明。
[④]同样可以证明，如果关税是偏向保护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话，则其他条件不变，生产也会转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而出口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会减少。
[⑤]1996年7月22日《国际经贸消息》。
[⑥]1991数，根据《1993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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