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外交的历史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期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p.19)重要战略机遇期问题的提出是对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世界强国，但在近现代多次失去发展的重要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多元并存的国际文化环境。因此，处于当前的重要机遇期，我们要紧抓不放，将可能变为现实，努力做到大有作为，并争取使之延长。中国外交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内外环境的同时，还要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向更高的阶段继续发展。
一、重要国际背景
（一）今后20年世界形势展望。在今后20年里，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可以预见的世界形势趋势主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政治文明继续提高、求同性和跨国性明显增强、拥护和维护和平的力量更加壮大。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信息爆炸等推动时代进步的积极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世界经济的总量、社会发展的质量、发达国家的数量等在20年内都会有明显的增长。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等将会努力拓展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将实现重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从整体上讲世界贫困将会有所减少。同20世纪60年代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发展”相比，21世纪头20年的“发展”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环保、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协调与平衡的增长。[2](p.29)
世界政治文明程度将继续提高。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政治进步状态。[2](pp.7-9)而且，“全球化把碰撞整合过的各种政治文明聚集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以推广。”[3](p.103)在今后20年里，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增多，政治文明也将同步提高。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将进一步加强政治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也将不断增强，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法制化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世界的求同性和跨国性明显增强。在经济方面，要求发展经济的世界各国和无处不在的跨国公司将继续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在科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日益超越国界洲际；在文化方面，五彩缤纷的各种文化不仅交相辉映，而且相互交融。
维护和平与避免战争既是上述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它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条件。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民族和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因素仍将继续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是，全世界爱好、维护、建设和平的力量将会更加壮大，并在总体上超过战争力量。
但是，与上述世界形势发展主流同时存在的还有逆流，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很好地把握世界潮流和处理国际事务，如果世界上出现特大型的严重失控事件，那么也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二）今后20年国际格局走向。国际格局是世界各种主要力量的对比，由于在今后20年主权国家仍将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因此也是我们的主要分析对象。今后20年将是国际新格局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世界将基本实现多极格局。
美国继续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同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对比会有所逆转。美国已经占领了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继续推行“新军事革命”，加紧向世界各国扩散美国式民主和文化。在今后20年里，美国将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挑战，也可能再次遇到类似“9·11”事件的严重危机，但还不可能出现能同美国一争高低的敌人。历史地看，美国在经过二战及战后初期的高速增长后，由于发展周期和它本身的失误，美国在20世纪的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有过20年的徘徊乃至衰退，当时的尼克松总统被迫承认世界存在“五大力量中心”。
在今后20年里，联合起来的欧洲和美国的综合实力之间的差距将可能缩小、乃至持平，正在崛起的中国将急起直追，俄罗斯复兴的希望很大，日本也有可能雄风再振。此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拉丁美洲很可能再次腾飞。在今后20年里，世界主要力量的主要竞争方式将是和平的，竞争手段将是诸如经济、科技、体制等“软”竞争。从总体上和长远来讲，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将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国际秩序将成为大国关系的焦点。所谓国际秩序，即是用“制度或机制”的形式承认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而且，国际秩序一旦建立后，具有机制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对有关各方的权力和利益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冷战结束时，老布什总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经过十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在对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进行重大、乃至根本性的变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安全秩序，联合国正在边缘化和矮化。美国和“老欧洲”、俄罗斯、中国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主要分歧不是在萨达姆政权的存废问题上，而是在现存的国际秩序的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建立和维护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今后20年里将是大国关系的一个主要焦点。
二、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
（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界定。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先必须理解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有学者定义为：“机遇是指有利于事物发展的境遇、时机和机会。机遇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某些契机、条件和环境等因素具备，机遇便能自然形成。”[4]有学者认为“战略机遇期是指中国在21世纪最初20年有可能获得较长时间的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较为充分的内外发展条件、国力较快增长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历史时期。”[5]还有学者指出：“所谓‘战略机遇期’，就是在国家发展的重大阶段，恰逢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存在一段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出现良性发展的有利时机，如果把握得当，社会可以获得巨大进步，而一旦没有有效地利用或者错过这样的时机，将会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迟滞国家发展的飞跃，甚至引起国家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6](p.15)
有鉴于此，本文的界定是，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某一特定单位（在这里是指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实现其总体目标或重大特定任务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但机遇从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艰苦的努力。对于中国来说，那就是在2020年前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可能具备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文主要讨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方面。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条件是指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政治、外交、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有利条件。所谓主观努力是指中国如何将客观条件转化为现实的认识、战略、政策和举措等。换言之，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实在性和主观能动性互动和结合的结果。
（二）客观条件。在今后20年的重要战略期，国际方面的主要客观条件是：第一，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和平国际安全环境能够得到保证。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今后的时代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也不会爆发将中国卷入的重大战争。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因为在国际经济体制逐步趋同、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日益扩展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力量大多选择低代价和高收益的和平与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其主要目的，中国得以同世界主要国家进行良性互动，主要采用和平手段解决相互间的问题，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争取双赢和共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二，多极化趋势为中国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同世界主要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更趋积极。中美关系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点，[7](p.57)美国在今后20年里对中国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和政治压力。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认定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是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不再把中国视作现实和直接的敌人或对手，这就为中美和平合作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等的双边关系都有明显的发展，并且彼此在世界事务中的共同语言也大为增加。随着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和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等的制约都会有相应的提高。
第三，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更加连成一体，为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秩序和游戏规则、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和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中国积极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欧亚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依托下，可争取到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四，世界日益增强的文化多元化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宽容性和兼容性，较能同其他文化交流和融合。在今后20年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更加光彩夺目和具有吸引力。而且，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有利于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三）主观努力。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主观努力是：正确认识、紧抓不放、战略选择、政策得体、宣传动员等。第一，中国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个逐步的认识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有过错失机遇的沉痛教训，也有改革开放抓住机遇的成功经验，它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邓小平多次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8](p.358)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战略机遇期问题的认识。
第二，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国际秩序问题，从90年代起更是直接参与了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讨论、筹划和制定。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势将形成，中国更是要以“有所作为”的精神紧紧抓住机遇，争取捷足先登，占尽先机。当前，中国对联合国作用、大国关系、八国集团、地区和跨地区组织作用、金融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的重视，都是构建国际新格局和新秩序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战略选择。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时十分重视“不搞对抗”和“不称霸”，避免和美国迎头相撞，“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8](p.14)中国正是通过对战略机遇期的主观认识的提高，制订了“三步走”的发展蓝图，终于在上世纪末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并正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第四，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展开，逐步地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的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正在为全面实现小康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外交也正在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因为中国外交现代化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五，减少国际阻力和增加国际认同。中国在逐步深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努力同世界接轨，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在法制建设、增加透明、以人为本、强调民主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今后20年里，中国政府将继续顺应历史潮流，善于审时度势，努力趋利避害，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理解，为和平崛起创造有利条件和减少国际阻力。
（四）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一要紧抓，二要延长。机遇只是为发展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不是发展的实现。而且，机遇具有稍纵即逝、不可复生的特性，要求必须具备“抢抓”的意识，拿出“抢抓”的行动。[9]有机遇而不善于捕捉紧抓，必然会同机遇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叹息。在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努力延长它。中央外办主任刘华秋指出：“不能教条式地理解这个时间长度，将重要战略机遇期固定为本世纪头20年，把这个时间作为机遇期与非机遇期的绝对界限。要看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既可以努力延长这个机遇期，而且还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机遇。”[10]事实也正如此，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20年的战略机遇期是远远不够的，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大局观，那么对前进道路和发展方向就容易把握得更准，对各项任务也会更加明确，对坚持什么和反对什么就会更加明确，对各种干扰也容易排除。诚然，战略机遇期的延长需要我们的艰苦努力。
三、主要制约和可变因素
（一）主要制约因素。不言而喻，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仅有机遇，也会有挑战；不仅有推动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可能成为事实的有利因素，还会有制约、乃至破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的不利因素。在今后20年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有“硬性”和“软性”两种国际制约因素。“硬性”因素主要指国际力量对比、周边安全问题、经济环境和突发事件。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仍将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特别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种种制约。
第二，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有的国家内部或相互之间存在不稳定因素，如印巴冲突、朝鲜问题等，都会影响中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中国新疆地区和西部邻国的“三股势力”问题，中国西藏地区的境内外“藏独”势力勾结问题，恐怖主义、毒品、难民和走私等都会对中国周边形势产生严重影响。三是美国加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增加了对中国的中长期战略压力，特别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对台动武时更是如此。
第三，经济环境。中国在与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增加了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市场等各方面的依赖程度，因而也将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中国还有可能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方面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干扰和冲击。在长达20年的时间框架内，不能完全排除这些制约因素的恶性膨胀，导致战略机遇的减少和战略挑战的增多。
第四，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如使用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严重事件、恐怖事件、严重疾病蔓延等。“非典”事件再次表明，世界正在迅速联成一片，一国的内政在须臾之间即可成为国际问题，非政治问题同样可以造成经济利益和国际形象的严重损失。在今后20年里，中国还会不断遇到类似的事件，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如果说，中国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也在提高应对“硬性”国际因素能力的话，那么在今后20年里，“软性”国际因素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制约将会更加突出。其中，国际秩序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今后20年里在国际秩序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不可能容忍中国挑战它的“领导地位”。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崛起已经警觉，正在从各个领域和方面加以防范。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相当有限，而和平道路又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途径。中国必须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发展，因而也只能对它作出妥协，这是中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软性”制约还表现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国际舆论等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着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打击和排斥仍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时会有“中国威胁论”、“中国破坏论”、“中国崩溃论”等出现，无端猜疑和指责中国，以“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等保持对中国的强大压力，通过各种手段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西方主导着世界通讯和传媒，各种负面因素在一定时期会产生积累效应，对我战略机遇期形成冲击。
此外，缺乏大国外交经验也是种“软性”制约。在今后20年里，世界形势还会继续动荡，中国社会又处于转型过渡期，各种矛盾交相集中，对中国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应当承认，中国只是在近年来才在世界上逐步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靠近，才在大国外交中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从整体水平来看，中国在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处理国际事务时经验不足，协调能力欠缺。中国必须在进行自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高总体外交能力，同时探索如何提高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以达到抓住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目的。
（二）主要可变因素。中国在今后20年面临的挑战还在于有许多可变国际因素。第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走势。至今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在今后20年里，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走向全面合作还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至今还觉得难以对中国作出最终战略判断。美方人士再三指出，美国担心的不是中国的能力而是中国的意图。
第二，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走势。在今后20年里，中国逐步朝着低度发达国家方向发展，它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目标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会有所减少，同它们的利益摩擦点会有所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原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会换位，并且不能排除中国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或国家集团会产生较大的矛盾。
第三，周边安全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虽然已大为改善，但还存在一些局部问题，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南亚的核问题、边界争端和热点问题等。它们都有两面性，控制得好，就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或至少中立因素；处理失当，就可能爆发为严重问题，阻碍和抵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第四，台湾问题。今后20年里，台湾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其前景仍具有多种可能.一是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二是表面上维持“不统不独不战”，但在实际上渐行渐远，继续牵制和耗费中国的大量资源；三是“台独”势力公然铤而走险，迫使大陆动用武力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同时承担由此而造成的各种负担和损失。
第五，内外形势的互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交叉发展，互为因果，两者难以完全隔开。在今后20年，中国的改革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国际形势也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互动的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四、中国外交的历史任务
（一）完成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过渡是中国外交今后20年的历史任务。在总结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国家战略总框架下，中国必须确定今后20年的外交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应当由3方面组成：第一，维护和加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维护和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争取和发展世界的共同利益。第三，积极推进中国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向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强国、从政治大国向综合性大国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前两个方面已经是当时的外交总目标的组成部分并有不少的论述，而第三方面则是新的目标，故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中国在今后20年将面临新的过渡时期和历史任务。所谓新的历史过渡时期，是指在今后20年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处于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过渡的历史时期。所谓外交的历史性任务，是指同过去20多年的形势和任务相比，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具体政策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在今后20年内，中国外交不仅要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也要为中国的崛起创造良好的环境服务。
展望今后20年，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外交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将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国外交将和中国综合国力同步增长，将和中国在世界各地利益同步发展。同时，中国支撑外交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开展外交的手段将更加多样，达到外交的目的将更有把握。
具体来说，在今后20年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外交的历史性任务包括：保证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稳步向前，使中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和其他方面再上几个台阶；需要使全国上下对外交的主要目标达成共识；需要以一个正在成为大国的视野重新审视世界和处理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随着形势、任务、目标的变化，中国外交的决策进程、具体政策和执行体制都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中国外交的决策进程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我们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设计改革。中国外交的执行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使之更加符合国际化、全球化、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世界新形势。中国的多边外交任务将更加繁重，中国的多边合作和斗争将会明显增加。中国还要分期分批对具体政策进行梳理，有的要继续，有的要修正，有的则要扬弃。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多世纪及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与时俱进，完成新历史时期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完成中国外交任务的主要战略。“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长远战略。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必须正确地把握“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辩证关系。即使中国在20年里能够完全实现奋斗目标，中国还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需要继续“韬光养晦”，还要继续“不当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种阻力，尽可能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走出一条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要在以下诸方面落实“韬光养晦”的战略。
——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非常注意和防范中国的崛起，中国的许多邻国对中国的崛起还充满疑虑。所以，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十分谨慎，应当审时度势和趋利避害，在大国意识和大国作用问题上慎之又慎，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和困难，特别不能使世界各种反对和负面力量的注意力尽在我身。
——在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之前，中国的力量和影响都还相当有限。中国应当在世界事务中主持正义和公道，但是中国只能够发挥可以发挥的力量。如果中国超越自己的力量而到处表态，可能在一时一事上获得内外支持和赞扬，但由于缺乏实力的支撑，这种支持和赞扬很快就会转化为失望和批评，而且还会招致敌意和反对，最终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外交将面临许多复杂困难的形势，中国的外交资源虽然不断在增长但仍十分有限，我们只能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把宝贵的资源用在事关中国的核心和重要利益上，只能在对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和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反应，在事关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上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任何国家如果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大国的作用和赢得大国的尊严，那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还只是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权衡利弊得失，实行低成本、低风险的外交。
但是，“韬光养晦”并不等于无所作为。相反，而是应当“有所作为”。就战略机遇期而言，“有所作为”是要积极主动营造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有利的国际环境，它具有以下主要内涵：
——中国通过20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完成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过渡。中国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上发挥重大而又积极的作用，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综合安全的重要力量，成为国际游戏规则的重要制订者，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世贸组织各轮（回合）的讨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显，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接受和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实现“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48)
——中国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和美国、而且同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世界和地区大国发展各种良性互动关系，中国和拉丁美洲、非洲的关系也应有明显的发展。
——中国在对自己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的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在亚洲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区域体系和秩序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海）和边界争端问题，中国和陆上接壤和海上相邻国家（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开放。
——中国和世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积极互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民间往来频繁，中国在世界性、地区性、专业性的非政府间组织中的作用更加积极有效。
——中国内部在国际战略目标、外交路线和具体政策等方面达成相对共识，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国为下一阶段（2020-2050年）的国际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五、解放思想，理论创新
面对今后2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只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把战略机遇从可能变为现实。
（一）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参与国际事务和推进国家利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采取了敌视和对抗的态度，现在是到了重新认识、分析和利用国际秩序的时候了。中国现在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20年后，将会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强国。有的中国学者指出：“在核心主权和根本的国家利益得以维护和促进的前提下，只要有利于中国自主、繁荣与富强，中国与任何大国的外交较量都应当在国际制度之内而不是在国际制度的圈外展开。中国作为一个兴起中的大国，除了从国际制度中享受国家利益共性、国际合作和国际公共物品供应等方面的好处外，还面临着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这两个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追求。”[11](p.65)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但在今后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可能、也无力从根本上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未来中国的基本战略仍然是除了发展自己力量之外，要进一步参与国际制度并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制度安排，并要使它们尽量为我所用，争取在现行秩序内部对其进行改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太地区的秩序对中国利益来说更直接和明显，中东地区因其丰富的能源而对中国日益重要。所以，我们在考虑国际秩序时，更应该详尽地考虑这些重要地区。
（二）提倡在继承中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我们一贯主张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许多原有的思想和观念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时代变了，情况变了，原有的思想和观念就不一定再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为此，我们要防止因循守旧和故步自封的思想，进一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外，还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先进理论和学说，吸收世界所有文明进步的成果，认真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发展创造为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理论、思想、观点和话语系统。
（三）树立新型的“大国”观。中国在崛起发展过程中，应逐步走出历史悲情，超越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培养大国的意识和责任感，树立民主、和平、繁荣、发展的形象，努力争取与世界各国的“共赢”。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因此，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既要敢于坚持原则，也要善于妥协；既要敢于坚持原则和道义，也要善于争取权力和利益。要通过认真踏实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党和国家的战略、路线、方针、政策等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要理直气壮而又循循善诱地告诉人民，有时必须作出的妥协不是软弱，而是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和稳定、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表现。
（四）确立发展目标和阶段。20年的战略机遇期是个整体概念。为了完成战略机遇期的总体任务，我们必须将其分解为几个阶段，并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从可预见的中国政治进程来看，将其分为两个10年比较妥当。2003-2012年是第一阶段，保证中国在良好与和平的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在2013-2022年的第二阶段内，基本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我们要把视野再扩大些，把时间框架再延长些，对21世纪前20年要有详细的目标，对前50年要有个明确的规划，对整个世纪要有个总体方向。我们要使大战略机遇期派生出小战略机遇期，使小战略机遇期不断积聚为大战略期，滚动相生，不断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到2050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后，还是同先进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还需要谨慎谦虚和继续努力。
（五）加强危机管理，特别要防止台湾问题干扰和破坏战略机遇期。有机遇就有风险，机遇与风险成正比。我们要保持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谨慎决策，规避风险，不要讳言问题和困难。对最可能出现的对我国发展战略形成冲击的热点问题制定预案，在危机发生时就不为形势牵着走。在所有可预见的危机中，台湾问题对战略机遇期拥有最大的潜在破坏性。我们要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遏制岛内的“台独”势力和倾向。此外，还要制订对台战略和政策，处理好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的关系，处理好统一和发展的关系，严防台湾问题干扰、乃至破坏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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