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调整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启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3-0073-05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适时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原苏联共产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都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对本党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1]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历史条件，各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的调整上也有着不同结果。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理念、执政环境上有着很大不同，但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上又面临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反思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调整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延续性
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力、权威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阐述和解释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从而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作为实践基础上的观念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政党根本任务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特别是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意识形态只有随着执政环境、执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由此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执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调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调整失误，将会给执政党的自身发展乃至执政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甚至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从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国执政党意识形态调整的实践看，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形势的发展要求调整意识形态，执政党却视而不见，导致执政党意识形态僵化和教条化；二是在调整过程中放弃执政党原有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造成对执政党原有意识形态的否定，从而也就否定了执政党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
20世纪后期，东欧各国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共产党，其意识形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当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鉴于苏共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坚持苏共模式的意识形态。对于苏共而言，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前，其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再到契尔年科等，尽管在社会领域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守着一套被歪曲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视客观现实环境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意识形态僵化和教条化，加之其他国内外因素的冲击导致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下降，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危机。同时，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僵化损害了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严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最终伤及执政党自身。这是因为，僵化的政党意识形态往往阻碍着政党成员的创新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了党员的投机心理、顺从心理和保守心理，必然导致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下降。另外，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固定的条条出发，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因而往往导致“左”的倾向。[2]而当民众对执政党所宣传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持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时，也为其他各类政治思潮和政治主张占据人们的“心灵”提供了土壤，由此带来社会思潮的泛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
执政党随着历史方位的变化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应当避免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对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政治权利以及政治意识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是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保持凝聚力的理论基础。政党意识形态的消解意识味着政党的最终解体。而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消解则意味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因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撑，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在苏共的意识形态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从背弃共产主义信仰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的”新思维”一步步把苏共推向”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境地。在“多元化”的旗号下，各种腐朽思想，包括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等各种思潮汹涌而至，致使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和思想理论界陷入混乱，造成党内公开分裂，最终导致苏共跨台乃至整个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教训极其深刻。这一悲剧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
在我国，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导向和规范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注重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延续性对执政党的生存发展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与导向性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执政的指导理念，是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对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意识形态能否在政党执政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取决于其与本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的程度。为此，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并引领本国社会发展，是执政党调整和创新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因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而引起政党意识形态变化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当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各国政党。当时，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分层趋向多样化、复杂化，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在减少，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美国，进入50年代后，蓝领工人的数量先后被其他工人超过。到60-7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地从过去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转变，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力随之日益壮大。这种社会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开始疏远，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民党、资本家拥护右翼政党的政治分野变得模糊起来。在这一背景下，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为于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支持，或者调整本党的政治主张、或者修改原有的理论观点、或者吸收其他政党的政策等等。
同样，从东亚民族民主政党的意识形态变迁也可以看出，随着东亚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各执政党为了应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把自由、民主纳入到其意识形态的框架。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斗争党、专业集团党和建设团结党等三个最大政党都坚持以“五基”为指导思想(“五基”即伊斯兰教、人道主义、民族主义、协商一致的民主、社会正义)，但在实践中又都赋予其意识形态新的内涵，增加了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内容。当然，这种调整是有限度的，因为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关系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发展仍是各政党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不仅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诉求，也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执政理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客观上要求党的意识形态作出回应。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我们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和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实现了党的执政理论的与时俱进。可以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再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创新理论，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与灵活性
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通过共同价值观反映和体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愿望，把人们的思想、观念统一起来，还能够消解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保进社会和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整合社会的功效，只有那种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并获得社会上大多数人支持的意识形态，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才能发挥整合社会、团结民众的作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主动调整意识形态，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从二战后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调整来看，许多有影响力的政党都增强了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之不再是简单反映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要求，而是反映许多阶层和群体的要求，保证在不失去原有基本支持者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尽可能地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和调和。[4]政党增强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同类型政党的意识形态逐渐相互接近，提出的社会政策和政治主张也越来越相似，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政党意识形态的中间化”的演变趋势。
从思想纲领来看，西欧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其思想形态就是以整体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它批评、但不排斥新自由主义，而是试图扬长避短，兼收并蓄。“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左右，立足中左，使自身具备一种“整体主义”的政治功能。正因为如此，“第三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左右翼政党之间的界限。在西欧，继1995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公开提出超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来，其他国家的左翼政党也纷纷仿效。在1998年的联邦大选中，德国社民党提出了“新中间派政策”，倡导实用主义，主张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淡化左右之争。施罗德强调，要把德国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兼顾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
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后，西方政党一般都会尽可能地增强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政治选择多样化的需要。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是在台上执政还是在野作为反对党，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带来希望，便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便上不了台，或者在台上坐不稳。2002年大选再次获胜后，施罗德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失业人口激增、社会保障体制受老龄化影响等问题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并于2003年提出了改革的总体方案《2010议程》。根据改革方案，德国政府通过削减社会福利、鼓励企业发展，调整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反对党联盟党也一改过去轻福利重经济的保守形象，积极往中间靠拢，一方面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另一方面提出在重视效益的同时，更要保证社会大众的福利。在2006年因改革受阻而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联盟党开出的药方实际上和社民党大同小异。《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说，联盟党的竞选纲领实际上就是施罗德《2010改革方案》的延续，只不过联盟党来得“更狠、更彻底”。显然，政党之间的竞争，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正如圭多·德·拉吉罗所言：“在政治上，我们再一次发现阶级间互动的促进，如同我们早在宗教生活中观察到的那样。”[5]
从执政的社会基础来看，我们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中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党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又要善于吸收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把各个阶层和利益团体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吸纳和融合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就是说，要在不断提高意识形态理论先进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先进文明，包括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政治文明，努力照顾到各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利，以不断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执政党意识形态核心理念的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以及行动的指南。“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和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一套东西与别的政党毫无两样，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6]。而对于执政党意识形态而言，能否在政党执政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最终取决于它的核心理念能否随着执政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始终保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上看，意识形态创新是执政党摆脱执政危机、认同危机和思想危机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虽然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长期以来在两党争取执政地位以及执政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7]目前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因其代表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8]。
与西方右翼保守政党相比，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神奇回归”，但是由于缺少坚实的理论支撑，在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并相继下台。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对全球化的冲击估计不足，未能真正找到应对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正确对策。[9]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指出，执政党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当代社会问题给出令人信服和具有进步意义的解决办法，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法国社会党认为，社会党要想重新上台执政，就必须对全球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明确的、积极的行动纲领。
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相比，新自由主义则有着较系统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略，成功地推进了全球化和新经济，使西方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虽然冷战后“伟大的钟摆”一度转向社会民主党，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失去其活力，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保持着优势。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势主导下，“第三条道路”及其所谓的“中间化”、“新政治”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10]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离新自由主义越近、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间越长，如英国工党。相反，离新自由主义越远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间越短，如法国的社会党。但是，社会民主党是西方传统的左翼政党，属于政治光谱中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只有保持其左翼的身份，才能在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就使社会民主党在各个方面处于矛盾境地。[6]就其实质而言，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只能导致社会不公正现象更加严重。对此，社会民主党只有重申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保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特性，寻求效率与公平、市场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有效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重建团结互助的传统价值，才能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这种世界性的大变革，不仅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内政外交，而且深刻影响着它们赖以生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任何一个政党，要想争取或保持其执政地位，就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进其意识形态的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于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还要满足人民群众理想信仰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创新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问题，深入回答和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科学指导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正是着眼于这些核心理念的创新，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科学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理论的创新。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成为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前进的价值目标。
注释：
①刘长江.苏联农村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1921—1929.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
②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④孙力.政治和谐的双重价值考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5)
⑤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⑥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⑦王光文.关于“自由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3)
⑧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⑨向文华.冷战后社会党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⑩张映宇.英国“第三条道路”评析——兼评布莱尔十年执政之功过.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