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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与“落空”
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及其叙事自其产生之日起，便走上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至“十七年”文学被打入另册，至“文革”更是被全面中断。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悲剧正可归为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所代表、宏扬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匮乏的后果。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形象文化含义的新生，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又开始渐渐复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再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现代性的启蒙与批判亦由此再度成为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立场。从“伤痕”、“反思”到“寻根”、“新潮”，所谓“新时期”的小说叙事一步步挣脱了政治书写的泥潭，以各种形式回归到“现代性”的旗下，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崛起与一度繁盛，更是将有关知识分子“创造性”的现代神话书写得淋漓尽致。
新时期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复苏，一开始就是以回到“五·四”为旗帜（刘心武的《班主任》即被认为某些方面承继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似乎并未给它提供一个优裕的恢复、发展时空。知识分子叙事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高潮后，很快便遭逢了种种内忧外患，其意义指标被冲击得溃不成军。
首先，知识分子文化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其意义指向逐渐远离了出发点，发生了偏离，走上了歧途。
知识分子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而它必须保持清醒的现实感知，正面现实，对现实发言，除了对现代性理念的坚信和对现实真实的把握，它别无依附。无疑，在结束了假大空的政治化写作后，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主体独立性和锐利现实感，很快便为它赢来了声誉和信任，这便是新时期前半期小说叙事的所谓“轰动效应”。“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社会纪实文学”……一浪一浪几乎全是由不断的“轰动效应”推着前进，这对知识分子文化写作无疑是个鼓励，然而却也带来一个后果，使知识分子文化叙事陷入了对自己社会性即时意义效果的迷恋中，将小说视作新闻舆论的有力武器乃至替代品（注：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即一例，此一小说发表后，据载公交部门为此专门开会商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刘心武亦为此深感自豪。在此，小说显然新闻舆论化了。），而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对现实和人的文化观照和现代性反思，这样，小说写作便陷入了浮光掠影式的热点追踪中，写作主体丧失了对现实应有的一份冷静和独立，而被急剧变化的外部现实所迷醉、制约，陷溺于现象、事件中，遗忘了现代性构建、拷问的文化使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心武：他似乎永远在匆匆忙忙地赶路，追赶潮头，他的小说似总是能“得风气之先”，却没有哪一篇能有沉淀的思考和冷静的透视）。
新时期的小说的另一个“轰动效应”来源于先锋实验。主体的创造性亦是现代性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80年代的先锋小说极大地渲染了这一点，从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宗璞的“荒诞派”、徐星、刘索拉的“伪现代派”、马原的“结构主义”、札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残雪、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北村、孙甘露……每一个浪头的冒出，都引起极大的“轰动”。然而，这种“轰动”本质上的苍白在一开始却被掩盖：它并非是主体创造性的产物，而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肤浅平面移植而已，不仅文体上如此，观念上亦然。另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叙事中的一个极端，先锋写作需要一个坚强的文化主体，他要有不屈不挠的现实反叛意识，他要的正是寂静效应：“向大众的掌声告别，退出一切以媚俗为目标的活动。”（注：朱大可等：《保卫先锋文学》，《上海文学》1989年第4期。 ）“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并且，“它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注：欧文·豪：《文学和艺术中的思想》，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P93。），然而，80年代的中国先锋所倚靠的， 正是“成功”后的“轰动效应”；他们需要喝彩，需要掌声与鲜花，他们忍受不了先锋之途的幽暗与寂寞。这注定了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短短几年间，走马观花般将西方一百多年的现代主义历程浏览一遍，以博取越来越稀弱的掌声。
由产生“轰动效应”到刻意追求、制造“轰动效应”，知识分子文化叙事逐渐放弃了自己弥足珍贵的意义独立性：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越来越迷醉于对新闻式热点事件的捕捉（其极致是所谓的“社会纪实小说”，代表如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和《5·19长镜头》）， 而漠视了纵深的文化挖掘和反思；先锋小说则为了维持“创造”的神话和先锋姿态，孤注一掷地走上了形式文体实验的不归路，为言说而言说，为形式而形式，为出新而出新，在其叙事意义指向上，要么走向“无主题”，要么走上观念理念化，甚至不可避免地从早期的“创造”与反叛，滑向了无可奈何的语言大狂欢，其意义承载早已淘空。这诚如一位先锋作家在后来所检讨的那样：“当我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说话方式就成了说话的内容。”“我在写作中试图建立的任何深度，都被语言自娱消解干净。”“在聒噪中，一切都被我相对化了，在这场大规模的语言动乱中，我作为写作者是混乱的、迷惘的，得不到任何统一的东西，我在那时耿耿于怀的终极价值，也在聒噪中变得遥不可及。”（注：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语言操作的叙事不但不指向真实可感的意义，相反还无限延搁了它。
现代性精神的疏离和遗忘，使知识分子文化叙事在80年代中后期走上了狭隘化和形式化的媚俗歧途，最终导致了所谓的“疲软”和“滑坡”：现实题材的小说越来越苍白无力，先锋小说则越来越缺乏现实感知。尤其是先锋小说，至80年代晚期，它的个体封闭性发展到极端，以至于拒绝读者与它共享文本中的经验、意义世界，更有甚者，以读者少而为荣，多而为耻。只不过这种高傲执拗并不能掩盖它的内在贫弱和外在危机，“保卫先锋”口号的出现即一反证（注：朱大可主持，张献、孙甘露、宋琳等人参加，《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举办了名为“保卫先锋文学”的座谈。详见该刊1989年第4期。）。然而， 要想从歧途再回到出发点，已是不可能了，因为，在知识分子写作者尚未回过神来之时，外部文化环境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文化突然发现：自己的意义指标已经失去了现实对象，它面对的赫然已是一片虚空，昔日的听众突然失去了对它的兴趣，早已三五成群谈笑晏晏地走开了。这就是知识分子文化意义叙事在80年代所遭受的第二个致命打击：在崛起的商品价值法则面前，它的意义作用“落空”了。
商品经济的力量早在80年代中期即已偶露峥嵘。它的实用主义、功利原则不仅对传统价值观念是个冲击，对知识分子文化更是一个挑战。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并不必然与商品经济价值观对立，但其前提必须是现代性价值观的普遍确立和成熟，否则，极富攻击性和征服性的商品经济之于贫弱的现代性，无异洪水猛兽。它所到之处，迅速地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无情地掠夺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的信徒，使其陷入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境地。“寻根小说”便是这种状况的最初反映：李杭育的“最后一个”系列，悲怆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人文的吞噬和赶尽杀绝；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则非常浪漫地幻想着传统人文与现代商品观念的完美结合（《小月前本》等），尽管商品价值的胜利已是势不可挡（《腊月·正月》）；郑万隆、阿城则或逃到原始粗犷的大山大河、异乡异域或清静无为的道禅境界，以此种方式来表达出对商品现实的拒绝和蔑视……知识分子文化在此时一方面不得不呵护着民间大众的传统人文意义，另一方面又陷入了矛盾之中：从理性上它知道，商品经济乃是物质现代化的必然，不应与人文现代化势不两立；但在情感上，由于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它不能不对汹涌商潮的猛烈冲击感到忧心忡忡。然而一开始，它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危机，直到民间大众逐渐适应了商品经济价值观并从中获取实惠多多，转而整体性地转变了价值观念，疏离、背弃、蔑视起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它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已被逼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民间大众已改换门庭。而对知识分子文化来说，它的启蒙与批判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大众”这个对象。没有了对象，它就难免陷入堂·吉诃德式的尴尬之境，满腔斗志与热情只能落到空处。
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变得孤立了，受到普遍性的冷落，显得不合时宜。它不但无力与商品价值的功利性与直接性抗争，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它的冷嘲热讽。民间大众文化价值观虽然在离开了它的呵护后，被商品价值冲击得七零八落，然而它并不因此便回到知识分子文化的旗下，它很快就有了新的守护神——意识形态和复苏的传统——“新儒学”。知识分子文化被彻底置入孤助无援、孤军奋战的境地，其阵营也开始分裂：一部分投向了世俗大众的怀抱，一部分掷笔从商，还有一部分则在沉默与彷徨中随波逐流。
王朔与“新写实”
内部目标的“偏离”使知识分子文化叙事走向疲软，外部价值观的转型又使之“落空”，这两者合力的结果，是整个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姿态调整及其反对面的大行其道：这便是“新写实”小说和王朔的出现。
“新写实”是知识分子文化叙事降低、转换乃至放弃自己意义立场的结果。它有两个针对性：一是8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的“大叙事”，即以某种宏伟的社会文化理想为目标的叙事，这种理想既包括社会政治理想（它常受到意识形态的鼓励），也包括“现代性”人文理想；二是先锋叙事的超验性、个体性。前者的优点是具有宏阔的视野，占据居高临下的视点，然而往往漠视了个体真实的生存处境，将个体经验具体存在视做超验理想的案例符号，把个体记忆视作集体记忆的载体与代表，这样，它就必然要牺牲无法超验化亦无法公共化的个体日常真实；后者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化的主体创造性和抽象思辨性，但它走上歧途后，却日渐远离了现实感知，拒斥经验世界，成为远离日常大众的贵族精神产品。这两种叙事都导致了80年代末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意义困境，而大众身份的改变亦迫使它作出回应：这就是“新写实”的背景。如果说，“新写实”之前的80年代小说，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指向现代性意义的诠释和召唤，写作主体是一个以占有、代表现代性意义指标及其守护神形象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那么，“新写实”小说则与此相对，它的主题是“人的日常化”，它回避了社会政治层面或现代性层面的意义观照，而努力去再现、一个拥有完整、优越文化理念的主体判断者，他努力取消自己的主体视角介入，企图以某种近乎中性客观的“零度叙事”，不动声色近乎冷漠地贴近日常。这样一来，文本成为最大限度的经验世界，主体的退场使这些无序的经验之流宛如“一地鸡毛”，无法被可捕捉的意义之光所照耀，亦缺少最终的意义流向：一切到经验，（现象）为止。有别于知识分子文化写作，“新写实”的文本中出场的不再是“有意义的人”、“有意义的事”，它故意将人物和事件的意义取向消融在无休无止的琐碎日常活动和日常场景中，日常感知和日常生活流程淹没了一切理性思考。通过这种方式，“新写实”小说贴近了日常大众，使自己沉溺于大众实在可感的具象经验，来逃避自己原来的意义危机，以某种类乎“现象主义”的写作视角，把意义和超验悬置起来。
意义溃散之后，“新写实”在文化立场上便下降到日常现实的泥淖中，一反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批判与启蒙，它走上了无条件的认同。源于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叙事，其一大精神特色就是它的现实反抗性：它总是不相信现实完美无缺、合理太平的假象，它就像鲁迅笔下的战士，总是能从阳光、鲜花、笑脸和掌声中发现现实所极力想掩饰的裂缝。这种清醒的审视态度使它往往不见容于现实和喜欢太平的大众，然而又正是它不折不挠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现实的真相。诚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大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唯此它“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它讲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它的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顺从的语言”，它“坦率地说出事实和全部事实的统治崩溃”；它“颠覆了日常经验，并表明这经验是残缺不全和虚假的”（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P53－54。）。因此，它经常反潮流而动， 总是对种种流行文经确立起主流地位，它也并不轻易认同它的合理性，相反，它一如本雅明笔下的“拾垃圾者”：他拒绝既定的价值，大瞪着审视的眼睛，哪怕“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P38。）。这种与现实的不合作关系，造成了知识分子文化的反叛性和挑战性，它似乎偏好于“捣乱”，给人“不舒服”（鲁迅语）。它的文化立场体现，即批判与启蒙，这是它的典型姿态，是“破”与“立”的理想结合：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和人性的劣根性，而批判的武器正是现代启蒙思想；它对大众不是迎合、讨好，而是毫不留情地剖析，而这未尝不可是“爱之深，责之严”的某种表现。8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叙事从经验与超验两个向度分别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写作，始终以“人”为中心，不断逼近现实的隐秘真实，使每个读者不得不去正面、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而先锋实验小说则以隐喻的方式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传统认知和对秩序的惯性认同，将我们对世界美好的想象击成粉碎（典型如余华）。然而，到了“新写实”小说，一切都变得心平气和了：狂躁与焦虑被平息，反叛与挑战被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吞噬，一种温情脉脉的现实情怀弥漫了写作者的感知视野；“大众”成为唯一真实的主体，日常成为最真实的生活，价值观照与文化批判在这些感性具象面前，苍白而陌生：一种温馨而合理的表象已经封锁了现实的平面，任何超越与反抗均被琐碎的日常流程消解淹没。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变化，便是先锋的角色转换。先锋写作在“八五”新潮掀起一个高峰，紧接着1987年左右出现“后新潮”，随即走向意义颓败，至1989年《人民文学》第三期的联展（注：此期联展的小说有：苏童《仪式的完成》、格非《风琴》、余华《鲜血梅花》等等。），可谓已是“最后的仪式”了，先锋作家逃离了超验的精神家园，纷纷向历史和日常遁隐，他们的“转向”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一道风景线，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华：在80年代的先锋群像中，他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等杰出文本，以真实得近乎冷酷的锐利笔锋，深入人性的最隐秘角落，撕破现实温文尔雅、阳光灿烂的表象，冷静而犀利地拷问人的灵魂，从而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先锋风格。他自己也坦言：“我是为虚无而写”，不过这乃是一种有意义的“虚无”，因为它“针对今天”（注：余华：《河边的错误·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另参见王彪：《与历史对话——新历史小说论》，《文艺评论》，1992年第2期。）。然而，从《鲜血梅花》开始， 余华的思想开始产生质的变化：在这篇转向性的文本中，一向缺席的“父亲”，亦即精神之父或曰现实秩序权威的隐喻，成为茫然无措、不知所归的儿子的寻找对象（而不再是众多先锋文本中的弑杀对象），只不过这种寻找尚是冷漠的、不由自主的，似乎仍是为着完成“仪式”的必需而已；但到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不仅“父亲”形象成为儿子们的庇护神和教父，而且余华的整个风格，至此已由对超验、终极的关怀和拷问，下降到对现实日常和“常人”（注：“常人”（das man ），海德格尔语，意为处在一般日常状态的人，亦即丧失了向来我属性的存在。见《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P140。）的关注，对人性之恶的逼问完全为对人性之善的热爱和信心所取代，一种乐观和明净驱逐了余华80年代文本中的阴冷和深刻，对“常人”力量的崇敬和赞美使余华放弃了主体性的灵魂逼拷。至此余华与现实世界彻底和解了，他消融在自己曾一度深为怀疑的明媚阳光中，心情平和而惬意，他自己也这样承认：“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上一样，有屁用。”（注：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2期。 ）这种转变之于余华个人无可厚非（与之类似的还有苏童、北村等人（注：苏童自《妻妾成群》后，叙事的激情明显消退了；而北村更是成了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它却恰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变迁：从与现实、世界为敌，到转而皈依、认同；从主体力量的自信与击打、质疑的执著，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以及“有屁用”；从拷问、批判大众到热爱“常人”及其生活；从孤独而坚定的灵魂流浪、精神探险到安宁地栖居于日常现实；从思辨到写实：这正好勾勒出一条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意义叙事下行的轨迹。知识分子文化的庄严叙事和深度模式本建立在对现实的主体审视和质疑中，一旦与之握手言和，将自己置于现实统治之下，那么，便必然只能发出“一地鸡毛”、“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的疲惫叹息，而无可奈何地满足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注：这是几篇“新写实”小说代表性文本的标题：刘震云《一地鸡毛》；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谌容《懒得离婚》。）了。
如果说，先锋的转向和“新写实”的流行还只是说明，知识分子文化叙事放弃了曾有的理想，以回避自己意义的现实困境，因而只不过是种消极的妥协而已，那么，王朔的出现就与之截然不同了：他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知识分子文化攻击者，他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满怀刻骨仇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应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死敌，危及着它的存在。
然而，倘说以“反智”著称的王朔在商品大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尚可理解，那么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到知识界的一致喝彩，便似乎是个不合常理的谜，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王朔只不过抓准了天时而已。在知识分子文化颓败之象已呈的80年代末，王朔“用最粗鄙语言挖苦、侮辱自命社会良心、人类希望所在的知识及其分子”（注：毕齐：《常庸之辈·王朔印象》，转引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P 271。），正是遇上了“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他的绝大部分小说，似乎都将调侃和反讽的靶子对准着知识分子文化意义指标，以此来取悦平民大众，为他们“出气”；而人文知识分子也正好在新的价值转换面前陷入价值危机，变得自轻自贱，他们正需要借助王朔式的自嘲，或来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清理，或以此来达到价值转换的内在目的，因而，他们不但未能在王朔大红大紫之时进行抵制，还鼓励纵容着这个“天敌”，为他的“躲避崇高”（注：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叫好。
不仅相对于以现代性意义指标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文化叙事来说，而且相对于一切传统的意义叙事来说，王朔都是种“反意义”的文化虚无姿态。连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个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注：王朔：《我是王朔》， 引自《我是王朔》P25。）他的经典作品如《千万别把我当人》、《顽主》、《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也没有》等之中，总是将一切美好、庄严、严肃、神圣的事物（情感和价值）在漫画化中化为轻松一笑，他甚至“就怕人家说（我的作品）有深刻内涵”（注：王朔：《我是王朔》，引自《我是王朔》P49。）， 他对作家亦即“文人”的理解简单明了，正像一位谙其个中三昧的批评家代他说出的那样：“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出些故事娱悦老百姓的行当。”（注：刘勇：《别累着自己》，转引自《我是王朔》P263。）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文化快餐性质。然而，王朔的小说毕竟不是普通的大众文化，他的目的尽管是“娱悦老百姓”，但这个目的很大程度上却是通过无情地拿“知识及其分子”开涮达到的。不容否定，王朔的“反智”写作有其一定的文化意义，他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虚妄自幻、自我膨胀的劣根品性和传统心理不遗余力地挖苦和戏弄，确有助于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自我警醒和自我批判；他幽默生动的市井口语以及粗俗、轻飘的文风对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特有的凝重和优雅，也不失为美学上的一个冲击；然而，王朔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俨如一个得理不饶人的市井无赖，不将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决不罢休，他的攻击火力集中在知识分子文化的忧患意识、文化批判、启蒙精神等核心价值上，他以肆无忌惮的轻佻和嘲弄来解构知识分子文化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他“把理想和道德的大旗扯下旗杆，肆意把玩起来”（注：刘野、言生编著：《王朔：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还是……》，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P26。），对知识分子文化意义，他完全是落井下石的态度， 下面一段描述虽然不无漫画化，却很形象地说出了王朔的“法宝”：
（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曾经执著追求、坚信不移的理想显得迂腐、陈旧而且病态，像个垂死的老人，遍体都是毛病，每走一步都很困难，任何刻薄一点的对它都是致命的打击。可是王朔的作品，像个调皮的孩子，恶作剧地对这垂死的老人进行攻击，拽拽他的胡子，摸摸他的光头，扔掉他的花镜，甚至藏起他的拐杖，然后学他蹒跚走路……（注：刘野、言生编著：《王朔：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还是……》，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P23－24。）
于是，从王朔这个“对知识分子文化有一种勇敢的和冷漠的鄙视”的笔下，人们便看到了知识分子文化正在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揶揄”的“低能者”，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市民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胜利”以及“迂腐的知识分子文化确实不如市民文化来得灵活、实用和投机，因此，市民文化在现实中去取代知识分子文化则不会让人感到吃惊”（注：刘野、言生编著：《王朔：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还是……》，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P165－166。）的结论，至此， 王朔的“反智”已经大大失去了其应有的警醒意义，也无可讳言地大大超越了知识分子文化所能接受的极限，他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死敌”，他的嬉戏调侃中蕴藏着蛮横霸道，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躲避崇高”，他还丑化崇高，取消崇高。在这个意义上，他真可谓是“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然而对王朔大张旗鼓的抵制，则还要等到知识分子文化开始复苏的90年代前半期（注：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是，华艺出版社曾于1992年出版了《王朔文集》，不仅首开为青年作家出文集之风，而且对“王朔热”推波助澜；然而，同是这家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了《抵抗投降书系》，在序言中对王朔的“痞子”作风和以王朔为首的“痞子运动”作了声色俱厉的讨伐。）。
“新写实”和王朔的流行，进一步反证出了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意义叙事的深刻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并没有就此中止，“新写实”和王朔也一直安然红火到90年代，因为，“第四种意义”出现了。
“第四种意义”
“新写实”小说尽管是对知识分子文化意义叙事的一次反动，然而，在优秀的“新写实”文本中，知识分子文化意义之光仍未完全被市井日常淹没，时时从某个出人意料的角落逸漏出来，代表如刘震云、刘恒、方方以及苏童的某些作品。刘震云对平民日常的展示和心理的呈现可谓淋漓尽致，《单位》、《一地鸡毛》以及“官场”系列，无不最大可能地贴近了生活的原生态，看起来，作者的主体意识完全陷溺于琐碎流程中付诸阙如，然而，他反讽的语调和辛辣的漫画化叙述仍然暴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俯视视角和批判价值取向；他显然并非完全无条件地欣赏、认同这样的市井人生原生态。苏童的“杨泊系列”（《已婚男人杨泊》、《离婚指南》）虽然貌似中性地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商业语境中的颓败，然而从他有选择的叙事语调间同样透露出他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溃败命运的同情和惋惜。然而，进入90年代后的“新写实”（连同“新历史”），其意义指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隐含的主体彻底匿身了，尽管从理论上谁都明白不可能彻底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但与80年代末的同类作品相比，此期的“新写实”作品更加现象化了，它完全成为事件和场景的非美学呈现，正如一位“新写实”的骨干作家所言：“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只要写了真实的东西，写了生活，那么本来就存在着意义。”（注：范小青：《谈创作》，《作家》1994年第6期。）问题是， 主体缺场之后，这个写作者只能是像罗兰·巴特所说：“（他）是用一个在城市里步行的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这里除了眼前的景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平线，而这个除了自己的视觉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官能。”（注：罗兰·巴特：《物的文学》，《上海文论》1991年第一期。）于是所谓的“真实”便是：“它并不意指除了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也不将读者带入某种功能的或实体之外的领域。”（注：罗兰·巴特：《物的文学》，《上海文论》1991年第一期。）其结果，只能带来一种取消了一切意义冲动的“物的文学”。
诸多批评家也注意到了“新写实”小说的这种“终结”或曰“转变”：“新写实小说则在90年代经历了一次转变。它由昔日对市民生活的批判性再现，转向了一种更为随俗的‘认同性再现’。”（注：张颐武：《“新状态”的崛起》，《钟山》1994年第5期。）然而， 这种在知识分子文化者看来是进一步下滑乃至堕落的叙事转变，却被另外一些批评家视为“使‘新写实’再一次展现了自身的活力”（注：张颐武：《“新状态”的崛起》，《钟山》1994年第5期。）。 小说的价值不再与写作主体的文化介入及叙事文本的意义承担有关，而是只须在现实面前“随俗”“认同”：这意味着，一种有别于传统——民间叙事、革命——政治叙事及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新叙事模式出现了，它取消前三种叙事的意义指标，而指向“无意义”或曰“第四种意义”：这就是后现代意义。
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迄今尚无定论（注：有关此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见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传入中国的时间虽一般认为是在90年代，其实在80年代便已有零星介绍（注：最早将后现代思潮介绍到国内的，大概为董鼎山，他远在1980年的《读书》第12期上就发表了《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如果再联系当时国内文化界的情形，此文时间出现之早便不能不令今人感到震惊。此后，1987年的《世界文学》还发表了董鼎山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和钱青的《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特征》等。），只不过在知识分子文化蓬勃之际，不可能引起关注而已。究竟何为“后现代”，在西方本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奇特现象，各自歧异乃至相互对立的“版本”至少便有这么一些：雅克·德里达、丹尼尔·贝尔、尤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得、弗·杰姆逊、伊哈布·哈桑、理查·罗蒂……等等，关于“后现代”之“后”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继续”之意，如丹尼尔·贝尔便认为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P38。）；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后”即“反”，因而在现代性远未完成的前提下，后现代不可能（注：理查·罗蒂：《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得论后现代》，见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利奥塔得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后”乃“回归”，后现代精神乃是对已秩序化、和谐化、经典化的现代主义的反叛，是再度“回归”了现代主义的初创期精神，因而“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注：让一弗·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P207。）……与此相对，他们对后现代的态度亦各不一：丹尼尔·贝尔和杰姆逊对它充满了忧虑；哈贝马斯则坚决反对，并声称要以“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转引自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而利奥塔得似乎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动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熟悉了环境，摆脱了乡愁”（注：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P30。）。在他看来，后现代具有蓬勃生命力，……这种歧见性恰好正体现了后现代的特点：杂糅。它不是个封闭系统，相反，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反对同一性，而尊重、强调差异性：“它能够使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注：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P31。）
尽管后现代“版本”众多，异见纷呈，但后现代诞生的语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后现代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在文化上，它带来了一个商业快餐性消费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众成为中心：商品领域的生产、策划、销售、消费以及服务都必须以它为核心，它挤兑了人文知识分子曾拥有的神圣中心位置，并以现实主人翁的姿态渺视其价值意义，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长久支配着西方文化的绝对主义传统的崩溃，这种传统设定了许多绝对客观的价值标准，而人文知识分子正是这个标准的代理人和执行者。这一传统又叫“客观主义”：“我用‘客观主义’来指谓这种基本信念：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或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或框架。”（注：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P9。）然而，在后现代看来，这一切如今业已陷入虚幻：“过去的诸多叙事学说已经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产生作用的原动力，如英雄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极，全消失了。”（注：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P29。）从这一角度出发， 利奥塔得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注：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P26。）。 所谓的“元叙事”，在利氏的笔下主要意指“启蒙叙事”等“现代”“宏伟叙事”（注：利奥塔得：《后现代状况》，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P25。），因而对“元叙事”的颠覆或质疑， 其矛头实直指现代知识分子人文叙事。因为，在绝对知识崩溃的后现代语境中，传统“知识”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有关上帝或真理的知识不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大众已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自我价值求证和新的知识源泉，已不必再充满敬仰和虔诚地聆听人文（或神文）知识分子的训诫和教导，更不必向他们所代表的知识价值和意义求助，这样，在新的大众价值面前，知识分子文化便面临着存在合法性的危机，知识分子亦失去了中心地位，受到大众的冷落，因为“知识分子发现，广大群众不再需要他来获取知识：他们了解得很充分，毫无错觉；他们比他清楚得多，他们当然能够表述自己”（注：《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c》，P207，New York:conrrell university Press.这是福柯1972年与访者J·德莱兹谈话中的一段。）。 当知识分子不再是唯一知识和绝对真理的化身，不再是意义和价值的唯一诠释者和发送者，当大众觉得“怎么都行”（注：这是费耶阿本德的著名口号，亦成为相对主义文化的信条。然而，费耶阿本德曾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不是在提倡一种非理性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想把人们从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参见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P25 －27。）时，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意义又怎么会不失去昔日的权威和光环呢？
从拆解知识分子人文叙事的主体姿态、深度模式和客观主义认知出发，后现代的文化特点必然表现出平面化、零散化、快餐性、复制性等等趋向，这种反中心、反权威和反意义、反价值的全面反动，恰好迎合了80年代末中国的“反智”热潮，而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兴起，又为它提供了契机；这样，“后现代”这个“第四种意义”的大行其道，便顺理成章了。
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了80年代就已日渐膨胀的商品价值观，激励了大众文化（实即消费性快餐文化）的成长，亦将大众的市场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将市场外（或无法进入市场）的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进一步边缘化：适时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正好成为此种状况的辩护性理论。较之知识分子文化的内部脱力与商品价值观的冲击，后现代的意义指向之于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意义叙事，显然更为致命：在中国的后现代“大师”笔下，后现代的意义指标似乎只有两个：一，反意义，亦即反人文知识分子意义，或曰“现代性”；二，大众至上主义，在当前市场经济下，大众不仅是商品消费的主体，亦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叙事应为这一新的人间上帝服务，而不是批判或启蒙。“知识分子对文化所具有的知识／权力的话语中心位置突然坍塌，昔日的引导者突然退向了边缘。”（注：张颐武：《“新状态”的崛起》，《钟山》1994年第5期。）既是“边缘”，便似乎理所当然为“中心”服务， 这样，知识分子的“拥抱世俗”，或曰“媚俗”，便自然在鼓励之列了：
“我觉得‘媚俗’这个提法很怪，为什么不能媚‘俗’？‘媚俗’这个提法，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说法，它认为人民大众是十分愚昧的，你不能混同他们，你要引导他们，教育他们，这是很荒谬的。我们凭什么要去教育人民？我们在哪方面比人民更高明？我们动不动就想着教育人民，然而当作家企图同人民打成一片时，就说他是媚俗，因为你没有去教育人民，没有去给人民以警告，这是非常可怕的。”（注：陈晓明语，引自《“新体验小说”研讨会纪要》，《北京文学》，1994年第6 期。）
客观地说，“媚俗”本身的确没有什么不好，然而，在“后”学大师为“媚俗”正名的背后，隐藏的却是颠覆知识分子文化意义的最终目的，其逻辑是：先把知识分子文化定位为大众的启蒙者和批判者这唯一角色，并将此角色功能简单化——似乎知识分子对大众只能是或“教育”或“警告”，而故意漠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现代性价值目标上的潜在一致，更故意漠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底层大众独特的情感（这一传统并非仅仅始于革命——政治文学，它既有古代民本主义的潜意识影响，更有“五·四”时代“劳工神圣”以及胡适、郁达夫、鲁迅等优秀知识分子——无论左、中、右——对底层大众——如车夫、女工等——的淳厚感情为证），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定义为俨然对立、不可调和、上尊下卑的关系，然后，通过“解放”大众的方式，来达到抑贬、驱逐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意义。归结为一句话，这种操作程序其实极其简单：既然“后现代”已经来临，那么“现代”自然得宣告走向“终结”。
当下的中国式后现代理论之于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最大威胁，在于它试图通过宣告后者合法性匮乏的方式，将它连根拔除，来为自己清除障碍。这“第四种意义”建立在反现代意义和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它没有坚守，然而与市场经济催生下的平面化商业文化一拍即合，成为一种寄生性理论。90年代前几年是它的顶峰期：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在“八九事件”后本就遭到重创，加上意识形态的策略，蜂拥而来的后现代狂潮一时间所向披靡，席卷文学、影视、哲学以及商业文化种种领域，并炮制出了自己的谱系：在这条谱系上，王朔是理所当然的“英雄”，80年代晚期的先锋小说（如孙甘露、北村的小说）是经典文本，“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当然还有尽管备经包装却仍如过眼云烟的“新状态”）等等则是一浪一浪的“思潮”……与此对应的，是“后”字大旗满天飘舞：“后新时期”、“后寓言”、“后乌托邦”、“后启蒙”……。在这众声喧嚣的景观中，知识分子人文及其意义叙事则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很长一段时间，日渐凋蔽的人文知识分子之林中，我们似乎只能听见“二张”的几声枭鸣……
然而，世纪末真是一个后现代时代吗？知识分子文化及其意义叙事真的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吗？“现代性神话”真的已经“终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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