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学无用论”——兼谈史学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无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84年史学界刮起“史学危机”之风以来，“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的存在至今已十年有余。先是经济改革造成严重的脑体倒挂，出现知识贬值和读书无用论。史学研究过去，与现实相去太远，被“誉”为老古董，其作用在经济改革中更无从谈起。于是，学历史的高校毕业生在分配中都遇到了困难。面对被抛弃的历史学和悲观的前途，学生普遍地感到困惑与迷茫，历史系学生转系现象时有发生。这样，史学无用论与学史无用论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史学无用论的大泛滥：一是每年高考时填报历史专业的考生越来越少，导致高校历史专业生源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史学队伍的来源；二是既有史学工作者纷纷转行，导致史学队伍的动摇；三是史学作品的社会读者大大减少，造成史学论文的发表、史学著作的出版和销售都很难的三难现象。曾为社会和学术领域“宠儿”的史学倍受社会的冷落，其地位一落千丈，不管是在社会上、在高校学生中，还是在史学界内部，叹诉史学无用的，大有人在……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面对新时期史学无用论的泛滥现象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被湮没，笔者深感忧虑：史学果真如此无用么？在慨叹之余，欲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呐喊几声。
事实上，史学对社会有作用，历来是为史家及政治家所认可的。象我国唐代史家刘知几、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近代政治活动家梁启超等等，他们都曾把史学的作用同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联系起来。如梁启超曾在其《新史学》中慷慨陈词：“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①同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未轻视过史学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曾把之归结为历史给现实的启示，“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可见，历史学有用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到底其用何在呢？
首先，史学可以为现实社会和个人提供经验教训，起借鉴作用。
让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这是古今中外史学家治史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之一。从中国古代孔子修《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到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夏曾佑编著《中国古代史》；从古希腊修普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李维写《通史》到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等等，莫不打上了“以史为鉴”、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是“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③写成的，其借鉴作用，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评议的：“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④
历史事实也同样说明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早在周代，周文王已注意总结夏殷灭亡的经验教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⑤。西汉政权的巩固，其主要原因正是汉高祖刘邦与其大臣等善于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同样，唐初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其大臣魏征等常以隋亡为鉴。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⑥不仅如此，吴兢所著的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如何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来治理国家的《贞观政要》一书，如今已成为南朝鲜总统金泳三治理韩国、制定各种社会决策的蓝本和重要依据⑦。在这里，史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处在经济改革的社会新时期，如何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加强对史学的研究，以此来为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一项既重要又迫切的任务。比如说，从历史的发展和古今中外历次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中寻求出一些借鉴，使我们不至于重走戊戌变法的老路，不至于步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失败的后尘，这难道没有必要么？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亏了本、翻了船，甚至一败涂地，这不能不说跟他们没有很好地借鉴历史和他人经验教训有着极大关系。
其次，史学可以帮助认识现实，找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相通的，它们被一种内在的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⑧因此，要更好地认识现实，确立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基础，首先必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怎么找呢？这就非学史不可，非研究历史不可。
历史科学有两大任务，一是重构过去，二是要在重构中把握与揭示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两大任务的目的都是为了认识现实、指导未来。因此，史学工作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对历史的研究，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史学作品，让广大社会读者有个获得历史知识的去处。而人们也只有通过学习历史作品才能了解过去，才能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历史的演变规律，由此而找到社会发展的基础，判明社会前进的方向。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是“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⑨。这说明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历史演变的“成败兴坏之理”能够影响现实与未来这一史学功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因素，只有认识了这种因素发展的必然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后来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在研究了古代、近代东西方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后，发现了人类历史依次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形态向前演进的一般规律，并据此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一百多年以来，正是马克思揭示出的这条历史规律及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引导着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而体现出了史学认识现实、指导社会发展的巨大功用。如果马克思不积极研究历史，他就不可能揭示出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并创立唯物史观。而如果各国的革命家不懂唯物史观和本国的历史特点，就找不到革命赖以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基础，那么革命就会失败。中国革命中的王明找不到革命的基础，结果失败了。毛泽东则正是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结合研究了中国历史与现状之后，才找到中国革命赖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的，由此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中一步步走向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试问，史学在这里也是无用的么？
然而，今天的中国该往何处去呢？这个问题马克思不可能研究到，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找到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历史根源和在新时期里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以此为依据来制定各项社会决策。为什么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呢？不就是它反映了中国具体的历史特点和现实基础么？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是中国有几千年来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凡是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扎根，就必须和中国的固有文化相容（如古代印度的佛教和近代西方的实证主义），那些不相容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⑩；二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这就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历史基础。
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如果缺乏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国情的了解，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波折。近代康梁改良主义是这样，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正在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该用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走向现代化，该如何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技术和经济建设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决策，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的历史（也包括西方的历史）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明确的认识。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重建世界》一书中说，“历史是国家的回忆”。我们对现实、对国情的认识，只能通过这种“回忆”来完成。在这里，历史学不但有用，其教育和研究还必须加强，史学研究者应更自觉地去研究历史，国人也应更自觉地去学历史。
第三，史学可以帮助认识自我，找到自我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适当位置。
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之后，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有益于经济建设呢？这里最首要和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找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适当位置，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或最适合于做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必须学史治史。雅斯贝斯说，“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因为人生是有涯的，不完全的，同时也是不可能完全的，所以他就必须通过时代的变迁才能领悟到永恒，这也是他达到永恒的唯一途径。”(11)换句话说，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他所成长、生活和活动的环境都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因此每一个自我都是不完善的，其行为都是不自由的，必定要受到各种历史的既定因素（如成长环境、性格、认知结构、保守观念等）的制约。每个人要想摆脱这些制约，超越自我，在行为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能促进经济建设的积极有用之人，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这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
关于通过历史认识自我、掌握自我命运的道理，英国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1889-1943）指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大家都认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就是，他应该认识自己：这里，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12)遗憾的是，我们有太多的人花在学习历史上的时间和兴趣实在太少。生活中不少人由于认不清自己、找不到自己的适当位置而摔交，当他们偶尔知道曾有前车之鉴时才恍然大悟，却为时已晚。因此，我们每个人在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中为了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能充分发挥自我的积极能动作用，就必须加强对历史的学习，从中积累有益于社会和个人的知识，启迪智慧，从而认识和完善自我，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而不是抱怨学史或史学无用。
第四，史学可以进行社会教育，帮助国民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良好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团结一致的奋斗精神。
对于历史学具有社会教育意义这一点，同样是为古今中外史学家所认可的。南宋郑樵，近代梁启超、章太炎，古希腊波里比阿，德国的黑格尔等等，这些史学家都曾阐明过史学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性。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3)用黑格尔的话说便是：“人们常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以灌输善良的品质”，并由此而提出了一种“道德反思的历史”(14)。可见，学史可帮助净化心灵，注重伦理道德，培养爱国情感和提高民族自尊心，这既是历来史家所认可的，也是人们通过历史来认识和完善自我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历代名人不绝，成就非凡，贡献巨大。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子还是伟大的教育家，被美国1985年的《名人年鉴手册》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以孔子的《论语》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目前正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重视。老子的《道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等，其影响也都已遍及全世界。其中《孙子兵法》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数十种文本，是英、美、德、日等国军事院校的必修课之一。此外，我国古代还有影响了世界的四大发明，还有许多的世界文化古迹和宝典。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佛教文化艺术宝库，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近代七大奇迹之一……凡此等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祖国的历史是帮助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最生动具体和最具说服力的材料。
换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自、奋斗不止的历史。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用自己的热血谱写出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在台湾被割之后曾率领台湾人民奋起抗击过日本侵略者的丘逢甲，值台湾被割一周年之际，凄然写下了一首至今读来都让人油然而生一股爱国之情的《春愁》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为了国人不再受辱，积极参与变法图强。变法失败后他在狱中依然慷慨豪迈、大义凛然，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正是历史上这类自强不息的壮烈爱国诗篇，不断地激发着后世国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以两千多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为代价赢来了中华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这样的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与记住么？在这里，祖国的历史难道不同样是进行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最生动而具体的材料么？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新中国的舒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应该懂得包括那段血泪斑斑的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历史，从中领悟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树立起高尚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良好的道德观念，树立起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自信心，为中华的经济腾飞和繁荣富强尽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最大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开口闭口抱怨中国落后，说西方比中国好，更没有理由抱怨学史无用和史学无用。1941年，毛泽东曾针对当时“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15)的现象进行过批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愿这种对祖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漆黑一团的现象不致于再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现在大学里很多学生讨厌上《中国革命史》课，逃课现象经常发生，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这代人没有经过亡国的惨痛，就是爱国，若不学历史，便不知从何爱起。诚如近代著名爱国史学家和教育学家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所说：“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学史无用论”和“史学无用论”而不学历史，连祖国的历史也忘了的话，那就等于忘了自己的祖宗、背叛自己的祖国。近代西方一些殖民主义学者为什么要宣扬“中国人种西来说”？他们就是想达到让中国人忘掉自己的历史和祖宗，服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目的。所以，章太炎说得好：“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16)相信包括海外炎黄子孙在内的中国人并不愿意看到自己民族与“国家之根本”被拔的结果。
再换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历史又是一部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缔造出来的历史。为什么我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世界史上可以持续五千年而延绵不衰、从未中断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文化挑战和武力侵扰，最终赢得了在世界东方的崇高地位、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呢？靠的就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而表现出的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团结拼搏精神。所以，祖国的历史又是培养团结一致的奋斗精神、进行社会团结教育的生动材料。在这里，历史事实也一再表明，什么时候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社会就发展得快（如汉唐盛世、两次国共合作）；什么时候闹矛盾闹战争，社会就动荡不安、停滞不前（如安史之乱、北洋军阀混战）。今天，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想光耀我中华文化，要想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就更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更有必要加强史学在培养爱国热情和团结奋斗精神方面的社会教育作用。
第五，史学可以影响现实，参与社会决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每一代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7)这说明历史与现实不仅始终处于相互联系之中，而且还经常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之中。历史以它对过去无所不包的博大内容和它与现实之间的直接联系，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现实，参与着现实社会的管理和决策。前叙史学的各种社会功能，莫不是这一功能的重要内容。因此，史学的这种参与作用可以说既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更是史学作用于现实的直接社会实践。
一般说来，史学的参与作用是通过提供历史的事实依据、理论依据、经验教训及庇护所等形式来实现的。具体到历史事实中，就如马克思所说，“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18)马克思这段话，可以说不仅是在事实上说明了史学在西方历史上的参与功能，而且也是对这一功能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参与“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所做的理论概括。翻开中国史书，特别是廿四史，就会发现，历朝历代所制订的各项决策几乎都是引经据典，以历史为依据、为借鉴或为庇护所的。如西汉与民休息政策、唐初贞观政策、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等等，莫不打上了历史的参与烙印。及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又以《公羊春秋》中的三世说历史变易思想为重要依据来确立戊戌变法的各项决策。这都说明了史学影响现实、参与社会决策的明显性和直接性。
在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上，历史事实也同样一再表明，社会决策者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史学对社会决策的参与意识就越强，决策的可行性和实施后的成功率也就越大；反之，如果对历史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史学的参与意识就淡薄，决策的盲目性和失误就会加重。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毛泽东确立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决策等等，都是前者。而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的覆灭，莫不与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让史学参与社会决策有关。从这方面来说，加强史学对社会决策的参与又是非常必要的。韩国总统都能让中国历史参与其社会决策，我们自己就更没理由轻视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本来就是十分强调参与作用的。恩格斯就曾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9)现在我国已根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在总体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国策。如何在此前提下来正确地制订各项具体决策，是定然不能忽视对历史的认识的。在这里，历史既不是老古董，也不是与现实相距太远，更不是没有用。
综上所述，不但“学史无用论”和“史学无用论”站不住脚，历史学有用，而且其作用还很大。对个人来说，历史知识是我们生活中所应拥有的最基本的知识之一，谁对历史学得深、学得透、用得好，谁就会在经济改革和竞争中取得优势。对国家来说，历史学是我们振兴中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门指导性科学，国策的制定、国家的去向等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它。既然史学具有如此多而巨大的社会功能，为什么还会出现“史学无用论”的泛滥呢？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繁盛不衰、处于显学位置上的史学会被沧落到如今“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地步呢？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文集之九第1页。
②(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第3卷，第51页。
③《进通鉴表》。
④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⑤《诗经·大雅·荡》。
⑥《唐书·魏征传》。
⑦《金泳三的治国参考书——贞观政要》，《参考消息》1993年5月8日第8版。
⑧(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第4卷，第450页。
⑨《汉书·司马迁传》。
⑩《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十四，第96页。
(11)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12)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3)《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第1页。
(14)黑格尔：《历史哲学》。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5页。
(16)转引自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