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平话”问题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话论文,刍议论文,广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1)02-0092-08
一
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的分区作了调整，把原来通行的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七大方言改定为十个方言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和客家话区。其中新“升格”与以往七大方言平行的方言区是晋语，徽语和平话。这一新的“十区说”发表之际，正值我们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定稿付梓之时。考虑到作为教材，对于这一新的方言分区是否能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没有把握，为慎重起见，我们还是沿用原先大家都认同的汉语方言七区说，只在《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和现状》一节（第三章第三节）中提到新近出现的“十区说”，并且说明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今后汉语方言的分区也许会有所修订，有所发展。这本教材自1991年初版以来，受到全国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普遍采用。1995年出版社提出原版经多次印刷已残旧不堪，宜重新排版印刷。我们同意出版社这一安排，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来不及进行认真的修订，只能对原书中明显有误之处作了一些订正，并在《附录》中增加了一些文献篇目。至于方言的分区，我们注意到“十区说”发表以来语言学界议论颇多，学者们认识尚未一致，也就末予采纳，在重版的《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中仍沿用“七区说”。
二
自从《中国语言地图集》问世以来，语言学界，特别是方言学界对《地图集》中汉语方言的分区不断有所议论。就“升格”的三个方言区而言，其中讨论徽语的比较少。因为徽语的特殊性似乎早有定论。早年赵元任就把徽语看作是汉语方言中独特的一支。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发表了《绩溪岭北音系》(1962)和《绩溪岭北方言》(1965)，揭示皖南徽语的面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方言学者郑张尚芳、伍巍、平旧昌司（日）等先后对徽州方言进行了调查，发表了一批关于徽州方言的著述，进一步揭示了徽州方言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徽州方言被提出来作为一个方言区，颇有顺理成章之势，也就听不到多少议论的声音了。至于“晋语”和“平话”这两个新设的汉语方言区，是此前未见的新论，比较引人注目，也就难免触发种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了。晋语从北方方言中独立出来，《地图集》编者有详尽的说明，其后侯精一等晋语专家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晋语的著述来支持这一立论。平话独立一区的问题，《地图集》中只简要提出平话的特点，其后也没有发表过象晋语那样系统而详尽的专著专论来支持平话独立的著述，只有梁敏、张均如(1996,1999)在《广西平话》和《广西平话概论》中对平话作了一些介绍。而比较大型的平话专著——最近出版的李连进(2000)的《平话音韵研究》，对平话音韵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却对平话为何必须独立一区避而不提。实际上，晋语和平话应否独立放在跟原先汉语七大方言同一层次上，作为汉语一个方言区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成为海内外语言学者讨论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焦点所在。丁邦新教授(1996)在《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中发表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的书评，就对晋话和平话的分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晋语分立的理由不足”。他是在了解了《地图集》中关于晋语的详细说明和其后侯精一所列四条晋语的共同点之后，才对晋语下了分立的理由不足这个结论的。对于平话，丁邦新的看法是“平话何以成为跟湘语、粤语相当的一个方言区，实在语焉不详。图说里只说平话古全浊音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不送气，这个说明太简略了，古全浊音在闽语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也不送气，新湘语的一部分也是如此，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分区问题应该多说一点理由才是，因为究竟平话是否应该分立为一大方言，并无定论”。
看来对于晋语和平话另立一区的问题，确有进一步开展认真讨论，再来集思广益，斟酌定夺的必要。笔者长期接触粤语，近十多年来对广东粤语作过较大面积的调查研究，对广西平话颇感兴趣。《地图集》把平话分立一区，一直心存疑团。近年来遍读杨焕典等(1985)和梁敏、张均如(1996,1999)等发表的有关平话的文章，特别是最近又有机会读到梁金荣(1997)、覃远雄(2000)、谢建猷(2001)等几位广西籍年青学者以平话为内容分别撰写的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也重温了近年来丁邦新(1996)、余蔼芹(1991)、王福堂(1998)等知名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及的有关广西平话的论点，对各家的不同看法反复进行比较和思考，逐渐形成了个人对平话问题的一些不成熟意见，借此机会略陈如下，以求教于同道学者。
三
如何理解平话的名称及平话的来源？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60)所编的《广西汉语方言概要》就在下册中列入《平话》一章，其中第一节对平话的称呼及来历未下结论。直至八十年代中，杨焕典、梁振仕、李谱英、刘村汉(1985)在《广西的汉语方言（稿）》中，才把平话列为广西一大方言，与官话、白话（粤语）等相提并论。李荣(1985、1989)主张另立平话一区，他认为史志上早就出现“官平土白客”字样，说明平话确实存在。近期出版的杨焕典主编《广西通志 汉语方言志》(1998)将平话与官语，白话（粤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等并列为广西的六种汉语方言。在第二篇《平话》中写道：“平话是广西的主要方言之一。它有许多别称如：蔗园话、宾阳话、土拐话、打土谈等等，而平话是在桂南、桂北都比较统一的称呼.”至于平话的形成，杨焕典认为跟战争及屯戍有关。他还特别提到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狄青率领大军攻陷邕州（今南宁）后把一部分军队留下在广西屯戍的事，断言这些军队把他们祖先的方言带到了广西，而狄青的军队号称“平南军”，因此人们把这些狄青的军队所说的话叫做“平话”。张均如和梁敏(1996)在《广西平话》一文中对平话有一段比较详尽的描述。他认为：“使用平话的人，其民族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但龙胜县泗水和江底一带的红瑶和富川县的平地瑶说的都是平话，而不是瑶语”。对于这样一种不仅属于汉族使用的平话，张、梁还说：“平话在各地的名称不一，南宁市郊区、邕宁、桂北的临桂、湖南的宁远、道县、通道等地自称平话；融安、融水、罗城、柳江、柳城一带自称百姓话。由于说这种话的人在当地落籍较早，故后来到达的，说官话的人把他们当作土人，并给这种话一个不雅的称谓，叫土拐话；桂北其他地方也多在地名之后加一个‘土’字，如灵川土话、富川土话等；在桂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以地名来命名的，如宾阳话、南宁市郊的津头话、横塘话、亭子话、沙井话、杨美话等；右江流域和富宁一带则因说这种话的人多从事甘蔗种植业而称之谓蔗园话（自称、他称相同）；左江等地和宾阳附近的壮族、瑶族人民也有称之为客话的。各地自称虽然不同，但他们一般都不排斥平话这个统称。对平话的‘平’字没有一致而又满意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这种话的音调平缓，故称平话，也有人说这是平民百姓的话（与官话的“官”字相对），未审孰是。”
杨、梁、张几位都是广西资深的语言学者。上述他们对于平话的解说不妨可以看作是理解平话名称及其由来的重要依据。近几年来，梁金荣、覃远雄、谢建猷等几位都曾深入调查过广西平话的年青学者，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对“平话”这个名称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梁金荣(1997)在列举了各地的不同叫名：有叫平话（如桂林市郊），有叫平声（如阳朔），有叫百姓话（如永福），有叫土话（如平乐），有叫土拐话（如融水），有叫蔗园话（如右江一带），也有以地名来称呼的（如宾阳话）等等以后，他对各地均不排斥“平话”这一称呼作了一些推测。他认为有几种可能：一是从地理角度考虑，当地土著人居山岭，而南来的客人多居平地，故把他们说的话叫“平话”，即平地之话；二是从语言的角度考虑，与周边民族语言相比，自感自身母语平白易懂，故名“平话”；三是从来源角度考虑，平话可能与中原汉族居民多次南下“平乱”相关，“平”指“平乱”之意；四是与宋元时期的一种文学形式“平话”相关，或许广西境内的这一方言与其说唱形式相近，故用“平话”称之。梁金荣这些推测的可信度如何，只好留待今后对平话的进一步研究来考虑了。调查了九个桂南平话代表点的覃远雄(2000)在其题为《桂南平话研究》的论文中列举桂南平话的各种不同称呼：平话，宾阳话，本地话，客话，蔗园话，土白话，土话，村话，土拐话，百姓话以后说：“其他的称呼均好理解，唯有‘平话’的‘平’不易理解。”他不同意杨焕典所说平话的形成与宋代狄青平南有关。他说：“史书上未见有狄青的军队称‘平南军’的记载。‘平南村’、‘平西村’也并非因战事而得名。”他认为平话的得名尚无定论，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他才遵从方言学界的叫法，使用平话这一称呼。自称系统调查过广西42个汉语方言点，其中包括《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所说的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各点的谢建猷(2000)在他的论文《广西平话研究》中提出“平话这个名称值得推敲”。他认为“平话”的命名不符合汉语方言命名的原则，说“平话”是“平平常常的话”，是“平民百姓的话”，是“跟狄青南来平乱的人讲的话”，如此等等，各有各的说法，实际上“平话”多是外地人对说这种话的人所说语言的叫法。平话“既不象闽语、粤语那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质，也不象客家方言那样，体现了操此话者迁居他乡的特点。”他不赞成“书云亦云”，尽管广西史志里有“官平土白客”的说法，今天能否把“平”当作跟“官”、“白”、“客”等同的汉语大方言，结论应该出自对平话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与其他方言进行全面、客观地比较之后。
上面简略介绍了广西两代语言学者对他们身边这种“平话”的理解，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1.广西汉语中确有“平话”。这种“平话”无疑是历来汉人所说。而非当地的“土著”，今天我们所说的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语言。
2.为什么把这种自古以来通行于桂北、桂南一些地区的汉语方言叫做“平话”？为什么尽管各地对这种“平话”另有种种不同的叫法，却一般都不排斥“平话”这一称呼？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语言的区别性出发，相对于周边其他语言而言，说“平话”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话跟周边其他语言，包括各种“土语”（少数民族语言）不同，因而也就用“平话”来称呼本地平常人所说的话，即当地社会平常通用的语言交际工具；第二，从语言本身而言，说“平话”的人总觉得自己说的话容易沟通，平易近人。而自己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相对而言就不大好懂了。这样，把这种熟悉好懂的话称做“平话”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三，跟“官话”、“军话”相对而言。有人认为“平话”是“平民百姓的话”，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不是毫无根据的。“平民百姓的话”，也就是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语言。有的“平话”地区（如桂南宜州），当地人民就自称所说的话是“百姓话”。近期有学者（黄谷甘，1999）直言“平话”的“平”应指“平民百姓”，并引屈大均(1630-1696)《广东新语》中“广州谓平人曰佬，亦曰獠，贱称也。”为旁证来说明“平”是“平民百姓”，是社会下层人士的通称。
有学者把“平话”的称呼看作源自宋代“平南军”，认为“平话”就是狄青所率“平南军”的话，那当然是不足信的。据白耀天(1996)的研究，宋朝官军戍守广西，是实行轮戍制的，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是实行轮戍制。开始是沿唐朝之旧，三年一贷（轮换），皇佑以后是两年一贷，并逐渐以土兵代替北来禁军，以减少中原士兵水土不服来广西这块“烟瘴之地”送死。可见“平话”绝不会是北方南来某支部队所说的话。把“平话”看作来源于某个时期某支南征队伍的“番号”，实在过于牵强。如果笼统地说“平话”与历史上南来“平乱”的汉人有关，那倒是不无道理的。至于说到“平话”跟民间说唱的“平话”有关，那恐怕只是文人的臆测罢了。难道“平话”一词的产生竟然会是经过“有识之士”的一番学术讨论后给定下来的称呼？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某种语言叫什么名称，主要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长期习惯。约定俗成才是名称由来最根本的因素，这一点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四
平话宜否独立作为汉语一个大方言区？
平话问题之所以深受语言学界的关注，不在乎平话的名称是否妥当，而在于平话到底应不应该独立作为一个汉语方言分区中最高一层的大方言区，让它跟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方言区并列。众所周知，汉语方言的分区，无论其分区的结果如何，能独立成为一个方言区的，总得有足够的语言特征作依据，同时也得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印证。我们一直认为，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应是从语言实际出发，以语言材料为主要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在依据语言材料考虑方言的分区时，一定得对语言的差异性和语言的一致性作全面的了解。一种方言有别于另一种方言，一方面表现在它与其他方言的差异性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这个方言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上。对外的差异性和对内的一致性是不同地点的方言得以组成同一个方言区的语言依据。没有对外的差异性固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只有对外的差异性而缺少对内的一致性，同样也难以组成一个独立的方言区。事实上，这对外的差异性和对内的一致性总是方言中同时存在的两个属性，正是这两个属性支撑着一个方言区的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把汉语方言划分为八个方言区，八十年代以后又把汉语方言改划为七大方言区，都体现了这个对外差异性和对内一致性的原则。至于语言材料以外的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方面，那就只能在语言材料的前提下来参考印证了。有人提出把通话的程度也作为考虑方言分区的条件，其实这已经包含在对外差异性和对内一致性的语言因素中了。基于这样的原则，二十年前我们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沿用的八大方言区转为七大方言区时，正是全面考虑了闽南、闽北分立两个方言区的依据和将两个方言区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的可能性，最后得出可以把闽方言先合并，下面再在闽方言这一大方言区中分成若干个闽方言片（次方言）的结论。由于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闽方言学者对闽语作了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体现了科学性和合理性，很快就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同，为海内外许多语言学著作所采纳，也反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7)中。现在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新确立的“平话”方言区，是不是已经完全具备对外差异性和对内一致性的语言条件，足以支持它独立成为一个汉语方言的方言区呢？下面我们就来摆点有关的材料：
先看看桂北平话的情况。从梁金荣(1997,2000)对桂北临桂（五通、两江），永福（堡里），灵川（甘棠），桂林（雁山），阳朔（葡萄），平乐（阳安）等七个桂北平话点的调查中，得出桂北平话内部语音的一致性有：
拿上述桂北平话的语音特点跟桂北最通行的桂林官话比较，二者存在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声母方面古全浊声母的读法，古微母的读法，古知组的读法，以及尖团音的今读，古邪母字、日母字、匣母字的今读等等；韵母方面豪肴的分混，齐韵与止开三的分混，灰韵与止开三帮组的分混，删韵与桓韵帮组的分混等等；声调方面上去分不分阴阳，古全浊上声归不归去声等等，都表明桂北平话与桂北官话不宜归入同一个方言区。再拿桂北平话跟邻近的湘方言比较一下，两者更是同少异多。明显的差别如尖团音桂北平话普遍能分而湘语不分；豪肴两韵桂北平话普遍从分，而湘语却普遍从混；齐韵字桂北平话普遍念洪音，与止开三不混，而湘语则念细音，两者相混；桂北平话
自成音节而湘语无；桂北平话无卷舌声母而湘语有；桂北平话无全浊声母而湘语（老湘语）有；桂北平话全浊上声不归去声而湘语归去声；桂北平话无鼻化韵而湘语咸开三开四，山开三开四读鼻化韵等等。把桂北平话归入湘语，更是不切实际的事。桂北平话与邻近的官话和湘语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说明桂北平话是桂北地区有独特色彩的汉语方言，但是，这支汉语方言，到底宜不宜独立成为方言区，那就得看它跟南部桂南平话及东南部粤语的关系来做全面的考虑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桂南平话的情况。覃远雄(2000)在他的《桂南平话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桂南平话语音特征主要有：
(1)古全浊声母绝大多数点今读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都念不送气。如“爬”“步”都念p-，“图”“杜”都念t-，“除”“助”都念ts-，“奇”“旧”都念k-。但也有个别点例外。
(2)古微母明母合流，今读为[m]。如“武”“母”都念m-。
(10)除古见系声母与日母字外，大都丢失介音，有些古三等字介音丢失后今念为相应的一等韵。
。
。
(16)古平上去依声母清浊有阴阳调之分，即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各调。
(17)古全浊上声部分字（多为口语用字）与次浊上声字合流今读阳上，如“坐”“市”“抱”等字；部分古全浊上声字（多为书面用字）则与浊去合流今读阳去。如“罢”“士”“道”等字。
(18)古清声母入声字今读大多数点为一个入声调，如“笔”“北”“八”“百”等；古浊声母入声字今读有四种类型：一是全部念为一个阳入调（宾阳，贵港），二是次浊入念为上阴入，如“木”“纳”等，全浊入念为下阴入，如“达”“杂”等。（亭子，心圩）；三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次浊部分字今读同下阴入，如“立”“墨”，部分字自成一类念上阳入，如“腊”“麦”（田东）；另一类是部分次浊入字自成一类，今读上阳入，如“辣”“落”“灭”，部分次浊入字跟全浊入声字合流读入下阳入，如“立”“蜜”“木”（邕宁）；四是不论全浊次浊，部分字读上阳入，如“十”“力”“读”，部分读下阳入，如“达”“白”（横县宜州融水）。
以上桂南平话的入声比较复杂，其分化条件总的来说是以韵母为分化的条件。
从上面所列桂南平话的语音特点看来，跟官话方言当然是完全两回事。但是，如果拿来跟桂南最流行的“白话”（粤语）比较，就显得同多异少，排他性不够强了。拿上举的十八项语音特征和周边被认为是“白话”的一些地点方言（如南宁）的语音特征来对照，我们自然会有“何其相似”的感觉。如桂南平话中古微明两母合流而为m-，尖团音今读有别，
桂南平话独立跟周边“白话”关系密切，而桂北平话跟周边官话、湘语的关系却合不到一块，那么，同是被称为平话的这南北两支汉语方言，它们的关系又如何呢？桂北桂南两支平话大体上是属于内部存在分歧而又具有众多共同特征的汉语方言，它们的语音特征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对内一致性，但却都和“白话”（粤语）有较多的共同点。就排他性而言，对周边的官话方言是明显的，对广西境内外的“白话”（粤语）来说，就缺乏足够的排他性了。因此，有没有必要让广西平话独立成为汉语方言分区第一层次上的一个方言区，关键就看它与“白话”（粤语）是否有可能“合二为一”，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和比较来定夺了。
五
如前所述，平话该不该归属粤语？这是决定平话要不要独立成为一个大方言区的关键。从前面列举的语音情况看来，平话跟粤方言（“白话”）的共同性明显大于差异性，因此，近期不少学者提出应该从汉语方言的总体格局出发，承认平话与粤方言的密切关系，把平话作为粤方言的一部分来看待。梁金荣(2000)在全面研究了桂北平话语音以后进一步从词汇上对桂北平话跟粤方言作了比较，他在拿来比较的1300条词目中，发现临桂两江话（桂北平话）跟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方言完全相同的有664条，部分相同的有194条，完全不同的只有422条，由此证明桂北平话跟粤语的确存在着同多异少的密切关系。为了论证平话跟粤语有共同的渊源，他又从人文历史背景上对平话和粤语的历史发展作了一番考察，认定了“正是由于两广地区的共同历史地理背景。使两地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梁金荣给平话下的结论是桂北和桂南的平话都宜归入粤方言系列中。桂北平话尚且可以归入粤方言，桂南平话归入粤方言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其实当年参加纂写《广西的汉语方言》（杨焕典等，1985）为平话的“升格”准备条件的刘村汉，五年前就发表了《桂南平话——粤方言的一个分支》的文章（刘村汉，1995），认为桂南平话应该归入粤方言了。最近覃远雄(2000)的《桂南平话研究》第五章《桂南平话的系属》中，在列举了对待平话的“独立方言说”和“归属粤语说”的种种说法以后，最后自己下的结论也是“桂南平话归属粤语”。值得注意的是，覃远雄的结论来之不易。他不但跟梁金荣一样，在语音比较的基础上对桂南平话的词汇和粤语的词汇作了一番比较，还进一步就桂南平话跟粤语在语法方面的异同也作了深入的剖析。他得出的数据是：在200个桂南平话内部一致性较强的语词中，与广州话语素有同有异的有122个，完全不同的只有78个；而桂南平话与广州话共有的特征词则有111条。在语法方面，他列出的桂南平话与粤语一致的就有七条，包括形容词的三种重叠式相同，共同拥有一批普通话没有的量词，大致相同的人称代词，表持续体和经历体的动态助词相同，表示处置一般不用“把”字句，比较句的句式大体一致，反复问句一致等。可见从语言的整体面貌看，把桂南平话归入粤语是有充分理据的。谢建猷(2001)在论及桂南平话应归粤语时提到无论是从移民史，屯戍史，还是从语言特征来看，广东和广西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不宜撇开广东的语言来讨论广西平话，尤其是桂南平话。这个前提，我看是十分重要的。在经过全面考察和论证之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平话作为粤方言系列中的一种方言，把它归到粤语中来，是合乎平话的实际的，也是合乎汉语方言区分的原则的。至于平话在粤方言中处于什么地位，平话内部如何进一步细分，那应该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再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