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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0)-06-0050-05
自程光炜、李杨二人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系统地阐释“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以来，“重返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事实上的热点，这应该不会引发什么争议。尽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许多学者发起、参与了“重返八十年代”学术讨论，但对“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讨论的源起、发展及其问题，还缺少必要的梳理，因此，本文拟从“现象描述”、“问题源起”、“共识与分歧”三个方面，来描述“重返八十年代”的产生、发展状况，归纳“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源起，并梳理文学研究界就“为何”与“如何”进行“重返”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与形成的分歧。
一 现象描述
在程光炜、李杨以“知识考古学”作为理论资源，明确提出“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思路之前，已经出现过类似的“重访”、“反思”、“重回”之类的提法，如张旭东的《重访八十年代》①(1998)和韩少功的《反思八十年代》②(1999)等。并且，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大众传媒开始对叙述“八十年代”产生相当的兴趣，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怀旧”与“重温”80年代的文化书籍，例如江苏美术出版社推出的《日常中国——8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③(1999)、《新京报》开设“80年代专题访谈”④(2003)、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我们的八十年代》⑤(2004)……
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将“重返八十年代”引入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一种系统、自觉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式，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程光炜和李杨二人的贡献。程光炜200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两篇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为副标题的论文——《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1]《经典的颠覆与再建》，[2]体现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学术研究思路的真正自觉；而李杨2007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3]则可以看成是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的系统阐释。
除此之外，王尧、杨庆祥、贺桂梅、蔡翔、罗岗等人也在学术论文中，就“为何”去“重返八十年代”以及“如何”去“重返八十年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达成全面的共识，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重新研究“新时期文学”的旗帜、思路或方法，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用加藤三由纪的话来说，那就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关心，好像非常时髦”。[4]在此引用“时髦”的说法，绝无任何讽刺之意，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八十年代文学”重新发生了浓厚兴趣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界开始重新关注整个“八十年代”。《天涯》2006年第3-4两期连载的《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⑥《书城》2006年第8-10三期连载《八十年代琐记》；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成为北京各大书店的“本月排行榜图书”，其畅销程度是该书的作者也未曾料想到的；⑧除此之外，1989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2006年改名《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后在中国内地出版，⑨好像销量也很不错。
在简单提及“八十年代”关注热之后，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移到当代文学批评上来。应该将2005年看成是“重返八十年代”的启动之年，2005年的《文艺研究》刊发了一系列“重评”性质的论文(其中包括“重评伤痕文学”、“重评寻根文学”、“重评先锋文学”)。李杨在2005年第1期《文艺研究》上发表了《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一文，文章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方式、“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关系、“新时期文学”的制度化等角度，以小说《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电影《芙蓉镇》为例，详尽地阐释了返回“新时期文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2006年程光炜和李杨两人在《当代作家评论》共同开设“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程光炜发表了他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系列论文。⑩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程光炜和李杨分别在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相关研究生课程，一系列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成果，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11)等刊物陆续刊出。
即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也常常涉及到如何评价“重返八十年代”。例如，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如何看待“重返八十年代”？(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如何看待《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正是因为“重返八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事实上的“关键词”，自2005年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年度综述(述评)才会不断地关注“重返八十年代”或“80年代”这一问题，例如，《200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述评》、[5]《2006年文学关键词》、[6]《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7]《2008年文学理论批评热点问题评述》[8]均无一例外地叙述了该年度“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的新进展。
二 问题源起
“重返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重返八十年代”现象描述恐怕无法回答诸如此类问题，但是，如果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去看待“重返八十年代”现象，那就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开阔的问题探究视野，因此也就有机会找到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12)就整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着将1949年以来的文学“历史化”的压力。“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重评‘十七年’”、“重返八十年代”……一系列文学研究主张的提出，均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评价的再认识，也涉及到学科概念、性质及其特征的历史生成梳理，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知识生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反省，用一句简单但有可能造成片面和误导的话来说，那就是“如何看待”与“如何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当然，形成这种“历史化”压力的诸多原因，其实也是值得研究者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在1990年代，“十七年”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热点问题，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如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丁帆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等。随着“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推进，如何处理“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就成了摆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面前的“重大问题”。“其实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目标是反思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可以视为我的‘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3]李杨的这段话，清楚明确地表明了研究范式倡导者，在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概念时的意图所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是一种“断裂”关系，还是一种“延续”关系，还有没有除二者之外的其他关系，学术界显然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的“共识与分歧”部分，还会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然而，恰恰是由于问题与分歧的存在，“重返八十年代”才真正成为有争议的学术热点。除此之外，有人可能会提出，诸如“十七年”研究退潮造就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兴起，如果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现象来看，这样的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避开研究热点的“十七年”，转向“八十年代”研究，确实更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如果将“重返八十年代”作一种研究范式，那还是要梳理出从“重评‘十七’”到“重返八十年代”这种转向的学理逻辑，这种逻辑就是，通过“重返八十年代”的方式，来清理出“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历史化”的目标——“当代文学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应该被提上日程。”(13)
除此之外，在“打工文学”、“农民工”、“下岗工人”、“血汗工厂”、“分配不公”竟然成为部分文学研讨会的话题之际，在“新左与自由之争”、“纯文学与底层之争”渐去渐远却又余影未尽之时，我们还应该将“重访八十年代”与在此前兴起的“底层文学”研究，作一个虽然说牵强但仍不至于无聊的比较。如果说“重返八十年代”侧重于对“历史”梳理的话，那么，“底层文学”无疑是强调对“现实”的关注。毫无疑问，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欢迎的是“重返八十年代”：阐释“十七年”与“八十年代”的“断裂论”，无疑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八十年代”文学的“进步”印象；而阐释“十七年”与“八十年代”的“延续论”，则可以梳理出“社会主义”想象的一致性；(14)无论哪一种情况，不仅没有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反而巩固了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未必认同诸如此类的说法，他们或许要说“重返”是对隐蔽的、非否定性的“权力/文学”关系的考察。[3]即便如此，这种“考察”是以承认“权力”对“文学”的控制关系为逻辑前提的，在非“否定性”的旗帜下，以“知识考古”方式进行的“考察”过程显然会回避权力控制关系的价值判断。“没有一种社会装置能够置身于权力之外，当然也包括‘文学’”，[3]这样的断语并不足以推断出“控制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既然是对“控制关系”的考察，自然就不能忽略这些关系的复杂性，比如说政治控制与非政治控制的区别，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关系，哪怕仅仅考察政治控制，也未必能说这种政治控制就是铁板一块。我们当然会承认，“重返八十年代”对“文学与体制”关系的考察，有可能引发对“权力/控制”关系的反抗，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与批判的危险性对主流意识形态也未必就是确定的威胁——正如“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控诉与批评不仅没有导致思想界的严重混乱，反而呵护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像“新左派”和“底层文学”那样，注重对“现实”而不是对“历史”的介入，强调作者(批评家)对“生活”的干预，对于一个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头痛的了。(15)“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是否曾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是不得而知，(16)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迟早会发生分歧则是必定无疑之事。
最后，“重返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的热点，同“八十年代”文学发生的特殊性也不无关系。在证券指数、美元汇率、GDP数据占据报刊头版头条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感受到“八十年代”是如此的独特(并不意味着合理)——“像我身边所有的人一样，我为每一部作品的出现而激动不已。《班主任》、《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芙蓉镇》等等。我还偷偷给张洁写过信——不过没有勇气寄出。我们班有个同学胆子比较大，给许多作家写信，结果竟然收到了舒婷和戴厚英的回信。那可了不得，这个同学马上成了我们学校最有名的人，我们都很崇拜他。”[3]当年对文学激动不已的那批“文学青年”，如今他们已经“人到中年”，说他们在“反思”也好，说他们“怀旧”也罢，他们需要去“重温”自己“亲历”过的“八十年代”，因此也就会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及其影响力是如何“生成”。也就是说，在回味自己“激动不已”的同时，试图理解自己当初“激动不已”的真正“原因”。
三 共识与分歧
迄今为止，当代文学研究界在“重返八十年代”问题上所能达成的共识的确不少，研究者普遍地意识到：“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之间存在着类似“权力/文学”一体特征，文学政策、体制、制度同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批评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权力“建构”关系；以“还原现场”和“知识考古”的方式，去考察“八十年代”文学生成的体制与意识形态背景，进而探讨“八十年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问题，这样的研究范式确实是值得当代文学研究界重视的。这正如王尧在《“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一文中所指出的：“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9]
不过，在并没有出现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重返”的矛盾就转移至“重返”群体内部爆发。不同的研究者对待“为何”与“如何”进行“重返”的态度各有各的不同。梳理出不同观点的差异未必就是饶有兴味之事，但它对我们理解“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现象却不无意义。
最大的分歧当然在于如何看待“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系。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的最初倡导者看来，“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并不存在“对立”关系——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17)李杨还明确表示过：“只有在充分揭示八十年代文学的‘政治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化解‘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对立，并进而质疑‘八十年代’与‘五十—七十年代’的对立，乃至‘文学’与‘政治’的对立。”[3]虽然程光炜没有同样明确地指出“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之间的“非对立性”，但从他质疑“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之间的“历史进步性”，结合他“重返八十年代”系列论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要强调的同样是二者之间的“延续”。
罗岗显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在“缝合”与“断裂”之间——两种文学史叙述与“重返八十年代”》一文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能庸俗地归结为‘没有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学’的‘转折性’特征的前提下，发掘更深层次的‘延续’。”[10]尽管罗岗并不否认“八十年代”与前期文学的“延续性”，但他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转折性”概念，其目的显然是要突出“八十年代”与前期文学之间的差异性。程光炜在《研究的共识》[11]一文中对罗岗的“转折性”表示了深深质疑，在程光炜看来，“八十年代”文学同“十七年”文学并不存在着“断裂/进步”关系；程光炜质疑的原因，我们可以在《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观问题》这篇论文中找到更为详尽的答案：自“十七年”以来一直在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文革”同样是这种建构的尝试，当然也是失败的尝试，“八十年代”作为另一种尝试——“在利用‘十七年’的‘社会主义资源’的基础上，与‘走向世界’的策略做谨慎的并轨，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系统的前提下，找到激活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活力和某种可能性。”[12]
毫无疑问，程光炜与李杨的“重返”在研究思路上更为接近，比如说他们都强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非对立”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观点就总是吻合，例如，“八十年代”文学与前期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两人都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但是，程光炜更多强调的是“十七年”与“八十年代”的延续，而李杨运用的是“五十—七十”年代的概念，显然是强调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整体性延续，恐怕李杨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尽管如此，即便他们都声称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重返”的根本目的上具有类似性。李杨注重的是“八十年代”与先前的“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之间的关系，注重的是权力、制度与文学生成的复杂关系，“我的工作目标是反思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可以视为我的‘五十一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3]然而程光炜关注的是，“八十年代”如何被重新叙述以及获得文学史中的“经典性”地位，所以程光炜更多的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12]、《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13]、《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14]、《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观问题》[15]等论文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系列“重返八十年代”论文中的前两篇《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和《经典的颠覆与再建》讨论的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问题。
四 结语
从最初学术研究理念的倡导，到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一直是作为“批判”话语存在，不要说李杨那样特别注重探讨制度、权力与文学关系的批评家，就是程光炜这样更多关注文学史叙述的文学史家，所提出的“重返八十年代”的方式也或多或少地带有通过历史“介入”和“批判”现实的色彩，我们从他们对《班主任》、《棋王》、《人生》、《芙蓉镇》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批判”的姿态可以长期地保持下去，正如“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已经揭示出来——“纯文学”(18)、“新启蒙”(19)、“主体性”(20)概念最初是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在80年代出现，然而，这些概念正是在参与“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讽刺性地“帮助”了意识形态的“重构”，那么，在揭示“政治/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与前期文学的“一致性”的同时，“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会不会讽刺性地陷入自己所要揭示的意识形态陷阱呢？不能说乐观就显得幼稚，在广大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推动之下，包括“八十年代”在内的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终会朝纵深发展，当然，乐观的同时也仍然有保持谨慎的必要。
注释：
①载《读书》，1998年第2期。
②韩少功：《反思八十年代》，该文系《天涯》杂志社编辑部的访谈录，后收入《韩少功读本》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③该书为“老百姓系列丛书”之一，由吴亮、高云、顾华明等人编写。
④该专题访谈后结集出版成《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⑤旷晨、潘良：《我们的八十年代》，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⑥黄平、姚洋和韩毓海：《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载《天涯》，2006年第3-4期。
⑦吴亮的“八十年代琐记”作为一个系列，分别在2006年的《书城》第8、9、10期发表。
⑧“其实查建英和我访谈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访谈录会引起这么大动静”，《〈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答问》，出自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7页。
⑨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⑩程光炜还主编了“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其中有一本《重返八十年代》的书，收入洪子诚、李陀、程光炜、王尧、李杨等人撰写的共十四篇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论文。
(11)《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为教育部学报名栏，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一批博士生(博士后)受程光炜、李杨学术研究范式影响，他们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论文不少在该刊得到发表，因此值得重点关注。
(12)笔者在此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至于论文开始就提及的大众传媒对“八十年代”的“怀旧”与“重温”热，并不属于本文关注的范围。
(13)见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14)“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建立“十七年”到“八十年代”的知识脉络，在缝合“八十年代”与“文革”文学、“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断裂。
(15)既然此，就很难说“重返八十年代”在描述“政治/文学”的“非对立关系”过程中，“无意识”地陷入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陷阱。
(16)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意为之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那自然足以让人深感震惊，无论如何，笔者并不希望如此。
(17)见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8)李陀：《漫说“纯文学”》，载《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9)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载《书屋》，2002年第5期。
(20)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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