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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基本特点——“文学性”的角度比较《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本文选取的两个译本分别是李霁野的译本和黄源深的译本。通过对李译和黄译的选段的对比分析，笔者发现，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目的和翻译风格的不同，对译本有着直接影响。由于不同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得两个译本在“文学性”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
关键词：文学性 《简·爱》 李译 黄译
一、“文学性”及其表现
“文学性”是文学的特质，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基本特点。文学脱离了文学性就无法称之为文学，比较文学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定义使之离开了“文学性”就无法称之为“文学研究”。翻译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翻译文学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译介学”的一种，“文学性”在其中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正如罗曼·雅各布逊所言：“文学研究的目标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文学性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如语言的格调和意蕴、意境，即意境的优美和悠远，文化意蕴和民族性，陌生化，虚构性和情感性，含蓄和多义性等。另外，“有意味的形式” 是文学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在翻译作品中更加能突出体现其重要性。另外，有意味的形式不仅仅体现在诗的形式上，还体现在语言的象征意味和节奏的意蕴上。如对于Thomas Gray的“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开头几句诗的翻译，不同的译文形式所体现的文学性的意味不同。
二、《简·爱》两个中译本中的“文学性”
李霁野先生对于《简·爱》的翻译忠实于原著，他注重对原文意思的真实反映，对于原文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直接的翻译，甚至有时候会忽略文章语言的通顺而追求与原著语言的一致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如在文章的第十一章中有一段关于简爱在挣脱牢笼后重获自由的心理描写：“The chamber looked such a bright little place to me as the sun shone in between the gay blue chintz window curtains, showing papered walls and a carpeted floor, so unlike the bare planks and stained plaster of Lowood, that my spirits rose at the view.”李霁野先生的翻译是这样的：“太阳从鲜艳的蓝色的窗幔之间照进来，显出屋子里纸糊的墙和铺着地毯的地板，这与罗沃德的光板和褪了色的粉红色的墙不同，使得这房子在我看来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同样是文章第十一段中表现简爱心情的句子，黄译本却体现出了和李译本不同的风格：“太阳从鲜艳的蓝色印花窗帘的缝隙间照进来，照亮了糊着墙纸的四壁和铺着地毯的地板，这跟劳渥德的光秃秃的木板和沾污的灰泥墙完全不同，这个房间看上去是个如此明亮的小地方，我一看见它就精神振奋起来。”
如果对照英文版的《简·爱》，李译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原文的真实反映，保障了原著的真实有效性，在短句语序方面没有任何调整，让人们了解到最原始的《简·爱》的内容。如对“showing papered walls and a carpeted floor”一句的翻译，李译直接将“showing”一词翻译为“显示”，是此词的字面意思，逐字逐句一一对应。但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我们会感觉到李霁野的译文读起来并不是十分优美，甚至感觉有点生硬，缺乏语言的格调和意蕴。黄源深的《简·爱》译本主要是采用意译的方法，并没有按照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根据汉语的习惯对原文进行了小小的变动，但是并没有改变文章的原意。在文章翻译的过程中加入了黄源深先生自己的见解。同样对于“showing papered walls and a carpeted floor” 一句的翻译，翻译为“照亮了糊着墙纸的四壁和铺着地毯的地板”，“showing”一词，对应为“照亮了”。对照英汉字典我们就会发现，“show”一词没有“照亮”的意思，黄译在此处的翻译就显得独具一格，使得“showing”一词在此语境下具有了含蓄性和多义性。从文学性角度来讲，黄译将文章中原有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语言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更加有意蕴，而且意境更加悠远。与李译本相对比，我们会感觉到十分的流畅，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简爱那种摆脱束缚、重获自由的快乐的心情，在文学性上具有情感性。
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是由人来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会受到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当时社会中的大环境也会渗入到作品中。李霁野先生在翻译《简·爱》时正处于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人们大量翻译外国文学，渴望了解西方的先进文化观念。当时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还不成熟，李译本是《简·爱》在我国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翻译版本。李霁野先生大都是根据原著的字句进行逐个的翻译，同时所处的时期使译本带有浓厚的欧化语言的味道，很多语句在现在看来比较生硬，需要加以锤炼。正因如此，所以形成了李霁野先生所处时代下自己的翻译风格。而黄源深先生的译本比较晚，那时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其翻译观、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方面，不再是渴求了解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之上更加注重文学美，把翻译文学当成一种有我国独特风格特色的文学创作，从而翻译作品更加具有文学性，更加符合译入语文化的风格特色，更能被我国读者所接受和推崇。
参考文献
[1]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Beijing，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2。
[2]黄源深 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3]李霁野 李霁野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论文作者:李帅
论文发表刊物:《中小学教育》2017年7月第28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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