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论文,精神论文,冀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农民进行意识构架的再塑，是为日寇在中国农村建立殖民主义统治秩序的重要步骤。在“攻心”策略的指导下，日伪不惜费时耗力，在其占领地精心编织了一张铸造奴才思想的无形网络，以达到对农民磨损其爱国心志，麻痹其反抗精神，腐蚀其健全灵魂，培养出依顺日本的感情之目的。本文拟以冀东为个案，①对上述过程及其后果作出初步探讨。
一
日伪大规模的开展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当在1938年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之后。但日军自1933年初入关时便着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内，日军主要通过毒品赌场以及加强对中小学奴化教育等方面活动来摧毁农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防线。
自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就趁“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冀东驻扎，治安由地方警察维持）的便利条件，怂恿大批日本朝鲜侨民浪迹冀东各地，遍设大烟馆和赌场，1935年11月，日本“支那驻屯军”对昌黎县的调查材料显示：②
单位：处
职业 日人
韩人
卖药 4
1
贩卖鸦片 30 39
开赌场25 6
贩卖鸦片兼开赌场 10 4
开当铺兼卖鸦片6
2
开大烟馆 1
旅馆兼卖鸦片 1
当铺、赌场兼卖鸦片1
总计 77 53
（表中的卖药实际上是卖吗啡。）另外，他们在丰润县至少185个村镇开办白面大烟馆，全县吸毒者达数千人之多。从烟馆的总体情况看，平均每县都有一百几十家，仅唐山一处就有八十家。③日本人还在冀东遍设赌场。仅丰润一县就有日鲜浪人开设的赌场近百家。此外，日本人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三月初三，三月二十三，四月十八、二十八，十月十五的庙会上设立流动赌场。赌场像磁铁一样吸引大批农民，昼夜深迷其中，疲倦时便打吗啡。赌毒联姻，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冀东抗日领袖李运昌在1937年7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上述手段“是毁害中华民族的最毒辣的方法。”他认为，自日军入关以来，冀东农民已受到最大的危害，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染上嗜好的人，“他们——衣服破烂，面目可憎，形体腐朽的走上灭亡途中的青年男女——深深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陷井而不能自拔，这就吞灭了我们成千成万的中国儿女”。④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在通州（即通县）打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建制。1935年12月，该“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此后，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改造更为加紧。李运昌对此介绍道，1、修改教科书。各小学课本都是经“东亚文化协会”审定，由“满州国”印行，删去商务印书馆课本中一切带民族意识的内容，并由“冀东政府”专销。2、中学以上增加“日文”。在滦县是由宪兵队派一个叫三义的日本浪人作教员。他是日本侦探，上课时一味歌颂日本及满洲的“王道乐土”，污辱中华民族。3、设日语学校，培植汉奸人才。唐山设有“日本冀东大学”一处，冀东协会学院一处，各县设有日语研究院。日文教员中有许多东北人。4、强迫订阅日本及汉奸报纸。如《冀东日报》（“冀东政府”机关报）、《大同报》（“满洲国”机关报）等。“日人经过地方警察机关或县政府强派报纸给学校、商店、乡公所等，不看不行”。5、“冀东政府”在通州设有广播电台，鼓吹“王道”文化，“中日亲善”。6、强迫各学校校长填“反共志愿书”，具结保证在学校不准有抗日活动或阅读左倾报纸。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注意小学教员的思想，要求校长严加检束。⑤日伪还搬出孔子偶像，大肆“尊孔祀孔”，逼迫中小学生读《孝经》、《四书》、《五经》，向他们灌输“忠孝信礼义廉耻”的“先哲嘉言懿行”，以图从少年抓起，培养愚忠日本的奴才。
自此，日本人的太阳旗与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替代了国民政府的国旗，冀东大地上响起了“俺有冀东二十二县，……”的所谓冀东“国歌”。⑥此乃日伪推行精神侵略的前奏曲。
二
日伪的精神侵略，也就是在扰乱农民固有意识的基础上，用“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法西斯殖民主义理论迫使农民“洗脑”，再以“新民”的模型去重铸农民的思想构架。在这方面起了急先锋作用的是臭名昭著的新民会。
1、新民会及其活动。
日军侵占华北后，收买培养一批汉奸，效仿“满洲国”，在北平成立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下设县总会、乡分会。
新民会的中心工作为“教化与厚生”。它打着儒家思想的幌子去贩卖汉奸理论的私货，这在其“新民之歌”中明显地反映出来；“歌词大意为：旭日照东亚，全亚协合为一家，学从孔孟兴王道，人作新民彩中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⑦
在组织发展上，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把其分会视为“细胞组织”，“会务工作推行之重要机关，欲彻底新民思想，使新民会成为有机的活动，则非广为组织分会不可”。⑧这里的“新民”之意为：不反满，不抗日，不亲共，不拥蒋政权，是维护“大东亚新秩序”的忠实“驯民”。1942年8月22日，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在东京对日本记者团谈话中指出，要把华北全部居民都吸收到新民会里面来，“逐步做到全华北的新民化。”⑨入会前需要填表宣誓，入会后发给会员证，会员按期交纳会费。
新民会特别注重对农村青年的控制。新民会一般均设有青少年训练机构，向农村派驻“指导员”，向青年教“新民体操”和“同种莫相残”的歌曲。后者的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海权，亚洲人应种亚洲田，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民会青年训练所增加了军事课程的内容，目的显然是为组织伪军作准备。
“新民学校”在农村有两种形式，一是全日制，当冬季农民闲休时开课讲学，另一种是“新民夜校”，由各乡镇小学附设。两类学校的教员均由县新民会教育馆的人担任，内容不外乎是向农民灌输“对新秩序的理解”。
“宣抚班与宣传班”。由县新民会教育馆与日伪县政府人员并招募若干男女宣传员联合组成。他们随身携带书画报刊，随日伪军队下乡“宣抚和宣传”。在实施宣传过程中，日伪规定，要侧重“观测以往思想”，“映造永久印象”，“激励民众期望”，“遵行法令，输捐纳课”。目的是“纠正一般乡民思想，灌输新民意识，使之彻底了解新中国真诚信赖政府以收攻心之效。”(11)
恢复或设各乡（镇）民众阅报所（栏）。新民会认为，“新闻报纸为开通民智的重要工具，各界民众可以借它明了现时大势，可资纠正其错谬思想，关系重要。”所以，日伪要求各乡（镇）公所一律订阅汉奸报纸《庸报》，并由县拨款，恢复和添设民众阅报所、阅报牌。(12)
新民会的“教化民众”，配合日伪组建保甲等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获得其主子的赞赏，日本华北方面军称它“一向是治安强化的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13)
2、开设“感化院”。
冀东地区大多数县城都有日伪开办的“感化院”，“感化”对象主要是对日伪有抵触或反抗的农民，即村庄里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如武装报国队队长、妇救会成员、儿童团长、八路军家属等。先由汉奸特务初步调查了解后报告日本宪兵队，再由警察分驻所通知各村限期送交“感化院”。日伪扬言，如不将“黑名单”上的人交出，该村必遭血洗。这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花钱雇人。有的农民迫于生计，领钱后冒名顶替进入“感化院”。加上日军“讨伐”时抓来的八路军家属（包括妇女儿童），仅遵化县就有四个“感化院”计1200多人。(14)另一种是村政权拒绝日伪的“最后通牒”导致日伪大搜捕。例如1942年旧历腊月12日，日伪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将丰润县七树庄、沙流河方圆几十里村庄所有18-45岁的男子和一部分妇女近万人集中到一所学校的大草坪上，再用密探、特务提供的情报，以抗日罪名逮捕了七、八百人投入“感化院”。(15)
农民入院后主要是接受精神“洗脑”。由本县警察所长，警备队长、日本顾问和“感化院”院长轮流每天给“感化”对象训话，内容是宣传形势如何有利日本，八路军是“旁门左道，大势已去”，此外，还宣传“中日提携、亲善，要求被抓进感化院的人“革面洗心”，协助皇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等。”“感化院”戒备森严，如同牢狱一般，生活待遇极差，人们在此受尽折磨。几个月后，“感化院”院长认为有的“改造”见效，于是将一些年轻体壮的人充实到各村“反共自卫团”，一部分具保释放。释放的另一个条件是送厚礼给院长。被释放的人是分批的，凡要被释放的人，先由院长造册登记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事由、备考等项。在备考栏上要有院长的批语：“此人经过感化，抗日思想已经得到‘矫正’，变成了大大的良民……。”一部分体弱的妇女和儿童提前解送回家，一部分被折磨致死。(16)
3、举办“改善民众思想习俗”以及对农民实施“教育”活动。
抚宁县则规定：乡长应随时召集民众讲演，“晓以新民正义之道，贯输时势利害”，要求农民“奉公守法”，“勿得轻信敌匪宣传，误入邪途及歪曲思想”。(17)日伪丰润县政府还严令各警察所长督饬保甲长于农闲时对农民施行“启发教育”，训练他们了解保甲的“妙处”，且使其有“救灾御匪，清查户口等项能力”，“矫正以往之恶习，知现在团体之更新，始达到新民真正地步，有身然后有家，有家然后有国，有国必须爱护，久之自能变为新民化纪律化”，“则保甲之根基始定矣。”(18)
4、通过物质利益“诱导”而达“攻心”之效。
新民会最高顾问铃木美通认为，新民会“必须注意通过生活福利进行诱导”，还“要与合作社、工会、医疗机关保持密切联系。”(19)遵循这一原则，冀东日伪在建立“保甲模范村”时，正是特别重视到此点，“滦县第二区卑家店模范村推行自治保甲工作实施项目表(20)”就是明证：
滦县第二区卑家店“模范村推行自治保甲工作实施项目表
项目 实施计划
应需款项 备注
诊疗所为救济平民，防止天花病及普通 所内设置医生
疾病起见，拟于该村设立诊疗所 及助手各一个
一处，使一般民众便于治疗，以
2500元 ，月薪及医药
资救济，并于春秋两季由诊所实 费全年合计如
施种豆注射，以免天花及疾疫之 左边数字。
流传，而使平民得受实惠。
游艺场为使平民于农闲享受正当娱乐起
见，于该村设置游艺场一处，使场内管理由
一般民众儿童于农闲饮茶余之时350元乡公所事务
，或布棋局，或打球类，用以享员兼代。
受正当娱乐藉以锻炼身心，而免
误入歧途。
阅报室为启迪人民智识，纠正人民思想， 室内管理由
灌输人民东亚新秩序之观念，明
乡公所事务
白世界现在之情势起见，拟于该 250元 员兼代。
村适中地点添设阅报室一处，使
人民随意阅览以收社会教育之效。
5、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
日伪从农村基础教育的殖民化入手，在小学三年级以上开设日语课，强迫学生用日语讲话。在历史、地理课本中塞进有关日本和伪满的内容，在修身课中灌输封建礼教和“愚忠”思想，并要各校一律购置《兴亚课本》和《剿共课本》为修身课的补充教材。将农村小学全部改为“国民学校”，由日本人任校长和主任。这些学校悬挂日本国旗。日伪每天早晨逼迫学生集中面向东方（东京方向）给日本“天皇”和伪满洲“皇帝”遥拜三鞠躬，集体背诵“国民训词”。校长接着训话，每餐饭前还要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致死的日军将士“默祷”三分钟。日伪推行“训育”的方针共八条，其中前四条的具体实施办法是：(21)（见下表）
训练目标具体办法
1.注重校长教师人品并与以旧道德观念之训练。
2.校长教师以身作则实行以为儿童模范。
提倡旧道德3.由学校制定实施办法并设实施周间以求逐步力行。
4.注重学生礼貌及纪律生活之训练。
5.与学生家庭取连络，以互相考察学生之行为是否
遵行学校训育实施办法。
6.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校长教员应厉行以身作则。
1.各校每月举行兴亚奉公日，彼时校长教师讲演
共产党之破坏农村残害人民之行为。
2.利用各种纪念日集会，由各机关讲演兴亚灭共之意义。
杜绝容共思想 3.训练校长教员，使明了共产主义之不容于中国之伦理社会。
4.校长教员皆互为联系或单觅妥当之保证人，以
杜绝思想不良分子之侵入。
5.使学生明了共产党破坏家庭农村，实为人类之
公敌发扬家族之精神。
1.阐明我国家族与欧美家族不同之点，并指示
其西洋家族思想错误。
2.以敬祖先行孝悌为立身之本，和睦家庭，为立国之基。
3.与家庭取连络以训导学生实行。
发扬家族之精神4.阐明我国家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基础。
1.说明今世西洋物质文明之行不通，而造成世界之混乱。
2.根据东洋之道义精神批评功利主义之弊。
屏弃功利主义 3.提倡中国之固有文化及东洋之精神。
4.注重互助精神的训练。
（1941年制定）
从上不难看出日伪“攻心”战术运用之广泛和深入。为了实现其永久霸占中国的野心，他们不惜一切地在中小学生身上去下功夫。
6、训练与督导乡村基层行政人员。
为了达到日伪所谓的“人事刷新”、凡乡（镇）保的职员统需经过训练。日伪认为，第一，农村基层行政人员多系农民，知识浅陋，工作散漫，“旧习甚深”，“对于乡村自治之真谛与夫亲仁善邻之主旨均未彻底了解。”此乃推行“乡政”之障碍。第二，值此“邪说潜伏之际”，为防止乡保甲长“误入歧途”。第三，乡一级行政机关系县政推行之“肢体”，亟应使它健全，训练大乡乡长，尤为当务之急。训练结束后，由他们去领导村民，“忠诚奉公，定有相当效果”。(22)因此，冀东各县都成立了乡长训练所。1940年2月，昌黎县训练所召集该县69个大乡施以一定训练，接着又于该年3月举办司计员培训班，5月开设事务员训练班，而在滦县第二区卑家店村推行保甲工作实施计划(23)（1941年6月）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保甲长训练所，该计划指出，卑家店乡保长22人，甲长114人，“而对保甲制度尚无相当成绩，为完成保甲制度使命起见，拟分期施以训练，以资保甲强化训练。”保甲长拟分两期，每期训练两星期。受训课目分学、术两门学科，以保甲指导员，该管区警察分驻所“优秀”警长担任教员。
对乡长训练的内容，主要以精神铸造为主，乡政知识介绍为辅，目的仍然是将他们塑造成忠实执行日伪意志的工具。如抚宁县乡长训练班的课程表(24)就是例子：
抚宁县乡长训练班课程时间表
（1940年3月）
在督导方面日伪首先派“自治指导员”前往各乡镇检查指导。以昌黎县为例，日伪在1941年将全县69个大乡划成4个自治区，添置“自治指导员”4人，经常分赴各乡镇督促，并填具工作旬报表。(25)其次是组织政工人员下乡，帮助乡镇保甲机构对农民进行精神等方面的控制。早在1939年底，滦县就成立了“治安肃正工作班”，下设宣抚、司法、保甲3系，其人员由县城内的日伪警备队随同保护进村。有的地方增加当地乡村的日伪警察为保护力量。其中宣抚系的任务是负责召集民众讲演、散发宣传品等。(26)1945年夏天，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取得节节胜利，日德等帝国主义面临崩溃处境的前夜，冀东日伪却加紧了对农民进行政治控制的步伐。日伪冀东区特别政府认为：“本署为加强剿共体制，彻底完成剿共工作，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将军政会民联合结成统一，特在各县市设政治工作班，担当剔块、调查、宣抚、教化等特殊工作”。到1945年7月，冀东境内先后共成立了77个政治工作班。(27)其中玉田县政治工作班除举办保甲指导讲习会，“以育成保甲干部”，并分期训练保甲长外，还辅助征缴亩捐，收买杂粮，钢铁等乡政工作”。(28)
此外，日伪还对先进思想实行禁止和封锁，不准传播。1940年11月2日，日伪丰润县公署发布“社教第3024号秘密训令”，内称：根据河北省公署社教字第99号秘密训令规定，禁书之性质为：各种图书及新闻杂志等，其记述内容与（一）抗日，（二）共产主义，（三）社会主义，（四）马克思主义等有直接、间接关系，并主张上述四种思想者，分别检查封存，不准阅览。(29)
三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且又处于与中国“一衣带水”之距的日本人，深知华夏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源远流长。要在中国土地上强加给农民一套封建法西斯的基层统治体系，首先必须从争得民心做起。对此，日本华北方面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曾对冀东日酋铃木启久说过：“要充分了解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即使花尽了气力也是达不到效果的，这方面的诀窍你要好好注意。”(30)而要做到此，第一步所做的工作就是打乱农民固有的意识结构。所以，日伪打着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幌子，偷贩“愚忠”、“新民”之类的汉奸言论，并辅之以物质利益（合作社、医疗、娱乐、阅报栏等）为诱饵，一步步地将农民引入设计好的圈套。事实证明，这种对农民传统精神的改造，日伪是精心策划，周详备至的。精神侵略是为日伪“改造”农民的第一条绳索。
为了加速农民“脱胎换骨”的过程，日伪再配合以严格的人身控制手段。这就有联保连坐、户籍、“良民证”等一系列人身管理方式的出台。(31)这张人身控制网络的编织，是为日寇控制农民的第二道绳索。身心兼备，双管齐下，即使脑未“洗净”导致反抗行为，亦有绳索缚住农民身体，使其无法动弹。接着，日伪又用第三道绳索，即碉堡、沟壕墙、集家并村与“无人区”、“爱护村”；公路情报网的社区分割。冀东村落社会被细碎分割成井田状，俨如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有了这三道绳索后，按日伪的解释，方可达到“使匪民分离、警民合作”，“地方治安的确保及中日满三位一体”的目标。(32)可事实并非如此：
从乡村基层行政人员方面看。1943年5月6日，丰润县召开全县乡镇长会议，县知事向乡镇长们强调，“处此非常时期，大家要认清环境，洗心革面，群起振奋，以图拯救危亡，发展县政，切不可因循敷衍。我最希望与各位乡镇长常常接近，总使官民通洽，毫无隔阂。”可一当讨论到改组自卫团，成立联庄会时，这位知事却发现大家“竟仍多态度灰色，游疑退缩”。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难过”。但又不得不给乡镇长们打气，要求这些人“不要怕前怕后”。(33)日伪一手扶持起来的大乡镇长们在其上司面前还有此态，可见日伪的精神塑造并未产生多大实际效果。
就保甲一级的村政权来看，由于民族矛盾的支配作用以及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不断高涨，导致处在日伪高压控制下的保甲长们产生了心理动摇。在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争取下，不愿背汉奸黑锅的大多数保甲行政人员对日伪采取了敷衍态度，而暗中却站到抗日或中立的立场上。这种保甲随即变成“两面政权”。(34)所以，日本人的政治控制相当有限。此有二则采访记录，一是曾任“两面政权”的办事员刘欢所言：“遵化县城15里以外的地区，日本人就控制不了”。(35)二是曾任抗日村政权干部孟吉辅的介绍：“日军仅控制到唐山市附近，超出60-70里封锁沟以外就不行了”。(36)此同样表明日伪对农民的精神侵略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从农民自身来看。他们是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用宽厚的肩膀，从人财物等方面支撑了冀东抗日战争的不断拓展。此外，他们一改过去政治上的冷漠态度而密切关注祖国的命运，并且“提高了政治意识，不明白的立即打听”。(37)丰滦联合县的区政府也认为，“人民多倾向咱们，环境紧张的地区（如二区、四区），人民天天跑返，（你来我走，你走我返），对部队与政权干部非常拥护与欢迎”。(38)敌伪保甲体系内的“反共自卫团”成员和情报员，大多数能够遵从共产党地下抗日工作人员的指挥，表面上敷衍应付日军，暗中则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而山坡上的“信号村”，庄头道口的哨位，鸡毛信的传递，给抗日部队当向导等，都少不了英勇的儿童团员。《小英雄雨来》就是抗战时间无数冀东少年的浓缩。这篇曾被收进新中国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其主人公成为亿万青少年争相仿效学习的楷模。因此，就广大农村的乡民而言，他们并未成为日伪奴化教育的俘虏。(39)
冀东农村的抗日活动遭到日伪的疯狂报复。日寇发现精神侵略的方法不能奏效，进而启用摧毁村落，灭绝氏族的措施去震慑农民，这就有“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等的发生。（前者发生于1941年1月25日，有村民1237人被害，房屋1100多间被毁。后者发生在1942年12月5日，日伪在此村一次杀害农民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但这并未吓倒冀东农民，如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就是“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修筑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以南地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铁路。”(40)
总之，冀东农村争取正义，反抗侵略的固有视线并未被日寇精心借用的儒家“王道”思想所扰乱。相反，日军的屠杀与欺骗，恐怖与怀柔，“治安强化”和奴化教育，军事进攻和文化麻痹等手段交互为用的行径却使农民更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农民被组织起来，英勇地开展对敌斗争，并在冀东这一敌人统治的心脏部位开辟了数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取得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
注释：
①旧制冀东包括22县，是河北省的富庶地区，兵家必争之地。1991年10月，1992年5月，笔者两次前往冀东，在其北部山区遵化、迁西县，中部平原丰润、丰南县，南部沿海昌黎县作调查采访与史料搜集工作。
②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停战协定地区产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35年11月。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共昌黎县委合编：《昌黎县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105页。
③鹿鸣：《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解放》第9期，1937.7.7。
④前引鹿鸣文，《解放》第9期，1937.7.7。
⑤1991年10月29日在昌黎县西沙河乡访问苏振寰老人（当年73岁）的记录。
⑥前引鹿鸣文：《解放》，第9期，1937.7.7。
⑦朱继径：《解放前丰南县政治资料散记》，政协丰南县委员会文史组，丰南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合编：《丰南史志资料选编》，第一册，306页。
⑧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河北省丰润县事情调查》，1939年。
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241页。
⑩前引朱继径文，《丰南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305页。
(11)《丰润县第二次治安强化实施情形报告》，1941年6月，原件藏唐山市档案馆。
(12)《河北省丰润县事情调查》。《丰润县乡（镇）长会议记录》，1943年5月6日，《丰润县政公报》，5卷11-12期合刊，1943年6月30日刊行。
(13)《华北治安战》，下册，239页。
(14)张祥云根据辉文汉等人回忆材料整理而成的：《日伪时期遵化县伪政权机构概况》，遵化县政协编：《遵化史话》，第2辑，18-19页。
(15)1992年5月25日在丰润县城关访问曹兆荣老人（当年74岁）的记录。
(16)1992年5月25日在丰润县城关访问曹兆荣老人（当年74岁）的记录。
(17)《抚宁县公署召开乡长会议指示事项》，1942年9月19日，《抚宁县政月刊》，第21号，1942年10月15日印行。
(18)《丰润县第二次治安强化实施报告书》，1942年6月，唐山市档案馆藏件。
(19)《华北治安战》，下册241页。
(28)原件存唐山市档案馆09类档案。
(21)原为唐山市档案馆藏件，摘自《冀东日伪政权》，579页。
(22)参见日伪昌黎县政府1943年编：《昌黎县政概况》，（原书藏唐山市档案馆）。《丰润县第二次治安强化报告书》。《河北省丰润县事情调查》。
(23)唐山市档案馆藏件。
(24)《抚宁县政月刊》，第2号，1940年3月15日。
(25)《昌黎县公署自治指导员视导要纲》，《昌黎县政概况》，51页。
(26)《滦县治安肃正工作班实施要领》，转引自《丰润县公署公报》，1卷9期，1939年12月31日。
(27)《冀东特别区政工、宣传纲要》，1945年7月1日。《冀东日伪政权》，130页。
(28)姜风飞：《冀东特别行政区行政公署一周年施政纪要》，1945年7月1日，唐山市档案馆藏件，档案号D69-435-1783。
(29)前引朱继径文，《丰南史志资料选编》，第一辑，306页。
(30)（日）铃木启久（前日军第117师团师团长，战犯），《制造无人地带》，转引自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遵化党史资料》，第二辑，383页。
(31)参见拙文《略论日伪保甲制在冀东的推行》，《河北学刊》，1993年2期。
(32)《滦县治安肃正工作班实施要领》，转引自《丰润县公署公报》，1卷9期，1939年12月31日。
(33)《丰润县全县乡镇长会议记录》，1943年5月6日，《丰润县政公报》，5卷11-12期合刊，1943年6月30日。
(34)1991年10月15日在遵化县西三里乡小刘庄村访问刘欢记录。
(35)1992年5月25日在北京南—秦皇岛的309次列车上访问孟吉辅的记录。
(36)参见拙文：《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抗日战争研究》，（京）1993年2期。
(37)《1944年第四专区丰滦联合县村政权改选经过情形登记表》，原件存丰润县档案馆，永久第1卷。
(38)《1944年第四专区丰滦联合县区长联席会议记录》，原件存丰润县档案馆永久第1卷。
(39)转引自田益廷等：《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唐山文史资料》，第四辑。
(40)参见拙文：《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历史教学》（津），199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