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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竞争情报在西方悄然成为一个新兴行业。美国未来集团咨询公司1998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年营业收入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中，有82%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年营业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中，有60%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而一份统计表明，在美国《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中，有90%以上已经拥有了较完善的竞争情报系统。20世纪末，全球竞争情报业的总产值达700亿美元。
朴素的竞争情报古已有之，就像二进位制并非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的发明一样。简单地说，竞争情报就是通过广泛的信息搜集和分析，掌握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最新动向，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深入看来，竞争情报自有其知识背景、运作体系、从业队伍、行业规范、全球范围的协会等机构，其丰富性不亚于工商管理。
国内企业界对待这一“古老的新事物”的态度可谓五花八门。少数企业如深圳华为尝到了竞争情报的甜头，不惜工本建立起了颇有特色的竞争情报系统；有的企业家听了一次竞争情报讲座后以为不过如此，立即甩开等着下买单的竞争情报专家自己动手干去了；有的买几份竞争情报到手作为装饰品，真跟对手干起来还是觉得，什么竞争情报都不用的价格战最管用；有的企业家对上门宣传竞争情报的人敬而远之，送出门后自己不以为然地窃笑一番。
竞争情报已是现代国外企业广泛应用的一种经营手段，而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专家测算，目前我国企业对竞争情报职业经理人的需求量高达10万人。不知这样的预测会不会真的应验。
奉《孙子兵法》为经典
美国竞争情报专家协会(SCIP)创始人、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普斯科特(John E.Prescott)说：“全世界的竞争情报人员都把孙子看作情报之父，将他的哲学和著作视为必读之作。可以说，孙子和其他中国作者的经典著作是当代竞争情报的基础。”
引述这句话仿佛有点阿Q味：人家一出来个新东西，马上说：“我们祖宗早就有了！”但美国人如是说并非专为拍中国人的马屁，主旨是想说明，商业竞争情报原是从军事情报脱胎而来，带有明显的实战特征。
几乎所有的竞争情报专家都一再强调竞争情报人员与商业间谍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雷斯科特说：“谍报和情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竞争情报是一种监测竞争环境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集有关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的信息。”
但是竞争情报工作与军事间谍的确有着不容否认的血缘关系。目前SGIP许多会员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联邦调查局(FBl)的工作背景，他们是冷战时期培养的谍报人员，冷战结束后大批退役，转向了商业领域。
竞争情报人员的工作方法与商业间谍有诸多相似之处。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家日本纸产品生产商想判断美国某地纸制品市场是否已经饱和，而公开数据又不易获得，他就劝当地已有的一个美国造纸厂设计了如下测量方法：在该工厂用火车送货出厂的铁轨上安装一个震动测量装置，根据震动数值推算出厂产品的数量；再通过与该厂工人聊天，了解了该厂生产设备型号及数量，并由此估算出该厂的最大生产能力。计算表明，这家工厂的产量已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90%以上。日本商人由此推断，当地的纸制品市场尚未饱和，于是决定在这里投资，最终大获成功。这样的方法让人想起"007"之类的间谍片，但日本商人丝毫也不违法，他是竞争情报人员而不是商业间谍。
现代商场越来越像战场，企业经营者运用战争的技巧进行商业运作实属必然，竞争情报人员似乎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无怪乎竞争情报部门被称为“企业的中央情报局”。
竞争情报是一种“保险”
保险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年全世界的天灾人祸害得保险公司大吐血，但中国人的保险意识却大大增强了。
北京康斯公司总裁王煜全认为，西方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将竞争情报的运用视为一种“保险”：企业财产因天灾人祸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不足1%，但大多数经营者还是上了保险；而企业因竞争对手袭击或市场环境变化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远大于10%，如果建立竞争情报系统能够有效预防这种不测，为什么不建呢？
今天，企业面临着空前残酷的市场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日趋复杂，不测情况随时可能出现，职业经理的决策风险大大提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企业被市场淘汰。因此对竞争环境进行及时准确的监视分析，提早发现威胁和机会就成为必需，这便是竞争情报工作兴起的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对企业的发展来说，仅仅了解客户是不够的，‘市场导向’或者‘用户导向’的提法都显得过于笼统。”王煜全说，“大量事实证明，不少企业非常体贴地为客户着想，却没有获得预期的市场份额和发展速度。要引入‘竞争导向’的思想。你必须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全面了解其在生产、营销、广告、分配、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弱点，预测对手的行动，作为自身行动的参照。满足了客户90%的需要，你仍然可能被对手击败：而如果你超过对手5%，你就是市场领先者。这种了解工作，需要专门的竞争情报人员去做。”
统计表明，竞争情报对企业营利的贡献率在微软为17%，摩托罗拉11%，IBM9%，P&G8%，通用电气7%，惠普7%，可口可乐5%，英特尔5%。这是一组相当可观的数字，但竞争情报为企业提供早期顶警的功能更为关键。
记者从北京信息产业协会得到的资料提到两个关寸：我国企业的反倾销案例：
其一，欧盟早在1998年就动议制定了CR法规草案，矛头直指温州打火机厂商，已在别人刀俎上放了3年之久的温州企业，一直到表决倒计时之际，才惊悉这一事关生死的信息。
其二，浙江：最大的球轴承生产企业浙江慈兴公司，把80%以上的资金和生产能力集中在了针对美欧市场的球轴承生产上。今年4月惊悉自己上了美商指责倾销的“黑名单”时，这家公司耗资2亿元的上海新厂建设已经箭在弦上。
在这两个案例中，如果终裁结果对我国企业不利，其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如果较早地进行情报收集，了解到有关动态，这些企业就从容得多了。
百年夫妻还是露水情侣？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有关“竞争情报”及其高级经理人的研讨会上，多家与会的大型企业特意要求活动组织者不对外透露其公司名称。国内多数企业对竞争情报讳莫如深，不仅不肯透露自己如何运用了竞争情报，甚至对自己是否在经营过程中使用了这一手段也三缄其口，似乎“情报”是“阴谋”的同义词，一沾了边就有损于企业形象。这表明国内对竞争情报还存在着广泛的误解。
其实竞争情报不能算是什么新名词，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引入我国，但我国企业竞争情报工作至今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谢新洲教授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内企业已建立正规化竞争情报工作流程与网络的只有18.75%，而拥有世界范围网络，同时具有相当反应能力的企业为零。中国入世之后，国内企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公司情报收集的对象，而我们企业自身的情报工作还非常欠缺。
有的企业花钱建立了“情报部门”，但并没有充分利用，充其量不过把它当作一个收订报纸杂志的资料室，对企业决策的贡献率极低。曾帮助多家大型企业组建竞争情报系统的王煜全说，某服装企业的老总这样对他讲：“你们搞的这玩意不错，但是不能常用，关键时刻我还得打价格战！”
王煜全说，目前大多数国内企业领导把企业与竞争情报看作“情人关系”：偶尔约会一次，但不应当在企业经常性、战略性决策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大量国外企业与竞争情报的关系类似于“夫妻”，竞争情报甚至成了很多职业经理人进行决策的唯一依据。竞争情报总监(CIO)是许多西方企业中地位仅次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第三号人物。
一些国外企业要求每一位员工都参与这项工作。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编制了一本名为《共享知识》的小册子，发给那些准备参观其他工厂的本企业员工。这本小册子告诉员工，本企业期望从这次访问中获得什么知识和情报。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企业内部人员沟通并获取相关情报，了解其他企业的商业运作。
王煜全认为，国内企业与竞争情报关系不密切，不完全因为企业领导不重视，很多情报人员只满足于提供分析性的信息也是原因之一。情报人员只有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可付诸实施的方案，才能与决策者平等地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在决策制定的环节中，决策者是否真正使用了这些情报，是判断一个竞争情报系统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企业管理者和情报人员都应该认识到，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年规划一次的战略决策方式也已经过时了，决策的触角必须远远探出企业的围墙，时刻掌握市场的脉搏和竞争对手的动向，时刻准备作出反应。“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值得我们细心揣摩并善加应用，不能等自己的家底被人家摸得一清二楚而我们还一片茫然时再喊“我们祖宗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