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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1-0077-06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危机时间之长、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之多，使人们不得不引发更深入的思考。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如何认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性质？为什么说日本经济体制面临着深刻危机？未来演变的方向如何？它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和体制选择有何启示？本文对这些问题将做较深入的分析。
一、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战后以来，如何评价在日本经济起飞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与英美体制相比较，人们一般把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视作经济落后性的表现。70年代末和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人们转而称赞日本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可是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和金融改革的进行，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日本经济体制，许多人又把其特殊结构看作是封闭性和非民主性的体现，把金融危机的爆发视作日本模式的终结。这种随环境变化对日本经济体制评价所出现的剧烈摇摆，暗含着一种静态和简单化的判断。为了对日本经济体制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演变及其未来趋势做出评价，有必要首先从经济体制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对其做出概括性说明。
经济体制的宏观结构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本战后为了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战略目标，以出口导向为手段，通过政府与产业界密切配合，对经济进行积极和广泛的干预，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小渊惠三内阁中来自民间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抨击其为官僚主导的经济，但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却认为，政府在这种体制中的作用不同于权威主义型政府，而是一种关系依存型的政府形态。综合这两种看法，可以将日本经济体制的宏观结构特征归纳如下：第一，政府通过规制对经济实行干预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关系依存型政府对民间的谈判力较强，从而在战后得以将资源优先分配到特定的产业。”[1](p.249)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产业调整的战略目标，政府规制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公平交易、实现经济追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形成了类似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谓“一只眼睛盯着市场、另一只眼睛盯着政府”的双重体制。第二，出口导向战略的推行，导致日本家用电器、汽车等出口工业的强大，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在工业部门的规制逐渐被弱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商业流通、建筑、金融服务业和农业等直到80年代初仍处于政府严密的规制和保护之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重外轻内”的新重商主义体制。第三，金融系统作为资源集中动员的工具，服务于赶超战略，为大企业充当护送船队，提供资金保障，所以政府长期将金融机构视为“准公有机构”，对其实施强有力和全面的管制，从而形成了信贷配给、关系型融资和金融业同业“搭救”的金融体制。第四，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其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增长最大化和社会混乱最小化之间的权衡，不仅是日本动态发展框架的关键，而且也是战后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p.766)由于集中资源于优先发展的产业，高速增长时期的新兴产业与衰退产业泾渭分明，处理不好就会在衰退产业中产生大量失业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为此，日本政府通过诸如金融支援、从业人员对策、区域经济对策等产业调整政策救助衰退产业，以实现政府“确保经济系统安定性”的目标。此外，金融业中的“搭救”体制、大店法等反垄断法规、收入的高累进税制、终身雇佣政策等都是这种平均主义的体现。
微观体制主要指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内协调和企业间关系形态。第一，公司治理结构。法人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是其主要特征，据桥本寿郎研究，在上市公司中，法人持股比率从1950年的50%一直上升到1989年的75%以上[3]。在相互持股的稳定股东体制下，股东权利大大被削弱，企业管理者并不象美国同行那样优先考虑股东权利，股东红利实际上成为一种固定利益，利润的大部分被再投资，用于企业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相互持股体制还有效地阻止了敌意兼并，从而导致股东利用证券市场“用脚投票”的功能被大大削弱。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与美国企业“股东主权”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日本企业是“雇员主权”，甚至有人认为日本企业是职工管理的企业。笔者认为，青木昌彦等人的看法更符合实际，即日本企业是由股东和职工集团“双向式控制”的：股东与职工通过在雇佣量、工资和努力程度等方面的谈判，分享企业权益，形成了股东给予职工终身雇佣、职工以努力工作回馈股东的“隐合约”。在这种体制下，由于“企业内工会”的作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管理阶层）的工资差距要比美欧企业小得多。企业对雇员的考评和晋升主要是根据该雇员在企业中的地位，这就是日本特有的“年功序列制”：工资报酬的主要依据是雇员在企业的工作年数，而非能力标准；工作年数加业绩评定成为晋升的标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就是通过这种以资历为标准的官僚晋升体制提拔上来的终身雇员。第二，企业内协调。在上述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即所谓的“日式管理”，如现场改进(Shop-floor based improvement)、质量管理小组(TQC's)和及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这种生产管理方式在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行业中非常明显，因为在像汽车和钢铁这样的产业中，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和适度的流量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生产现场诸环节的紧密协调极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要求工人和管理人员尽量具备整个系统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岗位轮换制”，以降低信息在不同层次传递的高昂成本。对于产品质量则是通过质量管理小组这种吸纳了不同环节生产和技术人员的横向组织来保证。在制造业如汽车业中，还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注：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是指根据标有前工序组装零件数量的标识牌，实现信息从生产工序的下游向上游顺序流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各种零部件只在必要时根据需要来提供，免去了不必要的库存。因为它对应于经销商的每旬
订单，因而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这种体制常常被称作是及时生产系统。与美国企业分工严密的特征相比较，日本企业是一种以分工和横向协调为核心的组织模式，青木昌彦称之为J模式。第三，企业间协调。日本企业间协调是通过“关系契约”和行业协会实现的，这里只论及前者。以关系契约为基础的长期性交易关系是日本企业间关系形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它有两种形式：一是以主银行为核心，在战前财阀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式企业集团；二是一个大企业支配众多中小企业的“系列制”。对于后者来说，最为典型的是汽车业中的“下包关系”。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例，与它有长期交易关系的分包企业共分三层，第一层约300个企业，第二、三层约12000个企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通过层层转包，丰田自己生产的零配件比率只有25%左右，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比率却为75%[4](p.9)。扩展到整个制造业，日本普遍建立起了一种在长期交易关系基础上的大中小企业“系列化生产体制”。据日本官方调查，在制造业的8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约2/3是为大企业提供专业化配套服务的分包企业。这种交易方式被青木昌彦称为“准结合”，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有组织的市场”。
二、日本经济体制的危机
客观地说，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由于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使之作为一种追赶型体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经济起飞中功不可没。在1956年至1973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7%，雄居全球之冠，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大为逊色。虽然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但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仍得到迅速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工业特别是汽车和家用电器取得了强大的优势，积存了大量外贸盈余。不可一世的日本经济似乎已不可逆转。然而，正当日本经济学家正村公宏1987年在《东洋经济》上满怀豪情地宣布“虽然现在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但到21世纪就会成为日本世纪”之时，预示着日本将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泡沫经济已开始席卷日本大地。
泡沫经济的崩溃引发了金融危机，对于其成因，学术界把它看作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复合性危机”是适当的，但究其根源却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目前的灾难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自由化计划和政策失误，但它因不确定性、拖延以及体制的某些特征而加剧了”[2](p.762)。但笔者认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金融危机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政策失误之所以发生，正是这种体制制约的结果。在“重外轻内”的新重商主义体制下，由于长期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外向型部门在通产省的指挥下，其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日益增强，导致日本贸易顺差滚雪球般地扩大，从而带来了日元的长期升值倾向。这一方面使日本积累了巨额的外贸盈余，另一方面却提高了出口成本。国内市场的封闭又使顺差无法消化，日元升值趋势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外向型企业普遍采取了通过海外投资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但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产业竞争力，带来新的日元升值。这种情况到1985年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与西方国家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经济发展战略已处于从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的强大压力之下。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并抑制日元升值的倾向，日本政府采取了降低利率并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通常这将刺激国内需求并扩大国内投资，然而新重商主义体制的积重难返使其失灵。一方面日元长期升值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大众消费品市场已趋饱和；另一方面长期处于管制和保护之下的面向国内市场的部门，由于高成本—高物价，不仅严重地抑制了国内需求，也使其投资回报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除一部分资金以直接投资形式继续流向海外，大部分资金不得不纷纷涌入股市和房地产业，酿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同样是在这种新重商主义体制下，大企业由于长期盈利带来了充裕的现金流量，使其不再依赖银行资金，股价的持续上升使直接融资成本更为低廉，再加上证券筹资限制的放松，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大企业就进入了“脱离”银行的时代，这时的大企业对银行来说，与其说是放款对象，不如说是汇兑交易、工资转帐、纳税代理等通过交易获取手续费收入的对象[3]。据估计，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通过证券融资筹集了6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流入了与核心心业务无关的金融投资。由于丧失了大企业客户，银行不得不转向中小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业，致使中小企业成为泡沫经济最主要的受害者。由于金融机构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之下，它已丧失对风险贷款的选择、审查和判断能力，甚至日本的城市银行在80年代初就已废除了审查部门，这是导致泡沫经济和不良债权的重要原因。而政府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不但不予以及时处理，反而采取种种措施予以搭救，然而最终也无法 庇护危机四伏的金融机构，终于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是日本战后宏观经济体制危机的表现，但它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由主银行制直接导致的。
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导致日本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这肯定会促使经济体制的微观结构发生变化，如日本企业的裁员使终身雇佣制受到严峻挑战，中小企业的破产浪潮使日本“系列制”生产体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微观结构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宏观体制变化。新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是一个各项制度安排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复杂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机制，某些部分是核心的，它的改变将产生连锁效应。日本经济的赶超性质，决定了政府和银行在经济体制中的基础作用，如主银行制决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而终身雇佣制不仅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也与政府产业政策的体制框架密不可分。因此，当80年代大企业开始脱离主银行之时，它就很少再需要政府作为盟友迫使银行为推动新产业打开融资的龙头；而一旦政府丧失这种功能，过去通过产业调整政策援助衰退产业以维持终身雇佣就已不可能。这种宏观体制变化所导致的突出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失灵，一方面大企业脱离主银行的趋势使主银行的监督职能日益丧失；另一方面法人相互持股已使公司法中股东选择经营者的规定形同虚设。实际情况是，股票发行企业的经营者接受证券公司的建议，指定某家法人股东，使之增持企业经营者所能接受的股份，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是股东选择经营者，而是经营者选定股东，实行股东持有股数的配额形式[3]。这两方面变化所导致的后果是经营者在“纪律松弛”条件下完全控制了企业。根据桥本寿郎的一项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企业新任社长由前任社长任命已成惯例，“非正常”高层交替几乎消失了。这意味着70年代末以前使日本企业富有效率的“双向式控制”与90年代的日本经济已无多大关系，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已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三、危机的出路：第三条道路？
如何认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性质？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助于理解目前的体制危机，而且可以据此对未来的演变进行历史性的透视。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日本经济体制的重新认识中，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男于1995年提出了日本经济体制战时起源说。他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人认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是其文化和社会规范的体现，但我认为这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目前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是40年代左右作为战时体制引进并延续至今的，日本经济的未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已受到这种40年代体制的威胁[5]。虽然野口悠纪男的看法似乎过于极端，但他却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体制与英美并无重大差别，存在着劳动市场的自由流动和银行业的自由进出，30年代的战备环境导致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战时体制在战后经过民主改革，虽然某些基本要素仍被保留下来，但却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既不同于战时体制，也无法恢复到30年代以前。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对战时体制进行改造的结果，说到底是由日本追赶型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它的形成也充分利用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资源。从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形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路径依赖起着重要作用，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往往是由环境巨变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体制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是经济已基本完成追赶阶段，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并在许多国际竞争领域跨入领头羊行列。虽然战后经济体制在追赶阶段是非常有效的，但现在它已不适应新的环境。追赶型经济与成熟经济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别：第一，追赶型经济在产业定位、技术变革等许多方面可以有一个单一和明确的追赶目标，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而成熟经济则无经验可寻，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大大增加，相对于集权而言，分权更能降低风险。第二，在技术上，追赶型经济主要是以渐进式的工艺创新为特征；而成熟经济则是以突变式的产品创新为特征，从而创造新的产业。第三，适应性反应是追赶型经济中企业和个人行为的主要特征，团体合作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可能是很有效率的；而成熟经济则需要创造性反应，更需要个人的独创性。第四，内需是成熟经济产生熊彼特所谓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组织形式的重要动力源；而在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追赶型经济中，这种创造性的推动力则相对匮乏。80年代末以来，日本经济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创新乏力、缺乏主导产业、内需难以启动、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落后等都是步入成熟经济之后所凸现出来的。
通过追赶型经济与成熟经济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日式管理”虽然很有效率，但却带有明显的追赶型经济特征。现场革新和质量管理小组是日本追求“精益求精”的渐进式技术革新在工艺创新上的组织创造，如果把它与波音公司的“波音777”开发小组做一对比，正如来自日本供货厂家的中川新市所指出的，日本公司“对从事设计和制造的工程师小组很熟悉，但还从未见过波音这样全方位的小组，其中还包括用户、供货商和支持小组”[6](p.177)，而这正是成熟经济中产品创新所需要的基本组织形式。及时生产系统基本上也是对需求的被动反应，它与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创造需求为目标的灵活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因而在成熟经济中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在成熟经济阶段，追赶型经济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熊彼特所谓新产业的出现和结构转变需要从旧产业中夺取资源的论点已被经济发展史所证实，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由于阻碍人员流动，已成为创新的阻力。第二，在间接融资体制下，风险性投资资本将严重供给不足，大量金融管制已无法适应产业创新和全球竞争的需要。第三，作为日本企业关系形态的长期交易网络是一种带有等级性、封闭性和比较僵化的网络，虽然在追赶型经济的一致对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严重抑制竞争、压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而与现代网络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注：日本企业间关系网络通过改造和转变，是否可以成为信息时代的组织资源？对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深入观察和研究。）由此可见，日本战后经济体制危机更深刻的根源是其已不适应成熟经济要求的结果，即使没有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它也必然会发生。从历史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进入了继明治维新、民主改革之后，需对其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刻变革的大转折和大变动时期，然而，日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90年代的大萧条较充分地暴露了战后体制的弊端，使日本国民普遍认识到，如果不改革，日本经济就没有出路。正如堺屋太一在《明天必须如此——现在为日本决断之时》一书中所指出的，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仍照老路走，这样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发展中国家；第二，选择全球标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日本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阵痛。何去何从，日本正处于历史选择的岔路口上。
但是，日本经济体制未来的演变有可能“趋同”于所谓全球标准的英美体制吗？确实，我们看到转变正在发生，“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和放松政府管制已开始使日本战后经济体制不断解体。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使其体制的透明度正在向“全球标准”靠拢。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日本大企业正在进行着重建股东权利的尝试，新的指导思想是吸收更多的个人股东，企业不再压制股东大会，公平地接受股东质询。1998年许多大企业正在重组董事会，使董事会的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银行正在出售原先与之密切相关的顾客的股份，工商企业正在出售与之无商业关系公司的股份，寿险公司也在出售公司股份，相互持股和稳定股东的体制正在被削弱。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使股东权利得到压倒一切的考虑，相互持股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被打散也是不清楚的。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我们必须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给股东更好的待遇，必须采用美式管理，必须在报酬上给予能力更大的权重，以及给个人更大程度的创造性，但我们要防止欧洲大陆的高失业率和美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弊端，不能使个人主义走极端。1997年日本雇主联合会就其对改革的看法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致力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就业稳定的结构改革：寻求第三条道路”，它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人的心态。从历史角度来看，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时“全面西化”的呼声很高，但体制演变的轨迹表明，它走了一条与其文化价值观相适应的独特道路。因此，虽然环境巨变将导致日本模式发生重大转折，但它不会完全采用英美体制，相反，将会与原有体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换言之，未来日本经济体制的变化将经历路径依赖式的演变，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介于英美体制与日本战后体制之间的新体制。
四、简短的结语：对我国体制改革的启示
从日本经济体制的构成及其演变中我们应得出哪些有益的启示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不仅存在于日本与英美体制之间，英美之间也有许多重大差别，这就是体制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与各国国情相适应，也有助于各国经济体制之间相互借鉴、相互竞争、共生演进。其次，经济体制虽有明显的阶段性，但它从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演化的过程。这两点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在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借鉴日、韩战后经济体制设计了改革的模式，特别是在主银行和企业集团的改革方面，日、韩模式的痕迹非常明显。殊不知，日、韩这种模式在80年代末就已面临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刚刚起步的这种模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停顿下来。对日、韩模式的反思无疑使我们获益匪浅，但是，许多人又走向了它的反面，认为日本模式对我国已无多大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现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日本模式”，而向“美国模式”靠拢[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仍是“静态模式”思维的反映。因为当目前日本更多地引入自由竞争因素时，英美国家正在探索一种扬弃自由市场残酷竞争之因素、强调社会合作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同为“第三条道路”，但变化的方向却相反，由于体制多样性因素的存在，未来的演变也不会导致体制的“趋同”。实际上，日本经济体制的危机并不等于否认它对追赶型经济的合理性，而且它的许多要素如能结合环境巨变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仍将成为从原有模式中演化而来的体制“新生代”的“基因”。
对于我国来说，无论哪一种国外模式都不可能照搬，而必须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模式对我国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体制模式演变的阶段性说明，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许多合理因素仍可为我所用。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通过对战前东南欧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得出了“经济愈落后，国家和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愈大”等一些程式化事实，它重为战后日、韩“经济奇迹”所证实。对于处于追赶型经济的我国来说，这仍将是适用的。但事实又证明，日本体制模式中的新重商主义因素不仅成为结构和体制转变的重大障碍，而且就市场容量来说，它也不适合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于我国的体制选择而言，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合理因素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第二，目前我国与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有很大的不同，如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我国体制模式的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需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经济体制的演变。今后十年，日本无论是在经济结构还是在体制模式上，都将处于转轨阶段。虽然存在差异，但对于同样处于转轨经济的我国来说，由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相似性，日本的经验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对日、韩经验认识上的急遽变化，说明我们对其体制的认识大大滞后于其变化，因而，密切关注日本经济体制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更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