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浪潮走向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新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浪潮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中国金融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三次浪潮
当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的未来学著作时，中国金融正在进行其自身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浪潮。中国金融进入21世纪后要经历第二次和第三次改革、开放浪潮。
自1978年起，中国经济与金融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16个年头，其体制的重大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从历史角度看，可以把到20世纪为止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看作是第一次浪潮。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第一次浪潮，是以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引进外资银行，初创金融证券市场的为标志的。
第一次浪潮的金融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金融体制和信用制度的恢复阶段，也是第一次浪潮的基础。自1976年开始了这样的过程，逐步恢复被削弱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充实了它的各级银行组织，混乱不堪已沦为政府财政出纳的信用制度得到初步恢复。自1984年起的第二阶段则开始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进程。这是一个改变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制、建立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的伟大的进程，初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政策银行为骨干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中央银行体制：进行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操作的尝试。在此期间，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家，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意大利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以及许多国际著名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在经验介绍、技术援助、智力引进、干部培训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与交流。
中国金融改革第一次浪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自1985年起，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开始起步。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并初步形成集中交易与分散交易相结合的市场体系。在其中也贯彻了对外开放的原则，一方面，在国内发行供境外法人和自然人购买的人民币B种股票，同时，中国一些公司股票开始到香港、 纽约等国际化大交易所挂牌上市，出现了所谓的“H”股和“N”股。此外，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正在兴起（金融期货商品在其中）。
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浪潮的另一个高峰是自1987年开始的，国内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引进外资银行的努力。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上，首先是恢复由金融机构持股的交通银行；创建了由企业法人持股的深圳蛇口招商银行，以及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中国国有专业银行之外推进市场金融的一支新兴力量。
在金融体系开放上，一方面批准各专业银行、商业银行开办国际业务，另一方面，为促进商业银行体制建立，在金融体系中促进竞争和作为引进外资的重要方面中国1979年起批准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82年允许南洋商业银行在华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到1994年末已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在华开设营业机构118家， 其中外资银行分行99家，在华总资产也超过120亿美元。另外还有近400家外商金融机构代表处。这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产总额和存、放款额相比，虽然不大，但就外资银行机构的引进速度来讲已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第一次浪潮中，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初建框架和涉及面广的特点。实际上是中国金融向市场金融体系发展的准备和第一次萌动。是一种扩展金融机构、增加融资方式，丰富金融资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过程。唯其初创、萌动，因而也就有零散和单兵推进的不足。
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方向，1993—1994年治理金融秩序，加快金融改革为起点，以1997、1999收复港、澳为契机，延续至21世纪初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时，中国将迎来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这是一次综合性的金融改革、开放浪潮，是比以往的改革更为深刻，比以往的开放更为广阔的金融浪潮。
这次浪潮的综合性将表现在，它将是多侧面／综合化、市场化的组织推进，其一，中国将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外经贸金融往来扩大，利率——汇率机制传导，已使它无法回避国内外经济金融要素的相互影响。其二，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将表现为一种有连续性的政策组合，产生一种总体市场化的效应。在第二次浪潮中，几乎没有哪一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能够单兵推进，它必然是一种政策思想为指导，多项政策措施的良好组合。
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将在不透支、规范发展货币市场和开展国债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框架。
中央银行组织体制和货币政策操作将完成由市场取向到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有商业银行将按市场规律作商业化运营。政策性银行也将努力按市场需要逐步实现按市场经济规则的管理和运行。
中央银行对内调控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国际收支调节的水平提高。汇率的统一，人民币循序实现经常项目乃至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既为宏观金融调控创造新的条件，也增加了难度，中央银行对经济金融的宏观调控操作趋于完善和成熟。
第二次浪潮中，对外资银行的引进将在拟议中的乌拉圭服务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准入的原则稳步进行，地区覆盖面和数量将适当扩大，并在适当时机，逐步放开人民币业务，给在华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借以促进他们在华业务的扩大。
另一方面，我国的几家商业银行和若干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将有机会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过程中，锻炼成为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成为具有全球金融业务实力和经验的金融机动队。据英国《银行家》杂志1993年7月对世界上最大银行资产负债排队， 中国四家大银行进入前50名，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18位（2493亿美元），中国银行则排在26名（1973亿美元），中国农业银行为第36位（1465亿美元），交通银行为第39位（1419亿美元），证明中国的大银行有实力跻身于世界大银行之林。当然，它们需要更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锻炼。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将遵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一般规律在几经波动的基础上，在不断完善法规管理的基础上逐步趋于完善，以便从一个投机性较强的市场进入到一个基本具有稳定操作和管理框架的投资性的发展中新兴市场。
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中下叶。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第三次浪潮系以制度创新、工具创新和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为标志的。估计那时，全球的北美、欧洲、亚太三大经济贸易区在全世界占居主导地位，并在和其他地区的贸易集团，如中南美洲贸易区、南部非洲贸易区、中东贸易区进行竞争，并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跨集团的多方面的合作。
此时期内，中国经济将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再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金融政策将以从单纯的国内经济决定型转向国际国内紧密结合双重决定的国际协调型的金融政策，即不仅照顾到内部发展，内需资金，而且要照顾到外部世界利益。
中国的金融制度在经过第一、第二次浪潮趋于成熟之后，并不能保证其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它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到统一世界市场的进程要求，及时进行制度发展，进行某种制度调整。对外合作将会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支点，而不是第二次浪潮时期仅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第三次浪潮时期的金融工具创新也明显的具有对外金融合作性质。比如，届时在金融市场交易的恐怕有除现时我们所知的硬通货之外的世界货币或地区货币。地区、集团和国家之间投资的快速流动，无论是证券投资还是直接投资都会有电子收益证券和直接投资流动证券出现。顺应潮流、推出创新工具，金融将不再是西方银行家的专利。中国金融学家也将以世界的银行家的面目把其所设计的创新金融工具推向全球。
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全方位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具有一些基本条件，这就是：
一、由于过去16年的经济增长高速，中国经济发展已有了较好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的确立，使对外开放政策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相衔接的准确基础上。
三、中国已建立了适应由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初级中央银行体制。
四、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东亚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提供了支撑；东亚地区经济金融也出现接近和密切合作强烈倾向，为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开放再上一个台阶提供了可能。
六、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提出的资金需求使中国更积极跻身于世界金融市场。
七、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有因扩大贸易投资机会的需要，倾向于对中国扩大投资，这必然加强中外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贸金融联系。
八、世界经济正在呈现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特点，信息、资金、资源、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趋势，必然导致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中国的经济金融必然顺应潮流，进一步开放，提高到全球经济、全球金融的水平。
二、中国人民银行的体制改革及其与外国货币当局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货币当局与外国货币当局之间合作与交流的必要性，首先产生于货币流通领域交融的现实。当前中国的人民币因边境贸易联系不可避免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相互流动。人民币在周边地区被当作是硬货币，为居民单位所乐于持有，而俄罗斯卢布、港币、台币、越南盾、缅甸元等也有相当的数量流入中国边境地区。中国1993年3月1日宣布允许一定限额人民币携带出入境，进一步增大了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数量，并在香港及中俄、中越、中缅边境地区的一些外方城镇初步形成人民币境外市场。这样货币流出流入达到一定数量，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和中国货币当局必然要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当然，中国货币当局对外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主要是来自于中国日益扩大的外贸和吸收外资规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若按1979—1993年平均增长18.2%计算的水平推算，到2000年将达2280亿美元，2025年将达4-780亿美元，2050年会到7590亿美元，到下世纪末将达12210亿美元，这必然牵涉到贸易金融问题，汇率政策问题，外汇管理问题，外汇市场干预问题，在涉及到双边和多边利益的范围内，必须由金融当局出面协商。
从中国的经济体制角度看，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对外金融合作是不得不开放，以筹措必要的建设资金的话，今后在走向并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中国货币当局的对外金融合作与交流就是一国与世界经济联结的必然逻辑结果。
中国对外金融合作与各国货币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革中国的银行体制，首先是改革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改善和加强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在这方面，我国中央银行与外国中央银行过去有过不少接触和交流，其集中点是多方面了解各国中央银行的基本控制手段和他们在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等方面。其次，由于前几年中国经济在短周期的“增长—通胀—调整”循环中前进，从执行货币政策的角度，中央银行关注在原计划体制加入一些市场调节因素的情况下，如何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如何选择紧缩的或较紧的货币政策，或松紧搭配的财政金融政策。而自1993年起则到了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真正中央银行体制的阶段。
前一阶段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体制，在宏观经济金融控制方面，基本上是被动扩大信贷、投放货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改革中央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其分支机构应按经济区划、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以便能更多地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必须将中央银行的权威建立在一个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银行体制上，在一个实行计划性管理的国有专业银行体制上，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容易被扭曲。在这方面，各国金融当局，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的体制可提供更为具体细微的经验指导和合作。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组织体系、德国联邦银行的独立决策地位和细致的货币政策决策过程、日本银行体制关于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的经验或做法等或许更适合于为中国这个具有广阔地域、广大市场的体制转型国家的中央银行借鉴。人民银行和外国金融当局领导人之间、官员之间的互访，召开理论、政策、业务研讨会仍是重要的交流途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并将继续有选择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设立中央银行代表处，以使这种相互磋商和交流更为直接和有效，在此基础上，寻求在宏观经济金融管理上进行行际间合作。例如：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惠信贷协议以增强我国国内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稳定性并以此参加国际金融政策合作的进程；利用技术援助项目协议就中国统一汇率管理，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建立规范的外汇市场，提供技术援助；就周边地区货币流通和汇率稳定问题进行磋商、合作等等都是很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中国中央银行也需要与一些在宏观金融控制方面作出显著成绩、有影响的新兴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各国货币当局进行合作与交流。例如，印度尼西亚在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经验；新加坡货币当局对于金融体系的严密控制，对外资银行引进的谨慎管理、对于离岸市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培育经验；韩国、巴西、智利等国当局关于利用外资、改善外债管理的经验等等，都是可为中国中央银行借鉴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措施。所有这些合作与交流对于铸成中国新的中央银行体制是重要的。当然，无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平稳转轨时，一些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也会有益于相关货币当局的思考和借鉴。
现时，中国中央银行还是作为一个经济起飞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发挥作用，它基本上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并致力于对外金融开放。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强有力制定和贯彻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框架的建立，中国货币市场和货币体系的完善，在下个世纪上半叶中期以后，中国的中央银行将有可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时中国中央银行的对外使用将能从国与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走向地区性的货币政策合作。1993年年中，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东盟各国就提出需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其含义恐怕是在贸易、关税一体化基础上，寻求宏观经济金融管理政策上的协调，以实现最大限度的政策效应。中国和东盟近年来加强了各方面关系，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在经贸关系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一定时期后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可能性。
从地缘经济金融学的角度考虑，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形成或较松散或较紧密的自由贸易金融区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吸附效应，中国可能与东亚其他活跃的增长中心相联合。还可能成立东南亚地区性的联合投资银行或合作基金以作为联合体的支撑。届时，东亚经济圈将由东北亚经济联合体（中、俄、日韩、朝）及其支撑东北亚投资银行为中心构成，而同这两经济圈相重合的，使东亚经济圈是中国的华南、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华经济金融区。中国中央银行无疑要同在此格局中各有关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进行联系和磋商，因为中国处在这三个经济金融区相互重叠的部位。
中国对外经贸金融关系的发展将不仅在东北亚、东南亚，在中亚和中东也可能起到这种作用，1993年7月2日埃及《金字塔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阿拉伯国家已有强烈地向东方开放的要求，就象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关系那样，加强同中国的关系，真正列入亚洲圈。从历史上看，这不无可能。为着自身的经济发展，阿拉伯国家如果不是直接加盟亚洲经济圈，也可作为亚洲经济圈的联系经济区而存在，犹如欧洲自由贸易区和前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一样。中国显然是这种亚洲圈和中东圈之间联系的合适国家和经济金融纽带。在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提高后的下个世纪，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设想，由中国的中央银行进行这种中东和亚洲两个经济金融圈的联系工作。更为可观的是，中东富油的国家将可能通过这种联系为亚洲发展注入资金，因此，这种合作潜力巨大，而且相互受益。
到21世纪中期左右，当中国经济更加繁荣时，作为一个有影响、负责任的金融当局，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参与地区的、各大贸易集团间的货币政策协调，为解决地区性的、集团之间的、全球的经济发展，市场汇率、货币稳定等问题作出贡献。
中国中央银行坚持通过这种合作与交流吸取有益营养，必将成长为一个符合国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具有国际眼光的、较成熟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央银行。
三、中国货币当局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
中国对外金融合作有两个方面，除与外国货币当局的合作外，就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同国际清算银行有很好的客户业务往来关系。自1980年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并加入世界银行以来，又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基金；并与加勒比开发银行建立了良好联系；参加了一些地区性中央银行论坛，如东南亚新澳中央银行理事会；自1990年以来，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席位的谈判中更进一步接触了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当局，交流了双方的看法。这些都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多边金融组织的活动中占居应有地位，发挥作用，开展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货币当局同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合作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合作。中国积极出资认购应缴份额，并承担义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为全球多边机构提供一点流动性（如在份额之外多购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经由地区性多边金融机构对地区经济发展做一些贡献，如1988年我们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表示，将申请优惠贷款，以便增加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资金的机会。最近，在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多的情况下，又主动增加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的购买。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多边金融机构，取得必需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以平衡国际收支，支持建设项目的筹资，或为改善某一方面的软件（如智力引进）方面争取多边金融机构的技术援助。
到1994年末，世界银行对华项目贷款已逾200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我国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曾经给予贷款支持（1991年11月已全部还清），每年还（和世界银行一起）对华提供大量技术援助。
亚洲开发银行自1991年恢复对华贷款后，近几年有了长足进展。到1994年末，亚行共批准对华贷款项目30个，总金额达35.5亿美元。
在与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对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能够及时评价，提供良好建议。例如参加国际多边金融组织的年会，双方定期磋商，举办多种形式的业务、政策、理论研讨会等都是这种合作的好形式，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由大一统国家银行体制向中央银行体制转化，及建立新的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操作系统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多边金融机构的专家们都提出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建议。
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多边金融组织在对我中央银行的一般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和体制改革建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开始了对中国的国力考察和测算，例如国际竞争力测算，联合国人文指数的综合分析，采用全球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等等。这已远远超出对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加大通胀压力，避免债务危机的提示。同时，开始为加强宏观金融控制促进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具体技术手段的援助。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已从八十年代初中期受表扬的“好学生”成长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青年样板”。
今后，直至下个世纪，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当然还要继续发展同现已参加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同时还要努力接触并争取加入一些尚未参加的重要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也应加强同一些次要地区金融机构的联系，至少可以互通信息，并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可能的合作。此外，还要考虑在推动地区金融合作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例如，我们将对有的国家提出的地区性投资银行给予研究和考虑。
近期里，应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始对我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的金融体系提供宏观经济金融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诸如援助建立卫星通讯系统、金融统计系统和国际收支统计系统，以及银行法律建设等。从中长期看，国际多边机构的贷款仍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中期及其后，中国在全球多边金融机构中可能占有的份额会有所增加，并能就改革和改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提出积极建议，能通过参加全球和地区、次地区多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对全球、亚太及周边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四、外资银行引进与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对于引进外资银行的认识，有一个升华过程，一开始是把外资银行引进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作为引进外资的一个渠道来对待的了。继之，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引进外资银行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框架，金融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金融相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已具有经济、金融体制转换的重要意义；外资银行将成为中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银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游离于国内中资银行体系之外的独立部分，也不应仅仅看作是中国银行体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始自1979年，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提高，英、美、日、法等国不少金融机构看好中国市场，纷纷要求来华设立机构。八十年代中期，外资银行引进出现了一次高潮，进入九十年代，上海、海南的开放又一次引发了外资银行涌入的高潮，仅1990年一年，就有8家外资银行在上海开业。到1993年6月，我国已开放五个经济特区厦门、汕头、珠海、深圳、海南和广州、福州、宁波、南京、青岛、天津、大连等七个沿海城市为外资银行可以引进的城市，1994年又开放10个城市，而且还将视情况需要进一步开放引进外资银行的地区。
预计在本世纪末以服务贸易谈判协议为根据，以收复香港、澳门主权为契机，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很有可能采取坚持条件，加强监管和稳步放开的方针，“坚持条件”就是坚持申请设立外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分行一定要有相当的资产规模，并在华已设立代表处三年以上，以保证这些银行具有较强实力和信誉度。
所谓“稳步放开”，首先就是要结合我国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换的进程，其经营管理机制由计划管理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转换的过程中，国内银行对外资银行竞争的适应能力的提高程度来继续引进；其次是要根据关贸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准入的要求，结合我国银行走出国门，作出“请进来，走出去”双向交流安排。第三是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主要是货币市场）开放的进程，逐步放开外资银行为外资企业项目配套的人民币贷款等项本币业务，直至基本开放人民币贷款，至于吸收人民币存款业务则要与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的进程相联系，一定意义上说，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实现进程就是外资银行从可以有限制吸收人民币存款直到基本放开吸收人民币存款的进程。不言而喻，积极稳妥地引进外资银行，还应与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对外资银行监督能力的强化相适应。
21世纪的中叶，外资银行（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会更深地融入中国金融体系，成为中国成熟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活跃参加者。例如，根据多年在华经营良好业绩，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可望成为中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经纪人和中国国债市场的一级证券自营商，成为中国金融政策借以实行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极有可能的是，外资银行机构将成为中国创新的离岸金融市场上的主角。
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同时，中国国有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也开始了以其经济起飞为背景的国际化进程。一方面各银行在国内的经营管理开始向规范的资产负债管理前进并扩大国际业务范围，提高国际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则开始了（或继续）在境外设立机构，拓展国外业务领域的进程。到1995年6月末，中国在海外金融机构已达630家。其中，营业性银行485家，代表处21家，保险和其他机构124家。
在有些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已开始取得较好成绩，如中国工商银行在世界上已崭露头角，在1993年《银行家》杂志对世界500 家大银行的排名中名列第18位，并且已在新加坡、汉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东京等地建立了代表处或分行。并且还将在美、欧重要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
经过多年经营，中银集团在香港地区已发展成为仅次于香港汇丰银行的第二大金融集团，取得在香港发行港币的授权，并已顺利发钞。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也已取得澳门元发行权，并正在积极准备发钞。
中国的海外保险业务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国在伦敦再保险公司已成为世界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
服务贸易谈判于1995年7月达成临时协议，在中国一、 二年内能复关的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将会形成一次小的境外设行潮。预计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入，还将有一批中型的地区性银行在国外开设地区分行。
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原专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出路在于分离政策性金融业务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中国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还要尽力按照规范化、国际化的标准来开拓业务，同时要适应国际银行巴塞尔银行条例和监管委员会关于风险资本比例8%的要求， 调整其资产负债结构，以保持健全和稳定，也为走向国际化的跨国银行打下基础，中国有能力在未来世纪上半叶的中期，将几家大商业银行培养成为跨国银行〔4〕。
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商业银行的目标将不仅仅是参与外国金融市场，站稳脚跟，吸收资金和使经营管理现代化，而会以一种成熟银行家的姿态进行全球竞争，皆时，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国际金融业务将由重点布局进入到全球开发的时代。
五、建立健全繁荣、开放的金融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先从国债发行起步，而后有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由1981年恢复发行国库券开始已历时13年。从1981年至1988年是起步阶段，1988年到1990年国家开放国库券交易市场，使得证券市场进入发展阶段，1990年上海、深圳交易所建立后，中国证券市场形成场外交易与场内集中交易并存阶段，同时也进入了规范和迅速发展时期。到1994年末，全国各类有价证券发行量累计达6100亿元，其中国库券2-741亿元，股票融资400亿元。1994年交易所的交易总额为281645亿元，是1991年全国有价证券转让额126.6亿元的226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具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一般特征，在本世纪内能够走完由萌芽到初步发展的进程，真正完善恐怕要到本世纪末下一个世纪初，而达到成熟阶段则可能要待到下个世纪上半叶的中期。
在股市蓬勃发展中，B股股票于1991年推出， 开始了中国股市向海外筹资，与国外市场相联结的进程。到1994年末深、沪两地有58只B 股上市。外国投资者在参与B股投资方面有广阔的前景。 一些未在上海开设代表处的海外公司、财团，通过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特别席位从事B 股二级市场交易。到1994年末，已有43家境外券商担任了B 股境外分销，50家担任了B股境外代理；而投资在深圳的特许证券商则有100多家，直接进入交易大厅的有11家，占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形席位的一半。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司企业也开始到海外挂牌上市，开拓海外股市，参与海外股市。1994年末到香港上市的H股已有6只，在纽约上市的N股已有2只。
中国股市的繁荣发展自然引起海外人士的关注。许多海外业者渴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购买中国证券，设立证券机构，进入交易所作业。
台湾1992年以来已有几个民间学术团体访问大陆探讨两地证券市场合作问题。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1993年上半年已允许在美注册的共同基金购买或持有深、沪B股。首获许可的是怡富中国地区基金（总资产1.13 亿美元）。同时，美国的一些大证券公司也在其资产中坚持稳定持有亚洲证券。
日本证券业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后，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发展最快的亚洲证券市场，其中也包括中国证券市场。野村证券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已牵头使中国的东方机电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亚洲、在中国子公司的融资活动，也可望为日本证券业提供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大陆的新机会。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5年8 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为主要股东，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开创了国际证券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先河。同时上海万国汇券公司在纽约和伦敦分别成立了北美公司和欧洲公司，标志着中国证券公司已开始走向世界。
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正沿着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逐步走向成熟。尤其是对外开放的B股市场1993年已采取几项重大措施：（1）为使境处投资人避免承担双重汇率风险，将B 股由人民币报价改用美元报价；（2）允许境外证券商在国内设代表处，从事B股业务；（3 ）成立合资证券公司，共同开展B股业务；（4）允许境外证券机构直接进入交易所，取得席位，专门从事B股业务，缩短B股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5）增加海外信息披露渠道，除美联社外， 增加路透社报价系统；采用卫星传送股市行情，使信息披露准确及时。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监管和信息交流，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券期货监管委员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1994年4 月又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签署了监管谅解备忘录。良好的国际监管合作将为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提供重要保障。
预计在1997年后对境内居民购买B股的限制可望逐步放松，使B股股东更为分散，并将会对B股的一、二级市场起到强大推动作用。
促使中国股市发展国际化的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将是2000年前中国的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从1994年起的有条件自由兑换走向完全自由兑换，及在二十一世纪初中期人民币可能实行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性。中国近期在小步放开对个人买卖外汇的限制。而一当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则A、B股的区分就不存在了，国内外投资者更容易进入股市作业。
在2025——2050年期间，当中国股市由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中，上海股票交易所，深港股票交易所（相信那时，深圳、香港股市将可能成立深港联合交易所）成为东南亚地区股票交易中心。1997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股票交易所、伦敦股票交易所乃至东京股票交易所，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公司将会为蓬勃发展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筹措更多外汇资金。
从发展和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在期货市场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适时推出规范化的金融期货，比如说国债期货、股票指数期货或外币期货。中国的期货市场现在刚刚起步，其由商品的期货到金融期货的时间倒可不必象西方那样在商品期货交易近百年后拖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浮动汇率时期。因为，中国在本世纪末的金融改革目标之一就是统一汇率，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汇率的稳定将一方面受到国内货币供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在这样双重影响背景下，中国的自主经营的企业需要有为利率、汇率风险作保值的手段和场所。当然，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投机谋利者创造了更具有吸引力的场所和机遇。
不难判断，中国金融期货市场将在本世纪末推出，而在下世纪的上半叶中期里，即第二次浪潮中得以完善，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后叶，中国可能会有与日本东京国际金融交易所、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相媲美的金融期货交易所。
六、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和东亚、中亚国际金融带的形成
在第二次浪潮中，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将能凸显出来，并基本成型。这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步入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香港一深圳、上海作为未来国际金融中心指日可待。
香港现已是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1997年收归中国后，肯定会面对其地区和金融中心城市的竞争，但可望继续维持并加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一，香港基本法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资本主义体制50年不变的方针，决定了香港继续长期维持现行经济金融体制，仍旧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窗口。
第二，在大陆经济改革开始之时，香港的金融业主要为本港服务。而回归后，香港金融业将能更为直接地为大陆企业公司服务。香港作为经济金融重要城市的内涵更丰富了，其对内幅射面在扩展，幅射密度在增强。
第三，在21世纪上半世纪左右，深圳、香港经济金融区从协作到联合的过程将得到完成。其经济金融合作的重点将从改革初期的“国内倾向”转为“海外倾向”首先是在南亚一带，发挥经济金融中心的幅射作用，尔后将在21世纪的下半叶对欧洲、北美、中南美等发挥全球幅射作用。
培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始终是中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经济金融中心，将来必然是远东、亚洲的经济金融中心之一。从地缘经济金融学的角度看，中国将出现的东北经济金融区、长江流域经济金融带和南中国经济金融区，其聚焦点仍然是上海。以上海为笼头，武汉为骨干的长江流域金融带的崛起将一改现时资金流向东南沿海的单一态势，而会同面时向西走向长江沿岸，即上海—芜湖—岳阳—九江—南昌—长沙—武汉—重庆等沿江城市。
在改革中央银行体制的过程中，上海已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重地，首先是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重地。上海也已提出，以金融适度自由化为特征，加速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推进战略，使得这一设想已露端睨。为要在上海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创造条件，重要的是：（1）有步骤分层次地吸引外资金融机构， 给予国民待遇，并力争有跨国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2 ）把上海股票交易所继续发展成为包括金融期货市场和国际股票市场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化交易所。（3）在上海建立规范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和黄金市场。（4）在上海开办离岸金融市场。显然这是在第二次浪潮时期里的一些重要措施。
到二十一世纪初中期时，由于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入，国际经贸金融发展，可能有其他一些亚金融中心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很可能就是：东北亚的沈阳和中国中部的武汉。
已如前述，中国将出现东北经济金融区、长江流域经济金融带和南中国经济金融区。东北经济金融区将和拟议中的东北亚经济圈紧密相联。东北重镇沈阳将有可能象历史上曾起过的作用那样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金融首府。而武汉则以其国之中心的位置既衔接南北经济圈，又支撑长江流域经济金融带的枢纽作用，联系东亚和中区来看，大概会形成以“沈（阳）大（连）—（北）京（天）津—武汉—上海”为内涵的“东（京）—上（海）—（深）港—新（加坡）—吉（隆坡）”的国际金融带，同时将形成“上海—武汉—（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阿拉伯国家）”这样一条中亚经济金融带。继而，不但在中国形成一种活跃的丁字形金融体制，皆时还将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中心纳入中亚和东亚的地区金融运行网络中去，并作为骨干支点。
注释：
〔1〕参见景学成、王建华：《关于人民币、 港币在港澳地区流出流入情况的考察》，《金融时报》1993年8月24日、30日和9月20日。
〔2〕参见赵海宽、景学成等人合著《社会主义信用》1989 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3〕参见景学成《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积极促进外资银行的引进》载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43期。
〔4〕参见景学成《九十年代国际银行业的发展》一文， 载《世界经济》1992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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