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的思考——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劳动力论文,大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各个地区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国家实行的改革开放，既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也给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迅速改善生活状况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了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国内大批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频繁地跨区域迁移流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流出地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大量剩余、人们生存状态差所产生的巨大“推力”和城市社会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有较高收益预期所形成的强大“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直接涌入了大城市。
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有着独特的城市功能和地位，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等方面有着特殊的条件与优势，既对国内各地人口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也为外来人口的居留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外来人口及外来劳动力大量流入。为了进一步完善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1997年北京市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外来人口普查，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大城市外来人口现象，包括劳动力流入现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1.北京市外来从业劳动力的数量、分布及其主要特征
根据北京市对外来人口进行的普查，1997年年末在京的外来从业人口总量有181.025万人，占在京外来人口总数的78.7%。 其分布与构成特点是：
1.1 总量已超过城市本地在业人口的1／4， 对城市生活和运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根据统计，近些年北京市自身的从业人口总量大致在650万上下， 各年之间只有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的波动，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相对比较稳定。其中1997年，在全市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从业人员（既包括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也包括私营、个体、农村的在业者，还包括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等各类从业者）总数为655.8万人。而在京城从业的外来人口已多达180余万人，即便除去短期就业的劳动力，在京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从业人口也有约120万人。很显然， 这些在京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在支撑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实际劳动力利用中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权重，他们已是北京本地从业劳动力的近1／5。这就意味着，在北京每6个从业者中， 就有一个“根”在外地。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外来从业人口都已成为北京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城市的生活和运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2 从业领域相对集中，职业分布表现出双重特征
尽管在京就业的外来人口数量庞大，但是他们从业的领域却相对集中。例如，1997年外来从业人口的职业分布中，人数及比例占前五位的分别是：“建筑业劳动者”（占27.6%）、 “商业工作人员”（占16.3%）、“其他服务性工作人员”（占14.1%）、“工业劳动者”（占13.8%）及“餐饮业服务人员”（占12.9%），他们共占外来从业人口总数的85%左右。这一方面说明外来人口从业的行业领域比较狭窄、集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职业分布的双重特征，即在京就业的外来劳动力的主体，要么是在第二产业的生产第一线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要么是在第三产业的服务领域从事商业、餐饮业、修理业及居民服务等各类服务活动。从就业者身份来看，“建筑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主要是在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从业；而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外来人口则大部分是“私营个体雇员”和“自营劳动者”。
1.3 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以血缘、 地缘和业缘关系为基础集聚
在京就业的外来劳动力来自全国各地，其户籍地包括国内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数较多的依次为河北省（47.92万人，占24.9 %）、河南省（25.29万人，占13.5%）、安徽省（16.04万人，占8.7 %）、四川省（15.59万人，占7.9%）、山东省（13.97万人，占7.5%）及江苏省（13.19万人，占6.6%）6个省份。 这些劳动力大量进京的省份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有空间地域优势，即或者邻近北京（如河北省），或者交通便利（如河南省、山东省）；二是人口大省或有劳动力外出传统（如四川省、安徽省）。实质上，前一种情况更多地反映出城市预期收入高等强大“拉力”，而后一种情况则主要体现了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严重的巨大“推力”。
由于京城地域范围广、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松散，外来劳动力在极其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及业缘为纽带的集聚现象。这种集聚大体缘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当多的外来劳动力是在同乡、同族、同村的介绍或带领下进京的，因而形成不断连带、扩散的态势，导致血缘、地缘及业缘集聚的必然结果；二是要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站住脚、扎下根，最可靠、也是最简洁的方式就是依血缘、地缘及业缘聚居；三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对京城就业岗位的超额供给情况，现有的职业空缺相对不足，为了保证有较为稳定的就业“位置”和收入，同时也由于某种“传统”，同一来源地的外来劳动力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和地域情感的联结中，常常形成在某一行业中一定程度的就业“垄断”现象。如在北京市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的外来人员中，一多半是河南人；从事服装生意的则以江、浙人居多。
1.4 工作、居住集中在城近效区， 并有向城乡结合部进一步聚集的趋势
与国内的其他特大城市相比，北京市的行政管辖范围比较大，但是城市的中心和主体是城、近郊八个区。城、近效八区不仅是居民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地理区域，也是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极为集中的地区。因此相对于远郊区县，北京的城、近郊八区适宜外来人口从事的职业和就业岗位相对较多，工资收入也更高，所以目前绝大部分的外来劳动力都集中于此。普查资料显示，78.4%的外来在业人口在城、近郊八区工作，其中居住和工作都在城、近郊八区的外来人口占到全部外来从业人口的74.6%。
再从北京城、近郊八区内部来看，在近郊四个区就业的外来劳动力更为集中，人数最多。如朝阳区和海淀区， 外来从业人员分别多达43.89万和37.14万，其总数合计占到全市外来从业人口的63.3%。外来劳动力之所以在北京近郊四区聚集，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环境更适宜于外来人口的生存和居住。一方面，与城四区相比，北京的近郊四区面积广阔（大致相当于前者的14倍），人口密度较小，居民的居住条件较为宽松，因而可出租房屋多，房租相对低廉，营业成本亦较低。另一方面，近郊四区交错，管理难度较大，是城市管理的薄弱地带，外来人口比较容易立足。特别是由于北京的近郊四区有广阔的城乡结合部，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很大的扩展空间。此外，外来人口的聚居形成一定规模后，也会产生自身的各种生活服务需求，客观上又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内部就业机会，吸引部分外来人口在此就业，从而使聚居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关系相对较高。如：目前在北京的城四区，滞留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比大致为9∶100；而在近郊四区，则达到23∶100；后者明显高出前者。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北京的外来人口还有进一步向城乡结合部聚集、扩散的趋势。
1.5 长期滞留者居多，“举家迁移”现象日益普遍
根据此次普查资料，目前在京长期滞留（半年以上）的外来从业人口占全部外来从业人口的63.6%。说明尽可能地长期居留是外来劳动力的一个基本特征。其中，从事废旧物资回收、修理、餐饮和其他各种服务业的外来人口，60%以上在京滞留达半年以上；工业部门中的外来人口长期居留者的比例高达71.9%；由于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建筑业中长期滞留者的比例较低，但也超过半数（54.4%）。大多数外来从业人口能够在京长时间滞留，说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劳动是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所需要的，同时对外来人口本身也有益。因此，只要有需求，他们就愿意提供服务；只要有收入，他们就会长期做下去。这反映了外来人口来京就业的一种普遍心态。
从普查资料看，在北京长期滞留的外来人口中，有1／3以上的人生活在“纯外来人口的家庭户”中。与过去相比，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从业人口在京逐步扎下根，外来人口中“举家迁移”进京的现象正在不断增多和日益普遍。毫无疑问，外来劳动力单身进京就业赚钱与拖家带口在京从业、生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城市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近些年在京居留的外来从业人口中“举家迁移”者的日益增多，已经在城市引发了一些特殊社会现象，如：由外来人口的“自己人”教自己子弟的“帐篷小学”等等，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绝大多数（74.7%）的“举家迁移”者将会长期居留北京，这无疑会给城市带来更加复杂的影响和问题。
1.6 整体文化素质高于流出地，但低于流入地
在北京的外来从业人口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最高，达到66.9%；其次是小学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别占15.5%和12.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这两极的人员比例都很低，分别为2.5%和2.3%。由此可见，就流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群体本身而言， 其整体文化素质并不算低。
但是若与北京市本地的从业人口相比，外来人口中高或较高文化素质（大专以上或高中以上）的人员比例明显低很多。根据1995年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北京市的从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高达18.0%；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也有27.0%。受此影响，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时，对高层次就业岗位的选择余地就非常小，绝大多数只能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脏、累、差、险”和北京人很少问津的工作。当然，如果与迁出地的从业人口总体比，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因此，在北京等特大城市就业的外来劳动力群体，是一个思想意识较新、适应环境能力较强、更愿意接受挑战、同时也更加活跃的特殊社会群体。
为了加强管理和从职业岗位需要的角度考虑，目前有的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提出了一定的限制。如：北京市的政府有关部门就明确规定进京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至少要具备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在现实留居京城的外来从业人口中，仍有近18%的人未达到此项标准。
2.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
对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特大城市而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是否向外来劳动力敞开大门、需不需要由其填补职业岗位空缺，主要取决于城市自身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和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除了考虑数量，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因此当城市自身的新增劳动力不能满足劳动力更替和扩充岗位的需要时，城市就会出现对外来劳动力的绝对需求；而在城市劳动力数量充足、只是由于其择业观念、就业渠道、工资福利待遇等“错位”产生出一部分职业、岗位空置时，城市也会有对外来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北京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无证据表明已出现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因此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主要是“结构性”的相对需求。这可以从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分布得到佐证。
2.1 北京市的劳动力供给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北京市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用工制度改革的特殊时期。因此本地劳动力的供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业人口总量及其更替状况；二是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数量及流向；三是失业、下岗及待业人员的存量与流量。
2.1.1 北京市从业人口总量及其变动趋势
80年代以来北京市从业人口总数曾经呈现持续递增的趋势，但是自1993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市从业人员总量不但变得相对稳定，而且近三年更是出现了人数略有减少的走势。今后随着北京市人口转变的完成，全市在业人口总量将会在波动中逐步减少，只是这一过程会持续较长时间，因而每年的减少幅度将不会很大。因此，就北京市自身劳动力的更替而言，在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短期内尚不会出现“绝对短缺”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对北京市未来人口发展的预测，全市潜在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大约还会继续递增8年。这之后，就会出现持续、 稳中趋降的变动趋势。同时北京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将长大成人。进入21世纪以后，他们将陆续进入需就业者的行列，新增劳动力数量的萎缩将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数量的问题之外，独生子女们生活、成长环境的空前优越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家长们“望子成龙（凤）”的全力培养、呵护下，人们不能期望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去做城市始终需要的“脏、累、差、险”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北京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相对需求；今后不仅将始终存在这类需求，而且会逐步变成数量与“结构”的混合需求。当然，随着城市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各类产业、行业的升级、换代、发展，将会“消化”一部分传统上属于“脏、差、累、险”的工种或岗位。即便如此，北京市也将会长期存在对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并且这种需要随时间的推移和城市人口状况的变化，还可能会不断强化。
2.1.2 北京城镇劳动力的供给与配置
尽管近些年北京市在业人口总量已经出现稳中略降的局面，但是每年仍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进出在业者行列或进行岗位转换，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城镇劳动力的供给与配置上。有关数据表明：最近6年， 北京城镇劳动力的供给在量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个别年份外，基本都在20万人上下。
具体到劳动力的来源及构成，可以看到：近些年北京每年20余万城镇劳动力的供给量中，占首位的是大、中专、技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1997年占到总数的46.9%），他们不仅数量逐年增加，而且在供给总量中的比例也迅速提高。从农村招收的劳动力，虽然也是近几年北京城镇劳动力供给中权重较大的一部分，并且其就业的适应面比较宽，但是他们毕竟人数有限。其他诸如“复转军人”、“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及“农转非”等各类需就业的城镇劳动力，则都是人数不多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此外，需再就业的失业人口数量也非常有限。北京城镇劳动力供给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得城镇新增及转业劳动力的就业流向和岗位需求偏于“上行”。如1997年，在城镇劳动力的配置中，上述各类人员有近60%去了“国有经济单位”；还有18%以上的人员跨入“其他各种经济单位”；只有不到8 %的人去了“城镇私营企业”或做“个体劳动者”。显然，城市所需的一些苦、累职业和熟练工种，很难由此得到充分的满足。
2.1.3 北京市失业下岗人员的存量与流量
目前北京市登记的失业人数近几年大致都在数万人左右。下岗待工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人。应该说，这类人员为填补城市现有就业岗位的空缺，提供了潜在的“资源”。但是在传统择业观念及一定的社会压力下。北京的下岗待业人员很少去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层次太低、工资也不高的职业或岗位。从而在京城形成了一方面有很多工作无人去做；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失业、待岗人员无事可做的现象。北京市失业特别是待岗人口存量有所累积。
2.2 北京市的劳动力需求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其他城市相比，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从事各种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等脑力劳动的人员较多。比如，在“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行业工作的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高达6.6%、4.6%和5.0 %（上海市的相应指标分别为4.9%、1.4%和2.6%）。其次， 虽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及比例均不算少，但是直接从事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服务人员比例偏小。如：北京市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人员只占在业人口总数的8.6%。 其中城镇单位的在业者从事“居民服务业”的只有不到4万人。再从就业者身份来看， 北京市在业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具有“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单位的就业者身分，而“私营、个体”劳动者的比例很小。因此概括地说，北京市本地居民的从业状况表现为“三多”、“三少”：脑力劳动者多、体力劳动者少；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多、基础服务业从业人员少；“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从业者多，“私营、个体”从业者少。
而在京外来人口的就业状况可以概括为“六多”：体力劳动者多、基础服务业中的就业者多、低工资就业者多、“拾遗补缺”性就业者多、周期性和季节性就业者多、“脏、累、差、险”工种的就业者多。
由此反映出：外来人口在京就业往往是作为本地人口就业的补充而存在，他们所从事的多是本地人所不屑做的工作。如：北京市本地人口从事“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的总人数超不过25万（其中还包括部分管理人员），而外来劳动力在这两个行业就业的人数不下50万人。特别是少数特殊职业，北京人几乎全部“让”给了外来劳动力，如“废旧物资回收”、修鞋、缝纫及家庭雇工等。这首先是因为本地人口在选择职业时拥有外来人口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优越条件：有户口、有住房、有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关系、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这些条件保证他们在寻找职业时有较大的选择空间。而外来人口则完全不同：没有户口、没有住房、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文化程度低，要想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拥有工作是第一位的，毫无保障的生活容不得他们等待和挑选。其次，北京市政府为了缓解本市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在对外来劳动力的管理中采取了划分“限制”、“允许”和“调剂”三类不同的工作岗位。这不仅明显地约束、规范了企事业单位的招工用人行为，而且对外来从业劳动力的职业分布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总之，从上述可以看到：城市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行为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出两者职业岗位的“互补性”，从而导致城市产生对一定数量的外来劳动力的客观需求。
3.外来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及便利条件
客观地说，大量外来人口之所以能够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顺利地扎下根、站住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找到就业岗位或赚钱门路。除了上述城市本身有对一定数量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外，城市向外来劳动力的全方位开放，也为其就业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便利条件。下面以北京为例进行分析：
3.1 近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市场经济迅速成长。一方面大规模的市政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社会竞争愈加激烈，紧张和快节奏的生活必然使居民对便利的生活服务有更迫切的需要。而北京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对消费和服务具备较强的支付能力，这就为各项社会及居民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2
北京市本地部分劳动力的择业观念仍存在明显的传统“社会定势”倾向，选择工作“就高不就低（收入和福利待遇）”、“就大不就小（单位性质）”、“就轻不就重（劳动强度）”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有相当一部分为城市所需的工作岗位无人问津。例如：虽然随着经济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本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行为日益多元化了，但是迄今为止，他们中间去“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仍占大多数（60%以上）。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流向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其他经济”单位寻求高收入。1997年，这部分人已占全部城镇新增劳动力的30%。
上述情况造成了一些就业岗位无人填补，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等待再就业。只要本地劳动力的择业观念不转变，这部分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岗位空缺就只能由外来人口来填补。这样，北京人的“择业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为外来人口在京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3 北京市本地从业劳动力的成本大大高于外来从业劳动力。 外来从业劳动力的成本大致只及本地从业人口的一半。这必然导致用工单位在招工择人时向外来劳动力倾斜。这是大量外来劳动力不断涌入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目前城市在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受益主体和受压力主体明显不一致。如：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不仅加剧了城市资源供给和基础设施的紧张，而且带来生活秩序、社会治安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为此，城市不仅要承受压力，还要为缓解压力承担责任、支付费用，是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负面影响的受压力主体；而使用外地工的用工单位则是纯受益主体，它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丰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却不必为减轻城市压力而担负任何责任和费用。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政府虽三令五申，非法用工却屡禁不止的现象。
3.4 北京是国内最大的交通枢纽和人口集散地， 独特的城市功能和人文环境吸引了各地、各个层次的人口。大量的周期性和季节性的旅游购物、开会考察，学习培训、中途转乘等类型的流动人口大大膨胀了城市对各种服务性行业的需求，这就进一步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为外来人口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与沿海一些发达的特大城市相比，流入北京市的外来劳动力，不仅可以从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进入北京市，而且周围没有经济发展水平呈梯次结构的中、小城市（城镇）的层层“截流”，使得外来劳动力得以非常便利地长驱直入。而北京市很高的地区收入水平和较为容易的挣钱环境又进一步增强了外来劳动力直接流入的驱动“强度”。
4.思考：如何看待大城市的外来劳动力流入现象
大量外来劳动力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长期滞留、就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条件，还有外在环境。对这些城市而言，由于外来从业人口与本地在业人口的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互补性”，目前对外来劳动力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需要量和如何调控管理的问题。因此，要客观、全面地看待大城市外来劳动力的流入现象及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复杂影响。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迅速发展和日常运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少在现时期，城市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拒绝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客观存在。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的正常就业和合法经营，是一种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的“合理行为”。外来劳动力在城市滞留、从业的过程中，出现对城市职业岗位的“挤占”现象，也存在部分在街边道旁非法摆摊叫卖和非法打工的情况。究其原因，关键并不在外来劳动力自身，而是城市管理体制及约束机制仍存在问题，没有及时对新情况作出充分及有效的反应。实际上，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针对外来人口在城市不断聚集、发展的趋势，正在为逐步完善外来人口管理作出积极的努力，采取了诸如矩阵管理、联合执法等措施，其中也包括进一步规范城市的劳动用工市场、引导企事业单位的招工择人行为、建立稳定的劳务基地和规范外来劳动力的从业程序等等。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对城市外来人口实施管理的主体与主导地位正在日益起到应有的作用。
其次必须承认的是，大批外来劳动力及外来人口在城市居留、生活，确实也给城市的正常生活和秩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加剧了原有的一些矛盾。如城市公共交通更为拥挤、资源（水、电等）供给愈加紧张、市容及卫生环境相对变差等等。尽管近些年城市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相对滞后，现有的扩展空间和对人口的容纳能力仍然十分有限。所以外来人口大批涌入城市，必然给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目前各地与大城市，特大城市发达程度的巨大差距，促使人口流入有着超强的驱动力。为此，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有必要对外来人口进行调控。调控的关键是大批外来劳动力的使用问题。对外来劳动力的流入，要坚持“按需择优”的原则，充分利用法律、经济及行政等各种措施，积极采取“疏”而非“堵”的方式，推动外来劳动力逐步实现“总量适度”、“分布合理”和“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有进有出的“有序流动”机制，使城市本身和外来人口能够各得其所，双方受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交流，在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人口进一步城市化将是无法回避的必由之路。因此，外来劳动力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合理流入，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有利于在城市建立更加富有活力的就业及竞争机制，满足城市多方面的服务需要，弱化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对于增强城乡交融，扩散创新，开拓进取的时代意识，加速缩小区域差异，拉动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也将起到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WW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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