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东传与韩国櫽括词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汉籍东传论文,櫽括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5-0082-12
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词文学创作史上，出现过一种非常特殊的创作方式“櫽括”，即将其他的文学作品加以改编、剪裁，使之成为词的形式。这种创作方式的萌芽出现得较早①，但正式将“櫽括”这一术语引入到填词之中，则开始于北宋中期的苏轼，其[哨遍]“为米折腰”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为词。作品前有自序云：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櫽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②
他在《与朱康叔》中对这种创作方式作了进一步说明：
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创入也。③
从中可以总结出“櫽括体”词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在形式方面，要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改编成词，使之符合词的格律要求；其次是在内容方面，虽然可以进行局部的修改，但整体上必须与原作贴合。苏轼的櫽括词还有[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櫽括韩愈《听颖师弹琴》)、[定风波]《重阳》(櫽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鹭飞”(櫽括张志和《渔歌子》)等等。在他的示范和影响下，黄庭坚、贺铸、晁补之、辛弃疾、程大昌、朱熹、刘克庄、方岳、蒋捷等宋代文人都有櫽括词传世，甚至出现了完全以创作櫽括词为业的词人林正大④。明清以降，此类櫽括词作仍是层出不穷，兴盛不衰。
在韩国历代的词作中，也可以发现一些以中国文学作品作为櫽括对象的作品。如前所述，创作櫽括词，一方面必须在形式上恪守词的格律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在内容上受到原作的制约。而这两方面对于韩国文人而言，都构成了非常大的困难。首先是词律方面，曾有韩国学者撰文指出：“高丽与中国的情形不同，长短句之词不多，而且想作词的人亦不多。由于句调与韵律互不相同之词调非常多，能加消化，以至作词之阶段为止，因为言语系统不同，这对高丽知识分子是件极其困难之事。”⑤事实上，不仅是高丽时期，即使是其后的朝鲜时代，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们在不少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感慨：
吾东方人，益斋外无作歌词者，试为之尔。⑥
吾东人鲜有作词者。⑦
敝邦音调有异，不惯此作。⑧
我东方之乐坏久已，至于操觚家、诗家之类，亦失其音响之节族。号为能香山词者，率不知五音清浊之属。览此者或不以违制律之好。⑨
朝鲜时期研究音韵的学者权万(1688-1749)也曾提及其中原因：“东人之不能乐府，坐不解音律；音律之不解，坐字音之不同也。”⑩语音系统的差异，对韩国历代文人掌握词律形成了极大的阻碍。现存历代韩国词的总数仅1250首左右，说明韩国文人在掌握词律方面确实力有不逮。其次是内容方面，创作櫽括词时，需要作者充分把握原作内容，深入领会原作情韵，然后才能根据需要加以取舍；而剪裁之后还必须不失原作本意，这就更需要櫽括者的巧思妙想。如果櫽括的对象并非本国的文学作品，而是来自异国他邦，这个过程无疑会来得格外艰辛。
不过，櫽括对象的选取不但体现了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价值评判和审美取向，而且也反映了特定的传播条件和接受心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汉籍东传与接受的背景下，考察韩国历代櫽括词的创作情况。限于篇幅，只能选择若干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别将它们与櫽括的对象相互比对，分析其不同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特点。与此同时，也结合相关的文献史料，探讨当时韩国对于相关汉籍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论述的时间包括高丽和朝鲜各个时期，为行文方便，概称为韩国)。
一、崔执钧[剔银灯词]与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崔执钧(生卒年不详，约14世纪前后在世)有一首[剔银灯词]：
昨夜细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何似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孩，老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牵系。虽一品与千钟，问白发、如何回避。
此篇曾被徐居正(1420-1488)选入韩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文总集《东文选》，只是徐氏对其文体性质判别有误，将其编入卷8“七言古诗”之中。事实上，这并不是崔执钧师心独造的创作，而是一首櫽括自中国作品的词，其櫽括的对象是北宋初期范仲淹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共如、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两者相互比较，可以发现彼此的差别非常小，崔作只是在范作的基础上改动了几个字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崔氏有意剿袭宋人的作品，这其实就是一首櫽括词。只是櫽括词一般都是改编其他体裁的作品，如诗歌、散文等等，很少会去改编属于同一文体类型的词。不过相同的情况在宋代也曾经出现过，例如北宋秦观有一首[八六子]“倚危亭”，而南宋葛长庚有一首[八六子]《戏改秦少游词》，不仅用词体来櫽括词作，而且两篇作品之间也仅有个别词句存在差异。秦观此作“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11)，后人在揣摩讽诵之余加以模拟櫽括，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葛长庚櫽括秦观词的动机，正如其在词题中所说的那样，主要是出于一种游戏的心态。那么崔执钧又是在何种心态的驱使下，来櫽括范仲淹作品的呢？范仲淹词的内容是抒写阅读《三国志》后的感想，而《三国志》一书传入韩国的时间很早，金富轼(1075-1151)编撰的《三国史记》就曾效仿过《三国志》的体例(12)。因此，崔执钧当时很有可能是在读罢《三国志》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但一时之间又辞不达意，恰好读到了范仲淹的这首词，顿时产生深获我心的感慨，于是索性就将原作略加修改，来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如果仔细比对崔执钧对范仲淹原作的改动，可以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如将“昨夜因看蜀志”改作“昨夜细看蜀志”，而绝大部分的修改都是为了使作品在内容上更明白，在形式上更整齐。例如把“争共如”改作“何似”，是将口语化的语句改为书面语；把“少痴騃”改作“少痴孩”，是将生僻的字改成浅近的字；把“少痴騃，老成尫悴”改作“少痴孩，老尫悴”，是将长短参差的句子改成整齐的对句。总之，所有的改动都是为了便于阅读和欣赏，以利于引发读者内心的共鸣。只是经过这样的改编，却无意中破坏了[剔银灯]词调在格律上的要求，这或许也可以算是韩国文人难以掌握词律的一个例证。
范仲淹的作品在14世纪左右应该已经传入韩国，因为与崔执钧生活年代相近的一些韩国文人频频提到过范仲淹。如李穑(1328-1396)《韩柳巷来过，冷坐谈笑间，朴状元子虚适至，柳巷欣然取酒肴。酬酢既罢，始觉半醉，吟成一首》云：“牧翁半醉翻多感，进退俱忧范仲淹。”(13)《夜归》：“归来门户清如水，又是忧民范仲淹。”(14)《遣兴》云：“谁知自负犹非浅，进退俱忧范仲淹。”(15)这些诗句都化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进亦忧，退亦忧”。负责编撰《东文选》的徐居正，在其诗作中也曾多次提及范仲淹。如《独坐书怀》云：“归来拟学陶元亮，忧乐曾怀范仲淹。”(16)《送上党韩公奉使朝京》云：“高名自信韩忠献，忧乐常怀范仲淹。”(17)也同样用了《岳阳楼记》中的典故。这说明他对范仲淹的生平和作品还是相当熟悉的，但他为什么会在编撰《东文选》时，对崔执钧这首櫽括自范仲淹作品的词没有察觉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词体的独特性质造成的结果。词在其发展兴起的初期，只是用来在酒宴歌席上助兴，大部分作家是不会把自己的词作收入文集之中的。范仲淹的这首词也是如此，在其文集中并未收录，而是最早见于南宋时期龚明之(1091-1182)的《中吴纪闻》(18)。当时的韩国文人虽然对范仲淹的文章比较熟悉，但像《中吴纪闻》之类的笔记作品，阅读过的人恐怕还不会很多。在崔执钧生活时代稍后的韩国文人曹伸(1450-1522)曾经说道：
中国文籍日滋月益，编录纪载之多，无虑千百。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
《朝野佥载》、严有翼《艺苑雌黄》、沈括《笔谈》、欧公《诗话》、《归田录》、《后山诗话》、惠洪《冷斋诗话》、《蔡宽夫诗话》、《唐子西语录》、《吕氏童蒙训》、《陵阳室中语》、《王直方诗话》、《潘子真诗话》、蔡絛《西清诗话》、范元实《诗眼》、葛常之《韵语阳秋》、庄季裕《鸡肋编》、赵与时《宾退录》、伍云《鸡村志》、《许彦周诗话》、《复斋漫录》、赵德麟《侯鲭录》、《桐江诗话》、《渔隐丛话》、《雪浪斋日记》、《石林诗话》、《遯斋闲览》、《高斋诗话》、《漫叟诗话》、《隐居诗话》、《古今诗话》、《沧浪诗评》、《容斋随笔》、《缃素杂记》、《青箱杂记》、《学林新编》、陶宗仪《辍耕录》、吾丘衍《闲居录》、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之类，嘉言善行，奇怪文雅，评论无遗。吾东方罕见，而仅有著载，传之不远。②
其中提到了很多中国宋、元、明时期的诗话、笔记、小说，虽然大部分书籍曹氏仅有耳闻，并没有亲眼目睹，但当时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应该还是会有不少书籍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传入韩国。崔执钧得以櫽括范仲淹的[剔银灯]词，应该是能够看到《中吴纪闻》一书的，这无疑也说明当时韩国从中国引入的典籍，在范围方面是极其广泛的。
二、郑球[清平乐]《管城子》与韩愈《毛颖传》
郑球(生卒年不详，约16世纪初期在世)有一首[清平乐]《管城子》：
强记多聪，文会日相从。系出神明物莫同，不惜拔毛策功。九丘八索厖鸿，三谟二典雍容。嘉乃勋庸封赏，黑头作管城公。
这也是一首櫽括词，櫽括的对象是唐代韩愈(768-825)的《毛颖传》(20)。为了论述简便起见，以下先将这两篇作品中的相关部分予以对照。
[清平乐]词调仅有46字，属于篇幅短小的小令，而《毛颖传》却是长达七百余言的寓言体散文。字数多寡的悬殊，也使得郑球在对原作进行改编、剪裁时煞费苦心。他在櫽括时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概括文意。例如韩愈文中为了突出毛颖的博学多才，极尽铺陈之能事，不厌其烦地历数其“纂录”、“详悉”的具体内容；而词中仅用“九丘八索厖鸿，三谟二典雍容”来加以概括，显得言简意赅。再如词中的“不惜拔毛策功”一句，实际上是将韩愈文中三处不同的叙述整合而成的。
第二种是删减内容。如词中的“系出神明物莫同”一句，在韩愈文中原本出自毛颖先祖明眎之口，说明子孙出生时的情况迥异于常人；而被櫽括入词后，省略了这一情节，转变为作者客观的叙述。此外，韩愈采用史家笔法，在叙述毛颖生平的时候有大量的故事情节；但被櫽括入词后仅保留其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其前半生的经历，其后半生因年老不称上意而被秦皇疏远等内容则被删除殆尽。
按照常理，为了便于裁剪，櫽括词与原作之间的篇幅长短不应当太过悬殊，郑球的这首作品却不然，他对原作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加工处理。就郑球本人而言，自然要非常熟悉韩愈《毛颖传》的内容；在改编取舍之际，对其运用汉语、掌握词律的能力也会有非常高的要求。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櫽括过程中对原文的概括和删减比较多，所以对于当时这首词的读者而言，如果不是对韩愈的文章烂熟于胸，恐怕是根本无法读懂这首词的，这实际上反映出韩愈作品在当时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是相当普及的。
韩愈文集传入韩国之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毛颖传》中的内容也很早被韩国文人用作典故。如徐居正《管城子，赠梁奉使》其一云：“中书老去秃难书，挥洒时时态有余。万古流传《毛颖传》，文章谁复拟琼琚？”(21)与郑球生活时代相近的崔演(1503-1549)有一篇《封管城子诰》(22)，虽然只是模仿秦皇口吻册封毛颖的游戏文章，但也说明当时文人对此文相当熟悉。而其文中“上自三坟八索九丘百家，无不强记，不失毫发”，“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也”，“予嘉乃德，曰笃不忘，爰作黑头相公”等句子，也和郑球的遣词造句相仿，或许受到过一定的启发。
韩愈文集在韩国还有不少翻印、重刻的记载，与郑球约略同时的李恒福(1556-1618)在《训炼都监印韩昌黎集跋》中提到过当时印行韩愈文集的情况：
都监自罢屯田，思所以足食者，必毛举而锥摭之无遗。间印诸书，鬻之为军储。后得安平大君所写印本教书，榻刻为活字，圆转可爱，首印是书。于是荐绅好事者，争奔走焉……后此者若循是而张大之，十年之后，东方书籍，将彬彬焉汗牛。是书之先，特为江源之滥觞也。后之君子勉之。(23)
文中提到的“安平大君”，指朝鲜时代世宗大王的第三子李瑢(1418-1453)，他因擅长元代书法家赵孟
的“松雪体”书法而闻名于世。朝鲜文宗二年(1451)曾特意依照其书写的字体来铸造活字，用以刊印书籍。而训炼都监以此重新制作活字，原本是为了牟利，而首先印行的正是《韩昌黎集》等图书，说明这些书籍在当时的需求量极大。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少韩国文人都表露出对于韩愈文章的偏爱和推崇。如许筠(1569-1618)云：“仲氏论学文章，须要熟读韩文，先立门户。”(24)强调熟读韩愈之文，以此作为学习创作的基础。张维(1587-1638)在自述其创作经历时说：“十六，从外舅仙源公受昌黎文数十篇，读未几，便省古文机括，时时仿效作文词……为文颇得韩柳篇法，不作陈冗语。”(25)以切身的经验说明了当时韩国人对于韩愈文章的重视。
不过，韩愈的《毛颖传》等文章构思奇特，富有小说意味，性质与一般的古文颇有差异，因此在问世之后，引起过不少非议。其友人张籍(766？-830？)还曾经屡屡致书，提出批评，认为韩愈“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有以累于令德”，“是戏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义之道也”(26)。而在韩国，类似的批评意见也有不少。如李光庭(1674-1756)《答松月斋李公论王道表》云：
如下教所谓《毛颖传》之类，又奚足道哉。(27)
李献庆(1719-1791)《答李台甫承延论文书》云：
常怪韩退之学道之士也，犹多少年之戏，如为《毛颖传》、《石鼎联句》……何其不自贵重如是哉！此皆仆之所深戒。(25)
朴胤源(1734-1799)《答吴上敬》云：
愚尝以昌黎《毛颖传》为浮虚之笔戏，顽然一物，岂足以人样称之乎？此在作者不当效也。(29)
都认为《毛颖传》一类作品不足称道，更不值得后学效仿。当然也有一些肯定的意见。如赵龟命(1693-1737)《赠郑生锡儒序》云：
韩昌黎始以古文倡于唐，然而其文不为摹拟，务自己出……《毛颖传》、《张中丞叙》似司马迁……此皆游戏偶然。然就其篇中，求一句一字之假窃蹈袭，不可得也。(30)
《毛颖传》采用史传的形式，在文体上比较特别。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已经提到：“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31)赵龟命也同样将《毛颖传》等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并和韩愈“词必己出”的创作理念相互印证，评价相当高。又如吴载纯(1727-1792)《书灵巢上梁文后》云：
昔韩退之为《毛颖传》，其文亦滑稽，读者怪之。然退之之志，则嘉其功耳。故君子之于文，非有惩创劝戒之旨，不足以书；其可书者，虽滑稽，不害乎书也。(32)
认为《毛颖传》虽然看似谐谑滑稽，实际上别有寄托，寓有政教风化的旨趣。虽然所论未必符合韩愈的初衷，但竭力为其辩护，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文的欣赏。
上面这些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反映出韩愈作品在韩国的流传、接受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存在着非常复杂曲折的情况，这也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而各种批评意见的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直接议论得失，也不妨间接流露褒贬。作家的诗文创作活动有时也包含着某种文学批评的意味，郑球选择把《毛颖传》櫽括入词，已经暗示出他对于这篇作品的偏好，其实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篇作品的评价。
三、申光汉[忆王孙]《戏赠童女八娘》与杜牧《叹花》
晚唐诗人杜牧(803-853)的作品在宋代颇受词人偏爱，苏轼[定风波]《重阳》、贺铸[太平时]《晚云高》、朱熹[水调歌头]《櫽括杜牧之齐山诗》等，都曾将其诗作櫽括为词。而在韩国词中，也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即申光汉的[忆王孙]《戏赠童女八娘》：
寻花太早误开期，却恐重来较又迟。风摆成阴未几时。叹仳离，莫负当年杜牧之。
这首词櫽括的对象正是杜牧的《叹花》诗：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33)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申氏之作只是化用杜诗中的典故，实则不然。作家用典只是择取他人作品的某一部分来构成自己作品的一部分，而不会将原作的全部内容悉数纳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从内容上看，申氏之词基本忠实于杜牧原作，应该属于櫽括词之列。
櫽括词的作者大多只是在作品的题、序中提及自己櫽括的对象，像申氏这样直接在词的正文中提及櫽括对象的情况比较少。不过，在宋人櫽括词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先例。如米有仁(1069-1151)[念奴娇]《裁成渊明归去来辞》云：“阑干倚处。戏裁成、彭泽当年奇语。”叶梦得(1077-1148)[念奴娇]《南归渡扬子作，杂用渊明语》云：“故山渐近，念渊明归意，翛然谁论。”都在正文中提到了櫽括对象陶渊明的名字。
杜牧的文集在高丽时期已经传入韩国，这首《叹花》诗也引起过不少韩国文人的关注。如李奎报(1168-1241)《四月十一日，与客行园中，得蔷薇于丛薄间，久为凡卉所困，生意甚微。予即薙草封植，埋以土，撑以架。后数日见之，叶既繁茂，花亦晔盛。于是因物有感，作长短句，以示全履之》云：“又不见杜牧湖州去较迟，深红落尽已是成阴结子时。”(34)《书记使名妓第一红奉简乞诗，走笔赠之》云：“云作双鬟月作眉，刀头相见更何时。十年不作湖州守，长笑多情杜牧之。”(35)李穑《读樊川集，题其后》：“绿叶成阴子满枝，湖洲水戏负前期。非关杜牧寻春晚，自是周墀拜相迟。”(36)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了这首《叹花》诗的典故。
不过要了解申光汉櫽括此诗的动机，还必须了解杜牧当时创作的背景。宋人计有功(生卒年不详，约12世纪前半期在世)在《唐诗纪事》中记载了《叹花》诗的创作缘由：
牧佐宣城幕，游湖州，刺史崔君，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令牧间行，阅奇丽，得垂髫者十余岁。后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怅而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37)
由此可知，杜牧创作此诗是因为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昔日钟情过的女性，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咏物写景，而是以物喻人，借物抒怀。而申光汉创作这首词是为了“赠童女八娘”，与杜牧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难免会触景生情，联想到这首《叹花》诗。不过，杜牧在诗中表达的是时过境迁的慨叹，透露出无奈、怅惘的心绪；申光汉则在词中寄托了来日重逢的希望，流露出戏谑、调侃的口吻。说明申光汉在櫽括过程中并不完全是被动地要与原作无限贴近乃至被其同化，而是对原作进行了部分的再创造，以符合当时实际的状况。
与申光汉同一时代的权应仁(1500？-1560？)曾经提到：“今世诗学，专尚晚唐。”(38)说明当时韩国文坛对于晚唐诗歌非常推崇。作为晚唐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杜牧的诗作自然会得到世人普遍的爱好，这也体现在杜牧诗文集的刊刻上。如佚名注《樊川文集夹注》是目前所知杜牧文集的首个注本，现存最早的有韩国奎章阁所藏1415年朝鲜公山刻本的残本；完整的版本则有1440年朝鲜全罗道锦山刻本，该书卷末有郑坤跋语云：
小杜诗古称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多鲁鱼，学者病之。今监司权公克和与经历李君蓄议之，符下知锦山郡事李君赖，令详校前本之讹谬而刊之。始于庚申三月，历数月而告成。公之嘉惠学者，其可量哉！前通政大夫、成均大司成、知制教郑坤跋。(39)
笔者曾对此《樊川文集夹注》作过研究，发现此本与中国明代嘉靖年间翻宋刻本相比，有不少地方都更加接近旧编原貌；虽然在文字上有一些错漏讹舛，不可尽信，但仍有很多优长之处可以弥补通行本的疏漏(40)。这些都表明当日刊行时所依据的底本确为善本，其校勘质量也较高，从中也可以看出韩国文人对于杜牧的重视。近代目录版本学家杨守敬(1839-1915)则对其注者情况加以推断，认为：“注中引北宋人诗话、说部，又引《唐十道志》、《春秋后语》、《广志》等书甚多，知其得见原书，非从贩鬻而出，当为南宋人也。自来著录家无道及者，岂即朝鲜人所撰与？”(41)即使此推论有误，《夹注》本在韩国曾经广泛地流行传播仍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申光汉的这首櫽括词也可以窥其一斑。
四、洪迪[念奴娇]《北窗清风》与陶渊明诗文
苏轼(1036-1101)[哨遍]“为米折腰”是第一首以“櫽括”为名的词，取材的对象是陶渊明(369-427)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地位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的作品也成为不少词人櫽括的对象。在韩国词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作品，即洪迪(1549-1591)的[念奴娇]：
夜半谁移泽里山，且看神州陆沉。归来独卧北窗下，犹是晋家日月。清风徐来，葛巾高岸，萧萧吹白发。可笑此翁心事，世人谁识？不厌开襟，终夕微凉，满面幽怀更清绝。自谓羲皇以上客，□傲视尘中物。五柳阴阴，三径寂寂，生涯此亦足。风声远激百岁，懦夫犹立。
这是一首取材于陶渊明作品的櫽括词，但与前文所述的几首櫽括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櫽括的对象并不局限在某一篇作品中，而是包括了陶渊明的不少诗文作品(42)。以下先通过列表的形式来表示其词句的出处：
像洪迪这样，将陶渊明的几篇作品一起櫽括在一首词里，在宋人的词作中也有过一些先例。如叶梦得[念奴娇]《南归渡扬子作，杂用渊明语》就以《归去来兮辞》为主，又结合了《饮酒二十首》之五；赵鼎(1085-1147)[满庭芳]《九日用渊明二诗作》，则取材于《己酉岁九月九日》和《九日闲居》两首诗。只是洪迪所櫽括的篇什数量和内容比起叶、赵等人来更为丰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对整部陶集的内容全局在胸，才能在櫽括时得心应手，取舍自如。同时，由于这首词取材的范围并不限于某一篇特定的作品，因此也就不存在保留原作整体意蕴的问题。洪迪的这首櫽括词实际上是借助陶渊明的作品，并参照后世部分对于陶渊明的评论，来展现自己对于陶渊明的整体认识和评价。
陶渊明或许是在韩国历史上产生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历代模拟、仿效陶渊明诗文的作品层出不穷，在作品中提及陶渊明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44)。例如高丽时期的李仁老(1152-1220)在《卧陶轩记》中说：
夫陶潜，晋人也。仆生于相去千有余岁之后，语音不相闻，形容不相接，但于黄卷间，时时相对，颇熟其为人。然潜作诗不尚藻饰，自有天然奇趣，似枯而实腴，似疏而实密。诗家仰之，若孔门之视伯夷也。(45)
虽然他与陶渊明之间时代相隔邈远，却能通过阅读作品来尚友古人，并对其诗风作了高度的评价。
另一位高丽时期的文人李奎报在其《白云小说》中说：
陶靖节诗，怡然和静，如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余欲效其体，终不得仿佛，尤可笑也。(46)
同样高度评价了陶诗，并对自己的效颦之举感到可笑。他在《读陶潜诗》中说：
吾爱陶渊明，吐语淡而粹。常抚无弦琴，其诗一如此。至音本无声，何劳弦上指。至言本无文，安事雕凿费。平和出天然，久嚼知醇味。解印归田园，逍遥三径里。无酒亦从人，颓然日日醉。一榻卧羲皇，清风飒然至。熙熙太古民，岌岌卓行士。读诗想见人，千载仰高义。(47)
已经将不少陶渊明作品的词句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来表现自己阅读陶诗后的感受。从内容上讲，可以说已经开了洪迪的先河。李奎报是韩国汉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洪迪在创作櫽括词时或许也受到了这首《读陶潜诗》的启发。
陶渊明集在韩国也有不少刊刻印行的记载，如与洪迪同时而稍前的郑惟吉(1515-1588)有一篇《陶靖节集跋应制》：
古之文章之士，有集之传于世，尚矣。然不过骋词藻、工雕琢，取悦于一时，流名于后代而已。至于性情之真，出处之正，馥郁于简编，昭晣于宇宙，使读之者惕然起敬于千百载之下者，其惟靖节集乎？恭惟主上殿下，聪明冠古，缉熙加功。其于朝夕经筵，讲论经史，沉潜反复之外，凡诸子百家之粹驳异同，靡不旁搜远览。有可以补文治、关世敎者，率皆泾渭于睿鉴。于是乎特举是秋，令儒臣参定，而命有司监印，命图画署别提金禔图其迹，又命臣惟吉题其卷后。臣窃观渊明终始，古人论之备矣。所谓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饥则乞食，饱则迎客。以此一节，断尽渊明心事者得矣。然身在柴桑，志专宗国，迹参鱼鸟，忠贯日星。其清风高节，有不可以笔札形容者，则昭明之所不能传，延年之所不能诔也。是以其发为诗文者，独超众类，高不可并，旷不可邻，淡泊乎有大羹之真味焉，窅默乎有咸池之遗响焉，可以上列于《三百篇》之间，奚但为学诗者之门庭而止哉？九原已矣，思其人而不可作，所以搜抉余芬，点化遗像，使之焜耀人目，激砺颓风，其惓惓于大闲急务，而扶植教导之方，实寓于茫运窅化之中，斯盛举也。呜呼！世代有前后之殊，遭逢无古今之别。圣心虚伫，恨不同时。渊明有知，应感异代。读是集者，其必意会于此，然后庶不失观诗之旨矣。万历十一年月日奉教跋。(48)
万历十一年(1583)正值朝鲜宣祖在位期间。文中提及宣祖对于此次刊行陶渊明文集非常重视，组织儒臣参与校定，设有专人负责监印，另外责成图画署官员描绘陶渊明图像，命令郑惟吉撰写题跋。如此郑重其事，说明当时朝野上下对于陶渊明的诗文有着非常普遍的推崇与爱好。郑惟吉在文中还对陶渊明的人格及诗文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由于代表了官方的最高意志，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显然会起到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洪迪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创作出櫽括了众多陶渊明诗文作品的[念奴娇]词来，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五、赵冕镐[洞仙歌]《櫽括〈桃李园序〉》与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赵冕镐(1803-1887)是韩国历代文人当中创作词最多的作家之—，在他的词作中也有一首櫽括词，即[洞仙歌]《櫽括〈桃李园序〉》云：
浮生若梦，问为欢终始。秉烛春游古人是。万物之逆旅，天地无情，光阴者，百代过人客子。惠连同俊秀，康乐咏歌，桃李芳园招我以。游赏高谈处，乐事天伦，长若此、醉花前月里。且要雅怀伸，有佳诗，金谷酒分明，不容罚尔。
这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首直接在词题中标明“櫽括”二字的韩国词，说明作者有着较为自觉的櫽括意识。其櫽括的对象是唐代李白(701-762)的散文《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49)
中国南宋时期的词人林正大也有一首櫽括此文的[临江仙]词，可以在此作为比较的对象：
须信乾坤如逆旅，都来一梦浮生。夜游秉烛尽欢情。阳春烟景媚，乐事史来并。座上群公皆俊秀，高谈幽赏俱清。飞觞醉月莫辞频。休论金谷罚，七步看诗成。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全文共119字，[洞仙歌]词调共84字，两者相差并不太多。所以赵冕镐在櫽括时除了“良有以也”、“大块假我以文章”等少数句子外，把其余内容悉数改编入词中，而且也尽可能使用原文的字句。而[临江仙]词调仅60字，只有原作篇幅的一半左右，因此林正大在櫽括过程中就将原作的很多内容省略了，同时也较多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櫽括，如“七步看诗成”一句就是原作中所没有的内容。因此，比起林正大，赵冕镐的櫽括词在内容上更加贴近原文的风貌。而李白原作是不押韵的散文，要将之改编为合律押韵的词，同时又要尽量保存原作内容，不做过多个人的发挥，这对于櫽括者的创作技能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做到这一点，赵冕镐对原文做了不少的调整和拼接，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语及词律的娴熟运用能力。
李白的作品从高丽时期开始传入韩国，李奎报在《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木芍药》中就已经提到过他的作品(50)。李白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是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韩国文人对此文非常偏爱。如李冈(1333-1368)《予不乐乐，故作长诗以代歌》云：“曾闻谪仙嫌昼短，愿言夜夜长秉烛。”(51)洪逸童(？-1464)《任子深邀我游汉江，招刚中，用洪武正韵》：“劝君以苏长公赤壁之游，请君以王右军兰亭之会，期君以李谪仙园中之宴，共君以欧太守亭上之醉。”(52)徐居正《又次日休陪左相游西湖韵》其五：“序追桃李会，诗胜渼陂吟。”(53)都以此文作为典故，说明韩国人对此相当熟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位韩国文人洪宇远(1605-1687)的一首诗《春夜宴桃李园》：
行子过逆旅，草草俄顷尔。浮生宇宙间，何以异于此。昨日青丝发，今朝雪相似。四序迭推迁，光阴若流水。清夜秉烛游，古人良有以。眷彼芳园中，交开桃与李。白白复红红，烟景烂绣绮。青春莫虚掷，人生行乐耳。况乃群季贤，风格竞秀美。玉树吐奇葩，惠连堪并比。纵我惭康乐，文章颇自喜。良宵发兴新，皓月照樽里。开筵叙天伦，和气蔼兰芷。花枝折作筹，羽觞湛绿蚁。好风从东来，缤缤吹落蕊。婵娟香姬御，朱颜粲玉齿。清谈散琼屑，佳句擢肝髓。语豪鬼神惊，笔健风雨起。纷纷金谷杯，谑浪笑相视。星河耿欲斜，取乐殊未已。轩冕一浮云，虚名何足恃。达人外形骸，庸夫恋弊屣。风尘局促生，何似痛饮死。(54)
全诗不但櫽括了《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的全部内容，另外又有不少作者自己的发挥和引申。例如“昨日青丝发，今朝雪相似”两句化用了李白《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句意；“语豪鬼神惊，笔健风雨起”两句化用了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句意。这就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使得全诗篇幅几近原作的两倍。
上面所举的徐居正、洪宇远、赵冕镐等人的作品，在创作时所参考的李白原文，可能都出自《古文真宝》。该书在后集中收录了李白的两篇散文，本文即为其中之一。但题目并不是李白文集中所作的“桃花园序”，而是改为了“桃李园序”，原文中的“会桃花之芳园”也被改为“会桃李之芳园”(55)。而这些改动恰好与徐居正诗中的“序追桃李会”、洪宇远诗题中的“春夜宴桃李园”和正文中的“交开桃与李”、赵冕镐词序中的“櫽括《桃李园序》”以及正文中的“桃李芳园招我以”相吻合。这说明他们当时依据的正是《古文真宝》而不是李白文集。
《古文真宝》是韩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中国诗文选本之一，在高丽、朝鲜两朝翻刻极多，流传相当广泛(56)。韩国历代文献中都有不少翻刻此书的记载。例如金宗直(1431-1492)在《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跋》中提到过该书流传入韩国以后的刊行情况，并对该书的价值作了一番评定：
自流入东土，壄隐田先生首刊于合浦，厥后继刊于管城，二本互有增减。景泰初，翰林侍读倪先生将今本以遗我东方。其诗若文，视旧倍蓰，号为大全。汉、晋、唐、宋奇闲儁越之作，会稡于是。而骈四俪六，排比声律者，虽雕绘如锦绣，豪壮如鼓吹，亦有所不取。又且参之以濂溪关洛性命之说，使后之学为文章者，知有所根柢焉。呜呼，此其所以为真宝也欤！然而此书不能盛行于世，盖铸字随印随坏，非如板本一完之后，可恣意以印也。前监司李相公恕长尝慨于兹，以传家一帙，嘱之晋阳。今监司吴相公伯昌继督。牧使柳公良、判官崔侯荣敬承二相之志，力调工费，未期月而讫功。将见是书之流布三韩，如菽粟布帛焉。家储而人诵，竞为之则。盛朝之文章法度，可以凌晋、唐、宋，而媲美周、汉矣。夫如是则数君子规画锓梓之功，为如何也？(57)
文中提到《古文真宝》传入韩国之后，先由田禄生(1318-1375)在合浦、管城两地先后刊行，内容互有增减；至明代景泰(1450-1457)初，又从中国得到了新的版本，收录作品的数量较以前的版本更多。但由于此前一直采用铸字排印，无法长期大量印刷，以致该书不能盛行于世。所以李恕长、吴伯昌、柳公良、崔侯荣等人又重新雕版付梓，以利于此书的流通传播。至于本书的价值，金宗直认为全书荟萃了中国汉、晋、唐、宋历代的名篇佳作，对于初学文章者而言，起到了基础和准则的作用。《古文真宝》在后世也一直盛行不衰。例如朴世采(1631-1695)《跋新定〈自警编〉》云：“东人有言：《自警编》学问，《古文真宝》文章。盖谓用功近而收效多也。”(58)金锡胄(1634-1684)《古文百选序》云：“近世选文者，西山有《真宝》，谢氏有《轨范》，是二书最盛行于今。”(59)都说明该书在韩国传播之广泛及影响之深远。因此，赵冕镐在创作櫽括词时，取材于《古文真宝》也是事出有因的。
六、结语
以上研究了韩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五首櫽括词，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取材的对象都是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从中可以发现韩国历代文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偏好，也折射出中国文化对于韩国的深远影响。这些被櫽括的对象体裁多样，包括从东晋至赵宋时期的诗歌、散文和词，而且作品的出处各不相同，有的出自作家个人的文集，有的出自于笔记，有的则出自诗文总集，这也反映出汉籍在东传过程中流传和接受的一些情况。韩国文人在櫽括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了运用汉语的能力以及掌握词律的水平。櫽括词的创作还具有文学批评的意味，这些被櫽括的作品代表了历代韩国文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经典。
除此以外，櫽括词的出现，对于词这种体裁在韩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助作用。因为词体在最初兴起的时候，就与注重“言志”、讲究“兴观群怨”的诗歌存有极大的差异，并不关注政教风化，而是更侧重于“簸弄风月，陶写性情”，因而形成了“词为诗余”的观念，这甚至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在韩国词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认识。例如洪醇浩(1766-？)在其[满庭芳]《咏梅》词的序言中就提到：“凡词之作，自温、李而下，其语淫艳鄙亵，殆非丈夫所为。”这种观念的存在，对于词体的正常发展显然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櫽括词的情况比较特殊，正如南宋词人林正大在其櫽括词专集《风雅遗韵》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创作櫽括词“不惟燕寓欢情，亦足以想像昔贤之高致”。由于作品櫽括的对象大多是历代公认的经典的诗歌、散文作品，所以作家可以较为从容地从事词的创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推尊词体的作用。
注释：
①例如北宋初期晏几道[临江仙]词前半阕櫽括唐代诗人张籍《赠王建》诗。参见吴承学：《论宋代櫽括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本文引宋人词作，均据唐圭璋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以下不另注明。
③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89页。
④有关宋人櫽括词的研究，可参见罗忼烈：《宋词杂体》(《两小山斋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吴承学：《论宋代櫽括词》(《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日]内山精也：《两宋櫽括词考》(朱刚译，《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彭国忠：《櫽括体词浅论——以宋人的创作为中心》(《词学》第16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入氏著《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⑤[韩]车柱环：《高丽与中国词学的比较研究》，《词学》第9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申光汉(1484-1555)：[满江红]《戏赠歌姬满园红》“序”。按：益斋指李齐贤(1287-1367)，高丽晚期著名文人，有《益斋长短句》。引文据[韩]柳己洙编：《历代韩国词总集》，
：
。本文所引韩国词作均据此书，以下不另注明。原书标点差错及字句讹误均随文改正，不另注明。参见杨焄：《〈历代韩国词总集〉匡补》，载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25辑，2009年7月。
⑦申光汉：[夏初临]“跋”。
⑧苏世让(1486-1562)：[蝶恋花]“序”。
⑨高圣谦(1810-1886)：《玉渊诸胜》“组词：跋”。
⑩权万：《江左先生文集》卷6《译解声韵考证序》，《韩国文集丛刊》本，
。
(11)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13“秦杜八六子”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72页。
(12)徐居正：《四佳文集》卷4《三国史节要序》：“金富轼法陈寿《三国志》，撰《三国史》。”《韩国文集丛刊》本，。
(13)李穑：《牧隐稿·牧隐诗稿》卷15，《韩国文集丛刊》本，。
(14)李穑：《牧隐稿·牧隐诗稿》卷20，《韩国文集丛刊》本，。
(15)李穑：《牧隐稿·牧隐诗稿》卷27，《韩国文集丛刊》本，。
(16)徐居正：《四佳诗集》卷28，《韩国文集丛刊》本，。
(17)徐居正：《四佳诗集》卷44，《韩国文集丛刊》本，。
(18)龚明之著，孙菊园点校：《中吴纪闻》卷5“范文正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9)曹伸：《
闻琐录》卷3，据[韩]赵锺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年。
(20)以下引韩愈《毛颖传》文据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1)徐居正：《四佳诗集》卷7，《韩国文集丛刊》本，。
(22)崔演：《艮斋先生文集》卷11，《韩国文集丛刊》本，。
(23)李恒福：《白沙先生集》卷2，《韩国文集丛刊》本，。
(24)许筠：《鹤山樵谈》，引文据[韩]赵锺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年。
(25)张维：《谿谷先生漫笔》卷1“余之平生学习来历”，《韩国文集丛刊》本，。
(26)张籍：《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全唐文》卷68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7)李光庭：《呐隐先生文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本，。
(28)李献庆：《艮翁先生文集》卷13，《韩国文集丛刊》本，。
(29)朴胤源：《近斋集》卷13，《韩国文集丛刊》本，。
(30)赵龟命：《东谿集》卷1，《韩国文集丛刊》本，。
(3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32)吴载纯：《醇庵集》卷6，《韩国文集丛刊》本，。
(33)引文据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樊川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34)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本，。
(35)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6，《韩国文集丛刊》本，。
(36)李穑：《牧隐稿·牧隐诗稿》卷8，《韩国文集丛刊》本，。
(37)计有功：《唐诗纪事》卷56《杜牧》，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第849页。
(38)权应仁：《松溪漫录》卷下，引文据[韩]赵锺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年。
(39)引文据《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
(40)杨焄：《论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41)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1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42)以下引陶渊明诗文及相关评论均据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3)个别句子也化用了其他人的作品，如首句“夜半谁移泽里山”即化用黄庭坚《追和东坡壶中九华》“有人夜半持山去”之句。
(44)有关韩国历代文人模拟、仿效陶渊明作品的研究，可参[韩]赵载亿：《韩国诗歌
陶渊明
影响》(《文湖》第5辑)；[韩]李昌龙：《高丽诗人
陶渊明》(《建大学术志》第16辑)；[韩]李昌龙：《李朝文学陶渊明》(《建大学术志》第18辑)；[韩]金周淳：《〈归去来辞〉对朝鲜诗歌之影响》(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词赋文学论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韩]南润秀：《韩国“和陶辞”研究》(：亦乐图出版，2004年)。
(45)徐居正编：《东文选》卷65，
。
(46)李奎报：《白云小说》，引文据[韩]赵锺业编：《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年。
(47)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14，《韩国文集丛刊》本，。
(48)郑惟吉：《林塘遗稿》卷下，《韩国文集丛刊》本，。
(49)引文据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50)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4，《韩国文集丛刊》本，。
(51)徐居正编：《东文选》卷7，。
(52)徐居正编：《东文选》卷8，。
(53)徐居正：《四佳诗集》卷8，《韩国文集丛刊》本，。
(54)洪宇远：《南坡先生文集》卷3，《韩国文集丛刊》本，。
(55)现存李白别集及《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宋代总集均作“桃花园”，惟清康熙间所编《古文观止》作“桃李园”。
(56)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57)转引自田禄生：《埜隐先生逸稿》卷4“附录”，《韩国文集丛刊》本，。
(58)朴世采：《南溪先生朴文纯公文正集》卷69，《韩国文集丛刊》本，。
(59)金锡冑：《息庵先生遗稿》卷8，《韩国文集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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