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发展观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发展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6）04—0051—（04）
政治发展是指“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的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一般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1] 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界定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和进步即中国政治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过程。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观，从而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航向，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历史方位
邓小平政治发展观是在全球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潮流背景下，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邓小平政治发展观是对全球政治发展民主化潮流的回应。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世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化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主题和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正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主化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因为民主作为目的，是政治价值的最高体现；民主作为手段，是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公平分配的有效机制，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是保持政治效率持续有效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国政治发展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168 他把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既顺应了全球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潮流，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二，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今天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沉淀的政治发展，过去的政治发展总是今天政治发展的基础”。[3]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也构成了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理论反思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1957年后党内的“左”倾错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生了重大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于民主和法制的严重践踏，打断了中国正常的政治发展进程，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我们在民主理论、民主实践两方面的缺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4] 可见，邓小平对民主的关切和尊崇，是以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历史反思为背景的，这种反思使邓小平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政治上发展民主。
第三，邓小平政治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在政治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邓小平政治发展观提供了认识发展的理论生长点和历史发展的理论空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民主问题并进行了探索：“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 对于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如何实行政治统治的问题，马恩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可以利用民主共和制这一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肯定了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马恩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及其基本原则的思想，但没有对社会主义民主作系统地研究。
列宁最早明确提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他在1916年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6] 在列宁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他虽然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上议程并进行了尝试，但总的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把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变为实际的问题。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艰辛地探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如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但他只是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把民主作为一种工作作风、方法，没有切实地把建设高度民主作为重要目标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后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取代民主政治建设，导致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中断。
可见，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对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往并未完全搞清楚，在实践中走了不少弯路。因此，系统解答这一课题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二、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推动政治发展，主要包括：
第一，政治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7] 实现这三个目标，都涉及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有三个重要思想：第一，从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高度阐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2]168 社会主义经济是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平等，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反映到政治上，即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二，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角度，阐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168 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才能极大地调动和发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第三，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揭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
第二，政治发展的原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其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8]341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8]341—342 二是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9] 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不搞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第三，政治发展的途径，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中国是一个经历过长期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家，法治传统极为缺乏。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时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所谓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是一方面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民主建设实践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方针政策，逐步变成为具体的制度，并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要依靠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使社会主义民主上升为制度、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才能使民主获得真正的保障和切实的体现。
第四，政治发展的特征，是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中实现政治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人口众多，“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11] 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12] 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对于政治改革的保障作用，始终将其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以普选问题说明程序和稳定的重要。邓小平认为：第一，普选并不就一定能够选出人民所需要的人；第二，“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13] 第三，“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4] 因此，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5] 国内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有序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这是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发展的现实要求。
总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法制来保证民主；要实现“依法治国”，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通过法制制约领导人的行为，造成全社会都依照法制运行的状况；体制改革要在稳定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构成了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三、邓小平政治发展观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拓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模式。对当代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49 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正式开始的。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沿袭了原苏联所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建国初期，这一政治模式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以及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历史进程中它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发展？这不仅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樊篱，而且也没有沿袭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老路，走了一条独创的新道路。它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模式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随后的磨难之后，能够以自身的改革来实现新的飞跃。
第二，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途径。与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相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讲，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邓小平提出通过健全法制来实现人民民主，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6] 1980年他在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7]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在痛斥权力过分集中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8] 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他把民主、法制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提出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航向。
第三，提出了用经济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思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融入现代文明的动力是改革。中国改革的初衷和原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一方面，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灾难，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9]194 “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19]195 因此，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便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执政党政治发展观的重大转变。这不仅意味着执政党由传统意义的革命政党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党，而且还意味着中共的执政方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此意义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支撑，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之上，否则，即使借用现代民主的一些手段和形式，也只是徒有民主的外壳而已。而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来就不是纯经济的改革，这不仅是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更主要的是中国改革前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高度统合的。这就决定了完全不涉及政治、搞纯经济体制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说，任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都必然会涉及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职能，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执政党在行政体制及经济实体中的角色与功能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必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相适应、相配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21] 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上，邓小平提出了用经济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新思路。因此，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同样也包含着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
西方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总是如此”。[22]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新答案。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观，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而且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收稿日期：200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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